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民的屠杀和对妇女的性暴力
战争造成众多平民死伤，因为子弹和炮弹是无法分辨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正因为这样，民众的死伤往往会被用“误射”和“误炸”来敷衍。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北方战场上的民众受害根本不是“误射”与“误炸”。
日军在将侵略范围扩大到全中国后，为了消灭华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烬灭”作战和“肃正”作战。这是从一开始就有计划的对该地区居民进行以屠杀和血洗为目的的作战。在中国，这一作战方式称为“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
与在东京审判中被起诉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真相大白的南京大屠杀不同，关于“三光作战”真相的调查迟迟没有展开。1957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5]成立，次年正式出版了《三光》一书，将他们所犯的罪行向日本国民公开，但是当时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才开始有人对“三光作战”的真相展开正式的研究。
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世界》杂志1998年5月号上，曾刊登了部分参与“扫荡”战的日军俘虏的供述，披露了“三光作战”的惨状。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长上坂胜少将回忆1942年5月27日发生在河北省定县北疃村的屠杀事件时说：
第一大队5月27日晨从定县出发，行进途中在东南方向约22公里处发现八路军。大队投入主要兵力包围八路军，对其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也杀戮了许多当地居民。
大队在战斗中使用了赤筒和绿筒[6]毒气，还用机关枪进行扫射，目标不仅指向八路军战士，还包括逃难民众。在村子里进行“扫荡”时，把赤筒和绿筒投放到多数村民藏身的地道口，因窒息而逃出地道的村民，则成为我们射杀、刺杀和砍杀的对象。在这次战斗中，大队共屠杀了包括八路军战士和村民在内的800余人，且掠夺了大量武器和物资。
在杂志披露“三光作战”惨状的同时，北疃村的生还者也受邀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集会，讲述了遭遇毒气攻击的亲身经历，证实有一千多村民死于这次事件中。
战场上，对女性实施的性暴力事件也不计其数。尽管陆军刑法明确规定了对强奸妇女的军人进行处罚的原则，但指挥士兵的将领们却对此有着个人解读。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帮助，所以对发生的此类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处偏远的小股部队则更加无法无天。而有的士兵担心受到处罚，甚至将女性先奸后杀。
对女性性暴力的典型表现是日军“慰安妇”问题。“慰安所”出现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至中日战争爆发，日军“慰安所”呈现出全面发展和体系化趋势，太平洋战争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慰安所”规模的扩大与侵略战争的扩大是同步进行的。
1938年5月，在陆军教育总监部发行的《战时服务提要》中有如下记载：“作为防范性病的积极措施，首先应完善‘慰安所’的卫生设施，同时还要杜绝与非军方指定的娼妓及当地人接触”。此外，管理“慰安所”的能力也是考察日本陆军后勤军官的必要科目之一。可以说，日军的军队体系本身就是导致对女性性暴力的内在因素之一。
日军“慰安妇”真被解放了吗？
日本战败后，将东亚民众推向水深火热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对日军“慰安妇”而言，“解放”和“战后”仍是十分遥远的未来。历经艰辛回到故里的她们，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其内心的煎熬与伤痛，以至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加上贫困，这些人更不可能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尽管幸存下来，但其肉体和心灵早已支离破碎。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害国和受害国都掀起了正视“慰安妇”受害者的存在、帮助受害者重新站起来的民众运动，这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变。各国受害者们克服内心矛盾，鼓足勇气公开其战争体验。她们表示：“真正感到耻辱的应是日本政府，而不是我们”。她们同时要求伸张正义和查明历史真相，讨还公道。部分日军“慰安妇”还超越自身战争受害，以女性人权运动家的身份展开了相关活动。
对日军“慰安妇”而言，1945年8月15日并不意味着解放。在本国，因人们的偏见和无视，她们的这段历史被淡忘，同时加害当事国日本，直至今日仍坚持拒绝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真正的历史和解之所以经常与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同时提起，其原因也在于此。
日本政府和军队在占领地设立“慰安所”，强制征用女性做日军“性奴隶”。在殖民地朝鲜和台湾，许多女性被以提供工作为名欺骗，或通过人口买卖征集为慰安妇，被暴力强行抓来的女性也不在少数。而在日本占领地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军队或向村长下达动员女性的名额，或直接把妇女作为“性奴隶”抓来监禁。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源于女性歧视、民族歧视的践踏人权的性奴隶制度，是违反当时国际法的战争犯罪。
到处是屠杀与伤痕的“大东亚解放”
战争伤害的痕迹也被刻在了东南亚各国。新加坡的大门樟宜机场，就曾经是新加坡华侨集体遭日军屠杀的事发地。
1942年2月，在樟宜机场附近的榜鹅海边，至少有数百名中国人在这里遭到日军机关枪扫射。日军将他们的尸体抛入大海，被冲回岸边的则被简单掩埋。樟宜机场第一候机楼旁的出租车搭乘点即是当年榜鹅海边的事发地。
新加坡内陆地区也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发生。据当时参与战争的日本士兵回忆，在他们登陆新加坡之后，很快就接到了“妇孺皆杀”的命令。在占领新加坡的过程中，无数当地民众死在日军的枪口和刀下。1942年2月18日，日军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战后国际审判中被判死刑）为“根绝抗日中国人”、“消灭抗日分子”而向驻守新加坡的警备司令官下达了“秘密处置”的“扫荡”作战命令。被日军“一齐收容”、经“审问”“有敌对证据”的至少五千多中国人遭杀害。连日军自己也称这次大屠杀是“残忍不堪的大罪恶”。由此可见日本所谓的“大东亚解放”之本质。
再来看当时的菲律宾。在西班牙统治了350年后，菲律宾被美国占领并遭遇太平洋战争。随着战争爆发，菲律宾继而沦为战场，马尼拉因飞机轰炸和地面战争而变成废墟。在美国统治下本已成熟的民族独立的机运也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日本打着“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幌子，鼓吹自己将引领亚洲地区的发展，在宣传英美是“鬼畜”的同时，奖励培养菲律宾独自的文化，结果，菲律宾在1943年10月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
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然而，事实上，菲律宾人所接触的日本则是与解放和独立完全背离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者。日本人称自己是菲律宾人的兄弟，但是日常生活中，多数日军对菲律宾民众则非打即骂，蛮横无理，此外还进行强奸、拷打、掠夺，以至在菲律宾到处弥漫着对日军的恐怖心理。于是各地逐渐建立起了“抗日人民军”和“自由菲律宾”等抵抗日本的组织，而他们开展的游击队运动则引来了日军更为残酷的报复性攻击。
美军再度登陆菲律宾后，日本虽然被迫撤离，但在日军的集体屠杀下，许多菲律宾人丧失了生命，村庄变为废墟；经济凋敝，社会基础和传统文化也遭受严重打击。有人为了苟且地生存下去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导致道德崩溃。战争对人们造成的潜在而深刻的精神受害是最难发现和治愈的。
从1942年至1943年，日本为占领缅甸，在高山地带修建了长达414公里的泰缅铁路。电影“桂河大桥”热播后，这条铁路才为人们所熟悉。在泰缅铁路建设中，很多盟军俘虏和当地民众被强制抓来当劳工。另外，劳工中还有不少是印度人。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钱德拉·鲍斯领导的“印度国民军”将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因此数万印度人劳作在被称为“死亡极限”的泰缅铁路工地，印度国民军后来就是通过这条铁道向缅甸移动，鲍斯本人也曾到过施工现场。
鲍斯身着白色制服、佩带长刀、身材魁梧，他于所到之处强烈批判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宣扬印度独立。很多印度人热衷于听他的演讲。但是当他搭上火车在泰缅铁路上行驶时，他的身旁总会有日本军官跟随，印度劳工也不允许随意迈出住地一步。监视印度劳工的日本士兵称，只要印度劳工迈出房门一步便格杀勿论。所以有的印度劳工认为鲍斯应对印度人在泰缅铁路的受苦承担责任，甚至还曾制定过周密的袭击鲍斯的计划。鼓吹“解放祖国”的鲍斯，连被困在残酷劳动中的印度同胞都无法顾及，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现实。
战争加害国中的受害民众
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枚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瞬间夺去了数十万人的性命。对投放原子弹的意义，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一种意见是原子弹的投放与结束战争相关。但是不管结论如何，都无法美化这一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行为。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造成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平民被屠杀的惨剧，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原子弹的威慑力远不止于其致命的杀伤力。生活在长崎的池田早苗当时12岁，至今仍记得他三岁的弟弟被席子裹着火化的情形：
一周后，最小的弟弟死了。因为父母需要照顾其他兄弟，只好由我将弟弟裹在席子里进行火化。在火红的夕阳下，烧着弟弟尸体的火把我的眼泪也染红了。
弟弟出生于珍珠港事件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晚，死于1945年8月16日，战争结束的第二天。他从头到尾都活在战争中，不知道什么是和平。弟弟死了，而我又在年仅十二岁时亲自火化自己的弟弟。这一切都是投放原子弹带来的悲剧。
高温、巨大暴风，以及核辐射污染，原子弹制造了无情杀戮无辜民众的“人间地狱”。更给生还者留下记忆中永远也难以抹去的“地狱之图”。
原子弹投放带来的灾难不仅仅危及到日本人，当年居住在长崎和广岛的朝鲜人、中国人，甚至盟军俘虏（以美军为主）也因高温和冲击波、放射线而成为牺牲品。关于朝鲜人受害者的情况真相不明，所以直至今日只“推算”有4万左右的朝鲜人死亡。而这些人却不能像日本人受害者那样得到援助，这是不是日本政府造成的“第二次加害”呢？
冲绳战是从1945年4月开始的，在受害者中，有一名居住在冲绳本岛却失去了11位亲人的妇女安里要江，她回忆说：
家里第一个死去的是上小学四年级的侄子。1944年8月，他乘坐的避难船遭美国潜艇袭击，葬身于冰冷的海水中。其他家人放弃了逃难的念头而选择留在冲绳。但到了1945年3月，因美军即将登陆冲绳，他们还是被迫踏上了心酸的逃难之路。一行中有生病的老人和妇女以及五个孩子。在三个多月里，他们四处逃难，每天见到的都是死尸、空袭和炮击，直到6月23日才逃出去。
6月，死神降临在安里家族中。8日，母亲遭飞机轰炸而死。9日和10日，婆婆和公公相继死去。出生只有9个月的女儿，从11日起被藏在山洞中避难，由于没有食物，只好任由她像“蜡烛一样熄灭”。而作为母亲的她在漆黑的山洞中甚至没能看清女儿最后一面，由此抱憾终生。后来虽然辗转住进收容所，死神却仍然没有离开。6月末，婆婆下落不明，逃难途中勉强支撑的丈夫因营养不良于8月离世。10月，脸颊被弹片击中，饱受痛苦的四岁长子死亡。其后，侄女（大姑子的小女）死于营养不良。大嫂及其长女也在战争中丧生。
日本的战败也未能终止冲绳居民的死亡噩梦。安里要江是家中唯一的幸存者，此后，她经常在全国各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她说：“什么是战争？战争使人类放弃人性”。
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当然是应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战争加害国。所谓战争体验应分为战争加害体验与战争受害体验。现在的日本民众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国家的错误，成为纠正日本政府所犯错误的主体。那么，广岛、长崎的数十万原子弹受害者及在冲绳丧生的日本人，究竟是战争的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呢？另外，受到原子弹爆炸伤害的朝鲜人、中国人，以及盟军俘虏，他们与受到同样伤害的日本人是不是属于“同类”受害者呢？这一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坚信，只要不回避并坦然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发出更强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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