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与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日本的快速崛起，刺激了西方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列强在东亚竞争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大。俄国势力南下，便与企图北上的英国发生冲突。其时，美国也想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势力，因而对俄国的势力南下表示担忧。由此围绕东亚，便逐渐形成以英、美、日为一方，以俄、法、德为另一方的错综复杂的大国争霸格局。
为了偿付对日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借外债。列强纷起争夺对华借款权，企图通过借款获取更多的在华特权和利益。俄、法、英、德四国借款，本息合计高达6亿多两。这些借款，均以清政府的海关税收和地方货厘、盐厘[1]作担保。通过这些借款，列强还控制了清政府的海关行政权和财政监督权。这些附加了苛刻的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借款，拉开了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序幕。
列强瓜分中国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兵占领胶州湾。次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并把山东全省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以此为契机，列强竞相在华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强租旅顺、大连，以东北乃至长城以北地区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包括北九龙半岛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湾、深圳湾），以长江流域和云南西部、广东一部分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即雷州湾），以云南、广东的大部分和广西全省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割占台湾后，又进一步觊觎中国大陆，效法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与分割势力范围相关，列强纷起争夺中国的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俄国获得了敷设从满洲里起横穿黑龙江省与吉林省抵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以及从哈尔滨到大连支线在内的中东铁路的权利，奠定了其在中国东北的决定性地位的基础，进而支持法比银行团取得卢汉（卢沟桥—汉口）铁路[2]建筑权，使俄国势力打进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英国汇丰银行取得关（山海关）内外铁路建筑权，又使英国势力开始向俄国势力范围渗透。英、德还分割了津镇（天津—镇江）铁路南、北段利权。美国也攫取了粤汉（广州—汉口）铁路修建权。中国的重要铁路干线均落入列强之手。与此同时，法国取得在云南、广东、广西三省开矿的优先权；英国取得在山西、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的开矿特权；德国取得山东全省的开矿权；俄国取得东北、蒙古、新疆更广大地区的开矿特权；日本染指大冶铁矿。此外，列强还在通商口岸投资建工厂、设银行，妄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更多的经济与政治利权。
在欧洲列强与日本争夺在华租借地与势力范围时，美国为了抢占向东亚地区扩张的跳板而觊觎西班牙属地菲律宾，正与西班牙交战。当美国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已略晚一步。1899年，为挽回在中国角逐战中的损失，美国政府相继对英、俄、德、法、意、比、日各国提出“门户开放宣言”：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要求各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向美国开放，使美国享有均等贸易的机会。美国企图实现其在华“利益均沾”目的，只管征求列强的意见，完全忽视了清朝政府与民众。
日俄在朝鲜的对立与协商
经过明成王后杀害事件与俄馆播迁后，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削弱，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却进一步得到加强，朝鲜王室内部的亲俄势力逐步掌握了主导权。在这种局势下，日本与俄国交涉，试图确保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1896年，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与俄国公使韦伯在汉城（今首尔）交换了备忘录（第一次日俄协约，韦伯—小村备忘录），互相承认维持朝鲜政府的现状与日俄双方的军队驻屯权，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特殊经济利益，同时以保护居留民为名义在朝鲜保留日军。
同年，山县有朋访问俄国，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签署协定（第二次日俄协约，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共同援助朝鲜财政，规定由朝鲜政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互相确认各自在朝鲜的电信线管理、架设上的权利，互相尊重对方在势力范围内巩固和发展特殊利益，互不干涉，当双方利益受到第三方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
身着军服的朝鲜高宗国王
1898年3月，俄国从韩国撤回了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与此同时，俄国租借了中国的旅顺、大连，并以此为中心在中国东北地区扩大势力。对此，日本方面在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统治的同时，提出了要求俄国承认日本统治韩国的满韩交换论。1898年4月，日本外交大臣西德二郎与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署了协定（第三次日俄协约，罗森—西德协定），规定两国不干涉韩国实现完全独立，不干涉韩国内政，在任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时事先协商，以及尊重日本在韩国的特殊经济利益，日本默认俄国在中国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地位。
1896年朝鲜高宗俄馆播迁后，围绕在朝利益问题，日俄及西方列强间的角逐战进一步升级。在朝鲜国内，各种要求摆脱列强控制的声音愈发高涨。他们反对政府对外政策，呼唤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与此同时，要求朝鲜王室退出俄国公使馆，独立管理政事的“还宫”主张也比较强烈。但是，根据各方所处的位置关系，对建立自主独立国家的方案却有着不同理解。
迫于摆脱俄国影响力的国内外要求，高宗于1897年2月还宫，为改变自身和国家的形象，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同年10月，高宗即位称帝，正式使用大韩帝国国号。大韩帝国于1899年首次以平等身份同清朝订立《清韩通商条约》。此外，大韩帝国政府还制定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建设电灯、电车、电话和电信，设立民间机构大韩铁道会社，鼓励民间开办工厂企业，力图振兴工商业。政府还致力办学，引进近代教育观念，发展近代技术教育，开办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在内的各类各等级学校，开办农业、工商、矿产、医学等各类专业学校，培养人才。还用西洋技术测量土地，承认包括地主和农民在内的个人土地所有权，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颁发地产证，进行了一系列土地调查和改革运动。通过以上举措，向国际社会表明大韩帝国是由皇帝统治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独立新闻》
但是，大韩帝国成立后，围绕国体性质，独立协会[3]派与亲俄守旧派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独立协会派主张应限制国王权限，呼吁改革社会，建立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法制社会。独立协会派设立“独立门”，以象征从包括清朝在内的外部势力中独立出来。他们还创办了《独立新闻》，宣传文明开化和自主独立思想，启蒙民众。此外，独立协会还组织了“万民共同会”，动员汉城市民开展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进行财政改革，并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独立协会主张，将中枢院这一咨询机构改造为议会，引进西方先进文明，同时反对俄国过度的政治干涉与列强对朝鲜利益的争夺。
独立协会在其改革论中提到建立议会，制定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利，通过开展民众运动实行改革，这些违背了强化皇权，实施自上而下改革的大韩帝国政府的意愿。政府没有采纳独立协会的改革论，这便加深了政府同独立协会间的矛盾。大韩帝国的保守派官僚诬陷独立协会推行共和制，并试图予以解散其组织，但是独立协会通过召开万民共同会形式予以抵抗。最终，1898年12月大韩帝国强制解散了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
为遏制独立协会等改革派展开反对国体的改革运动，巩固大韩帝国政体，政府于1899年颁布了带有宪法性质的《大韩国国制》，明确规定君权无限，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全权，极力强化了专制皇权。大韩帝国政府虽然掌握了改革的主导权，但不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不具备使改革获得成功的条件。大韩帝国的近代化，还因外部力量的介入，而遭到挫折。
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与日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背景下，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改革派人士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清政府内部，于1898年发动了学习西方与日本进行各项制度改革的戊戌变法运动，因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与镇压而失败。随后，中国各地掀起了民众性的反帝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义和团运动，是长期以来民众反洋教斗争的大爆发，其本质是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抵抗。
《辛丑条约》签订仪式及条约签字
1898年，义和团首先在鲁西南地区兴起，随即便向山东、直隶交界地区发展，并与直隶境内义和团相呼应，声势益壮。1900年，在清政府的默许下，义和团扩大到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天津地区。由于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起初，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列强，遂怂恿其焚烧教堂，围攻外国使馆。英、俄、法、美、日、意、德、奥等列强便借口向北京派遣了使馆卫队，并迅速组织八国联军，进攻北京。6月，联军攻占大沽，清政府对列强宣战。清军与义和团奋起抗战，但终于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7月、8月，联军相继攻占天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离京城，同时下令痛剿义和团。八国联军控制北京城，到处烧杀抢掠。在八国联军中，日本军队数量最多，约占半数。与此同时，俄国还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单独出兵十余万人，乘机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英、俄、法、美、日、意、德、奥八国及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三国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合息高达9.8亿两），在北京设立由列强派兵保护的使馆区。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列强的统治，成了“洋人的朝廷”。《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降低到了历史最低点。
栏目
国际政治与朝鲜中立化构想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因其地缘政治学的特性而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如何在朝鲜半岛实现势力的均衡，在列国之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朝鲜中立化构想。
首先在壬午兵变的中日围绕朝鲜的角逐期，日本政府内部有人提出了朝鲜永世中立化构想。1882年9月井上毅建议应该由日本、中国、美国、英国、德国五国实现朝鲜中立化。即五国协商视朝鲜为类似于比利时、瑞士那样的中立国，不承认对朝鲜的侵略，进行共同保护。这一建议是出于日本不受列强干涉通过自身的影响很难单独维持朝鲜独立的判断，依靠列国力量来遏制俄国入侵，同时约束清朝对朝鲜内政的单独性干涉。
围绕越南问题，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深化。1883年，清朝方面有意向日本提议朝鲜的“局外中立”，而日本方面也试图使朝鲜在中日两国和美国之间实现中立化，但这些努力都未能实现。甲申政变后的1885年，常驻朝鲜的德国副领事赫曼·布德勒（H.Budler），提议朝鲜通过与俄、中、日本签署条约而实现朝鲜的中立化。
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主张朝鲜永久中立化。日本认为，西伯利亚铁路一完成，由于俄国势力扩大，将威胁朝鲜独立，也会对中、日两国构成直接威胁，他在强调确保朝鲜作为日本的利益线的同时，强调要与中国协调，确保朝鲜如瑞士、比利时那样国际公法上永远中立的地位。但是这间接地也关系着英、德两国的利益，因此变成了由英、德、日、中四国对朝鲜开展永久中立化的方案。山县提案的核心就是：因为朝鲜有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危险，所以朝鲜必须中立化，利用四国的力量牵制俄国的入侵，同时对抗强化干预朝鲜的中国，对朝鲜施加军事压力。
这些构想源于一种考虑，即如何利用有利害冲突关系的强国的力量遏制俄国对朝鲜的侵略，牵制清朝对朝鲜的独霸状态，却把当事国朝鲜方面的意向置之度外。甲午战争时，日本则放弃了朝鲜中立化这一构想，而是直接推进了干预朝鲜内政的“保护国”化政策。
对此，朝鲜方面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后的时期，金玉均、俞吉濬等激进开化派们提出了利用与清朝关系来实现朝鲜中立化的构想。并且，甲午战争后的大韩帝国时期，针对日、俄两国的侵略扩张，高宗等采取的外交政策是让朝鲜四周的列强相互牵制，而让朝鲜在这种体制中保持独立。但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高宗加强了对俄军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警戒，出于对日、俄两国瓜分朝鲜、出兵朝鲜的担忧，从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在列强各国共同保证下实现朝鲜中立化的建议。
1901年初，这次是俄国向日本提出朝鲜中立方案，希望首先在对朝关系上拥有协定的日、俄两国之间进行调整。这一提案遭到日方的拒绝。日本希望能够独自统治朝鲜，所以认为该提议对日本不利。坚持日英同盟与朝鲜保护国路线的日本外务省采取了对中立化方案一贯反对的态度，朝鲜中立化方案受挫。之后日、俄之间关系日渐紧张，朝鲜中立化方案越发变得困难。
其间，作为保持独立的最后努力，配合军备扩充，韩国政府于1903年提出战时中立化方案。但日、俄两国无视韩国政府的请求，开始了日俄战争。
朝鲜半岛的中立化构想，完全是根据列强的利益出尔反尔，韩国的独立主权则被置之度外。随着各列强间的利益关系日趋尖锐，围绕韩国问题还是避免不了战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