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20世纪初，欧洲形势主要表现为三大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和三大同盟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之间的对立。号称帝国主义的两大势力将世界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其殖民地和从属国。双方最终在欧洲火药库巴尔干半岛发生正面冲突。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拉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这场历时4年多的战争才最终宣告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就表示欢迎，声称：“此次欧洲大乱，实为上苍对日本国运发展的大正时代之护佑。”他认为，其他地区爆发的战争是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机会。开战仅三天，英国就向日本发出邀请，要求日本保护英国商船免受德军威胁。对于一直寻找借口参与此次战争的日本而言，显然没有理由拒绝这一邀请。根据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日本以与同盟国英国共命运为由，向德国宣战。
日本向英国表达了强烈的参战意愿，但英国却又撤回了原来的邀请，因为英国担心日本参战是觑视中国和德国领属南洋群岛。此外，荷兰担心日本参战或殃及其殖民地，美国也警惕日本扩大其领土的意图。因此，日本在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同一天，也向美国、法国、俄国、荷兰、中国等国大使或公使明确表态，说明日本没有扩张领土的丝毫野心，并表示接受英国提出的仅将战斗区域限制在中国沿海至新加坡方面的要求。美国的强烈牵制也是迫使日本表明这一立场的原因之一。
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的舰艇立即从日本及中国海域撤离，在将胶州湾租借地返还中国前先移交给日本。德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要求，于是在1914年8月23日，即在欧洲的战争开战一个月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参与到了大战中。
率领日本参战的是以立宪同志会为执政党的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但是原敬[1]等在野党立宪政友会成员则持反对态度，而执政党内部的尾崎行雄等人也反对参战。日俄战争中因高举反战旗帜在后来的“大逆事件”[2]中被镇压的社会主义者保持了沉默，但是《东洋经济新报》发表社论反对日本参战和攻占青岛。
大部分日本国民对德国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以及试图确保其在山东半岛的利权感到不满，因此支持日本参战。此外，他们也期待通过发展军需工业而拉动经济发展。事实上，日俄战争后苦于经济慢性萧条的日本，在一战爆发后，确实因欧洲各国与亚洲间的贸易中断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繁荣时期。1914年之前，日本还是负债11亿日元的债务国，但是到了1920年，却摇身一变成为拥有27亿多日元债权的债权国。
大战初期，不同于日本，中国宣布中立。当时中国是总统袁世凯主政，通常称其为“北洋政府”。但日本无视北洋政府的立场，于1914年9月侵略山东龙口，随即占领青岛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权益。为纪念这一胜利，日本国民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同年10月，日本海军占领了赤道以北原属德国的诸多岛屿。对此，美国感觉威胁到了其在菲律宾的统治而开始警惕，英国领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对日本南进的危机感也加深了。
日本虽与德国作战，但没有将战场扩大到东亚地区之外。协约国曾要求日本向欧洲战场派兵，但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因为日本参战的目的是接收原德国在亚洲地区的权益，扩大其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权益，提高其在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地位。不久之后，日本的这一企图通过“二十一条”要求而得到了实现。
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1915年1月，日本拒绝中国北京政府提出的日本军队从山东撤军的要求。借助与德国交战获得的自信，日本加快了其侵略步伐。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无视正常外交程序，直接向北京政府的袁世凯提出了由日本陆海军、关东都督府、外务省共同协商和起草的包括“二十一条”内容的文件。日本打出的旗号是：为把德国的租借地还给中国，日本投入巨额军费参加一战，中国应给予日本相应的补偿。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分为5号，主要包括：第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第二，承认日本人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第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第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第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建造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以上内容严重侵害中国主权，足以让人们联想起日本侵略大韩帝国并进行统治的过程。若完全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中国有可能继朝鲜之后，沦为日本的下一个殖民地。日本要求签署“二十一条”的消息在中国一经传开，各地反日情绪高涨，民众纷纷展开抵制日货与爱国储蓄运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也立即投身于反日运动中。随着对日本的不满和危机感的日益加深，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发展为跨地区和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民族主义国民运动。
“二十一条”中还包括确保日本在内蒙古东部与东北南部地区优越地位的内容，这不仅威胁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人，而且给由于受到自然灾害等原因移民到那个地方的朝鲜人带来了严重影响。事实上，“二十一条”消息传开后，鉴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有可能被日本人利用作为侵略工具，这些朝鲜人与当地中国人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1916年前后，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量还曾出现过骤减。
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列强采取否定的态度。美国、英国、俄国等列强认为这是日本趁欧洲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东亚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支配权的行为，从而表示了抵制的态度，尤其是对作为日本侵略与统治的前提条件的第5号内容表示了强烈的不信任与反对态度。但是，日本不断向中国袁世凯政权施压，并在删除第5号内容后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被迫屈服[3]。
中国人将5月9日这一天记为国耻日。1916年发行的语文教科书中，首次收录了“国耻”一词，可见就连学校教育也表现出了民族情绪。中国人的反日民族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高涨起来。
1915年5月25日，在基于“二十一条”要求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汉冶萍公司之换文》、《关于胶州湾租借地之换文》、《关于福建省之换文》上签字的中日两国代表
保障了日本诸多权益的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加冕登极，恢复帝制。但是，袁世凯的复辟遭到了各地此起彼伏的旨在维护“共和”价值的抗议和抵抗。不久，袁世凯因病去世，亲日派军阀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此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1928年。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中国南北政权的对立
一战虽始于欧洲战场，但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形成了日本与英、美对立的局面。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更激化了这一对立。
袁世凯
开战初期，日本仍通过中立国的瑞典和挪威不断进口德国的商品，因此受到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英国的指责。于是，日本政府在1915年9月宣布对德实施经济战。美国还将俄国、英国、法国也拉进来联合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因为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主张，要求与列强在中国获得均等的通商机会，而且要求保障中国的领土与行政主权，其立场与日本大有区别。与其他列强不同，美国没有向中国要求划定借租地和势力范围，但是却最先承认中华民国，并向中国提供借款，在中国设立了美系银行。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变得友好起来，而对迫使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日本，则十分反感。
对日本的“二十一条”，俄国也有不满，但是考虑到其跟日本的关系，并未表示反对。因为当时俄国从日本进口武器和军需品，所以担心日本有可能威胁到其在中国东北北部的权益。此外，为牵制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在中国势力的增强，俄国也要避免与日本关系的恶化。而为牵制正式介入中国市场的美国，日本也需要与俄国建立合作关系。基于以上种种相互的需要，日俄两国于1916年正式签署《第四次日俄密约》，秘密地进行合作。
东亚舞台上列强之间的角逐战，在临近一战终结时愈演愈烈。为确保自身利益，列强之间连横合纵，关系错综复杂。日本最早向英国提议，将日本占领的德国属地以赤道为界，南、北分别由英国和日本委任统治。英国则表示在巴黎和会上将支持日本。1917年2月，日本政府对法国与俄国提出：可向地中海派出日本军舰，条件是取得在讲和会议上两国对日本要求的支持。3月，日本与法、俄两国政府达成了备忘录。
1917年8月，为得到协约国对其政权的支持和从美国的参战中借力，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向德国和奥地利宣战，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也认为这是加强对北京政府影响的好机会，所以积极援助段祺瑞政府参战。
段祺瑞虽然与主张中立的黎元洪总统存在分歧，但是最终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从日本获得1.45亿日元借款。日本向中国提供借款是为抵制美国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而采取的举措。借款虽以铁路修建等经济之名提供，但实际上是作为控制段祺瑞政府手段的政治性的军事资金。由于日本的这项借款是由寺内首相的私人秘书西原龟三直接交给段祺瑞的，因而被称为“西原借款”。此时，反对段祺瑞行动的孙中山打起维护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的旗帜，开展“护法运动”，于1917年8月成立广东政府。中国开始出现了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
1917年4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为专心于欧洲战场而希望与日本妥协。而日本为维护在中国的特权，也认为有必要与美国妥协。于是，美日两国无视中国北京政府的意愿，于11月签订了相互尊重的《蓝辛—石井协定》[4]：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日本尊重中国的独立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通过上述与列强相互承认对方利益的举措，日本成功地确保了其在中国的权益。日本的这一战略之所以成功，原因很简单，即日本向列强明确表示其权益范围绝不会超出东亚，绝不会威胁既存的帝国主义秩序。一战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对立和矛盾，主要以日本为主轴进行了调整，而所有协商都向强化日本国际地位的方向发展。在欧洲战场，如果说一战主要是针对侵略者展开的武力战争，那么在东亚地区，一战则是美国、中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间开展的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俄国十月革命与帝国主义干涉
1917年3月（俄历2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俄国成立临时政府。1917年11月（俄历10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呼吁停战实现和平，宣称将“面包、和平与土地”归还民众而发动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临时政府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史称“十月革命”。
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油画）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和平法令》，宣布帝国主义战争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行”，提议立即停止帝国主义战争，各交战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正义民主的和约。次年3月，苏维埃与德国单独签署了和平条约。此外，在无条件没收地主土地之后，苏维埃政权按农民意愿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宣布俄国各民族完全摆脱民族压迫，并规定了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平等自主，废除任何民族的一切特权，允许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自由发展，各民族人民有自决乃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苏维埃政权提出的放弃赔偿、不割地，以及立即实现和平的主张，在参战各国中引发了关于战争目的与结束战争方式的各种各样的议论。1918年1月，美国威尔逊总统明确提出为实现“基于世界能够成为健全安定的场所，特别是对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安全感”的战争目标的十四点原则，包括废除秘密外交、限制军备、建立国际联盟等，这些主张与俄国十月革命密切相关。日本和沙皇俄国于1916年签署的《第四次日俄密约》也因俄国十月革命而失效。
革命余波影响到了西伯利亚地区，该地区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政权。为解决中央政府粮食不足的问题，苏维埃地方政府对剩余生产品进行控制，并推行土地国有化措施。与俄国沙皇政府一样，他们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原在哈尔滨管理中东铁路的反苏维埃势力引来北京政府军队拔除了红军的据点。1918年，北京政府封锁与俄国西伯利亚交界的国境线，不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产品外流，而且还切断了海参崴经中国东北通往鄂木斯克的铁路，阻碍农作物的运输。这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地方政权粮食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北京政府封锁国境的措施在日军和英军为开展西伯利亚干涉战而登陆后才解除。
密切关注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状况变化的日本，于1918年5月与段祺瑞政权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称其主旨在于对抗红军进入西伯利亚，并共同保卫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样，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至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时，能够进入中国境内，甚至还可以指挥北京政府的军队。
以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为中心的局势变得复杂多变时，西伯利亚各地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红军与反对革命的白军展开了内战。而反对革命的列强介入之后，西伯利亚内战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参加西伯利亚干预战的日本军队，在海参崴市内行进
列强的西伯利亚干涉战，以1918年5月捷克军团反苏维埃的军事行动而正式开始。捷克军团是指俄国革命之后，在德国的影响下由5万多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驻扎在乌克兰的部队。这支部队计划从德国脱离出来，与欧洲西部战线的法国军队汇合。他们计划从海参崴乘船前往法国。捷克军团在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海参崴的途中与红军发生了战斗，几乎摧毁了苏维埃在西伯利亚一带最大的据点海参崴。此时，农民阶层对粮食的控制措施及苏维埃政权以中央集权否定地方自治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由于协约国重建东部战线和稳定管理西伯利亚后方与捷克军团的行动及农民阶层的动向一致，于是捷克军团成了“救援军团”。
英、法两国最先站出来支持俄国白军。美国和日本则提出：向帝俄东部战线输送的大量军用物资囤积在海参崴等地，为保护这些物资不落到德国手中，也要出兵西伯利亚。
1918年1月，以保护本国居留民为由，日本向海参崴派出两艘军舰。同年4月，海参崴发生日本人被杀事件，日本以此为由增派5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参崴。
然而，日本以保护驻俄日本侨胞的名义还不能正式参与干涉战，因为美国还迟迟没有做出参战决定。不过，由于发生了捷克军团被红军包围的事件，为救援捷克军团，美国于7月做出参战决定，日本遂于8月宣布“向西伯利亚派兵”。到10月为止，日本陆续派出超过7万人的大规模兵力。比起美国派出的9000人，英国派出的6000人，中国的2000军队，日本向西伯利亚地区派出的军队数量遥遥领先。
栏目
蒙古独立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后，蒙古国屡遭分裂，自1688年起，附属清王朝并受其支配。20世纪后，清王朝衰败加剧，为在蒙古地区建国提供了机会，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其转折点。
1911年11月，以外蒙地方势力为核心的临时政府成立，藏传佛教八世传人牟汝赞普（牟底赞普）被推举为共戴皇帝。此后，蒙古国新政府致力于蒙古民族的统一运动，但是1915年6月签署的《中俄蒙协约》，只承认外蒙古地区“自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给蒙古国独立带来了新的变化。蒙古失去帝俄协助，中华民国于1919年11月废除《中俄蒙协约》，收回了外蒙自治权。此后，成立于1920年6月的蒙古人民党（1925年更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将蒙古国独立作为主要任务。同年8月，蒙古人民党派使节团到苏俄，要求其支援蒙古独立运动。
这一时期，白军在俄国内战中败北逃亡，进入外蒙，并扶持共戴皇帝复辟政权。1921年3月，蒙古人民义勇军击败并赶走中国军队，蒙古人民党成立蒙古人民临时政府，引爆“1921年的革命”，并在苏俄的协助下于7月收复乌兰巴托。7月11日（现在的蒙古独立纪念日）宣布成立以共戴皇帝为君主的“立宪制”政府。1924年5月共戴皇帝死后，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国家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于同年11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废除君主立宪制，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制定了宪法。蒙古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蒋介石国民政府一直不予承认，直到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才正式接受了蒙古国的独立。但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以苏联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仍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