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和约》的签署与日本“55年体制”形成
1951年9月，同盟国与战败国日本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至此二战宣告结束。条约内容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及朝鲜战争爆发等东亚地区变革的影响很大。美国没有严格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反而为了将其作为反共伙伴而实施扶持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的振兴政策。在受邀出席旧金山和会的55个国家中，印度、南斯拉夫、缅甸等三国因批评对日本的赔偿无具体要求和反对外国军队驻扎日本而没有出席会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个与会国反对美国为主导的强化日本的做法而没有在和约上署名。实际上最大的受害国中国、韩国·朝鲜却没有接到邀请。美国和英国协商决定既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邀请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出席会议。美国从自身的威信及远东的安定考虑主张邀请韩国，但因英国与日本反对而撤回了邀请。英国认为韩国既没有对日宣战，也不具备对日交战国的同盟国资格。日本认为韩国不是交战国，若在日朝鲜人获取同盟国民的地位和权利，将引起社会混乱，于是极力反对韩国参与。结果，中国和韩国·朝鲜作为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最终被会议排除在外，会议遗留了追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问题，因此《对日讲和和约》与“和平条约”目标相差甚远。而对日本来说，旧金山和约则是极其宽容的和平、和解条约。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日本由此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在签署媾和条约前，日本国内围绕如何媾和及日本恢复主权后的防卫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右派主张为了尽快使日本独立，应单独先与西方阵营签署讲和条约；左派则主张日本作为非武装和平国家，为保证日本安全，应与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交战国全面签署和平条约。但《旧金山和约》最终以单独媾和形式签署。此外，关于日本防卫问题，针对左派主张的非武装中立，右派则主张通过自主制定的宪法和重建武装，或通过美日同盟确保安全。最终《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按右派的主张签署。在有关媾和的争论中爆发的朝鲜战争成为右派势力最终获胜的契机。
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签署仪式，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吉田在条约上署名
通过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安保问题获得保障，但是其内部保守派和革新派间矛盾日益突出。保守政党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组建军队，革新的社会党则坚决反对重建武装，此外有25%～30%的国民舆论也反对重建武装。1955年秋，社会党计划进行改革重组。社会党的加快发展和合并计划成为促使保守的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的重要契机。特别是计划通过战后重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目标的财界对社会党的迅速发展和合并倍感危机，强烈要求保守党进行合并。1955年11月，自由党和民主党最终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自民党成立后，制定了自由修订现行宪法，在集团安全保障制度下扩充自卫军费，建立劳资协调体制等纲领。通过保守党的合并，构建了以保守党为主导的稳固的支配体制，自民党制度化以及长期推进增长型经济政策等均得以推进。同年10月，自民党创建前夕，社会党左右两派召开重组会议，完成了社会党统一。至此，日本国内建立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基轴，分别代表保守与革新的“55年体制”。
中国提倡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
朝鲜战争后，中国同很多亚非国家积极开展“和平共处”外交。这时，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尽管一直存在危险因素，但同时也构建了维持现状的基本格局。中国的“和平共处”外交路线为的是给国内建设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实现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停战，与印度协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基于上述目标。1954年，中国和印度协商，同意基于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协商解决两国悬案，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解决两国悬案的原则，也是在主张不参与任何支持冷战体制条约和同盟的“不结盟”思潮扩散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为促进与第三世界开展合作，中国主张需要超越第三世界国家间不同社会理念和体制而和平共存。
但此时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却紧张起来。中国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路线的主张持批判立场，认为苏联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是修正主义的倾向，所以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导致社会主义力量削弱。中苏关系因1959年苏联中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协议而出现严重裂痕。此外，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岛和马祖岛，美国派第七舰队进行威胁，局势也一度十分紧张。
中国大跃进运动宣传画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以“大跃进”运动为序幕。所谓“大跃进”是制定生产飞速发展的目标，通过集约型劳动方式即“大兵团作战”，使工农业同时产生历史性地飞跃发展。但是，在物质和制度等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展开“大跃进”运动，又遇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并未取得“跃进”式的成果。
战后重建与巩固政权的韩国和朝鲜
朝鲜战争后，韩国和朝鲜迅速开展战后重建。韩国在美国支援下开始重建经济，但是围绕经济政策方向，韩美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欲通过提供生活消费品以稳定韩国经济，而韩国主张将援助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产业中而重建韩国经济。特别是美国从日本购买援助物资提供给韩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后，这种扶持日本恢复经济，重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战后东亚秩序的意图遭到韩国抵制。在韩日过去的历史问题尚未清算的情况下，急需恢复和重建的韩国很难接受仍然辅助日本经济的现实。于是，这一时期韩国的反日情绪是包含在树立韩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地位的问题之中。为建设自主的经济结构，韩国制定了从20世纪中后期起实施经济发展的计划。而在计划实施中的国际因素是：应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美国有经济困难，苏联经济复苏并通过援助第三世界扩大其国际影响。此外，朝鲜的经济复苏对韩国经济发展也有刺激。美国改变经济援助政策，用借款替代之前的经济援助，认为支援韩国建设自主经济就是确保同盟国政治经济稳定的有效渠道。
这一时期韩国总统李承晚不断强化其权力基础并企图通过修改宪法延长其任职期限，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冲突与矛盾。他不顾韩国在野党和美国的反对，通过了规定总统直选制度的宪法修改案，并于1954年再一次通过了废除总统连任限制的修改宪法案，打开了李承晚长期执政之路。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也背离了民心。
朝鲜也致力于战后的重建和政权巩固。为尽快恢复经济和建立自主经济基础，朝鲜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到了1956年，朝鲜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为了在东亚地区确保影响力，苏联对朝鲜提供了经济援助，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朝鲜提供了原材料和援助设备，这些均是朝鲜经济复苏的重要原动力。但是，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生活资料的分配和生活水平却没有大的改善。政治方面，受到苏联展开的反斯大林运动影响，1956年8月，朝鲜在“反宗派斗争”中，彻底“清洗”了主张集体领导体制的势力以金日成为中心实现了权力一元化。此外，朝鲜在对待中国和苏联问题上保持了中立。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一态度，是因为这一时期中苏矛盾尚未尖锐，且中苏两国也没有强求朝鲜做出明确表态。
提倡不结盟中立路线的“第三世界”登上国际舞台
二战结束时，亚洲和非洲地区建立了一批新兴国家。这些亚非国家因长期饱受殖民压迫，所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实施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列强抱有强烈不满。在美苏冷战格局中，他们并没有选择“一边倒”，而是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55年4月18日，23个亚洲国家和6个非洲国家齐集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AA）会议。会议旨在加强亚非各国间联系，强调冷战格局中的中立和早日结束殖民时代。会议以召开地命名，称为“万隆”会议，它标志着“第三世界”以新的组织力量在国际舞台登台亮相。
出席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14亿世界人口，这一数字接近当时世界人口一半。但是作为亚非国家中的韩国和朝鲜、南非共和国和以色列以及台湾地区没有受到邀请，这是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或倒向另一边，或存在种族歧视的原因。
万隆会议
在万隆会议上，各与会国试图合作寻找保障国家独立和克服经济困难的方案。为此，会议最终通过了不倒向美国或苏联一边，也不隶属于任何一方的积极中立主义的决议案。会议还发表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国际合作”宣言，即《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一原则主要包括尊重基本人权和尊重《联合国宪章》，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内容。此外，会议还签署了贸易、援助及文化合作的相关协议。与会国的这种中立主义，并非是逃避或无视冷战现实，而是蕴含着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必要时可采取积极“自律”的行动，即或可向一个阵营或两个阵营施加压力，或与之暂时协调。
万隆会议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间自发联合举行的会议。基于中立的合作精神是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精神，因此被后人高度评价。此前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经常被忽视，不被看做国际社会主体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开始参与国际政治而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是不同的声音，这说明以美苏为两极的国际秩序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东亚地区的和平反战运动与维护人权活动
第三世界国家登上国际舞台，使冷战体制有了改变的可能，提高了人们对亚洲反战和平运动及和平共处、人权问题的关注。1956年韩国进步党正式创建，他们主张在民族自主基础上的和平统一，防止再度上演朝鲜战争式的同族相残的悲剧。为迎合和平共处的世界发展趋势，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缺陷，进步党提出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即第三条道路。进步党的和平统一论被后人认为是基于万隆会议的不结盟运动的时代精神基础，追求韩国和平建设的可能性。
而日本在经历关于媾和的争论后，民众对和平运动的关注提高。1949年，日本知识分子发表全面媾和、中立、非武装等主张的和平声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开和平运动之先河。1950年3月，严禁使用核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Stockholm Appeal）”发布后，日本立即有645万人署名支持这一宣言。当时全世界有5亿人在宣言上署名。
日本维护和平及民主主义的民众运动，通过“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反对美军军事基地运动及反对核试验基地运动等表现出来。1954年3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马歇尔群岛的比基尼礁试验氢弹，结果使在警戒线之外捕鱼的日本船员受到大量辐射。以此为契机引发了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规模运动。运动超越了保守与进步的界限，有3200万日本人署名支持。
20世纪50年代，随着冷战深化，人们对和平共处认识的普遍提高还体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和相关的运动。典型的如日本有反对法院判决及部落解放运动，在日朝鲜人要求回归朝鲜等。
1949年8月，日本发生了列车颠覆事件，涉嫌被捕的共产党人在1950年12月的法院一审判决中被判全员有罪并处以死刑，但许多人认为在客观物证不足的情况下的法院判处是牵强的，对这一判决提出异议和批判，并发展成维护无辜被告者人权的运动。1963年9月，最高法院改判涉案人员全部无罪释放。
此外，日本在取消了贱民身份的制度后，部落民仍然存在社会性的差别。因此维护部落民人权的部落解放运动自1951年起重新展开，部落解放运动要求改善生活环境和反对引发社会歧视的行政措施。
1959年12月至1984年，约有93000名在日朝鲜人回到北朝鲜，这一数量相当于当时在日侨胞总数的六分之一。美国、苏联、韩国和朝鲜，日本政府和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也参与了此次活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战后留在日本的在日朝鲜人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被剥夺了日本国籍，处于无国籍的状态。除了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他们不能享有其他政治、经济权利。加上冷战的扩大和朝鲜半岛的分裂，更是没有给在日朝侨任何选择机会。而此时北朝鲜为恢复战后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强化体制，将在日朝鲜人作为“海外公民”，奖励这些人回归。日本政府和红十字会则打出居住选择自由的人道主义旗帜，宣传和推进在日朝鲜人的归还工作，其实是试图将这些人“驱逐”出日本而逃避日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国际红十字会应日本之邀介入这一工作，虽然出于人道精神支持在日朝鲜人归还朝鲜，但是回避了日本政府对在日朝鲜人的歧视政策及政治性意图。韩国批评将在日朝鲜人送回朝鲜是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但韩国在解放后对在日朝鲜人的政策也几乎是“放弃”。由于日本与朝鲜历史上的问题，加上朝鲜半岛分化为南北政权及冷战的深化，在日朝鲜人不得不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所以才发生了那么多的在日朝鲜人从资本主义阵营大规模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件。这件事表面上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但事实上是那些人的“人权”被忽视了。
[1] 又称《天皇非神宣言》，即日本天皇裕仁在1946年1月1日发表的否定天皇神格的诏书，宣告天皇是仅具有人性的普通人而不是产生于神话和传统的现人神。这一宣言从某种意义上减弱了长久以来存在日本国民脑中的忠君思想。
[2] 这里是根据日语“捨て石”翻译过来的概念，本意是被抛弃的石头。而在日语中，“捨て石”有多层意思，如丢在路边的石头，如投到水中阻止水流的石头，如矿山中被开采出来没有价值的石头等。而在围棋中，被暂时放在一边，以备将来再使用的棋子也被当作“捨て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