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抗日义兵运动
朝鲜民众的反日斗争，以1895年明成王后被杀的“乙未事变”爆发和削发令[6]为重要契机，一开始是在各地儒生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为了忠义，高举“讨倭”旗帜，因此被称为义兵运动（乙未义兵）。
义兵运动在1896年前后一度停息。由于1905年签署的《乙巳条约》严重损害了韩国作为独立国的主权问题，暂时停息下来的义兵运动再一次进入高潮（乙巳义兵）。1905年8月，江原道原州的元容八率众首举义旗。11月在签署《乙巳条约》后，各地民众纷起抗议，相继率部举义，义兵运动进而扩大到了忠清、江原、全罗、庆尚等地区。他们攻击日军，捣毁其军事设备，惩处亲日派官吏。忠清道洪州的前参判闵宗植自称倡义大将，所部一度攻占洪州城。全罗道泰仁武城书院的崔益铉（义兵运动前的参政）在给日本政府的一封书信中，历数日本“背信弃义十六罪”，提出为了维持正常的国际关系日本应当采取的措施。他率部攻击了泰仁、淳昌、谷城等地，被捕后被发配到对马岛。此外，平民家庭出身的义兵长申乭石在庆尚北道宁海举旗，一度发展为3000多人的大部队，狠狠打击了日军。以闵宗植、崔益铉为代表，高级官吏与著名儒生成为义兵运动的领袖，大大鼓舞了义兵反日斗争的士气。
1907年8月韩国军队被迫解散后，解散官兵也加入到了义兵运动中，至此在全国范围内扩散的义兵运动更是声势浩大（丁未义兵）。最先反对解散军队、举起反日义旗的是汉城侍卫队军人。紧接着各地解散官兵也纷纷拿起武器，加入反日阵营。原州镇卫队配备有近代武器，在江原、京畿、忠北等地同日军打了几次胜战。随着义兵在武器和兵力方面得到加强，大大增强了义兵的战斗力，义兵运动迎来了新的高潮。
各地义兵风起云涌，逐渐走向联合。1907年11月，在江原道原州一带展开活动的义兵首领李麟荣向全国发出檄文，号召各地义兵团结一致，向杨州进军，并向驻汉城的各国领事馆发出通文，要求各国承认义兵部队是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并进行援助。各地义兵纷纷响应，约有近万人集结在汉城近郊的杨州。他们组成十三道倡义军，推举李麟荣任总队长，许蔿任军师长，1908年1月开始向汉城进军，准备攻城。但是，许蔿率领的300义兵先遣队前进到距汉城东大门外30里的地方，遭日军突袭而兵败。随后，李麟荣部队准备展开二次作战，又因李回乡奔父丧而功败垂成。义军联合阵线瓦解，遂又重新分散于各地作战。
韩国抗日义兵（由加拿大摄影师拍摄）
自1907年至1910年，义兵同日军交战2819多次，义兵人数达14万人。1908年是义兵运动的顶峰时期，共作战1451多次，参战者为69832人（朝鲜驻扎军司令部编《朝鲜暴徒讨伐志》）。日军眼看各地义兵运动纷起和蔓延，派出超过一个师团的步兵，多于一个联队的骑兵和6000多的宪兵，实行残酷的大规模军事“讨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镇压全罗南道地方义兵的“南韩大讨伐作战”（1909）。所到之处，日军放火焚烧村子和房屋，消除成为义兵根据地的后患。随着日军不断镇压讨伐，义兵及民众死伤无数，损失惨重。据日军统计，仅1906年到1910年间，义兵死亡人数已超过17000人。由于日军不断加强“讨伐”，到1909年下半年，义兵运动渐入低潮。剩余的少数义兵便转到中国东北边境，从义兵转变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
义兵运动是一场朝鲜全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日军侵略越是猖獗，便越发激起大规模的反日斗争。构成义兵团体的主要阶层，从原来的两班、儒生，逐渐变为以民众为主要力量。他们试图维护近代国家大韩帝国的主权，为此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运动。一位义兵将领说：“与其作为日本的奴隶而活着，不如以自由的身躯去死。”这充分表达了义兵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勇于献身的悲壮心声。
日本强制合并韩国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巩固与英国同盟的基础上，又开始重新调整与其他西方列强的关系。1907年6月，日、法缔结协约，承认双方在中国的特殊权益。7月，日、俄签定协约，确定两国在中国东北、蒙古地区及韩国的部分特殊权益。8月，英、俄签订协约，全面调整了双方在波斯（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的侵略利益。这些双边协约的缔结，既是各列强协调其在亚洲争端的结果，也与欧洲国际关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欧洲，英、法、俄三个协约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德国，它们为了维护各自在亚洲的利益而与日本达成妥协后，以共同对付德国，显然日本成为英、法、俄的盟友有着实际的价值。与此同时，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活动也相应地获得了英、法、俄等列强的支持，这是日本进一步推行其侵略韩国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陆政策的有利国际背景。
《日韩合并条约》
尽管不断遭到韩国民众的激烈抵抗，但日本仍在加紧推行韩国的殖民地化进程。1909年7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正式“合并”韩国，并得到了天皇的支持。10月，韩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阻碍韩国独立和东方国家和平的首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局势发生剧变。12月，总理大臣李完用被义士李在明袭击负伤。之后，日本更加快了“合并”步伐。统监府还唆使亲日团体一进会积极展开合并请愿运动，以造成“合并”出自韩国民意的假象。12月4日，一进会正式向皇帝、总理大臣李完用，以及统监上奏“合并”宣言书和请愿书。此举遭到民众的强烈抗议，各地展开了反对运动。与此同时，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向英、美、法、俄、德在内的各国外交使团发出照会，通报了日本“合并”韩国的决定及其在韩施政方针，相继得到欧美列强的谅解。
1910年8月22日，日本新任统监寺内正毅与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当时，日本军警在汉城严格警戒，甚至动用了大炮。所有的团体被解散，所有的报纸被禁止发行。条约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地让与日本皇帝陛下”（第一条），“日本皇帝陛下接受前条所举之让与，且允许将韩国全部合并于日本帝国”（第二条），至此大韩帝国的主权和领土以及全体国民，全部划归日本帝国。纯宗皇帝直至最后也没有批准该条约。8月29日，此条约正式公布，纯宗皇帝宣布退位，大韩帝国寿终正寝。日本所宣扬的日韩“合并”，实际上绝不是把日本和韩国平等地组合成一个国家，而是日本强制吞并韩国。从此，韩国完全沦为日本控制和掠夺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结束这一历史命运。
日本吞并韩国，可谓蓄谋已久，并得到了欧美列强的默许和支持。在日本人弹冠相庆与朝鲜人举国悲哀的同时，消息传到中国，中国人民对韩国的灭亡深表同情，朝野各派政治势力有鉴于韩亡的教训，加速了宪政改革与反清革命的进程。
中国的宪政改革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在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措施。这些举措大都标榜向西方学习，其实主要是学习东邻日本的经验。因此，清政府派出大量留日学生和赴日考察官员，民间自费留日学生激增，一时形成留日热潮。与此同时，清政府及其地方政府还聘请了各个领域里的日本专家做顾问。新政通过日本这座桥梁，不仅在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而且培养了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最根本的力量，无论是革命派、立宪派人士，还是清政府内部的趋新势力，基本上都源于此。
日俄战争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开始出现明显的政治分野。立宪派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因而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革命派则从日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无能，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此后，革命与立宪运动分途发展，互争雄长。
在立宪派的鼓吹与活动以及清政府内部宪政势力的策动下，清廷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国家考察宪政。1906年9月，清廷开始实行“预备立宪”，并以日本立宪模式为其仿效的目标。1908年8月，清廷制定了九年预备立宪的程序，并参照日本宪法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随后，又在各省开办谘议局，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为开国会做预备。1911年5月，设立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责任内阁。但是13名内阁大臣中9人是满族，其中7人是皇族，故被时人讥称为“皇族内阁”。至此，立宪派对于清廷立宪的诚意深表怀疑，遂有与清廷决裂之势。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作为统一的革命组织机构。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经孙中山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以《民报》等革命报刊为阵地，与改良派就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问题进行了大论战，广泛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甚至中部省份为基地，连续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却促成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成功。随后，各省纷纷起来响应，湖南、江西、安徽等十四省区先后宣告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致使清王朝土崩瓦解。其时，孙中山闻讯从海外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孙中山等革命派与代表清廷的袁世凯交涉后，以清帝退位、采用共和制为条件，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后，3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革命派为抑制大总统权限而制定了具有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外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采取各种政策而奠定革命政权的基础。
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孙中山、黄兴出席临时参议院成立典礼
中国共和制的建立，引起了东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震动，促使亚洲和世界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与革命的萌动，如朝鲜、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革命志士深受鼓舞。
但是，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得到英国、美国的援助而强化其独裁权力，镇压孙中山等革命派组织的国民党。于是，南方的革命派在1913年7月接受孙中山的指令开始了推翻袁世凯政权的第二次革命。这时的日本利用了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陆军扩大在华北的权益，海军则援助南方的孙中山以扩大其权益。但是第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而10月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后，立即强行解散国民党与国会，1915年12月还宣布实行帝制而成为皇帝。不过，中国国内民众的反帝制情绪高昂，孙中山号召打倒袁世凯，开始了反帝制的护法运动。袁世凯迫于压力，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而他自己则在不久后死去。
虽然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但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在中国和东亚历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否认这一意义，内阁决议称不在正式文件中使用中华民国（简称中国）的国号，而称“支那国”。尽管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了抗议，但日本政府仍然使用含有蔑视意思的“支那”称呼中国，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人。无论如何，日本与欧美列强最终还是在国际法意义上承认了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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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亲会
1907年，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等人及日本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人，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亚洲和亲会。随后，越南、菲律宾、朝鲜、缅甸、马来亚等国人士陆续参加进来，使该组织成为亚洲各国人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解放的革命联盟。
据日本学者考证，朝鲜留日学生赵素昂积极从事民族独立运动，并与中国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有可能参加了亚洲和亲会的活动。
章太炎起草《亚洲和亲会约章》（The Asiatic Humanitarian Brotherhood），用中、英文发表，宣称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约章规定：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约章还规定和亲会总部设于东京，并在中国、印度、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地设立分会；会中不设会长、干事职务，会员一律平等，定期每月聚会一次，联络感情，互通声气。章太炎还利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积极宣传亚洲和亲会的宗旨。
由于日本政府的镇压等原因，亚洲和亲会成立不到一年就停止了活动，但争取独立与自由的人们的交流与联络却具有深远意义。
[1] 清朝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为了解决军费不足而通过征收商业税进行的筹款方式，因值百抽一，故称“厘金”。
[2] 卢汉路即从北京卢沟桥到湖北汉口的铁路。俄、法两国在取得东三省和滇越铁路的直接经营权益之后，又与比利时合股公司取得卢汉铁路修筑权。1906年4月1日全线竣工通车，全长1214公里，后改称京汉铁路。
[3] 甲申政变后，以受到挫折的朝鲜流亡知识分子和开化派官员为中心，在1896年建立的团体，呼吁建立独立文明的立宪国家。
[4] 维特被解除财政大臣职务后，被任命为没有实际权力仅有名义的“御前大臣、大臣会议主席”。
[5]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费还有18.2629亿日元和19.8612亿日元两种统计。
[6] 1895年金弘集内阁宣布的开化政策之一，即要求朝鲜所有成年男性剪去发髻。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多数朝鲜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强烈反对，且认为那一命令是日本的要求，所以掀起了反日的义兵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