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同盟
1900年7月，俄国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单独出兵中国东北。但俄国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却向日本提出韩国“中立化”的建议。这将从根本上损害日本在韩国的地位。日本便拒绝在俄军撤出中国东北之前讨论韩国问题。
关于如何对抗俄国势力，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日俄协商”，认为虽然俄国在东北亚与日本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但在军事实力无法对抗的情况下，日本可以与俄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双方在韩国与“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问题，即主张将中国东北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作为日俄交涉对象，这就是所谓的“满韩交换论”；另一派主张“日英同盟”，认为俄国的南下政策直接威胁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日本与英国这个欧洲强国结盟，有利于自己在东北亚地区与俄国争夺控制权。
庆祝日英同盟建立的宣传画
1901年底，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了彼得堡，同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和财政大臣维特进行多次会谈，企图为“满韩交换”做最后的努力，结果仍然未能如愿。俄国称军队方面反对放弃韩国，完全拒绝了日本所谓“满韩交换”的要求。此后，日本放弃日俄协商，而谋求日英同盟。
俄国的南下政策和从1891年开始的西伯利亚铁道的建设，动摇了英国通过海军力量维持在列强中的主导权，也威胁到英国在阿富汗、印度、中国的权益。在此期间，英国为将南非变为殖民地而开战，并派遣了大军，不仅在围绕瓜分非洲的问题上面临着与法国的对立，而且还存在着为对抗德国等必须强化军事力量的课题。有鉴于此，英国为与俄国对抗，需要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持。美国坚持东北“门户开放”，亦与俄国独霸东北的方针相矛盾。在此背景下，日本与英国相互接近，结成共同对付俄国的政治与军事同盟，并得到美国的支持。
1902年1月，日本驻英大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伦敦签署《日英同盟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日、英双方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韩国享有的特殊利益，并在中国与韩国问题上共同对付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在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美国向中国、俄国及其他列强发出一个备忘录，强烈反对俄国对中国东北利权的独占。这等于配合日英同盟对俄国提出警告。日本有了英、美的支持，为了解决与俄国争夺韩国及中国东北的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战争手段。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与日俄战争的爆发
在1901年辛丑议和的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开其他列强，试图与清政府在俄京彼得堡单独进行关于返还东三省问题的谈判交涉，以便使其占领东三省的事实合法化，实现其独占东三省的阴谋。俄国的侵略意图暴露于世以后，很快便引起了日、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它们不甘心看到俄国独占东北，于是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不能与俄国单独签约。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掀起了拒签俄约的运动，人民群众纷纷集会抗议，反对签约。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清政府最终决定拒签俄约。因此，俄国企图迫使清政府单独签约而独占东三省的阴谋计划受到了挫败。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与俄国关于交收东三省问题的谈判重新开始。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交还东三省给中国，并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退全部驻军。根据条约，俄国第一期撤军的承诺基本上如期兑现，同时俄国还将所占铁路交还给中国，曾一度使国内外高昂的反俄舆论暂时趋向缓和。
但是，1903年4月，俄国停止了第二阶段的撤兵，因为担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顾问的别佐布拉佐夫为首的俄国内部一部分势力认为远东军事力量弱化会引起日本的进攻，应增加兵力威吓日本，继续把东三省甚至包括蒙古在内的整个中国北部地区独占为丝毫不容任何他国染指的势力范围。这股势力在宫廷内逐渐发展壮大，要求加强旅顺要塞，要求韩国接受在鸭绿江扩张伐木和强租龙岩浦。虽然外务大臣、陆军大臣、财务大臣均认为这样会使日俄关系恶化，并花销经费，因而强烈反对；沙皇也表示不希望与日本交战，要努力平息中国东北的事态。但是，财务大臣维特被解除职务[4]，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对此，日本军部则认为，应抢在沙俄于中国东北增强兵力并构建要塞阵地之前尽快开战，并通过战争来确保控制朝鲜半岛，此种观点日趋活跃。6月，日本政府判断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支配将威胁到日本统治韩国，便决定与沙俄直接交涉来保护其在韩国的权益。日本国内要求与沙俄开战的强硬论日趋激烈。
8月，根据日方的提议，日俄开始交涉。日方考虑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在韩国的权限，并尽可能地缩小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限。12月，日俄交涉未见进展，日方便着手准备战争，并决定了对俄作战以及对韩国的方针。对此，直到次年1月，沙俄皇帝和陆军大臣都认为应避免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军舰队在韩国仁川港与俄国军舰交战，陆军士兵开始从仁川登陆。当日深夜，日本舰队对停泊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起进攻。9日，日军舰队在仁川歼灭两艘俄舰。当晚，俄国决定对日宣战，次日正式宣战。10日傍晚，日本也对俄宣战。日俄终于进入了正式的战争状态。
为日军搬运医疗物资的韩国人
日俄战争形势图
日俄战争爆发后，英、美、法、德等列强都宣布中立，但同样是“中立”的形式，却各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英国向日本提供了最新的舰船、兵器、炮弹及通过其遍布在殖民地电信网上获得的情报。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金融资本家先后四次给日本提供战争借款6.94亿日元（第四次有德国资本参与），约占日本全部战费14.6亿日元的一半，是对日本的巨大支持[5]。
法国希望利用盟友俄国的力量从东面牵制德国，而并不希望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开战，更不愿意自己卷入战争。英国也不想与法国闹翻，在英、德谈判失败后，便转而寻求缓和对法关系，以共同对付德国。
法国与英国当时就非洲殖民地问题发生冲突，因此两国通过签订协约，互相承认法国在摩洛哥、英国在埃及的统治权。法国在战争初期曾给俄国提供一笔八亿法郎的战争借款，但仅此一笔，便不再理睬俄国的借款要求，而是想方设法促使日俄议和，希望远东战争尽快结束。
日本军队庆祝日俄战争的胜利
德国则极力支持俄国在远东冒险，企图削弱甚至拆散俄法同盟。日俄战争中，德国利用中立地位，一面积极向俄国出售军需品，并提供一笔战争借款，以拉拢俄国，企图在欧洲列强争夺中谋求利益；一面向日本示好，也给日本供应军需品，并参与英、美资本给日本提供的第四次战争借款，企图在远东与其他列强角逐中不至于孤立。
英、美、法、德等列强的所谓“中立”，虽然并不直接介入战争，但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以各种手段与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战争。尽管战争表面上只是在日俄两国之间展开，而实际上是一场具有广泛国际性的帝国主义战争。
《日韩议定书》与《韩日协约》
日俄战争开战前，韩国政府宣布了战时中立政策。日本不顾韩国政府已经对外宣布局外中立，派遣军队从仁川登陆，妄图把朝鲜半岛变成日本对俄战争的军事基地。事实上，日本已经占领朝鲜半岛。在此局势下，为了将韩国变成战争协助国利于开展战争，同时为侵略韩国打下基础，日本要求韩国签订两国协约。在日本逼迫下，韩国政府无奈派李址镕于1904年2月与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签署了《日韩议定书》。议定书虽宣称确保韩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其皇室的安全，但通过这个条约，日本攫取了干涉韩国内政，侵犯韩国军事与外交等一系列权利，确保日本可以根据需要将韩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为其军事基地。
3月，为了加强对韩国政府的控制，日本派元老重臣伊藤博文作为“韩国皇室慰问”特使前往汉城，直接干预韩国内政外交。日本为了割断韩国政府与俄国的联系，迫使韩国政府宣布废除以往与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5月，韩皇下令废除这些条约。同月，日本政府又决议了《对韩设施纲领》，抛弃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标榜的维护韩国独立的名分，确定了将韩国作为保护国的基本方针。8月，日本又迫使韩国政府签订《外国人佣聘协定》，即《韩日协约》，规定韩国政府聘用日本政府推荐的一名日本人为财政顾问、一名其他外国人为外交顾问，韩国的财政与外交事项务必依照外国顾问意见办理。
日俄战争中，日本强迫韩国政府接受严重侵犯韩国主权的各种条约。这为日本对韩开展军事占领和内政干涉提供了“正当性”，也为以后日本继续侵占韩国提供了借口。
日俄战争带给三国民众的灾难
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至1905年8月议和会议开始，历时约一年半。这是日本与俄国在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战场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是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这场战争，不仅严重损害了韩国和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对韩中两国民众造成了伤害。
日俄争夺朝鲜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迅速进驻韩国，并在全境实行军事管制，很快把韩国变成其对俄国作战的军事基地。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日军不仅强行征用韩国的土地作为修筑战争所需要的铁路用地和其他军事用地，还掠夺韩国的人力、牲畜和粮食，并控制和新设许多电信和电话网，直接为战争服务。为修建战争急需的京义铁路（汉城—新义州），日本强征数以万计的韩国民工。还有更多的民众被抓去为日军搬运军需物资，修筑军事阵地。同时，日军强化军事管制，对于破坏军用电线和铁道者，残酷地处以极刑。日军对韩国的军事管制和武装镇压，不仅严重损害了韩国国家主权，而且给韩国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判断清朝保持中立对日本有利因而对其施加压力，清朝政府在日俄开战后被迫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黑龙江、吉林两省和奉天省（今辽宁省）的大部分为“例外”地区，眼睁睁地看着本国领土沦为战场。奉天地方当局甚至指定地界为日俄两军交战区域。面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无力应对，只能任凭战火在本国领土上燃烧。日、俄两军的战场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中国大量无辜民众在战火中丧生。据《东方杂志》记载：中国作为中立国，其国民死亡达数十万之多，超过了日、俄两军死亡之数。处于战区的中国广大民众，先受俄军盘踞之害，后遭日军侵占之苦，忍辱不堪，流离失所。日、俄两军还强征民工为战事服劳役。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交战，不仅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给中国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直接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几乎所有的日本民众都认为要抵抗来自俄国的威胁而卷入主战论中，开战后则有意识地通过战争报道而支持与协助战争。日本在此次战争中动员了109万人的兵力，是参加甲午战争日军的4倍半，其中阵亡者的数量则是甲午战争的6倍，达到84000人。每个市、町、村被动员的人员平均达81人，而阵亡者有6人。民众承受了战前三倍多的税金，生活困苦，遗族则更贫困。在主战论的狂热中，出现了少数基督教徒与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