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体制下被割断和抑制的战争记忆
无论加害国与受害国，加害者与受害者，幸存的人在战争结束后都要继续生活下去。而在不同生活环境中，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保留着对过去战争的记忆。
对遭受殖民统治和经历战争的朝鲜人而言，“过去”首先是需要遗忘的对象。自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之日起，朝鲜境内的神社被迅速摧毁。8月16日起的8天里就发生了136起摧毁、焚烧神社的事件，同一时期还发生了149起袭击并攻占警察官署的群众事件。可见朝鲜人对神社抱有很深的反感情绪。建在首尔南山的朝鲜神宫，是10月7日由朝鲜总督府自己撤除和烧毁的，同时还拆除了位于南山奖忠坛上的伊藤博文铜像以及为显彰其功绩而建的博文寺。
南山的朝鲜神宫被拆除后，10月11日即开始了在该地建立解放纪念塔的相关运动。人们希望将原来象征殖民统治的空间重新改造为展现民众热切盼望独立的空间。解放纪念塔成为为建设新国家聚集能量的工具之一。还有一些朝鲜人为“提倡被荒废掉的民族忧国精神”，而开展了在奖忠坛上再建安重根铜像的运动。本来，奖忠坛是大韩帝国在1900年所建的追思设施，是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殉国官员的神圣空间。但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朝鲜总督府将该地改造为公园，1932年还在此修建了伊藤博文的铜像和博文寺。
然而，上述修建解放纪念塔和再建安重根铜像的活动均未取得成效。原因是美国、苏联、英国在1946年达成了委托管理朝鲜半岛的协议，朝鲜社会正式形成了左右两翼对立的局面，很难形成推进修建纪念设施的政治主体。另外，解放后很多人开始关注建立以民主共和政体为基础的国家，而不再关注基于“民族独立”的忠节论和复国论。朝鲜人自身的爱国对象已发生变化。
这一时期，首尔正好需要安置大量从海外集体归国的人们，而当时奖忠坛内的日军兵营正好可供归国者临时居住，于是该地也被称为“奖忠坛收容所”。朝鲜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成为战争难民集体居住的地方。
朝鲜战争结束后，战争创伤刚得到平复，李承晚政权又欲通过反共反日运动强化其独裁统治，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象征化的措施。1956年，李承晚下令在朝鲜神宫旧址修建自己的铜像，安重根铜像则于1959年建成。与此同时，李承晚还强迫民众背诵“我们的誓言”，其内容具体如下。
1.我们大韩民国儿女，誓死保卫祖国！
2.我们团结一心，打倒共产主义侵略者！
3.我们要让太极旗在白头山灵峰飘扬，实现南北统一！
李承晚试图将南山地区修建成维护其政权的具有政治象征性的空间，借此来强化以“北进统一”为目标的反共、反日民族主义，巩固其专政体制下的领导权。但是在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中，李承晚被迫辞去总统一职，南山的李承晚铜像也随之被拆除。
镇压了四一九革命的朴正熙五一六军事政变势力于1961年在奖忠坛上修建了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的室内体育馆，并于1963年正式开馆。为宣传其作为亚洲反共国家宗主国的地位，朴正熙政权还修建了象征反共意识形态的自由中心及其附属住宿设施——“高塔酒店（Tower Hotel）”。
进入上世纪70代后，朝鲜半岛南北政权围绕体制的优越性展开了激烈竞争，在此过程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历史认识被强化。朴正熙政权夸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作用，高度评价其为“独立运动的总指挥”，同时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朝鲜人的社会主义运动视为民族分裂行为并彻底进行批判。而北朝鲜则立足于主体历史观，排斥其他一切民族运动势力，仅高度评价以金日成为中心的抗日武装斗争。
由于朝鲜半岛形成了分裂体制，李承晚政权虽于1949年将“三一节”和“八一五光复日”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并于当日举行纪念活动，却没有修建纪念民族运动的特定的空间和设施。而朴正熙政权虽然一再强调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的民族运动，但是也几乎没有修建集中再现国家独立和抗日运动相关的纪念设施。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与纪念1945年以前的殖民地历史和抵抗历史相比，政府仍然更着力于修建宣传反共政策的建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韩国人已经遗忘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残留着巨大的伤痛。而日本右翼和部分保守势力则认为这种伤痛是反日教育造成的。他们的这种言行无视韩国人在侵略战争和长达35年之久的残酷殖民统治中饱受的历史伤痛，其目的不过是为了逃避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且将历史认识对立的责任强加于韩国人。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范围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封锁。而美国视日本为亚洲“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试图将其建设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冷战伙伴。因此，中国民众虽然始终保有对日本侵略历史和罪行的记忆，却没有机会对外表达自身的伤痛和反日感情。
到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受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地位高于一切，连生产都必须顺应革命运动的需要。于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地修建了许多与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有关的展览馆、纪念馆。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也以革命斗争教育为中心开展，其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为当时开展阶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制作的《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电影集中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斗争，对中国民众形成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就历史问题明确了其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即区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民众，并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中做出政策决定并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和一般官员，以及区分罪大恶极的战争犯罪与一般过失。通过表明上述立场和态度，中国政府明确了日本是侵略国的历史事实，同时指出其主要责任在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另外，基于一战后德国与欧洲的先例，中国政府认为，让日本承担巨额战争赔款，只会加重日本民众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会让与战争无直接关系的日本年轻一代背上赔偿责任，这与中国政府愿与日本民众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愿望相违背。
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可以用周恩来引用的一句成语来概括，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一方面提醒人们不能再度重演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是对民众历史记忆的封锁，旨在抑制民众随时表现出来的反日意识。当时，中苏两国矛盾正在深化，中国急需和美国、日本改善国际关系。这一国际背景构成了封锁民众记忆而不直接追究日本侵略责任的重要原因。
可见，在韩国和中国，不论个人还是集体，对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一直被深埋心底，在1982年以前未曾表面化。这主要源于1945年后的冷战体制和朝鲜战争这一极端的历史经验，以及贫困等社会原因。
1982年发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韩国和中国出现重大转变的契机。中韩两国开始重视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积极建设相关的纪念设施，丢掉了反共和阶级斗争之“外衣”，而逐渐适应冷战解体后出现的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独立与胜利成为历史记忆的焦点。同时，韩国和中国也密切关注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动向。有关这一内容，我们将在第四节作详细介绍。以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战争记忆方式，以及朝鲜半岛南北政权对此所做出的反应。
历史问题清算的不彻底，多种“集体记忆”的形象化
直到日本战败之前，日本的靖国神社仍然强迫阵亡者遗属在悲痛中保持沉默。靖国神社给为国家战死或病死的人冠以“英灵”的“荣誉”，实际上不过是充当动员民众参战的工具。日本战败后，靖国神社担心今后不能再祭祀阵亡者，于是在1945年11月举行临时招魂仪式，将九一八事变以来未供奉的200多万阵亡者的灵位放入神社供奉。1945年以前，靖国神社也曾供奉过出身于殖民地的军人，1959年又大规模迁入了出身朝鲜的海军军属灵位。目前，靖国神社共祭祀有21000多朝鲜人，27000多台湾人。其理论根据是殖民地人在战死时是日本人，“死后当然也应作为日本人”被供奉进神社。
靖国神社的“慰灵”设施资料馆和游就馆对战争史的展示方式正体现出了靖国神社式的历史认识。游就馆于1986年和2002年新增了展示空间，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顺序，通过展示日军遗物、遗书，以及描述战况的展板等，介绍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并把阵亡军人及军属供为神灵，借此来美化侵略战争。而对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这一历史事实，即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事实，游就馆中却没有任何展示。而且按照靖国神社式的记忆原则，对同为日本人的冲绳民众的战争受害，也没有设立展示的空间。靖国神社这种不对侵略历史进行任何批判反省，相反却宣扬侵略战争合理性及浪漫性的记忆方式，使今天的日本民众无法理解战争带来的痛苦与危害。而日本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每逢8月15日“终战”日必定专程参拜靖国神社，则赋予这一记忆方式以正当性。但对东亚民众来说8月15日则象征着“解放”和“胜利”，因此，东亚民众对日本政界右翼保守势力在这一天的参拜行为极度敏感。
对靖国神社式记忆的诉讼以及个人的记忆和追悼
2001年6月，韩国的战争遗族首次对靖国神社供奉战殁者提出诉讼。以这次诉讼为契机，2005年3月，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冲绳、台湾地区的士兵和军属的遗属10人来到靖国神社，要求取消对其亲人的供奉，并相继提出了诉讼。他们超越国境，互相认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不同，共同展开了要求取消供奉灵位的行动。
韩国人遗属罗敬壬指出：“如果因非日本国籍而拒绝赔偿的话，那也请取消供奉灵位。至今我仍然觉得父亲在殖民统治下饱受着煎熬。每想到父亲日夜盼望回到祖国和妻女身边的心情，我都会痛彻心肺”。这一发言是针对日本政府以“国籍条款”为由把韩国籍军人、军属及遗属排除在《援护法》和《恩给法》对象之外的作法的批评。因被动员加入“高砂义勇队”而战死的台湾原住民的遗属杨元煌提出的诉讼理由是：我们不认为他们是“神”，我们要把亲人的灵魂带回家乡，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祭祀。而冲绳诉讼案的原告则主张：把参加“姬百合部队”战死的冲绳人、在“集体自决”中被迫死去的冲绳人以及因间谍嫌疑遭残害的冲绳人，视作“积极的战争配合者”并作为加害方的一员供入神社，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求取消供奉的遗属批评国家与靖国神社一体化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遗属对死者自由追悼的权利，是对遗属感情的政治利用。
可见不许人们静静追悼死者、不许人们自由传承死者记忆、肆意践踏基本人权，是靖国神社在战前和战后的一贯理论。
1954年建成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完全不同于靖国神社式记忆的集体记忆空间。广岛和长崎至今仍遗留有原子弹爆炸的痕迹以及看得见的战争疮痍。广岛更由于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城市，因而一直积极参与废除核武器的运动，对核试验、核扩散等国际动向一直发出批判的声音。
另外，美军实施的无差别空袭和轰炸，使得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受害者。而受害者意识与和平论相结合后，日本人又陷入到了自己是牺牲者的意识之中，相反则淡化了对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作为侵略者所犯的种种罪行的反省，甚至曾一度漠视朝鲜人和盟军俘虏也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事实。如今在和平纪念资料馆东馆一层的“核爆炸前的广岛”展览中，展示了被动员到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遭受迫害的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物品，并承认了韩国人核爆炸受害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广岛受害与加害的多重性。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但是，广岛纪念资料馆的最终目的在于“重现1945年8月6日发生的事情”。因此展览内容中并没有介绍日本的战争指导部是如何不顾冲绳民众生死，准备与美国进行“本土决战”的事实，也没有介绍日本拒绝盟军无条件投降要求，以保留天皇制为前提进行“终战”交涉从而导致原子弹投放的事实。所有的展示内容都被锁定在广岛，仅介绍了日本侵略历史中特定的一面。日本的国立、公立博物馆通常也采用这种方式介绍战争历史，其本质是“不展示战争”。比如，制造用于中国战线毒气的大久野岛其实就在广岛境内，但是资料馆对日军使用毒气的问题却没有任何展览。另外，对在公园中为韩国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设置纪念碑的背景，对韩国人受害者的治疗过程，对日本社会不能主动反省战后责任等问题，资料馆也没有作任何介绍。
同为展现历史记忆的空间，与靖国神社相比，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发挥着日本及世界和平运动中心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淡化日本民众的加害者意识，不断强化受害者意识的基地。如果说靖国神社是通过掩盖战争的侵略性质而赋予战争以浪漫色彩的话，那么，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则是带着片断的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受害者意识，试图将和平浪漫化。另外，广岛和平公园式的记忆方式虽然与赞美侵略战争和阵亡者的靖国神社式记忆在形式上截然不同，但这种记忆方式仅仅关注8月6日发生的历史事件，而逃避战争责任，着力将日本人刻画为最初的原子弹受害者，因此它与不尊重历史的靖国神社式思维逻辑有着一脉相连之处。
冲绳和平祈念公园则是同时呈现靖国神社式以及广岛式两种记忆方式的空间，因为公园内的陈设不区分敌我，只追思所有阵亡者。
园内建于1979年的“国立冲绳战殁者墓苑”是体现了靖国神社式记忆的建筑。这里以日本各县为单位修建了告慰在冲绳战斗中阵亡日军士兵的慰灵塔。塔上镌刻的碑文称这些士兵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建在最高处的“黎明之塔”，则是用来歌颂剖腹自杀的牛岛司令官及其参谋长的爱国心和军人精神。这一纪念空间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视角再现有关冲绳战役的记忆，完全把日军美化为战争受害者。
同样位于冲绳和平祈念公园内的冲绳县立“平和祈念资料馆”则是与“国立冲绳战殁者墓苑”不同的纪念设施。为迎接海洋国际博览会在冲绳召开以及皇太子的莅临，该资料馆于1975年正式开馆。当时纪念馆悬挂了太阳旗，并展览了牛岛中将的全身照，可见那时的资料馆沿袭了靖国神社式的记忆方式。然而，随着和平运动组织及其研究人员向当地政府和议会不断抗议，资料馆彻底改变了布展方式，于1977年重新开馆。新馆内展示了反映战时残酷统治民众的实物资料，以及生动揭露日军对当地居民实施屠杀的证言、笔录等。这样一来，“平和祈念资料馆”便向“国立冲绳战殁者墓苑”的靖国神社式记忆方式提出了挑战。
显然，由日本政府主导修建的大部分纪念设施，几乎都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进行深刻认识和反省，相反更多是美化侵略战争和淡化其责任。这些设施更把日本人作为受害者加以大量展示，从而构建以日本人为中心的集体战争记忆。倍遭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却完全受到忽视，其原因究竟何在？
由于东亚民众的抵抗、美国的原子弹投放、苏联参战等原因，日本最终被迫投降。与德国不同，日本本土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而是在无条件投降的同时，不得不放弃了殖民地。因此多数日本人并没有经历丧失殖民地的痛苦，在战败后也没有机会真正了解殖民地或占领地民众所遭受到的战争灾难。另外，大部分战争主导者也没有被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由于盟军采取了承认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地位并对其加以利用的占领政策，这些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者反而多数受到保护，甚至作为统治阶层仍维持着在日本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因此也得以掩盖其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事实。尽管1946年开始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对日本重大战争罪犯进行了审理，但是受到欲在东亚地区建立反共阵营的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东京审判在未追究日军战犯的“反人道罪”的情况下就匆匆收尾。此后，1951年的旧金山和会更以美国为中心签署了对日军“宽大”的媾和条约。
冲绳和平纪念公园的“和平之础”
就这样，在日本没有机会彻底追究其侵略责任并进行深刻反省的情况下，美军的原子弹投放和空袭所造成的日本人的战争受害则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并逐渐形成了“厌恶战争”的社会氛围。日本民众普遍赞同“不能再重演历史悲剧”，并就反战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但是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目的以及战争加害的责任问题却没有被明确阐释，历史教育也没有负责任地向民众传达真相。其结果造成虽然多数日本人坚决抵制战争，却没有作为侵略国国民的责任意识。围绕广岛和冲绳和平纪念公园建立韩国人慰灵塔展开的争论过程也对这一问题有所体现。
被日本社会排斥的少数人的历史记忆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
1972年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总联”）派代表到冲绳，组建了“二战期间冲绳地区屠杀朝鲜劳工真相调查团”，还出版了《二战期间冲绳地区屠杀朝鲜劳工真相调查团调查报告》。他们与当地的日本工会组织携手，开展了为朝鲜人修建慰灵塔的募捐活动。对此，朴正熙政权迅速作出反应，向在日大韩民国民团（“民团”）提供了10万美元援助款，计划在1974年冲绳海洋国际博览会开幕之前完成慰灵塔的修建。
从韩国外交通商部2000年后公开的政府文件中，我们能够了解朴正熙政权积极参与修建慰灵塔的直接动机。文件称：
据政府得到的情报，北方傀儡在革新势力较强的冲绳地区正推进二战期间牺牲韩国人慰灵塔的修建工作。对此，我政府要予以阻止，防止北韩傀儡及朝总联渗透到冲绳地区。同时要比北方傀儡提前完成慰灵塔修建工作，以彰显我大韩民国正统性，以及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
可见，朴正熙政权修建纪念设施，为的是“与时间赛跑以实现政治目的”，即计划早于北朝鲜完成慰灵塔修建工作，而并非为了告慰和纪念在冲绳战中牺牲的朝鲜人。因此当时韩国政府向冲绳县政府提交的计划书中就提出：希望在“国立冲绳战殁者墓苑”入口处修建慰灵塔。这意味着将告慰朝鲜人受害者的纪念塔与纪念侵略者的设施建在同一地点。修建韩国人慰灵塔对朴正熙政权而言，不过是与北朝鲜竞争的工具而已。
不过，冲绳县最终以公园的建设已经规划完毕和绿化工作已经完成为由，拒绝了韩国提出的在和平祈念公园内修建韩国人慰灵塔的要求。1975年8月，韩国人慰灵塔最后建在了冲绳和平祈念公园正门的对面。
日本社会从围绕侵略战争的记忆空间和纪念空间中排除少数人的事例，还体现在修建“韩国人原子弹爆炸牺牲者慰灵碑”的过程中。1967年，民团广岛县总部向广岛市提出修建慰灵碑的申请，但得到的回复是，由于和平公园内纪念碑和慰灵碑过多，在修建“和平时钟”后，公园已决定此后一律不再修建任何形式的纪念设施。
结果，直到1970年，广岛“韩国人原子弹爆炸牺牲者慰灵碑”才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园外落成。人们每年在这里举办“韩国人原子弹爆炸牺牲者慰灵祭”。最初，慰灵碑的修建者们并没有意识到慰灵碑的位置存在民族歧视问题。反而由于该地是发现朝鲜皇族李鍝遗骸的地方，修建者们基于忠君主义的思想，才将慰灵碑修建在此。1974年，修建者们才展开了将慰灵碑迁入和平公园内和修改涉及民族耻辱的89字碑文内容的运动。但最终迁入公园的运动遭到失败，仅删除了碑文上的内容。
从上述两座慰灵碑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冲绳战役及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历史记忆中，韩国人是被日本边缘化的。这正揭露了日本逃避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真相的历史态度。显然，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被排除在了日本国民的记忆之外。
但是，1975年，朝总联下属的“广岛县朝鲜人原子弹爆炸牺牲者协会”也开始运作在和平公园内修建“朝鲜人原子弹爆炸牺牲者慰灵碑”。针对这一举动，韩国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慰灵碑修建委员会向广岛市提出抗议，反对再建慰灵碑，并要求尽早将既有慰灵碑迁入园内。其理由是，当初修建慰灵碑时并没有区分南北，如新建慰灵碑则等于对亡者灵魂也以38线为界进行区分。
关于新建与搬迁的纠纷持续了很久，以至迫使广岛市长于1989年给出最后答复，即如果双方同意建立统一的纪念碑，广岛市方面可以重新考虑修建地点。而对此，日本人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既有人希望放火烧掉慰灵碑，也有人主张“为弥补日本人的加害责任，必须将韩国人慰灵碑迁入和平纪念公园之内”。正因为朝鲜半岛分裂与南北政权围绕体制优越问题展开的竞争以及日本的加害责任问题混合在一起，才出现了这种复杂局面。
直到1990年广岛市建议将韩国人慰灵碑迁到和平公园园内，慰灵碑迁移与新建的争论才宣告结束。而这一突然的提议，也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果。首先这与广岛市即将于1994年和1995年分别召开广岛亚运会和原子弹爆炸50周年纪念活动不无关系。另外，当时访问广岛和平公园的亚洲各国人民也就韩国人慰灵碑的边缘位置进行了公开指责。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和朝鲜人慰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