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全面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演习。当晚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向中国驻军要求进城搜寻失踪士兵（该士兵在中日交涉前已归队），遭到中方拒绝。8日晨，日军炮击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后中日两国进行了短暂的交涉。11日现地军队之间达成了停战协议。但是，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派兵。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之后日军沿平绥（北平至包头）、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争。
卢沟桥事变不久，中共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时，日军将中日战争称作“华北事变”，采取由陆军负责对华北中国军队的进攻，海军负责华中、华南战事的方针。因此，陆军在向华北进攻的同时，海军也着手准备将战争扩大到自己的作战区域。8月9日，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前往侦查中国军队的飞机场，欲强行闯入机场而被中国保安队击毙（大山事件）。以此事件为由，8月13日，已进入临战状态的海军与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打响（第二次上海事变）。
8月14日，已做好出击准备的日本海军航空队从台北基地出发，对杭州和广德进行了轰炸。同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明确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要“膺惩”南京政府。同日，海军航空队的远距离轰炸机立即从台北和长崎出动轰炸中国首都南京。未发布宣战就突然轰炸中国首都的这一行为，违反了日本、中国都加入的《开战条约》（1907年在海牙签署）。随后，日本海军空袭南京长达4个月之久，直到占领南京。另外，日军还对上海、汉口、杭州、广州等华中与华南的60余处城市进行了无差别轰炸。
日本海军飞机对无防备城市的轰炸遭到了国际上的指责，9月28日的国联总会通过了《对日本轰炸城市的批评决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10月5日发表演说，谴责日本“无正当理由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市民，从空中投弹进行杀戮”。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70万人，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最后，虽然日军占领了上海，但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在战争初期“速战速决”的设想并未实现。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立即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日本的侵略。1937年9月，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指控日本侵略。日本侵华打破了“九国公约”体制，极大地影响了欧美列强在远东的利益。10月6日，第十八次国联大会通过两项报告书，一是认定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二是建议召开《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寻求解决中日冲突。
但是伴随着纳粹德国势力的抬头，欧洲局势日趋紧迫，英、法等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消极态度。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日本拒绝参加会议。15日，大会虽然通过宣言，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认定日本的行为已经“使整个世界感到不安和忧虑”。但是，会议没有明确认定日本为侵略国，也没有对日本实施制裁。
日本虽然取得淞沪战役的胜利，但中国的顽强抵抗显示日本无法在短期内灭亡中国，因此日本希望由德国出面斡旋和平。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议和条件，其要点是：内蒙自治；华北设立非武装区；上海扩大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减低日货进口关税等。南京失陷后，日本再次通过陶德曼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承认“满洲国”、向日本赔款等项。蒋介石表示：如此亡华条件，决无接受余地。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
左/进入南京的日军战车队
右/南京大屠杀中中国遇难者尸体（侵略南京的日本军人拍摄的照片）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西推进。12月，日军分三路围攻南京，13日占领南京。在此后的6周内，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抢掠、焚烧，是为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据战后在东京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在日本军队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在中国南京的南京军事法庭认定：被集体屠杀的遇难者人数达19万人，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具，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以上。此外，据时在南京的西方人调查，南京城内24%的房屋毁于纵火，73%的房屋遭到抢劫[3]。从屠杀方式和屠杀人数来看，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军有组织的行为。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日战争的持久化
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
此前一个月，中国国防会议在南京召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应邀来到南京后提出：中国基本战略方针应该是持久战，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同时，蒋介石也提出要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基本方针是“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中国基本贯彻了持久战的方针。
按照国共两党合作协议，共产党陆续将其指挥的陕北工农红军4万余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并将共产党指挥的南方八省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军队主要担负敌后战场作战，两个战场相互配合。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全国举行了庆祝仪式，国民高举灯笼游行，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但是，一般日本国民全然不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强硬派认为，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中国就会屈服。然而，国民政府在南京作战失利时宣布迁都重庆，并号召中国军民团结一致，继续抗日。欲降伏国民政府而遭到挫折的近卫文麿首相，1938年1月16日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继续扩大战争，战争陷入了泥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后，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运输部队，消灭日军500余人，首战告捷。1938年3月，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孤军向台儿庄发动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猛烈反击。经半个月激战，日军伤亡逾万，被迫撤退。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为了贯通南北两个战场，4月，日军发动徐州会战。5月中旬日军占领徐州，但中国军队成功地突围至豫皖山区，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未能实现。
此后，由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首先转移首都职能到武汉，日本大本营又策划了攻占武汉的战役，为此动员了华中派遣军的14个师团大约30万余兵力。中国方面参加武汉保卫战军队近100万人。从6月开始，至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为止，会战进行了4个半月。此次会战，中国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外围运动战，逐次消耗日军兵力，日军虽然最终占领了武汉，但仍未达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日军在作战中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严重违犯了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法。武汉会战期间，日军还同时向广东发动了进攻，于10月占领广州。
武汉、广东会战后，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但是已经到了军事动员能力的极限。武汉会战结束时的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配备了24个师团，在东北和朝鲜配置了9个师团，留在本土的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后继续抗战，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也迅速开展。此时，日本近卫内阁和军部实施了统一“人力及物力资源”的《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式的法西斯在法律上得以确立。日本国民在彻底实行的严厉治安维持法制下，无力去批评、阻止中日战争的扩大，战争陷入了持久化的深渊。
中日战争的国际化
由于中国要求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并对其实施制裁，1938年9月30日，在国联理事会上，议长报告提出国联成员可个别对日实施制裁。这是在欧洲形势紧迫的情况下，英国为回避对日制裁的实施而从形式上应付中国。但这对于国际社会实质上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日本在中国占领范围的扩大，战争一步一步陷入了僵局。近卫内阁1938年11月发表了关于日本的战争目的是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使英美等国的对日感情更加恶化。而日本政界和舆论都认为中国不屈服是由于英美法等国在背后支持的缘故，如果不打倒背后的敌人，就不能解决中日战争的呼声日涨，进而发展到认为有必要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对付英美。1938年2月，德国承认“满洲国”，4月下令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和军需物资，7月召回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团和驻华大使。于是，1938年围绕中日战争，日本与英美法苏的敌对关系加深，战争进一步向国际化发展。
苏联希望中国的抗日能延迟或阻止日本北进。因此在这一时期，苏联是对中国提供最具体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和7月实施了对华贷款，开始向中国大批供给军需物资。苏联还派遣了航空志愿队，直接援助中国抗战。反对东亚新秩序声明的美国，1938年底决定对华贷款，开始着手援助中国。英国也在1939年3月开始对华贷款。到1941年4月为止，苏联的援华金额为2.5亿美元，英国为6850万英镑，美国为2.47亿美元。
日本在1939年6月封锁天津英租界，要挟英国封锁援华的缅甸公路。英国于7月表明不采取防碍日军行为的方针。而担心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向日本屈服的美国，于7月26日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表示出阻止日本的姿态。
诺门坎战争
这一时期日本与苏联间也出现了军事紧张局势。1938年7月在“满”朝边境北部张鼓峰日军与苏联军队爆发第一次冲突（张鼓峰战争）。第二次冲突则发生在1939年夏天，于伪满洲国和外蒙交界的诺门坎地区（诺门坎战争）。日本在上述两次战役中投入了大量兵力，但均遭惨败。与此同时，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和德国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欲缓和德国向东扩大势力的压力。此后，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向波兰发动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在诺门坎战役战败的日本为避免扩大与苏联的战争规模，于同年9月15日签署两国停战协议。
中日战争与朝鲜
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朝鲜半岛实施皇民化政策，企图将整个朝鲜民族同化为日本国的臣民。1937年开始强迫朝鲜人民背诵“皇国臣民誓词”，发誓孝忠皇国日本，并且强迫朝鲜人参拜设在各地的神社。学校教育及官方用语一律禁止使用朝鲜语，改用日语。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朝鲜也推行了总动员体制。1938年7月，朝鲜总督府以协助战争的教化运动为目的成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成员是亲日派团体和个人。联盟以协助煽动战争为宗旨，致力于督办创氏改名、捐款和提供粮食、收集废品、国防讲习会、国语（日语）讲习会等活动。1940年10月，该机构改组为国民总力朝鲜联盟，以10户为一个“爱国班”组织了所有的居民。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将朝鲜视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军事基地，掠夺物资，扩大征税，强迫交纳战争慰问金、慰问品和国防建设款。战争后期为了提供战争物资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强制推行“金属献纳”。
1940年在中国重庆建立的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援下，于1941年开展了抗日斗争
由于朝鲜的民族独立与中国的抗日有密切关系，中国与朝鲜的合作抗日，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经开始，不仅有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参加到抗日联军中去，以解放朝鲜为目的的朝鲜抗日战线也得以建立。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韩抗日合作更加密切。期间，在中国境内进行抗日活动的韩国抵抗组织主要有金若山领导的民族革命党和金九等人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朝鲜民族革命党于1938年组织了朝鲜义勇队，1940年扩展为3个支队，在抗日前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在上海成立后，经过多次搬迁，1940年迁到重庆后，成立了“韩国光复军”，下设三个支队，分赴山西、绥远、山东等抗日战场。直到战争结束，1945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才从中国回到祖国。
栏目
中日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中日两国学术界对中日战争的形成，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逐步形成的大陆政策，是导致日本近代在东亚地区不断侵略扩张的基础。1927年田中内阁上台后，从两次出兵山东，阻挠中国北伐统一，继而发动九一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再策划华北分离运动，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企图全部占领中国。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有其必然性和计划性。
而日本学界则特别强调上述事变的偶发性，不认为日本政府有明确的计划，而更多的是由军方，特别是当地驻军擅自挑起事端，从而导致日本政府被动接受军方不断扩大事态，从而引发日中全面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