战场与民众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作为战场的中国，民众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军人。被动员到战场的日本士兵虽然是普通的日本人，却杀害了无辜的普通中国民众，践踏了他们的家园。那么，在战场上身份很明确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平时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1943年，日本宫城县的森伊佐雄接到征兵令。村里的邻居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在神社特地安排了祈祷武运长久的祭祀典礼，村长致送别词，然后在鼓乐声中把他送到火车站。车站上，人们唱着军歌，挥动着太阳旗，还不断传来“万岁”的口号声。此刻的森伊佐雄心中充满了自豪，想“如不在军队中立功”，“都无颜回再见父老乡亲”了。
但到了军队后，充斥在很多士兵耳朵中的却是“你们不过就是一钱五厘的战争消费品”那样的话。“一钱五厘”指的是寄出征兵令所需的邮费。而当时，与只需一钱五厘就能随时补充的士兵相比，军马的价值更高。不如一匹战马值钱的士兵，在兵营中经常受到来自老兵和上司的私刑，体罚和殴打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还要参加严格的训练和繁重的劳动。通过这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士兵们要适应严格的身体训练和苛刻的日常起居要求，渐渐地“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日本兵们就是这样被逐渐训练成“杀人者”的。为适应战场环境，师团长曾下令让士兵对绑在柱子上的俘虏实施杀戮。有的新兵接到这样的军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中国俘虏。见士兵犹豫，军官在一旁怒吼：“笨蛋，你的面前是敌人，快动手！”被这种喊声震慑后，士兵终于向前挥出了胳膊，于是周围的老兵发出赞许：“你现在成为一名军人了，祝贺你”。
辗转于战场的日军老兵们在回忆当时情况时，经常会提到这样一句话：“军队生活需几分运气”。被分配到哪个部队，在哪个地方作战，摊上什么样的指挥官，往往决定了生与死，这都靠运气。新兵到了残酷的战场，越来越感到与战友们有一种“吃在一个锅里，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情”。一旦战友突然死去，就使得那些以前“连一只苍蝇都不敢拍死”的士兵变成了“杀人魔鬼”，把刺刀无情地刺向同样希冀活下来的中国士兵，甚至用木棒、石头砸向他们的脑袋，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自认为是为战友报了仇。而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把战场变成了“人间地狱”。
据推算，死于太平洋战争的日军有212万，而其中因疾病和营养不良即广义的“战病死”的死亡约128万，超过了死亡总数的60%。死在中国战场上的46万士兵中，有一半以上是因营养不良死亡，而菲律宾战区50万死亡士兵中，由饥饿导致的死亡约40万。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夺取日军生命的最大敌人并非枪炮，反倒是日军本身。
“皇军”还将民众也卷入到他们制造的“人间地狱”中。山西盂县的中国民众就体验到了没有任何“运气”可言的真正的“人间地狱”。
1937年，盂县就已设立有共产党支部。1938年1月，日军攻占盂县县城后，这里成为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前沿阵地。1940年夏，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打响，盂县西部的重要阵地西烟镇被抗日势力攻占。但是到了1940年冬天，日军再次入侵河东村并构筑了阵地，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于是，包括河东村在内的其他邻近村落由此坠入到了战争深渊。
这一时期日军作战有两大目的：一是夺回被抗日势力控制的各村落，二是破坏各村落中的抗日份子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作为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时隔两天由日军分别在西烟镇和南社实施的大规模屠杀。
1941年4月，进驻河东村的日军及警备队（日军占领地的傀儡政权所属军队）突袭西烟镇，四十多名无辜民众惨遭杀害。一名妇女看到邻居家的老人遇难后躲到了屋里，跟随其后的日军毒打她的父母，并将这名妇女轮奸。之后，又用驴子将她拉到河东村，使其遭受了长达四十多天的性暴力伤害。
两天后，惨剧在南社再度发生。日军和警备队兵分两路进村，杀害了数十名村民，还将数十名村民抓到河东村。日军残酷地拷问抓来的男性，逼他们说出共产党组织的信息，而对女性则连续多日实施性暴力。直到拿到赎金后才将她们放回家。
日本侵华时期被破坏的村庄和人民
盂县陷入战争深渊之后，在民众的面前有三条道路：一是与八路军协手“抗日”，但那样就会遭到残酷的“清剿”；二是为逃脱日军杀戮，一方面应付日军，一方面与抗日势力保持联系。村子里有“正式”和“地下”两个村长；三是如河东村一样，为守住家园，建立与日军合作的组织“维持会”，但那样不仅物资和劳动力被大量征用，甚至需要忍受连妇女也会被征用的苦痛。
后方生活和民众
在战时状态下，后方民众的生活也与战争紧密关联。在强化动员的体制下，日本女学生不自觉地演变为“军国少女”。以天皇制为基础的殖民统治，还将朝鲜和台湾的青年动员到了侵略战争中，而战争则扭曲了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性。
下面是一名16岁上高中4年级的日本少女在1942年6月11日写下的日记：
从昨晚的广播和今天早上老师那里听说：皇军攻击了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Dutch Harbor）和中途岛。真不知如何用言语来表达心中对日本军队的感激。希望我的这份心情能够越过遥远的印度洋，传到马达加斯加，传到澳大利亚的悉尼港。我们也必须努力，绝不能输给军队。
第三节课学习“插花”，因为忘带工具，一开始我很着急。还好，我的作品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当着大家的面把我的作品插到老师的花瓶，我又觉得很害羞，因为紧张还出了一身汗。
日记中学习“插花”和被老师表扬时所表现的羞涩，反映出了花季少女感性的一面，而对“勇猛”的日军的“感激”，则反映了赞美战争的“军国少女”的心情，两者居然丝毫不矛盾地共存。
随着战况的恶化，这些军国少女也被赶到劳动的第一线，这就是以所谓“女子勤劳挺身队”为代表的工作。少女手上的笔被劳动工具代替，她们每天劳动时间超过10个小时，以至后来很多人月经失调。但少女们居然发出那样的“豪言壮语”：“不来月经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反而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像坐上飞机那样轻松”，“这样可以更安心工作了”。1945年4月出版的“主妇之友”封面上同时刊登了手持电锥制作飞机尾翼的“女子勤劳挺身队”的照片和“一亿特攻队员[2]的生活”的口号。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在殖民地朝鲜也掀起了战争动员的狂潮。1938年2月，颁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鼓吹“军国的大门向朝鲜半岛两千三百万热血青年开启着”。在此背景下，志愿报名的人中，八九成是佃农。这些处于极度贫困中的农村青少年，误以为当志愿兵就能改变其个人命运，可见残酷的殖民统治已经麻痹和打乱了人们的正常思维。
一名朝鲜志愿兵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如果可能的话，作为天皇陛下的赤子，我将不惜个人性命报效陛下，履行军人职责”，同时还写道：“恳切盼望母亲大人铭记皇军军人家属身份，决不辱没这一名誉”。尽管朝鲜人这样地崇拜日本天皇，但天皇视察京都的时候，朝鲜出身的工人却被命令不得迈出集体宿舍一步，因为朝鲜人不是天皇的“赤子”，而是“不逞鲜人”。
台湾民众的命运也与朝鲜民众相同。在台湾，原住民与从中国大陆迁移过来的汉族是被区分的，前者被逐渐地转变为协助日军作战的得力人员。请看下面的小学生的作文：
我想当一名军人奔赴战场。支那（当时对中国的蔑称）军很可恶，这一点我爷爷和我父亲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庆幸没有出生在支那。出生在日本实在太幸运了。这都托了天皇陛下和那些在战场打拼的战士们的福。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约有6000到10000台湾原住民青年组成“高砂挺身报国队”被动员到东南亚战场。这些人饱受战争之苦，死亡率远远高出日军士兵。但是，除了对战死者和重病者给予每人200万日元的慰问金外，直到现在日本政府仍拒绝任何补偿。
夺命式的劳动力掠夺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正式打响。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噩梦的开始。由于日本工人都被征兵上了战场，日本政府于1939年通过《劳务动员计划》，制定了将朝鲜和中国人派到煤矿和工厂的劳动力动员方案。
与此同时，1938年以前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每年就以数万人的速度剧增，而1939年一年时间就猛增了16万人，此后每年增加的人数甚至到了20万人的程度。自1939年到1944年，超过100万的朝鲜人被迫背井离乡横渡玄海滩。他们中的多数被分配到煤矿，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从事高强度劳动。最后，大部分人都未能生还归国。
日本财界意识到仅靠朝鲜人还不能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继而将目光转向中国劳工。日本政府于1942年决定将中国劳工“迁入”日本本土，同时制定了将这些中国劳工安排在遭日本人嫌弃的“重体力劳动”部门的方针。按照国民总动员计划，1944年制定了征用3万中国劳工的目标。正如“强制连行”[3]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思，这些中国劳工被强制带到日本，总数有4万多人，而其中7000多人在繁重的劳动和非人性的待遇下失去了生命。
那么，被强行送到日本的劳工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以可以挣到工资的朝鲜人为例，他们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朝鲜人的工资不仅与日本人平均工资差距悬殊，甚至最高工资还赶不上日本人的最低工资。此外，工资中还要被扣除所谓介绍费、赴日交通费、汇款和存款手续费等[4]，结果，最差的连一毛钱都拿不到。
在日本九州煤矿劳作的朝鲜劳工
被强制动员的中国劳工的薪酬和生活也与朝鲜人无本质区别。看一位受害者的亲身经历吧。1944年1月的一天早上，这名工人在工作时突然被日本宪兵抓捕，并进行了残酷拷问，然后被送到石门（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俘虏收容所。此后，他被装到一艘货船上运到日本下关，再转乘火车到了长野县的平冈。在平冈，他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采石和搬运。冬天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集中营，所谓的三餐不过是每顿一个稻糠团子。18人的小组中，有六七人最终病死在集中营。
在日本秋田县的花冈地区，鹿岛组（即现在的鹿岛建设公司）负责花冈川的改造工程。自1944年7月起，共有986名中国劳工被动员到这个工程，直到1945年6月有137人死亡。由于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1945年6月30日夜，800多劳工进行了暴动，他们杀死了4名日本人辅导员，试图逃脱，这就是历史上的“花冈事件”。7月1日，日本出动宪兵、警察展开了残酷镇压。被捕的中国劳工被曝晒在炎炎烈日下，三天滴水未进，还要遭受残酷的拷打，又有很多人死去。加上6月末死亡的人，共有419人死亡。也就是说，劳工中的四成都丧失了生命。后来人们在花冈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有“为了人的尊严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起义”的碑文。
关于这一事件，日本外务省管理局在报告书中称中国劳工的死因为体质虚弱，甚至说“大部分人可以断定在送来日本之前身体就有问题”，所以认为恶劣的劳作条件并不是其死亡的真正原因。然而，战败后，照顾过这些中国劳工的日本医生提供的证词却指出：日本战败后到劳工回国前的那两个月间，竟然没有一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