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争议到中苏对立
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1956年2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首次对斯大林进行批判[1]。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在苏共党内进行大清洗和搞个人崇拜的错误，还提出了社会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可能，也有必要和平共处的主张，修正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一世界革命理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还强调可以不采取武装斗争，而通过议会斗争使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多数派，从而实现和平过渡。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国共产党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混乱、分裂以至对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发动的对斯大林的批判，认为“斯大林虽然出现过重大失误，但他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并批评苏共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苏共对中共的批判也展开了反论，由此拉开了围绕革命论的“中苏两党论战”的帷幕。
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2]，使中苏两国在政治层面上开始对立。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因担心美国颠覆其革命政权而计划引进苏联导弹，对此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装备有核武器的陆海空军进入备战状态，要求苏联撤去导弹，并警告如果对美国使用导弹，美国将立即对苏联实行全面报复。如果苏联不予以回应，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将有一触即发之势。
古巴危机使核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危险，美苏首脑为避免两国核军事冲突的危险，开始寻求和平共处而相互接近。此时，相当于投掷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近千倍破坏力的氢弹已发明，基于对一旦爆发核战争，美国和苏联将“共同毁灭”的担心，美、英、苏三国于1963年8月缔结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中国和法国认为该条约旨在永久维持美英苏的核武器垄断而表示反对，并分别加速了核武器开发。
1964年10月，中国在新疆成功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6月氢弹试验成功，从此进入核武器拥有国的行列。中国认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旨在加强美苏英三国的核垄断而加以反对，声明“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与苏联从最初的两党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演变为两国之间的政治对立。随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支持苏联共产党和平共处理论的苏联派，和支持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革命理论的中国（毛泽东）派之间深刻的对立与分裂。中苏对立也使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日本在向世界推广的反核和平运动产生了分裂。
围绕对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日本反核和平运动内部出现分歧。即肯定该条约是迈出削减核武器的第一步，还是否定这一条约是三国为防止发展中国家进行核试验进而垄断核武器，和平运动内部意见不一。苏联是条约签订方之一，而中国反对该条约，因此对该条约的评价关系到必须面对在对立的中苏两国中选择哪一方的问题。同年8月在广岛召开的“第9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以中、苏代表的对立为背景，支持缔结条约的日本社会党“总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系和持批判态度的日本共产党系产生对立，前者抵制大会并退出“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原水协[3]），成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国民会议”（原水禁）。这样，日本的反核和平运动分裂了。
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亚非（AA）会议（即万隆会议），向世界宣布第三世界登上历史舞台。十年后的1965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了第二届亚非会议。中国因苏联采取与美国和平共处路线为由，主张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周恩来表示，如果不明确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便“没有召开的意义”。中国外长陈毅也提出召开第二届亚非会议的三个前提条件：1.公开批评美国；2.不要联合国介入；3.抵制非亚洲国家的苏联参加，明确声明：如果做不到上述前提条件，会议应延期举行。但主办国阿尔及利亚表示：即使有一部分国家反对也要召开。因此，中国拒绝出席。随后，北越、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国纷纷支持中国立场，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被迫决定无限期延期。此前1962年，中国和印度两国因西藏问题发生边境冲突，因此，被视为合作与团结的万隆会议精神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文化大革命”
1958年，毛泽东因错误判断形势，在中国强行实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再加上自1959年开始历时三年的自然灾害，全中国遭遇了深刻的粮食危机，因饥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开始着手调整社会主义经济，承认个体生产与自由市场等，1965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但是，位居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等“当权派”是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批判苏联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现代修正主义”，把苏联定位为“帝国主义”，宣布“为防止中国变质成第二个苏联”而要打倒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是指以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包括邓小平等当时领导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干部们，他们被称为“当权派”。毛泽东认为，苏联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而更可怕的是与苏联勾结的内部敌人，即修正主义分子们对革命政权的颠覆。于是毛泽东决定，在与社会主义的敌人美国对决之前，先要排除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分子。于是1966年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实现个人野心，利用毛泽东的威信，激烈地批判当时共产党各级组织和政府干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对革命无知的年轻一代组织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开展“革命派”向“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夺权”（争夺权力）的斗争。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受到红卫兵传唤和集体批斗等迫害后，于196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永远开除党籍和一切职务。第二年，他在被囚禁的开封狱中含冤去世。
现在，中国将“文化大革命”概括为“十年动乱”，从1966年起的十年间，全中国上演着无数混乱的悲剧。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而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断定“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文化大革命”中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历史决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领导下，同僵化、坚持毛泽东时代政策的保守派斗争胜利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文革”，对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作出的历史性评价。它是中共为克服“文革”造成的政治、思想混乱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苏联主敌论”立场上的中国
由于赫鲁晓夫在处理古巴危机问题上受到国内外的非议，再加上苏联内政的不景气，被迫于1964年10月下台，勃列日涅夫取代其成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总理为柯西金。1968年，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提出“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推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一系列“自由化”政策。这项改革运动与每年在首都举行的音乐节一起被誉为“布拉格之春”。对此，苏联召集东欧四国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力干涉，摧毁了“布拉格之春”。当时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学说”，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全体利益优先于各国的个别利益”，提出：如同盟国成员中有脱离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同盟国可行使武力干涉其内政。
此后，为防止苏联武力入侵中国，中国在中苏边境构筑了地下工事以防备苏联的进攻。在北京、天津等枢纽城市，为防备苏联的核攻击，各大学、工厂、公共建筑物、车站等地纷纷挖掘了原子弹避难所和防空洞。中苏边境高度紧张，在数千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苏军配置了50万～100万军队，中国配置了200万军队。1968～1969年间，中苏边境还发生了数次武装冲突。
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考虑是强化与苏联的敌对关系，在国际上孤立苏联，而陷入越南战争的僵局导致霸权地位下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则考虑利用中苏之间的敌对状态来打开新局面。两种考虑重合的结果，是1972年美中两国的开始接近。这给以美中对决为基轴的东亚关系造成了巨大影响。
珍宝岛上被中国击毁的苏军坦克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苏联主敌论”的立场上。
这样一来，在东亚原本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而相互敌对，从而造成中美两国开始接近，导致东亚地区的冷战结构发生变化。
朝鲜的独立路线
不断激化的中苏对立，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朝鲜既要与美韩直接对峙，也要抵抗来自日本的威胁，离不开中苏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因此，朝鲜不断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同时开始寻求不依靠中苏任何一方的独立自主的路线。
古巴危机后，苏联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拒绝了朝鲜的军事援助要求，朝鲜只能独自克服经济困难加强国防建设，并批评苏联的和平共处路线是迎合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而为实现南朝鲜的革命，必须对修正主义予以批判。
为了巩固与中国的关系，1963年中朝两国代表团互访，再次强调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然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迫切需要苏联经济援助的朝鲜又试图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新领导层恢复关系。但中国对苏联的新领导层仍持批判态度，视其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坚持与苏联对立，从而引起中朝两国之间的矛盾。为了对外开展自主外交、对内建设自立、民族的社会主义经济，朝鲜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主体思想。金日成主张朝鲜劳动党必须坚持：“思想上的主体”、“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和“国防上的自卫”立场。此后，朝鲜以这一主体思想为基础，对外强调实行适用于朝鲜的独立路线。朝鲜更加关注与中苏两国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不结盟外交，试图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不结盟国家联合，加强反美反帝国主义战线。
另一方面，为了对抗韩国，避免在国际上的孤立，朝鲜从1960年代后半期致力于同新的国家建立邦交和加入国际机构。到1970年，除同原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外，还与25个亚洲、非洲的新生独立国建立了总领事关系，与包括法国等6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80余国建立了贸易和通商关系，加入了106个国际机构。
对此，韩国朴正熙政权从1960年代后半期积极开展与不结盟国家的外交。197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外交舞台上，韩国和朝鲜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战。由于韩国经济的成长，到1970年代后半期，韩国政府逐步占据优势地位。
栏目
中国“文化大革命”与东亚
【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将毛泽东思想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现代最高思想，呼吁世界各地开展与“文革”同样的斗争。对此世界各地的华侨首先予以响应，随后各国与毛泽东思想产生共鸣的集团纷纷成立了支持“文革”的组织，虽然规模不等，但同样在各自国内展开了与中国一样的“夺权斗争”。
“文革”给日本带来的冲击影响巨大。中苏论争时，日本社会党支持苏联，日本共产党倾向于中国。但是对于“文革”，由于日本共产党明确表示批评和反对的立场，中国的“文革”领导层则批评日本共产党是与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日本反动派并列的第四个敌人，呼吁“夺权斗争”，并引发当时派驻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干部和党报《赤旗》记者受到冲击的事件，于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处于断绝状态。
由于“文革”恰好与日本学生运动的高涨期时间重合，所以部分学生运动参与者对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产生共鸣，出现了手持《毛泽东语录》，模仿红卫兵的“武装斗争”，他们手拿铁棍和木棒袭击对立的学生运动组织和反对派系。这些走向暴力的学生运动，最终失去了国民的支持。
“文革”引起了日本和平运动、文化运动，以至工会组织、学生和青年运动的分裂与对立，对各个领域的运动均有深刻影响。由于中国“文革”的强烈影响，和平运动组织与团体、与中国关系深厚的日中友好团体和日中民间贸易组织，在围绕支持还是反对“文革”的问题上都出现了激烈对立与分裂的局面。
【对韩国的影响】
韩国媒体在报导“文化大革命”时，无非是说由于毛泽东惧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而丧失权力，为扭转形势而发起的事件。《朝鲜日报》发表社论称：“文革”是毛泽东将刘少奇作为权力斗争的对象，“由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组织的红卫兵领头……造成腥风血雨的局势”。还有评论指出“文革”是“急剧走入流血事态的权力斗争”，是“反文明、反人伦的红卫兵运动”，是“现代版三国志”等批判性言论。还有韩国媒体预想，这是中国借“文革”向全世界输出进攻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由此更加提高了对中国的警惕。
韩国对“文革”的认识并非仅仅是否定性的负面认识。例如，评论家兼学者的李泳禧就曾高度评价“文革”是克服西欧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矛盾的第三次革命。他认为这场革命不是单纯的制度革命，在“人类革命”这一点上是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不同层次的根本性革命。1974年，出版了包含这种主张的《转换时代的理论》一书，给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很大的冲击，成为韩国超越反共主义和冷战思维，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契机，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运动时期，这本书被广为阅读。
【对朝鲜的影响】
1964年秋，苏联赫鲁晓夫垮台，勃列日涅夫取得政权，朝鲜立刻与苏联恢复了关系。但中国对朝鲜与苏联的接近不满意。从1966年起，中国“文革”领导层与红卫兵们开始谴责朝鲜的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朝鲜则批评中国的“文革”领导层为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中国和朝鲜甚至分别召回大使，关系一度恶化。红卫兵们还对当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进行批斗，认为他在划分中朝边境时，把长白山的天池面积多分给了朝鲜4.5%（朝鲜实际控制面积为54.5%），有利于朝鲜，并诬陷他藐视毛泽东，抬高金日成，最终将朱德海迫害致死。朝鲜与曾经是血盟关系的中国矛盾加剧，全社会为了对付“内外之敌”，强调以“领袖”为中心，团结一致。随后朝鲜针对毛泽东思想，又进一步强调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是朝鲜创造的自主思想。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越高涨，朝鲜也从正面对抗强化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朝鲜虽然对中国领导层发动的“文革”持批判态度，然而在强调独立思想体系，加强个人崇拜这一点上，反而有所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