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人口合计达15亿，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世界将近20%。三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额与三国外贸总额比，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仅略逊于欧盟（EU），已成为继欧盟、北美经济圈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区，而且近年来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马达。而与北美及欧盟相比，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东亚建设关系更加密切的区域共同体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东亚地区构建共同体这一目标越来越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对历史的经验加以全面的总结。
在近代意义的国民国家产生之前，东亚地区曾经有占主导地位的“华夷秩序”（the imperial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作为“中央”的中国希望以册封周边国家君主的方式保持安定局面，间接地发挥其影响力；而周边的国家和民族则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来取得经济上的实际利益，同时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持内政、外交的自主权。这样的东亚秩序与近代世界中的帝国主义对周边的支配关系不同，但也并不是理想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模式。
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借助与英国的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势力南下的同时，上升为地区的“中心”，占领台湾并统治朝鲜进而侵入中国东北，从而改变了东亚传统秩序。然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弱肉强食”原则的日本突出自身主体性，并主张建立标榜解放东亚各民族的“大东亚新秩序”，但这却是由霸权国家主导的、不可能成功的秩序。由于各民族的抵抗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失败，“大东亚新秩序”也最终崩溃。
战后冷战期间，东亚国际关系长期从属于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之中。通过经济、技术、军事合作等手段，美国力图在东亚各国导入美国式的社会体制。即，经济方面建立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垂直关系的地区分工体系，军事方面则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安保秩序，其结果也仍不能构建东亚的认同。
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在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作为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中、日、韩等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从东亚秩序角度来看，今天的东亚较之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一强称雄”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当代东亚国家间与民众间密切往来和交流，为构建共同体和突破其“地理障碍”、“历史障碍”与“认同障碍”提供了良好契机。
即便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东亚各国仍面临共同问题。例如，在安全保障方面，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构筑东亚和平局面，避免战争与纷争、对立；在经济方面，需要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商品出口、解除失业与贫困、节约能源等问题；环境方面，需要共同应对温室化效应、禽流感、环境污染与自然灾害，共同处理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产生的核事故那样的问题；在确保人类生存安全方面，则要共同应对贫困、买卖人口、越境犯罪、毒品等问题；在政治安全方面要解决领土问题。而围绕历史问题的种种纠纷，也是三国共同面临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中、日、韩三个经济大国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为培育“共同体意识”，有必要对三国间围绕历史问题存在的政治性、感情性的鸿沟予以解决。那么，东亚各国间又应该如何克服历史认识问题带来的障碍，培育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及社会基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