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历史记忆的分歧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高中历史教科书时，要求将“侵略”改为“扩张”，模糊处理侵略及殖民统治的内容。此举一经披露，便遭到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多数国家的强烈谴责。由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韩三国的国际关系也在这时期开始恶化。此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教科书审定标准，新标准向国际社会承诺“在记述涉及近邻亚洲各国近现代史有关历史事件时应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态度出发，进行必要的考虑”，即所谓的“近邻诸国条款”。至此事态才告一段落。
从韩国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可以看出，摆脱了绝对贫困，在经济上逐渐宽裕的韩国，开始关注“周围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着手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开始对与体制无关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在日本，部分历史教材编写者也为督促反省日本侵略历史及殖民统治进行了努力。根据新的审定标准，他们可以没有顾虑地在教科书中使用“侵略”一词。经教材编写者的努力，教科书在记述侵略战争及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不少教科书开始记述与日军“慰安妇”相关的内容。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中学教科书中都出现了日军“慰安妇”的内容。日本民众在拒绝战争的同时对侵略和加害责任的历史认识也在逐渐提高。
其实，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的解决，不过是外交层面的调整，仅仅出于优先政治和外交上的顾虑，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历史问题进行再认识。教科书问题不仅涉及日本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认识，也关乎民族问题，因此要想根本解决是非常困难的。另外，教科书事件发生后，各国之间也没有进行理性面对分歧，直接听取对方主张和认识，尝试历史对话的努力。
而这种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敷衍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被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利用，问题的严峻性逐渐暴露出来。在右翼及部分保守势力庇护下，历史修正主义者批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具有“自虐性”。他们煽动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肯定侵略战争，反对还原加害的历史事实，并称日本提出的“近邻诸国条款”是在韩国和中国的“压力”及“内政干涉”下签署的，要求废除该条款。
随着历史修正主义者不断对教科书内容展开攻击，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记述方式也逐渐采取了保守形式，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描述或被模糊，或干脆不涉及加害者与发动战争的责任，而强调战争是迫于当时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试图回避战争责任的言论也不断增多。描写战争场面的电影基本上未向公众披露历史真相。在右翼及部分保守势力支持下，历史修正主义者不仅否认侵略战争的加害性，更试图淡化民众记忆中的受害意识，从而消除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抗拒心理。而针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对教科书内容和历史的不断歪曲，韩国和中国则较之于个人多样化的战争记忆，倾向于越来越强调集体的记忆。
对关于侵略和抵抗的集体记忆的强化
以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为契机，中国各地掀起了挖掘和保护抗日战争遗址的活动。中国东北地区复原了日本关东军要塞的原貌，还在日军大屠杀遗址上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设施。此外，大规模抗日战争纪念馆也相继建成，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建于1985年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甲午战争博物馆；1987年建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91年修建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由民间举办的展览活动也开始大量涌现。四川省大邑县建有中国最大的民间抗战纪念馆，它由8个分馆组成。该展览馆的创建人指出：“人们不会去摸烧红的铁块，是因为儿时有被烫过的记忆。但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一直比较淡薄，民众对历史的反省和关注也十分不够。抗日战争正如同一块烧红的热铁，会唤起大量被我们遗忘的记忆”。
至今，中国共建有包括博物馆、纪念馆在内的353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有80处与日本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纪念设施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同时介绍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运动。这表明中国开始勇于面对被侵略的历史，以国耻和受害作为国家记忆，替代了以往只强调抗战胜利的国家记忆方式。
中国将这些纪念设施积极用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目的是确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青年学生热爱祖国和为国献身的精神。1994年8月，中国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将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到社会建设的战略高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随改革开放而逐渐淡化后，爱国主义教育被作为了新的确保集体意识的重要工具。
1982年发生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后，韩国也修建了各种反映日本侵略、殖民统治和韩国人抗日等主题的纪念设施。例如：1987年独立纪念馆开馆、1992年西大门独立公园落成，以及1995年拆除朝鲜总督府大楼。
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的塑像
修建独立纪念馆的宗旨是：“为抵抗外来侵略，全民自发团结起来修建发扬自尊自主与坚忍不拔的民族意志及民族力量的纪念馆，以发展国力和进行国民精神教育”。独立纪念馆建在离首尔较远的天安市，因为这里是被人们所熟悉的三一运动代表人物柳宽顺的出生地。1982年教科书事件刚一发生，政府就以向国民募捐的形式推动独立纪念馆的建设。当时的全斗焕总统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掌权，其政权的正当性尚存在危机。迅速、敏捷地对教科书事件做出反应，并推动建立纪念馆其实是为了拉拢民心以挽回其政权正当性脆弱的手段。
独立纪念馆的展示内容基本围绕抗日运动，并特别集中宣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统性，也有部分揭露日本侵略及统治真相的陈列空间。在开馆初期，展览内容中排除了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历史。但是，1987年“六一○”民主运动（即光州民主运动）爆发后，随着韩国社会推进民主化进程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的结束，韩国开始积极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独立纪念馆也在第五展示室独立战争馆中，对在满洲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活跃在太行山一带的朝鲜义勇军的历史进行了展览。
可见，1982年的日本教科书问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使中国人对战争的历史记忆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的记忆模式中独立出来，并构建了以强化爱国主义和反省战争灾难为目的的新的记忆空间。在韩国，这一事件为复原韩国人关于殖民统治、迫害、独立及解放的民族集体记忆并修建相关纪念设施提供了直接契机。中韩两国饱受日本侵略与统治的历史经验，曾因“意识形态”和“反共”风潮而被封存。如今，两国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共同的历史经验，重建“独立”与“胜利”的历史记忆。
针对日本对历史的歪曲，中韩两国强调独立和胜利的历史认识，这为历史教育带来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和韩国的历史教育中，近现代史的内容比重过半，明显具有强化民族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倾向。另外，这种突出独立与胜利的历史认识要求民众从民族对立、日本（人）与中韩（人）对立的构图中理解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中韩两国经历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残酷统治，因此由国家主导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认识很容易深入民心，民众围绕这种历史认识不会产生明显矛盾或隔阂。然而日本社会则截然不同，比如围绕教科书中关于冲绳战役的内容，日本民众之间就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和平意识的现状
中韩两国的纪念馆具有不少共同点，比如：展示日本侵略及殖民统治的相关资料；重现受害与苦难的记忆；缅怀死者、赞美英雄等等。而这类纪念空间，与实现真正和解和形成共生意识相比，更容易助长集体对立意识。民众多样化的战争记忆被国家所统筹，使得历史认识陷入绝对化。当然造成这一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右翼和部分保守势力。
中韩两国的和平纪念馆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者均没有体现较高水平的和平意识。两国纪念馆仍局限在通过介绍抗日和独立运动的政治性话语，诠释以自我为中心的和平，而未能站在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道主义立场，达到真挚对待每一个阵亡者的高度，也没有发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不同于中韩两国，日本民众的和平意识中具有十分明确的反战思想。日本民众既经历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经历了世界首次原子弹爆炸。多数人基于作为受害者的战争记忆，形成了“厌恶战争”的反战和平意识。因此，与中韩两国相比，“和平”意识得以较早扎根日本社会。但是，日本式的反战和平意识并没有对“作为加害者的和平意识”与“作为受害者的和平意识”做出明确的界定。通过与冲绳战役相关的历史记忆方式，我们能够验证这一点。
上世纪90年代，冲绳开展了在新构想下重建冲绳和平祈念资料馆的运动，希望以民众受害为中心，还原冲绳战役的历史真相。但是当时掌握冲绳县政的自民党保守派知事在1999年以“虽然是历史真相，但也不能过于反日”，“冲绳不过是日本的一个县，展览应该全面展现日本的情况”为由，强迫和平祈念资料馆沿用靖国神社式的纪念形式。结果，民众原计划展示的“战争爆发的前后过程”、“亚太地区国家的历史”、“对日本带给亚洲国家灾难的战争责任的反省”等内容都未能实现。不过，在坚持记忆历史真相的冲绳民众的顽强抗议之下，县政府最终妥协。2000年，资料馆按照当初的构想重新开馆。
日本民众在追溯冲绳记忆时，试图将冲绳定位为太平洋战争中的众多战场之一，而非日本本土爆发战争的唯一地区。但不仅这一意图受到挫败，受害民众也没得到认真对待，甚至被强迫接受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认识。在2007年对高中历史教科书进行审定时，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教科书中删除冲绳战役中的“集体自决”事件是军方强制性行为等内容。由此可见，强迫接受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倾向至今在日本社会仍然根深蒂固。
与冲绳和平祈念资料馆相比，建于1995年的“和平之础”[7]则具有在脱离背景下讲述和平的危险。“和平之础”把朝鲜人也作为冲绳战役的受害者加以记忆，铭刻了所有牺牲者的名字。但碑文上同时也雕刻了日军和美军士兵以及日本民众的名字，呈现了各类受害情况。但是，这种不区分敌我，消除日军和朝鲜人作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区别，对阵亡者一视同仁，将所有牺牲者姓名都刻在碑上的行为，实际上是淡化了战争责任问题。另外，模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区别也就抹除了冲绳战爆发的历史背景。可以说，在这种没有具体且正确再现历史的地方，未来也容易被忘却。这正是将和平浪漫化的危害所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日韩三国为克服“历史风化”所做的不懈努力。冷战格局解体后，在日本人民的帮助下，中韩两国人民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反省过去历史、公开道歉并进行经济赔偿，这一运动一直持续至今。此外，2008年，韩国和日本两国的民众及市民团体参与并协助了在冲绳县宫古岛修建日军慰安妇慰灵碑，这一事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次民众追思受害者并传承他们痛苦记忆的自发性活动，标志着不同于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助长的“自上而下的集体记忆”的另一种记忆方式的出现。这样的努力不同于中日韩三国把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集体记忆”方式，而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出发，旨在探索和揭示个人的多样化的历史记忆。
中日两国委员会关于本章的意见
因本章原稿提出较迟，三国编写者就这一章的讨论不充分。但由于韩国方面确定了出版时间，无法与其他各章一样在充分吸收三国编写者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最终稿。经三国共同历史编写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讨论决定：在目前韩国提出的原稿基础上，将中、日双方的主要意见附在下面。
委员会认为：本书下卷第八章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难度。但是，经过6年多的努力，委员会能够在大部分叙述上实现突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委员会决心继续就本章进行努力，而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坦率地公开围绕历史认识对话的困难，是希望读者理解：今后在中日韩三国间编写共同的历史教科书及就历史教科书进行国际性对话，仍要面对重要的问题。
一 日方委员会的意见
（一）问题点
日方于完成初稿阶段的2011年4月就本章的结构、问题意识、评价方法等提出了意见，其后也曾针对这些问题反复提出过意见。另外，日方关于史实和内容也对本章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本章作者虽然采纳其中一部分，但诸多基本问题都未予以解决。以下列举日方书面意见的概要，以示问题所在。
日方意见（2011年4月19日）概要
1.关于文章整体
（1）文章整体最大的问题是，前半部分的第1、2节和后半部分的第3、4节在叙述上脱节。前半部分把焦点放在各自的民众方面，而后半部分则没有出现具体的民众的身影，仅指出了集体记忆。前半部分对各自民众记忆的写法，其战后的状况也应在后半部分采用，而集体记忆应成为其有关联的部分。第8章内部视角的调整和统一不可欠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读者就无法明白第8章整体叙述的主线是什么、想要传达什么。而且，由于执笔人员不同而产生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文体上的差异，也始终是个问题。
（2）第3节中的“集体记忆方式的形象化”，其把握和评价上存在很大问题，对此日方无法接受。日方认为应在三国之间充分讨论对评价和见解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定稿。目前的相关叙述片面而且武断，与日本的研究状况有出入。特别是把靖国神社的情况与广岛、冲绳的情况单纯的相提并论，对此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讨论。即使从推动日本和平运动的角度来看，也无法接受这种叙述。在此提出改写第3节和第4节末尾的样稿（略），请重新考虑。
2.关于各节
①日方认为应该更明确第1、2节中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中心内容，并理清结构，使读者更易于理解。例如，第1节“民众的战争动员与体验”和第2节“后方的生活与民众”中，为何举出文中的事例，或是通过这些事例想要表达三国民众的何种战争体验，应该进一步予以明确。从目前的叙述中很难理解作者要通过这些事例传达给读者什么内容。
②和上面的①相关，日方认为应对第1、2节的内容进行整理。关于具体框架的提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