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暂时平息列强之间的利益角逐战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得知国内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并听到民众的愤怒呼声后，最终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主导和会的美国威尔逊政府也因共和党占据优势的参议院的否决而拒绝批准和约。结果，东亚有关问题暨中国问题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得到圆满解决。
凡尔赛和约签署后，国际上一度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但是不久，列强就开始了新一轮竞争。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为强化海军以获得军事优势地位，开始了建造军舰的竞争。
为了将海军主力集中转移到太平洋地区，自1919年起，美国开始大规模建造舰艇。日本将美国海军定位为假想敌，于1920年制定了“八八舰队”海军扩军计划，即计划建造战列舰8艘、巡洋舰8艘。英国当时的主要舰艇已经陈旧，对美国海军力量迅速崛起并超过英国十分焦虑，也于1921年制定了建造4艘超大型军舰的计划。尽管人们担心这样的军舰竞争可能引发新一轮战争，但竞争仍非常激烈。美国和欧洲的军备竞赛舆论十分高涨。
为商讨中国问题，协商减少海军军费问题，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日本等国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持续到次年2月。在此次会议上，美国建议与会国从调整利益的角度，搁置一些问题而签署相关协议。最后，与会国签订了《四国条约》（即《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条约》）、《五国条约》（即《华盛顿海军条约》）以及《九国公约》。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九国首席代表（美、英、日、法、意、葡、比、荷及中国）
《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共同签订，规定缔约各国互相尊重他国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并废除英日同盟条约。《华盛顿海军条约》由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规定美、英、日主力舰总吨位的保有比例为5∶5∶3。出席会议的九国代表还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不承认列强在中国的优越权与独占权，努力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但是，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废除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以及收回租借地等要求均未被列强接受。最终，《九国公约》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关系没有予以根本否定。《九国公约》虽是为阻止日本侵略大陆而签订的协议，但并没有否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权益。随着《九国公约》的缔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蓝辛—石井协定》也被废弃。
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围绕亚洲、太平洋地区展开的利益争夺暂时进入了稳定期，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体系”。美国开始设定的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尊重北京政府主权，减少海军军备等会议目标均得到实现。此外，列强在不动用武力的前提下实现了对中国的共同统治。但换一个角度看，在列强间协调东亚秩序的华盛顿体系中，中国只不过处于列强之从属地位。
远东民族大会对抗盛顿会议
对抗华盛顿体系的一项国际性举措，是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建立。共产国际是1919年在列宁领导下创建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又称第三国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民族自决等原则，通过共产国际组织传达给了东亚各地区的社会主义人士。在1920年7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通过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一提纲重申布尔什维克承认民族独立的原则，赢得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的好感。1920年9月，东方民族大会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召开，来自土耳其、伊朗、印度、中国等国家的1200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讨论了殖民地民族问题，并表示支持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同年12月，共产国际专门设立了负责东亚革命的“远东支部”。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民族大会，包括中国、日本及殖民地朝鲜等东亚国家的约145名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带有明显对抗华盛顿会议的性质。会议指出，日本的革命运动有望成为解决东亚问题的关键。会议认为，尽管华盛顿会议暂时调整了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长久，不久的将来日本和美国势必会在东亚地区展开一场对决战。
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主义因特纳雄纳尔》创刊号（德语版）
远东民族大会支持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也符合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会议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进行民族主义革命，这样才能取得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主义革命。此外，上海派高丽共产党与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也都改变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而强调以反日独立为目标的民族革命应先行于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党组织在中日韩三国诞生，东亚局势发展的新变数
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朝鲜和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是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爆发后犹如洪水般涌入中国及朝鲜殖民地的众多思想之一。近一个世纪以来称得上先进的所有社会思想，当时一股脑被介绍到中国和殖民地朝鲜，其中包括俄国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教育论，还有俄国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理论。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朝鲜和中国的民众当作救国救民的思想而予以接受。
在朝鲜殖民地，三一运动失败后正在探索方向的人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值朝鲜总督府实施文化政治这一缓和政策，尽管还有限制，但政治空间毕竟放宽了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公开谈论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夏，直系军阀在军阀混战中获胜，以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为契机，中国境内的相关言论也活跃起来，白话文逐渐得到普及。这一时期，经历五四运动的中国，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已经深入民心。
社会主义思想被接受及其影响扩大的标志是各国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国和日本的共产党组织的创建，都得到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帮助。在朝鲜殖民地建立的朝鲜共产党，也受到了海参崴共产国际海外机构的帮助，与之前的高丽共产党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上述三国的共产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以知识分子为其核心力量。
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研究与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文化空间不断扩大。特别是1920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后，《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7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三名代表，在上海正式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就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而以俄国革命及1918年的“米骚动”为契机，知识分子与工会领导人开始合作，共同构建政治运动的民众基础，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在日本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合作过程中，要求废除天皇制的人们在1922年7月成立了日本共产党。
朝鲜共产党的活动
三一运动后，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新出路的朝鲜知识分子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于1925年4月建立了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一样，朝鲜共产党也是在与民族主义运动势力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组织。当时，非公开的社会主义运动势力，在朝鲜有上海派、星期二派等多种政治力量，而朝鲜共产党并不是整合这些政治力量而建立的组织。这一点与并不存在政治派别对立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不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
华盛顿会议后，在东亚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动荡最大的是日本和中国。比起其他西方列强，日本离中国最近，具有地理优势。为了确保其以武力为背景的独自的势力范围，日本一直在寻找废除《九国公约》并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的机会。1924年中国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1926年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运动。当时，中国国内的军阀势力有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等派系，相互之间多次发生大规模混战。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运动，就是与大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军事行动。
中国国民党在广东的时候势力还比较弱，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逐渐壮大起来。促成这一变化的外部因素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
俄国没有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之后的苏联也被排除在华盛顿会议之外。俄国重新在东亚的国际舞台上发声，是在与各派系军阀及政治势力为对手广泛介入中国问题之后。1919年7月，苏俄通过《加拉罕宣言》，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北京·广东）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以及治外法权，返还矿产开发权，无偿返还中东铁路，不再索取义和团事件后俄国从中国取得的赔偿金。通过以上不索取赔偿、不缔结割地条约、民族自决等原则，俄国逐渐接近了中国的政治势力。从1920年起，苏俄通过共产国际直接介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1924年，苏联还与北京政府签署协定，两国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接着，苏俄又与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达成了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协议。
1923年1月，苏联与孙中山广东政府约定推进中国的统一与民族独立，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意味着为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完全独立，国民党公开宣布接受苏联援助。孙中山的联苏政策开始正式实行。与北京政府不同，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因受到华盛顿会议的排斥，所以需要接近苏俄。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广东政府失去了北伐所需的坚实的军事基础。为此，孙中山放弃了过去以恢复共和国的核心即议会职能并建立统一政府为主的设想，转而探索在强有力的一党体制下，通过武装斗争完成国民革命，消除军阀而统一中国的方法。
1924年1月，国民党明确宣示了“容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劝说下，中国共产党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允许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有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的结果。中国国民党也希望通过中共党员培育脆弱的民众运动基础。同年11月，为把国民革命扩大到全国，孙中山发布了“北上宣言”。
北伐军进入济南
为完成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邀请苏联顾问提供帮助，并把党组织向大众党的方向进行改组。与苏联共产党一样，国民党以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样，原来带有孙中山私党性质的国民党成为了具有公党性质的近代革命政党。国民党改变了依靠私人军队性质的军阀的模式。为独立组织军队，培养干部，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官学校。军队的运营也如苏联红军一样建立党代表制，重视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动摇华盛顿体系的北伐及日本对山东的侵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按照他的意愿于1925年7月建立了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为统一中国开始了从广州出发的北伐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参与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在反帝国主义的高昂斗志的鼓舞下，中国民众要求英国归还汉口和九江租界，英国政府即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签署了归还协定。至此，在收复中国主权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开始掌握主动权。
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发生了英、美、日领事馆被袭击的事件，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炮轰南京城，造成南京事件。南京事件成为蒋介石和列强联合阻止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借口。北伐军抵达上海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地区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获得成功，帮助北伐军顺利攻占上海。上海是1925年明确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的发源地，该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成熟的标志。
但是在北伐革命军内部，主张推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在国民革命军攻入上海前，这一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早就抱有警惕之心，并于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政变势力解散了支持和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工人武装，还逮捕、杀害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随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此正式破裂。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在同年秋季退却到位于湖南省和江西省边界、海拔1500米的井冈山地区，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日本为确保其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入侵山东，即“第一次出兵山东”。考虑到国民革命军的北上任务更为迫切，南京政府回避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宣称结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并确立了与驱逐共产党员且完全丧失革命性质的武汉政府合流的体制。
建立党政军反共体制的蒋介石，于1928年4月领导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这时，日本又以保护侨民为名“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与北伐军发生武力冲突，导致了“济南事件”的发生。日本还调来原驻朝鲜的部分日军支援山东的侵略行动。日本积极进行军事活动，除了企图在山东地区确保其权利之外，还有保护张作霖的北京政府之意图。由于担心北伐运动有可能威胁其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权益，所以日本是为了本国利益而出兵镇压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积极性的。通过“济南事件”，中国民众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主攻方向从反英转变为集中反日。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并不希望扩大与日本的冲突，他认为占领北京完成北伐比什么都重要。日本同样没有扩大军事行动，因为日本意识到，如果美国和英国对日本的侵略提出谴责，日本就难以防止蒋介石主导的北伐行动了。
1928年6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将张作霖掌握的北京政府赶走，北伐运动宣告结束。
逃往奉天的张作霖在奉天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其子张学良随即接任父职，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掌握了奉军实权，并于1928年宣布“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同时明确了其反日立场。
北伐路线图
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军在内地掌握主导权，东亚各国与各民族的对华战略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日本，不得不放弃依靠北京政府的协助从北向南扩大其影响力的计划。此时，维持中国东北地区的“秩序”，确保“满蒙权益”成为日本的头等大事。
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为实现民族统一，朝鲜民族运动组织也开始了超越政治立场而整合各派力量的努力。在上海和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活动的民族活动家，都为推动建立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民族唯一党进行积极努力。1927年，朝鲜民族志士公开成立了联合左右力量的“新干会”。期待朝鲜的民族运动能够实现统一的朝鲜人，希望借国民革命军进驻中国东北的机会，在国民革命军的支援下，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抗日武装斗争，从而实现国家独立。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社会主义人士的主张还包括了具体的战略。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在中国活动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再次出现内部分裂，那些愿望和准备措施都落空了。
北伐以后，帝国主义对华外交关系再次进行了调整。面对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中国国民党，西方列强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以武力强迫中国与之维持条约关系了。国民政府虽然不能完全废止不平等条约，但1928年7月与美国签订《中美关税条约》改变原有条款，一直到1930年与日本缔结《中日关税协定》，国民政府修改了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以来关于协定关税的原则。这可被视为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关税自主权。
栏目
中日韩三国对华盛顿会议的不同理解
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及其结果，中日韩三国的立场有所不同。日本积极开展了对美国的协调外交。因扩大海军军备会加剧财政负担，因此日本舆论普遍欢迎裁减海军军备条约的签订。大正民主时代的氛围，也使得重视协调外交的日本政党力量压倒了军队力量。
部分朝鲜民族志士预计，在美国介入东亚变革进程的情况下，日本若不予以积极反应，可能会导致美日战争，所以他们开展请愿活动，力求促成朝鲜的独立。他们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能够认识到朝鲜独立是实现东亚和平的绝对条件，期待欧美向日本施加压力。但是，绝大多数民族志士对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没有信心。由于华盛顿会议根本没有涉及与朝鲜相关的议题，所以朝鲜民族活动家对英美也失去了信心，而对主张民族自治与联合支援各地区被压迫民族开展解放运动的苏联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就中国方面而言，尽管中国北京政府派代表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却被排除在外。在这一背景下，受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社会舆论，认为那不过是帝国主义体制的重新调整。孙中山接受苏联政府援助，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以“反帝（反华盛顿会议）、反军阀（反北京政府）”为口号的国民革命开始了。
[1] 原敬，日本政治家、第19任日本首相（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日本第一次的政党内阁，但在任内被暗杀。
[2] 1910～1911年间，以幸德秋水为首的一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被指称有暗杀天皇的“大逆罪”而遭逮捕判刑的事件。
[3] “二十一条”是日本向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但1915年5月9日中国完全接受者仅第一号总纲及第一款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条，其余各款或由日本自行撤回，或改以换文方式约定。中日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的是《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即“二十一条”中部分内容，史称“民四条约”。中国虽于南满、东蒙部分损失甚多，然迫使日本将于中国主权损害最重之第五号条文除福建一款外全数撤回。
[4] 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蓝辛和日本全权代表石井菊次郎间的外交换文。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重申在中国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1923年被废除。
[5] 1918年8月，日本预计中国将会在战争结束时提出山东问题，为达到永远霸占山东和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的目的，以借款为诱饵，向段祺瑞政府建议合办铁路，以获取段祺瑞政府对山东问题合法承认的根据。1918年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同时还举行了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声称根据秘密换文合法享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6] 日本大正年间活跃的政治学者、思想家、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主张民本主义，批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提倡建立在言论自由和普选上的政党政治。
[7] 又称“米谷暴动”，是日本国内因米价暴涨而发生的群众暴动，1890年和1897年在日本北越地区曾有发生。而1918年的暴动发展到日本全国，导致300多地出现暴动，参加人数达70万以上。
[8] 庙街，即位于黑龙江口的城镇尼古拉耶夫斯克，该地曾属中国管辖，明代在此建有永宁寺，故名“庙街”。1920年1月，该地日军遭到当地游击队攻击，许多人被俘。5月，日军增援部队在解救俘虏时，游击队杀死俘虏，烧毁城市后撤退。
[9] 即允许台湾学生与日本学生一起上课。而此前的政策不允许日、台学生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