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妇”问题引发的讨论
从上一世纪末开始，东亚各国民众围绕历史问题给东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而市民团体在这一方面的活动十分活跃。针对欧洲的共同体的建设动向，特别是欧盟的建立，东亚的人们也在思考：欧洲模式能否在东亚实现？亚洲是否存在欧洲那样的同一性（Identity）？
使东亚产生“历史问题障碍”的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与对殖民地的统治。战后，日本与韩国、中国相继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的层面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是，历史认识层面的和解尚未实现。东亚各国的民众之间也面临着“克服过去，面向未来”的任务。
在冷战局面解体，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韩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民主化以来，日本国内企图回复到战前的政治势力也有所抬头。20世纪90年代，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与赔偿，提出了多宗诉讼，而这也是向日本人讲述自己战争被害的开始。加害国成员的日本民众在这些诉讼及其他活动中，听到了闻所未闻的被害者的战争体验，心灵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得到了对自己的历史及民族差别意识加以反省的机会。
而围绕日本军队强征日军“慰安妇”的问题，加害国的日本民众与被害国的中国、韩国的民众在诉讼方面的共同努力，开创了克服历史问题障碍，面向未来努力的一种新模式。
1991年，韩国金学顺老人（1997年去世）打破了将近50年的沉默，勇敢地披露了被日本政府掩盖了多年的强征作为日军“慰安妇”而遭受苦难的事实，提出了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诉讼。在她之后，其他的被害妇女也相继站出来控诉日本军队的暴行。而到现在，已经有韩国、中国（包括台湾）、菲律宾、荷兰等国的93位妇女提出的10起诉讼案。这些诉讼是被害国的民众与加害国日本的民众共同展开的。在曾经的加害国日本，有人呼吁民众应响应战争被害国民众的诉讼，应将诉讼作为改变自己错误历史认识的契机，研究者还通过这一诉讼深化了自己的民众史研究。
追究日军“慰安妇”问题，其目的不仅是促进日本清算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可将其推广到国际社会，促进对妇女权利的关注与妇女地位的提高。1991年前后提出的日军“慰安妇”问题，与当时发生在原南斯拉夫的对妇女的有组织的性暴力，对世界女性以极大的冲击。于是1993年第二届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NGO会议，认为：性暴力是长期漠视对妇女的结构性性别歧视的结果，会议还讨论了战时的性暴力及对过去的行为不加以处罚，以至现在仍在发生的世界共通性的女性人权问题。
在许多女性NGO团体的努力下，发表了“维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明确提出女性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出武力纷争时经常发生的对妇女的强奸等性暴力就是对人权的侵害，特别强调对有组织的强奸、性奴隶（“慰安妇”制度等）、强制性妊娠必须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这是从女性的角度深化了基本的人权理念。进而，在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明确将强奸、性奴隶、强制妊娠等性暴力行为列为对人道的犯罪，规定了对加害者的处罚。
由日本的女性民间团体发起，2000年由各国战争被害者与NGO组织，以及国际著名的法律专家、研究者参与的追究日本国家与个人的加害责任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开庭。通过对证人的询问，依照国际法根据证据进行审理，在第二年判定日本政府及包括昭和天皇在内的10名旧日本军高官有罪，这是对追究日军“慰安妇”制度极不充分的东京审判的纠正。法庭认定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性奴隶制度，是“对人道的犯罪”，是从保障女性人权的立场对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的修正，抚慰了战后始终在心灵的伤害中苦苦挣扎的被害女性。
提交到日本法庭的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诉讼虽然均未能对受害人予以赔偿，但多数判决结果都认定了日军“慰安妇”被害事实，而有的判决否定了成为战争被害赔偿诉讼难以逾越之障碍的所谓“国家无答责”[1]理论，有的判决指出了日本政府的立法不作为的责任，也有的判决建议从立法与行政的角度对被害者予以救济。1997年，日本初中的全部历史教科书都记述了日军“慰安妇”问题，从而使持有危机感的右派势力感到恐慌。此后，教科书出版社考虑到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审定与选择方面的压力，而逐渐将日军“慰安妇”的记述删除了，而NHK关于“战犯法庭”报道在播放时也被篡改，有意将日军“慰安妇”问题加以掩盖。
针对日本政府拒绝向被害者正式谢罪和赔偿的态度，2007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欧盟和许多国家的议会均通过决议，明确地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地就对女性实施的性奴隶致歉并担负起历史责任。另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消除女性差别委员会等各人权条约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也相继呼吁日本政府尽快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日军“慰安妇”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以韩国、日本女性为首的各国女性团体跨越国境的联合运动的结果。
而从1992年1月以来，“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星期三都在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就侵略战争期间强迫妇女充当日军随军“慰安妇”道歉、赔偿，惩罚相关责任人，并要求将这段历史写入日本历史教科书中。2011年12月14日，“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与韩国市民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第1000次“星期三抗议”活动，并且树立了少女像“和平之碑”。
这样，包括被害女性在内的亚洲与世界的妇女联合行动，使围绕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有关各国的声音成为了世界性的历史记忆。在排外的民族主义助长民族差别与性差别意识的时候，围绕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努力则是在努力消除那种差别意识。
韩国市民举行了第1000次“星期三抗议”活动后树立的少女像“和平之碑”（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提供）
为面向未来而进行的战争赔偿诉讼
除针对日军性暴力的诉讼外，从1990年到2000年，就日本在战争中强制征用劳工，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伤害，南京大屠杀及平顶山事件中的伤害，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中的伤害等，中国的战争被害者均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谢罪与赔偿的诉讼，韩国与朝鲜的原BC级战犯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要求谢罪与赔偿的诉讼，韩国的原子弹被爆者就被强制征用、受到原子弹爆炸和战后日本政府对其不闻不问的无作为责任提出了补偿要求。这些诉讼与日本军队“慰安妇”诉讼一样，都是被害国的人们与加害国的人们作为市民的共同运动而展开的。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受害人主要的目标是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并正式谢罪，通过诉讼这一法律形式清算日本的历史责任。
尽管对战争受害者的诉讼表示理解并予以支持的日本人在全体日本人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对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与殖民统治有责任意识。其实，自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一系列促进市民历史认识的活动，如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代表的原日本军人组织的活动，70年代开始对残留在库页岛上的朝鲜人及韩国原子弹被爆者的关注，进入80年代后记者对南京大屠杀及731部队实况的采访等，进而发展到倾听被害者控诉的证言集会和在各地区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和平运动。于是，日本人关于战争被害和战争加害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例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对使用核武器运动时期，还没有注意到日本以外的亚洲的原子弹被爆者，而到1972年，作为被爆者的栗原贞子[2]就对此有所觉悟，所以她说：“当我们说起‘广岛’，那不是简单的地名；说起广岛，我们会想起珍珠港的袭击；说起广岛，我们会想起南京的屠杀；说起广岛，我们会想起血与火的岁月……”
在要求战后补偿诉讼接连败诉的时候，也有一些例外。如三菱公司在战争中征用的工人就遭受原子弹爆炸的伤害提出的诉讼，经日本最高法院审理，在2007年判定日本政府应对战后去了外国的原子弹被害者负责，予以赔偿。而鹿岛组（现鹿岛建设）花冈矿山劳工的损害赔偿诉讼，则以鹿岛建设公司表示承认企业责任，对全体被害者予以慰灵，同时将5亿日元基金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而落下帷幕；另外，西松建设公司安野事业所中国劳工的诉讼，尽管原告的请求被弃却，但西松建设公司与原告基于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附属意见而进行了“和解”。“和解”的内容中包含了承认历史事实，真诚谢罪，对尚不清楚的问题继续进行调查及为了教育后代而建立纪念碑等内容。这一结果也影响到了对西松建设公司信浓川事业所提出的同样内容的劳工诉讼。不过，对于这样的“和解”，中国与日本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
在日本国内也有诉讼。广岛的原子弹被爆者认为：投放原子弹违反了禁止无差别轰炸的国际法，而《旧金山和约》放弃了个人的请求权，因此国民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被放弃，这是违反宪法规定的保障国民幸福追求权与财产权的行为。而日本政府若为缔结和平条约而利用被爆者权利的话，就应对被爆者予以国家补偿。这一向国家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诉讼是在1955年。这一诉讼提出了一个共通性的问题，即日本政府一直以《旧金山和约》和其他的两国间条约为理由而否定亚洲被害者的要求是不正当的。
1995年开始实施对原子弹被爆者的“被爆者援护法”，由于对被爆地和被爆症状等都有苛刻的限定，被爆者们现在正在进行要求对全体被爆者予以国家补偿的诉讼。而政府认为适用于“被爆者援护法”与战争被害的受忍程度有关，而且该法律并不适用于居住在海外的受害者。对于海外原子弹被爆者的保障是从2007年才开始的。
日本各地都有记录遭受空袭的市民组织的活动，而在2007年，东京、大阪的空袭被害者也在当地提出了要求国家赔偿的诉讼。这一诉讼对政府的战争被害受忍程度论进行了批判，指出非人道的无差别轰炸的被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遭受美军无差别轰炸的被害者与遭受日军无差别轰炸的被害者开始了交流（2000年前后，在学术研究领域也触及到了欧洲的无差别轰炸的问题）。这些交流表明了战争被害者对战争的冷酷性与非人性的谴责。尽管战争加害国的国民与战争被害国的国民的区别是不能抹杀的，但战争加害国的国民确实受到了战争的伤害。
而在韩国，战后初期以建立民主主义的国家为前提，对在殖民地时期出于自身利益和自我保护考虑而与日本侵略者联手，背叛民族共同体的叛徒（亲日派）进行了检举和追究，但由于美国的军政干涉而受挫。其后，许多争取民主的人士或被独裁者政权剥夺权利，或人权遭蹂躏，名誉受到伤害。进入90年代后，对民主化运动的牺牲者予以补偿，恢复朝鲜战争时期韩国军队制造的屠杀事件的牺牲者名誉等活动开展起来。而进入金大中政权与卢武铉政权的十年间，人们认识到当年日本统治的协助者、韩国独裁时期的协助者与统治者、韩国独裁政权的统治组织的残存，是韩国社会民主发展的障碍。为了清算过去，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同时调查真相，并利用民众的捐款，在民间的努力下，制作了大部头的《亲日人名辞典》。这些活动不仅针对日本统治时期的协助者，而且针对本国独裁时期的当事人、协助者，通过对那些人和事的追究而克服过去的活动一直在持续着。
进入21世纪初后，韩国努力克服过去历史问题的活动有了新的发展。2000年，以“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开庭为契机，为了清算历史问题，抚慰受害者的伤痛并缓和社会纠纷，受害者团体、律师、民众团体、学术界联合起来，共同展开了制定特别法的运动。其结果是在2004年制定了《关于查清日帝强占下强制动员受害真相特别法》，查明历史真相和进行部分补偿，这一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对日抗争期强制动员受害调查和国外强制动员牺牲者支援委员会”。由受害国自发设立机构查明强制动员受害事实并提供部分补偿，这种努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韩国展开这一历史清算运动，对开拓未来的韩日关系和奠定东亚地区和平环境的基础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在中国建立的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NGO），是西松建设公司向信浓川事业所的劳工被害者支付补偿金的接受窗口。而中国山西省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及长治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参与中国受害女性诉讼的日本各团体一起，从2009年11月开始，举办了“二战时期日军对女性的犯罪图片展”。促成展览成功的骨干力量是日本的“山西历史究明会”与“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等日本女性团体，也有山西大学的学者们。三国的市民们就是这样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使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
另外，1998年，韩国在为曾经被强迫作为日军“慰安妇”的受害妇女建立的“妇女之家”[3]中建立了“日军‘慰安妇’资料馆”；2005年在日本建立了“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进而2007年在上海，2008年在马尼拉，2009年在台北，2010年在云南省的龙陵县，也都建立了相关的资料馆。韩国首尔的“战争与女性的人权博物馆”2012年开馆。这些资料馆都承担了向年青一代传递历史记忆，研究历史过程，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的责任。中日韩三国的市民们都通过实际行动在思考、记忆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