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东亚地区的民族运动与西伯利亚干涉的扩大
巴黎和会对战胜国利益关系的调整
巴黎和会上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
1919年1月起召开的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讨论战后处理问题的会议。尽管会议标榜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为基本原则，但是在排除已经掌握政权的苏维埃政府和战败国的情况下，通过了由德国为首的战败国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的决议。与此同时，根据把战败国的殖民地割让给战胜国的会议协商原则，德国的领土被缩小，在东欧建立了8个共和国。此外，巴黎和会还通过了建立全世界永久性国际和平组织——国际联盟的决议。于是，在列强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构建起了新的国际秩序，即“凡尔赛体系”。
通过巴黎和会，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一同成为国联最高理事会成员，拥有参与所有会议的权利，被认为具有国际社会的最高地位。日本乘此机会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意欲获得赤道以北德国所属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并依据1918年的“山东问题换文”[5]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对此，中国提出，被迫签署的“二十一条”，应属无效，并主张将山东归还中国。但是，此时日本已经通过与各西方列强秘密缔结的一些协约确保了列强的支持。美国也认为促成国际联盟建立需要日本的支持，所以支持日本的做法。
结果，巴黎和会的与会国尽管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同时也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就此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然而。中国民众不能接受根据列强利害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日本的“二十一条”及巴黎和会通过的决议内容引起了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怒和谴责，引发了五四运动。
三一运动
虽然重建的东亚国际秩序有利于日本，但也引起了东亚内部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先是日本殖民地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继而在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战的结束，在重建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民族自决运动日益活跃起来。1917年，列宁在《四月纲领》中提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构筑永久和平”。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包括民族主义和永久和平思想的“十四条原则”。与列宁不同，尽管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还附加了“只适用于战败国殖民地”这一条件，但是海内外朝鲜民族志士还是从这一“民族自决”的话语和民众期待中得到了力量，掀起了独立斗争的新高潮。
留日朝鲜学生成为运动的先驱。1919年，他们在东京发表了“二八独立宣言”。朝鲜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学生代表也发表了独立宣言。1919年3月1日，包括首尔在内的七座城市发布《独立宣言书》，开始了抗日游行。
独立运动中，在首尔光化门前集合的市民们
从城市开始的抗日游行逐渐蔓延到各地农村。农民、工人及工商界人士均参与到了游行中，成为运动主体，其规模不断扩大。仅1919年3月至5月，各地组织的集会就达1500次，参加者达200多万人。散居中国、苏俄、美国等海外各地的朝鲜人也加入到了抗日运动中。尽管没有特定的领导组织，但是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海内外，凡有抗日意识的朝鲜民众都参加进来。民众的自发性正是朝鲜三一运动能够向朝鲜各地扩大并常态化的主要原因。
三一运动爆发前，朝鲜总督府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运动的消息，甚至未曾预料到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事发后，日本动员军队和宪兵警察实施残酷的武装镇压，致使大量无辜的朝鲜民众为国捐躯。在水源郡，日军将村民集中到教堂，封锁出口，先射击后纵火，制造了“堤岩里大屠杀”。这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事件。虽然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对日本的暴力镇压提出谴责，但并未否定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
日本媒体报道称“朝鲜三一运动是由部分宗教界人士煽动而引发的一场‘暴动’”，媒体因此支持武装镇压。有媒体把朝鲜人谴责为“暴徒”、“犯人”，夸大日本人的受害程度。但事实上，没有一名日本民众死于这场示威运动。
举全民族之力进行的“三一”抗日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此后朝鲜民众开展了各种民族独立运动，包括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三一运动中民众的示威经验，成为民众后来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以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重要助力。
日本也以三一运动为契机，开始改变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方式，即缩小军部的影响力而强化内阁的责任。日本将以往宪兵与警察站在最前线的宪兵警察制改为普通警察制，改变“武力统治”方式。朝鲜总督府发布命令，允许发行部分朝鲜文报纸，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朝鲜群众自由组织集会和游行。总督府还实施了朝鲜人与日本人接受同样教育的“共学制”。这一缓和的殖民统治方式被称为“文化统治”。
五四运动
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终结，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也热烈庆祝这一胜利。中国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恢复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主权的机会。然而，巴黎和会却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这一结果使充满期待的中国人大为失望，并很快转化为巨大的愤怒。特别是在得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北京政府于1918年应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而缔结中日山东问题换文的信息后，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
五四运动中，在街头演讲的学生们
5月3日，来自北京市内各大学和各专科学校的学生代表召开会议，策划组织大规模抗日游行。5月4日，三千多名学生高喊“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开始了游行。当天发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号召全国各地学生动员起来，并鼓励工人和商人也参与到此次运动中来。
因为当天是星期天，学生们只向美国大使馆提交了抗议书，之后火烧负责交涉“二十一条”和中日山东问题换文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军警逮捕32名学生的消息传开后，要求释放学生和内惩国贼的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散至各地，而军阀政府仍继续大量逮捕学生和青年，实施残酷镇压。政府的强硬措施更激怒了学生。北京学生首先罢课，很快扩大到了全国。北京政府又先后逮捕近千名学生。消息传开后，6月3日，上海六七万工人和工商界人士开展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并开始罢工、罢市。至此，学生运动演变为全国性的抗日运动。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历时两个月、波及22个省和200多个城市的五四运动影响了全国。结果，北京政府释放了学生，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等三名被称为亲日派的官僚。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开展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抗议运动。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由学生发起、全民参与的五四运动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处卖国贼，这是中国人作为国家主人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开展的运动。这是列强根本没有想到的展示中国人积极态度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经验成为中国人形成中华民国国民意识的重要导火线。
席卷东亚的1919年反帝浪潮
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正是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印度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有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东亚的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斗争，但斗争目的有别。三一运动是旨在打破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五四运动是为争取恢复国家主权的救国运动的一环。
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均以持续时间长、规模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大众运动的方式展开。各地学生、商人、工人、农民分别在各个领域自发组织、互相合作，除示威游行外，还举行罢工、抵制日货等运动。经历这次运动以后，两国民众逐渐成长为民族解放运动和救国运动的主力军，为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积累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发生在日本殖民地的三一运动成为推动五四运动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的导火索。他们将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殖民地国家朝鲜的现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将自己的运动与三一运动结合起来思考。1919年5月4日发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称：“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宣言高度赞扬了朝鲜人争取独立的意志。陈独秀等人主办的《每周评论》也对三一运动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并指出：“饱受日本压迫的朝鲜人民所展开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撼动中国人民的一次大事件。”此外，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也对三一运动给予支持，强烈谴责日本的武装暴力镇压。朝鲜民众的斗争激励了忧国忧民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决不愿意看到中国遭到殖民地朝鲜那样的亡国命运。
本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信念，中朝两国民众在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中也曾并肩作战。三一运动期间，在朝鲜的中国工人高喊“万岁”口号，参加了示威游行。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示威游行时，当地的中国民众也给予了支持。此外，流亡中国的朝鲜民族活动家和留学生中，也有人参加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但是日本人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当时真正认清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斗争性质的日本人几乎没有。自由主义者吉野作造[6]发表了《朝鲜暴动善后策》、《朝鲜言论自由》、《不要辱骂北京学生团运动》等文章，主张在殖民地朝鲜缓和武力统治，同时与已从军阀政府统治中获取解放的中国国民进行联合。但是他所说的这种联合本身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并不主张结束殖民统治，而只是提议选择一种更合理的统治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列强地位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但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则使日本的国际形象大受影响，日本对东亚秩序的构想也受到挫折。在巴黎和会期间发生的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预示，日本帝国主义以镇压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运动的手段来稳定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实现对中国的统治的狂妄野心，并不容易实现。
日本对西伯利亚继续干涉及遇到的抵抗
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列强对西伯利亚的干涉还在继续。不过，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签署后，国际环境出现新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战争结束后不再继续干涉西伯利亚了。一是失去了干涉的名分，二是存在战争费用的负担问题。1920年1月，参与战争的14个国家，除日本以外，全部从西伯利亚撤回了军队。这样，列强企图利用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势力之间的内战而获得特权的西伯利亚干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伸战），也在事实上结束了。
然而，日本不愿轻易地撤回本国军队，因为撤军意味着日本将失去在西伯利亚一带确保其影响力的绝好机会。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占据西伯利亚不仅利于确保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力，而且有助于巩固其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但是，形势并没有向日本期望的方向发展，因为存在两个重大障碍。障碍之一是朝鲜独立军的抵抗运动。1919年三一运动后，朝鲜独立军武装运动在中国东北一带蓬勃发展，以至于日本人承认：曾为日本乐土的中国东北俨然成为从事抗日活动的“不逞鲜人之巢穴”，对日本在朝鲜殖民地稳步实施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日本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朝鲜独立军从撤退回国的捷克军队那里获取武器，借干预战混乱之机扩大其力量。自1920年10月起，日本把参加过西伯利亚干涉战的日军及驻扎于殖民地朝鲜和关东州地区的日军集结在长白山地区，欲将朝鲜独立军一举歼灭。不料在“青山里战斗”中，日军遭朝鲜独立军顽强抵抗而失利。日军立即对居住在中国东北东部地区的朝鲜人实施无差别攻击，惨杀无辜民众5000多人，烧毁房屋3500余栋，这就是历史上的“间岛惨案”。为避开日军攻击和保存自身力量，朝鲜独立军转移至苏联红军所在的滨海边区的斯沃博德尼市。
障碍之二是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舆论。在日本宣布参战前，《朝日新闻》和《东洋经济新报》等媒体一直反对参加干涉战争。工人运动中也有反对战争的声音。此外，随着商人囤积日军进行西伯利亚干涉战所需的大米，导致大米价格暴涨，1918年7月引发了要求稳定大米价格的“米骚动”[7]，以至必须动用军队和警察。由于“米骚动”，原敬内阁取代了寺内正毅内阁。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舆论界还没有发生过像反对日本参与干涉战这样的社会现象。进入1920年后，由于只有日本军队没有从西伯利亚地区撤兵，5月发生了“庙街事件”[8]，380名日本居留民被抗日游击队杀害。于是，日本国内反对日本军队继续驻留西伯利亚的呼声愈发高涨。此外，对日本政府而言，战争所需的巨大经济负担也不容忽视。
驻扎在中国东北东部地区的日军最终于1921年4月撤离。但日本军队撤离后，领事馆的警察大量增加。转移到斯沃博德尼市的朝鲜独立军几乎都重新回到了中国东北地区。但他们却不能像以往那样在东北东部地区展开武装活动了。这一时期，在东北东部地区以夜校与读书会等形式开展启蒙活动的朝鲜人社会主义运动组织不断扩大其影响力。日本在西伯利亚一带的驻军，从1922年秋天开始撤回，到1925年，只有库页岛北部地区还有少数日本驻军。日本企图在西伯利亚地区独自确保其影响力的尝试，由于会打破从1921年11月开始的列强在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调外交，所以遇到了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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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三一运动和日本改变对朝殖民统治方式
三一运动不仅影响了朝鲜民众的民族独立运动，而且对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方式的改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首相原敬则为推行其政策巧妙地利用了三一运动。
1918年3月就任日本首相的原敬，一方面向藩阀势力和元老政治进行妥协，一方面推动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责任制的国政。作为这一措施的一环，他以内阁负责殖民地的管理和监督，取代当时对殖民地握有莫大权力的陆军和海军。
原敬首相先是针对关东都督府进行新的官制改革，1919年4月将关东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任命文官做关东厅长官，关东厅受首相管辖。他推测，在关东州遇到的陆军势力的抵制可能弱于朝鲜和台湾地区。
原敬首相本来也想在朝鲜和台湾实施这样的改革，但也预计到可能会引来以陆军为首的掌权势力的强烈不满。正在犹豫之际，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三一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原敬在其日记中记载：“固然有促成民族自决的煽动，但此外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11日，他指示朝鲜总督“采取严厉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所说的严厉措施之一就是向朝鲜大规模派遣陆军和宪兵，镇压示威游行运动。
1919年竣工的台湾总督府（右）和1926年竣工的朝鲜总督府
与此同时，原敬首相开始策划后来被人们称为“文化统治”的制度改革，即实施以文官为本的官僚制度，实施与日本相同的教育制度，导入普通警察制。在武力镇压三一运动之后，原敬首相于8月改革了朝鲜总督府官制，任命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为总督。斋藤实一到朝鲜上任就废除了宪兵警察制，只允许警察面向普通民众，警察负责人不许再由宪兵队司令兼任。同时将小学教育延长至6年，实施“内鲜共学制”，使朝鲜人也可以与日本人上同一所学校。此外，有条件地允许公开发行朝鲜文报纸和杂志。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消除朝鲜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也含有分裂朝鲜社会的意图。另一方面，斋藤实等认识到三一运动的蔓延是由于没有亲日势力予以阻止，于是采取了有计划地培养亲日派的措施。
上述制度改革中，有部分制度也直接移用到了台湾。1919年10月，田建治郎就任总督一职，开启了文官总督时代。1922年，又修改台湾教育令，实施“日台共学制”[9]。
但是，日本统治朝鲜的35年时间里，从未任命过文官出身的朝鲜总督。包括宪兵在内的警察兵力最多时有1.2万人，废除宪兵后，警察数量猛增至2万余人。此外，虽然名义上实行了共学制，但日本不承认在朝鲜和台湾取得的学历。日本不许朝鲜和台湾民众自己创办大学，并于1924年和1928年在朝鲜和台湾分别建立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