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战公约到九一八事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1919年以处理战败国和重新划分世界为目的的凡尔赛会议，将西方各国利益重新分配。同年4月28日，各国在巴黎和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盟约的主旨是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为了进一步平衡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利益，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中国方面曾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遭拒绝。在列强承认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日本被迫放弃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同时，美、英、法、意、日五国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25年，欧洲各国为了进一步加强集体性安全保障，经反复协商签署了《洛迦诺条约》。此外，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确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1928年，美、英、法、德、比、意、日等15国的代表又在巴黎签订《关于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公约规定：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任何签字国如用战争手段谋求利益，即不得享受公约给予的益处。截至1933年，加入《非战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国家。但是，《非战公约》并未涉及如何解决中国与日本的矛盾以及日本与西方在东亚的利益冲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继续顽强地开展独立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动摇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1929年，爆发了有史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前后持续4年之久，与经济危机前的最高年份相比，整个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世界贸易量下降了65%。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列强各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导致裁军成为重要的议题。以此为背景，英、日、美、法、意五国1930年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并签订了《裁军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对各国辅助舰数量及主力舰的替换舰龄作了限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与英美列强的对立，最终批准了《裁军条约》。
日本政府为解决资源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公开宣扬向外扩张，目标直指中国满蒙地区，声称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1928年6月，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是年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后，对日本采取不合作态度，并开始在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导致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陷入困难。因此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在东北的权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沈阳
1931年7月，日本武力镇压“万宝山事件”[1]中的中国农民，但捏造中国东北地区朝鲜移民遭中国人迫害，这一消息一经传播，在朝鲜挑起排华浪潮，助长了中韩民间的对立。许多朝鲜华侨的房屋、商店被捣毁，华人惨遭杀害（死109人，伤160多人）。同年8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履新不久，连续举行一连串“出动演习”，并向关东军训示：“今后可能发生不祥事件”，“最后解决的时刻正在迫近”。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奉天（今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随后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和奉天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为了实施早已确定的占领东北三省的计划，向军部提出增兵要求。21日，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驻朝鲜日军不顾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越境抵达奉天支援关东军，很快将战火扩大到东北三省。12月，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若槻希望建立联合政权控制军方，受到其他阁僚反对，对立无法解决，故发生内阁总辞职）。两天后，犬养毅内阁成立。在新首相的支持下，日军继续扩大战争，于1932年1月占领锦州。这时，昭和天皇向关东军下达嘉奖“敕语”。受到鼓舞的关东军，于2月5日攻陷哈尔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4个月里，日军侵占了从山海关到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三倍的110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事变后，中国政府则采取不单独对日交涉政策，希望通过国际联盟和美国的干预，根据《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加以解决，向国联提出指控日本的申诉。企图在中国东北成立傀儡国家的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在上海策划了诱使中国人袭击日本僧人的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在租界外配备日本海军陆战队。1932年1月28日，日军以护侨为名与中国第十九路军开战（即第一次上海事变，亦称一二八事变）。5月5日，根据国联的要求，中日两国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暂时结束了在上海地区的战争。但是协定中关于限制中国军队在上海驻兵等一系列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也表现了中国政府在这次对日交涉中的妥协。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正式将其“利益线”推移到中国东北，实现了田中义一内阁标榜的“满蒙分离”方针。尽管日本的行动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挑战，但英美等国因在东北地区并无重要利益，所以并未提出对日制裁的具体措施。苏联虽然指责日本，却申明奉行和平方针与中立立场。
国际联盟的应对与伪满洲国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理事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请求，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进行调查。团长为英国李顿勋爵，故该调查团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
1932年4月，李顿调查团前往柳条湖考察
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和日本进行调查后，于1932年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既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计划性和占领中国东北的非法性以及东北伪政权的傀儡性质，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但同时又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与权益；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解决，它既反对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也否认维持伪满洲国的现状，进而提出“中国内部改造需要国际性的合作”的主张。此后，国联大会决定成立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十九国委员会”。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1票（暹罗，现泰国）弃权，通过了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的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坚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立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当场退席。3月27日，天皇发表退出国联的诏书。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失败。
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年号“大同”，首都设在长春（被改称“新京”），以逊位的前清宣统皇帝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8月8日，日本政府任命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1934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实行帝制，溥仪出任伪满皇帝，但关东军特别委派日本军人担任皇帝身边的“御用挂”[2]，规定“关东军司令官乃天皇之代理人，为皇帝之师傅、监护人”。第二年，伪满洲国政府中握有实权的总务厅长官及各部次官均由日本人担任，这充分显示出伪满洲国政权的傀儡性。中国政府始终拒绝承认“满洲国”，并希望在国联体制下对日予以制裁。
日本对其操纵的伪满政权施政重点，明确定为经济掠夺。关东军迫使伪满洲国与之订立的《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并制订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此后还将之纳入日本战时体制而不断扩大开发规模。期间，东北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生产以及铁路建设等，虽然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增长，但这都是以掠夺中国资源为目的。
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开展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后，部分东北军官兵和各界民众，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从1932年起创建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约3万人。许多居住在东北的朝鲜族人民参加了抗日联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9月15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签署《日满议定书》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满洲国宣告崩溃。
日本的华北分离工作与西安事变
1933年9月广田弘毅担任外相，他深感要改变日本退出国联后在国际上陷入的孤立状态，必须对英、美等国实行“协和外交”；在对华政策方面，也在“协和外交”的基调下，以“满洲国”的存在为前提，开始重新构筑日中关系。而此时蒋介石为了巩固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而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并在国内强化对反日运动的取缔。而中共则实行了抗日与反蒋并行的政策。在中国内战不断的情况下，广田对华外交取得进展，1934年5月，中日两国将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
广田外交的目的是想首先通过“满洲国”的成立，作为中日间的既成事实，以稳定日本因九一八事变引起的国际秩序变更。在与列强的关系上，1934年底日本决定退出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1936年1月退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明确表明了脱离从属英美地位的姿态。
对日本的新动向，美国始终保持抑制日本的立场，而英国开始出现对日妥协倾向，甚至希望依靠日本来压制中国的民族主义。以财政大臣张伯伦为首的一些人还担忧如过度压制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有可能导致日本将矛头转向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因此，英国在1934年曾希望与日本签订日英互不侵犯协定。英国的态度是宁愿牺牲中国，也要优先保证其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权益和安全。
“塘沽停战协定”签字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开始向毗邻东北的热河省和长城沿线扩张。1933年1月1日，关东军在山海关向中国驻军挑衅，之后兵分三路入侵热河和长城各口。中国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在长城沿线进行抵抗，史称“长城抗战”。但在“安内攘外”政策指导下，国民政府并无与日本开战的决心。5月31日，中日两国代表熊斌和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进行谈判，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协定将冀东设定为非武装地带，强迫中国军队退出冀东。这是日本将其势力推进到华北的第一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的华北分离政策逐步形成。此后，日本关东军和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多次商讨分离华北的计划，不断利用华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攫取在华北的利益。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南方“剿共”战争，极力避免在华北与日本发生激烈冲突，故屈从日本。国民政府将中央军和国民党省、市党部全部撤离平津地区，并批准成立了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半自治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是日本推行以“分离华北”为重点的大陆政策最为积极的一年。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不断逼迫华北地方势力签订“现地协定”，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脱离中央政府的自治运动，企图实现“华北特殊化”。以此为背景，日本以“塘沽停战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地带为行政范围，成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之后改为政府，殷汝耕任委员长，所辖厅县聘请日本人为顾问）。与此同时，以“广田外交”为核心进行日本政府同中国中央政府的谈判，配合日本军方交替推进侵华政策，使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从1934年底到1936年初，日本先后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开始逐步明确其与英、美的敌对姿态。为了对抗英、美，日本将德国和意大利确定为新的合作伙伴。德国1933年建立纳粹政权，1936年宣布重新扩充军备并进驻非武装地带的莱茵河沿岸。意大利于1935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德国和意大利都意图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将苏联视为假想敌国，签署了以“苏联侵略日德任何一国时，不采取不利于受攻国利益的行动”为内容的防共协定秘密附属协定。次年年底，意大利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日本和意大利开始接近。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日德防共协定，12月宣布退出国联。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日、德、意法西斯国家阵营形成。
利用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日本不仅成立了傀儡国家“满洲国”，并推动了华北分离路线。面对这一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呼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分离而于12月9日发起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救亡热潮迅速波及全中国。
伴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速，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对抗日本为目的，蒋介石开始考虑以武力之外的方式，以国民党为主体，促成中国政局由分裂走向统一。国共两党先后在苏联和国内进行秘密谈判。同时，国民政府在英国的帮助下，实施法币改革，为防备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创造有利条件。为改善军备，国民政府还积极寻求德国的支持。1936年4月，中德签署了贸易协定，德国向中国出口大量武器，直到1936年11月日德防共协定签署时，希特勒还命令：“继续秘密向中国出口武器。”
1936年12月，张学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杨虎城（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在西安面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和“联共抗日”，遭到拒绝后扣押了督促他们继续“剿共”的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蒋夫人宋美龄与其兄宋子文飞抵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蒋介石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于是，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了团结抗日。经谈判，国共两党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由此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