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东亚的和平共同体，需要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2006年，德国与法国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现代史部分《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出版，这是德国与法国从上一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的努力的结果。而德国与波兰也从1972年起开始了同样的共同研究工作，其研究结果已经开始对编纂教科书产生了影响，于2010年提出了对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建议。这些都被认为是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方面的成功典范。
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差异被凸显出来。那么，中日韩三国间是否可以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进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呢？其实，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育者之间也在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而进行着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
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对日本侵略亚洲与实施殖民统治的叙述或简化或省略而发生了退步[4]，这一情况经媒体报道后，围绕日本侵略和统治的历史和历史教育问题开始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以教科书问题为契机，东亚的学者与教师、民众开始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进行对话。
韩、日两国的历史学者与教师探讨历史教科书问题，并试图开展历史教科书的对话，主要检讨记述近代日韩关系的日本教科书内容，通过此次对话建立了人脉关系，在日韩两国通过多种网络渠道开展学术交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扩大了与日本、韩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也开始意识到在历史认识上扩大视野的必要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社会再次发生了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历史认识问题再次引起东亚社会的关注。1997年，韩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召开国际研讨会，邀请在德国和波兰、德国与法国间从事历史教科书对话的学者与教师参加，尽管日本方面没有出席，但是此次会议是首次摸索在东亚地区进行协作的一次研讨会。会后，部分与会者展开了具体活动，并于2007年在日韩两国出版发行了《日韩交流的历史》一书。
跨国间的共同合作开展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日本一些大学分别组织了由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各国学者与教师的共同研究的局面有了新的进展，并且出现了新的成果。
2001年，日本右翼团体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宣扬狭隘民族主义与皇国史观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后，立即引起东亚地区关于历史认识的再次纷争。中、日、韩三国的有识之士对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歪曲历史的行为提出批判，并展开了积极的合作。三国历史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相关人员在共同批判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于2002年3月在中国南京召开“历史认识和东亚和平论坛”。在论坛上，与会的历史学者、教师、市民团体负责人一致同意今后通过具体合作继续探讨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每年一次的论坛机制，共同探讨东亚地区形势、历史教育现状等有关问题，同时开始共同编纂面向三国青少年与一般读者的历史教科书的辅助教材。如今，这一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个春秋。而在2005年出版发行的面向未来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这一共同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的成果。另外，“历史认识和东亚和平论坛”每年还举办三国的青少年历史学习夏令营等交流活动。
现在，三国学者与教师组成的共同委员会仍在继续进行努力，在第一本教科书辅助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充分讨论与研究的基础上共同编写新的共同研究成果。
上述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共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一，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叙述的比重，二是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问题，在这里，“超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2009年中日韩三国青少年历史学习夏令营青年们对东亚和平的期待
这一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也拉开了序幕。先是日本与韩国在2002年开始了共同历史研究，在2005年告一段落后，于2006年开始了第二期的共同研究，2009年结束。中国与日本的共同历史研究从2006年起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发表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明确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一系列侵略事实，作为确立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基本原则，研究报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跨越国境的努力，各方评价大不相同。有的表示欢迎，有的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的提出批评，表示反对。这是因为历史问题的对话存在于政治、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
政治层面的对话涉及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性质的政治判断。政府与政治家需要态度鲜明地谴责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在大是大非的原则判断问题上不容含糊。
民众层面的对话是要解决东亚各国民众因不对称的历史体验而产生的认识的差异，不同的历史体验造成的民众间的认识差异，具有比较明显的感情因素，需要民间的深入交往而达到相互理解。对于同时具有战争被害与战争加害双重角色的日本国民来说，应正视“加害意识缺失”的问题。
学术层面的对话，主要解决两国历史学研究中因资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历史体验的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差异问题。三国学者与教师正在进行的共同研究，正是为解决这一层面的问题在进行努力。
三个层面在现实中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把政治层面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思考，就会失去方向，被导入无尽无休的争论。期望通过经院式的讨论使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获得缓解，也是理想主义的表现。学者从学术领域进行研究，不要使学术分歧扩大到两国民众的感情层面，更不要转化为政治问题。
战争已经结束60年，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越来越少，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应当避免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的空洞化与抽象化的倾向。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久远的过去，战争就像游戏一样，只有在电脑的虚拟的空间中可以看到。持有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战争认识的青年人，很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为消除这种危险的倾向，学者要引导青年一代对战争历史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通过历史教育使青年一代扩大视野，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东亚的历史与未来。
本书的编写是前述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市民团体的代表编写面向未来的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工作的第二阶段工作。
从研究、教育的角度看，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以此为背景进行三国共同研究与历史教材的编纂并非易事。例如，某些问题的研究在一个国家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但在其他的国家也许并不为人所知或尚不被承认。而作为共同的教材，如果不能反映各国最新的研究成果，无异于倒退，而且会招致批判。但是，编写共同的历史教材与本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运动。例如，离开了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日本史其实不能成立，日本的研究与教育从经验中意识到不能只看到本国的存在。如果对此没有自觉，就有可能陷入以一国史为中心的束缚中。
我们主张的历史的共有，并不是将所有的认识统一在一种认识之下。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理解与自己生活环境不同，教育背景有差异的现实，才能理解为什么对历史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为了跨越那样的不同，并不能要求对方同自己一致。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视角，争取对方的回应。当然，我们也不主张无原则地让步、妥协与折中，而是希望在承认相互差异的基础上，构筑信赖关系，不懈地研究讨论。遇到对立或不一致的意见，要有反复讨论、陈述意见的思想准备。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2005年发行后，韩国的一名女高中学生读到了其中描写的冲绳作战，才知道日本的战争被害与今天的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的关联，而那是此前韩国的历史教育中从未讲过的知识。了解了冲绳人在冲绳战中是被日本军人杀害的事实后，这名女学生给在天国的“姬百合学生队”[5]的女学生们写了如下的信：
冲绳作战到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虽然遭受历史性创伤的冲绳变成了观光地，而别有用心的当权者们还竭力掩盖事实，期望你们对当年制造灾难的日本军队的怨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但是，请不要担心，我们不认为你们的死毫无意义。为了不使第二个冲绳出现，为了不使无辜的人受伤害，我们会不断地努力。也请你们在天国里为我们声援。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位韩国的高中学生能够接受当年的殖民地宗主国日本的女学生也是战争被害者的观点。当然，那是在她接受了新的历史知识后发生的新变化。这就向日本的年青一代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应当如何回应这位韩国女高中生呢？
努力超越自己而了解历史、认识历史绝不是有人批评的所谓的“自虐”。相反，认识到自己知识的缺欠，积极地与对方进行对话是很需要的事情。有时可能会发生自己的意见被否定，可能出现徘徊、困惑的情况。但是，与对方及过去历史的对话，可能恰恰也是自己成长的标志。人类的成长过程就是通过历史对话而了解对方的历史体验，也就是历史认识的共有。
近年来，随处可见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话题，当然在许多场合下是指国家层面的经济联系。但是，也需要关注有别于国家的角度，即基于个人经验对东亚共同体的观察，因为经济不能代表一切。东亚共同体并不是已经成型的事物，也不是天然的或者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肯定会创造出来的事物。那是一个还在不断变化、不断修正中的事物。不同的人对“东亚”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所谓东亚，其实是具有多样意味的、并不固定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东亚，其实是为对话提供一个平台，是为面向未来打开一扇窗户。
如何定义东亚？东亚共同体应具备哪些特征？这是今天人们正在议论的问题。而我们希望记忆历史，是迫切认为有必要面向我们的未来，跨越国境地进行对话。为此，我们必须面对过去战争的历史和留到今天尚未解决的课题。促进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必须正视的课题。
[1] 所谓“国家无答责”是日本法院对不给予战争被害者赔偿的理由，其解释为：诉讼原告提出的事由系1947年的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发生，当时适用的是日本旧宪法。而在日本的旧宪法下，由于国家行为而对个人产生的损害，国家不负担赔偿的责任。
[2]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受害，后来以原子弹爆炸为题材从事诗歌创作。
[3] 在韩国，为了安慰和照顾年老体弱的曾遭受日军性暴力的妇女，为她们修建了集体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妇女之家”。
[4] 在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审定过程中，多数教科书将日本“对外侵略”改为“对外进出”。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报道了前一日结束的文部省对教科书审定的结果，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为此，日本的铃木善幸内阁通过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了被称为“近邻诸国条款”的谈话，表示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对近现代史的认识”。后来，有人为改变政府这一立场，提出所谓的媒体“误报”与外国干涉内政的问题。而据当时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铃木勋1982年7月27日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承认：“教科书问题”事出有因，至少有两处有关“侵略”的记述是根据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改善意见”修正的。（《朝日新闻》1982年7月27日「鈴木初中局長に聞く」）。可见强调所谓“误报”是企图掩盖问题的本质。
[5] 冲绳作战期间，由冲绳第一女子高中和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的240名女学生被动员起来在日军陆军医院服务，以两校共同的宿舍“姬百合”命名，为“姬百合学生队”。在战争中阵亡136人，其中10人是被日军强制要求“集团自杀”的。战后，在冲绳建立了“姬百合塔”，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冲绳女性。
后记
在编写这部“新书”之前，来自中日韩三国的编者们已经有过四年共同工作的经历，但我们仍然意识到编写这本“新书”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果然，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回头来看第二轮长达六年的编写进程，回顾十数次的会议和难以计数的电子邮件，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历史进程以及教育背景的三国之间，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要在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实现突破，真的需要克服重重难关。
在决定了“新书”由上下两卷构成后，我们首先就上卷围绕国际关系的东亚三国结构变动内容的时期划分展开了讨论。由于是在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共同工作，围绕这一问题的意见比较接近，均认为战争与革命、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是从结构上改变东亚三国关系的重要历史因素。但是，就具体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三国学者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对中日甲午战争在东亚近现代史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就是见仁见智的。尽管对许多问题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通过多次会议与讨论，各方的认识均有调整。
对于下卷九章所涉及的专题，中日韩三国学者先是单独提出方案，通过比较进行调整，明确以民众生活和文化为重点，同时也要反映国家理念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面貌。此为前八章的内容，而第九章则对三国的未来发展提出期望。
本书的结构确定之后，接着决定内容编写的执笔原则。即以“章”为单位确定执笔者，编写出初稿后，由三国学者共同讨论定稿。这样做是为了强化“共同编写”这一宗旨，避免出现平行叙述三国历史的问题。在落实初稿的执笔者后，进入正式编写阶段。从2009年3月的首尔会议开始，对上卷稿件进行讨论，而8月的北京会议，则开始讨论下卷内容。
从那以来，每次会议都对各章的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部分章节甚至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最初的书稿当然包含了执笔者个人的构想与见解，但经过了反复的互相讨论与修改，其内容已经超出了各章执笔者的思维框架，成了参与编写的三国学者的共同著作。
除了内容方面的问题外，“新书”编写中的事务方面的具体工作也存在很多困难。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所带来的篇幅不一的问题，稿件的传送、探讨等问题，都十分繁琐与繁重。承担这些工作的三国的事务局成员们，还要为筹备各次会议和准备会议资料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原稿均由执笔者用本国语言写成，每次讨论前均需翻译成另外两国的文字，而会议则要使用三国语言进行讨论。因此，担任文字翻译和口译的助手们，在这本书的出版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书”编写的六年多的时间里，若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的工作实在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此，我们要向他（她）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们还要向负责本书出版的三国的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三国出版社的编辑其实从一开始就参与设计、编写与讨论的过程，从编辑的角度审视内容，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编辑业务。
我们希望三国的读者们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在了解东亚近现代史的基础上，积极地互相交流意见，并期待诸位将想法传达给我们。这部书如果能在消除东亚历史认识的纠葛与误解、创造和平气氛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将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2012年5月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及编写者名单
■中国（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荣维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审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金以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晓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长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士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杜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毕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志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
徐思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