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叙述广岛、长崎民众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的情况。中方编写委员会认为：广岛与长崎民众遭受原子弹爆炸确实属于典型的战争被害，是战争加害国民众遭受战争伤害的代表。但执笔者在这里对广岛“惨剧”的表述不能完全反映历史学者的观察角度，中方编写委员会在2001年11月的会议上已经提出了意见。
4.第八章第三、四节讲述的集体历史记忆是东亚三国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但目前的文章主要介绍了韩、日方面的情况，而很少涉及中国的内容，没有把握基本的平衡。中国曾针对这一情况提供了资料，但没有被利用。
5.第八章第三节应当分别围绕中日韩三国的战争记忆进行叙述，但是对中国方面的战争记忆的叙述所占比重过少。特别是执笔者提出中国与韩国一样，存在“战争记忆在冷战体制下被割断和被抑制”的问题，中方编写委员会也曾明确多次提出：战争记忆在冷战时期是否被割断和被抑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有根本不同。不能认为中、韩两国的战后处理处于同一层面上。执笔者认为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主张，是一种“对民众历史记忆的封锁，旨在抑制民众随时表现出来的反日意识”。这一观点带有执笔者的很强的主观意识，是中方不能同意的。其实，周恩来总理的主张，恰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告诚日本方面，切不可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才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而执笔者从韩国的角度得出中、韩两国都“封锁民众记忆而不直接追究日本侵略责任”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
这一节的第三部分标题为“被排除在日本社会之外的少数人的历史记忆与朝鲜半岛分裂”，专门讲述在战争中参加军队的出身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的人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强调他们是单纯的战争受害者。但是在这里需要明确如下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战争被害国的中国民众是将其视为战争加害者的。
6.第四节第三部分讲述“和平意识的现状”，提出“中国和韩国两国的纪念馆具有不少共同点，它们包括：展示日本侵略及统治有关资料；均再现受害及痛苦记忆、引发人们警惕；缅怀阵亡者、赞美英雄。然而，这类纪念设施，比起走向真正和解和建立共存意识，更容易助长集体对决意识。民众的多种战争记忆被国家统摄，因此也阻碍对历史认识开展相对认识，当然一方面日本右翼和部分保守势力也对此提供了决定性缘由”。中方编写委员会认为这样的表述有片面性。其实，不仅要说明中、韩两国纪念馆的共同点，还需要说明中国与韩国纪念馆的不同点。
本章执笔者提出：“和平意识方面，中国和韩国的和平纪念馆尚未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但是执笔者的理由是：中、韩两国的纪念馆“没能站在超越国家层面的泛人类主义立场……因此没能超越民族主义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所以尚不及真挚对待每一个阵亡者逝去的水平”。中国方面尊重执笔者对韩国和平纪念馆的分析与评价，但是不能同意执笔者多次重申的中国与韩国的“共同点”。我们认为也需要重视中国与韩国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战争责任的实际情况，即“不同点”。
（中方委员会补充内容略）
[1] 日本军队将部队中从事技术或服务性工作，但不作为军队正式编制的人称为“军属”。
[2] “特攻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自杀式飞机、自杀式潜水艇向对方发起攻击的日本军人。这一口号的意思是希望全体日本人都发扬“特攻队”的精神，为日本献身。
[3] 被强迫征用的劳工，在日语中被称为“强制连行”。
[4] 在战争期间，日本为将全部财力用于战争，开展所谓“贮金运动”，强迫人们把钱存到银行。
[5] 被关押在中国战犯管理所中的日本军政人员在1956年被释放回日本后，组成的以反省战争罪责、促进中日友好为目的的进步团体。
[6] 由于使用毒气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日军在战争中用颜色作为不同毒气的代号。其中赤色代表呕吐性毒气，绿色代表催泪性毒气。
[7] 和平之础：1995年，冲绳县在战败50周年之际，以“为了祈祷世界的永久和平”的目的，建设了刻有在冲绳作战中阵亡的24.1万人名字的纪念碑群，原则是不问国籍，不分军人与平民，只对阵亡者的灵魂加以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