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与日本的安保斗争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从原来大规模报复和偏重于对同盟国的军事援助、大规模强化再军备的方针开始发生变化。转变的原因源于后来成为肯尼迪、约翰逊两任总统特别顾问的经济学家W.W.罗斯托等的建议。罗斯托的理论主张：中国和越南等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经济都是落后的，不可能援助亚洲其他国家。而如果美国向亚洲其他不发达国家投入资本使其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话，贫穷的亚洲民众便不再支持共产主义，这样一来游击战和革命斗争的理论就会失去社会基础。日本被作为推行这一新路线的重要对象，于是在引进美国资金的基础上设置了生产性本部[4]，并引进世界银行贷款等，为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警惕战后已在日本国民中生根发芽的和平主义、非武装中立主义意识转变为反美意识，避开正面处理增加日本防卫能力和修改宪法等问题，试图将日美安保条约内容改为可自由使用日本的基地。为了减轻军事负担，美国一方面将设在日本国内超过700处的军事基地缩减到原有的四分之一，同时试图将美军控制下的冲绳基地扩大两倍。
1958年10月，日美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安保条约的交涉[5]，交涉按照美方提出的草案进行。1960年1月，改定后的新安保条约由访美的岸信介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签署旧安保条约时，由于日本尚未重新武装，日本作为美国军事基地这一从属性的义务很强。但是，新安保条约签署时，日本已经拥有自卫队，因此日本和美国成为相互有义务的一种军事同盟国。新安保条约的正式名称为《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相互协作及安全保障条约》。新安保条约维系了旧安保条约中日美行政协定规定的美军在日本的配置以及特权的延续，日本自卫队（日本军队）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亚洲战略中的军事地位得到强化。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违反了标榜非武装和放弃战争的日本宪法，日本国民担心日本再次踏上军国主义道路而表示反对，为维护和平与民主主义，日本国民展开了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简称“安保斗争”）。1960年2月成立的所谓“安保国会”，围绕新安保条约批准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从那时起安保斗争扩大到全国，日趋激化。4月下旬至5月的连续数日，在国会审议期间迎来安保斗争的高峰，发生多次向国会请愿的游行活动。5月14日由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社会党、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原水爆禁止日本协议会、宪法拥护国民联合等百余家团体集结，共产党以干事团体会议的观察员身份参加）主办，有10万人的请愿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
5月19日，自民党政府在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上强行中止质疑程序，众议院院长清濑一郎下令出动500名警察排除了持反对意见的社会党议员而召开议会，5月20日凌晨，不经讨论而由自民党单方面批准了新安保条约方案。
这一强行通过议案的动作无疑是在反对运动的火上加油，此后国会呈空转状态，数万人、数十万人的游行队伍连续多日包围国会。6月15日，在阻止安保修改的第18次统一行动中，全国有580万人参加。东京的右翼分子闯入新剧人等的游行队伍中进行殴打，60人负伤。全学连（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为首的游行队伍冲入国会，与全副武装的警视厅机动队发生激烈冲突，发生了东大学生桦美智子惨死的流血事件。
6月19日0时，虽然有33万人包围国会，但新条约已经正式成立（规定众议院批准1个月后自然承认）。23日，首相岸信介在与美国政府秘密交换批准文件后宣布下台，7月15日岸信介内阁总辞职，1960年的安保斗争终于趋于平静。
日本的安保斗争得到来自主张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势力的支持。中国也认为新安保条约是日美军事同盟，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所以以北京为首，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集会，表明了中日两国人民在安保斗争中的联合一致的态度。
安保斗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反战和平运动中起到了先驱的作用。这一运动同禁止爆炸原子弹氢弹的反核运动、反对美军基地运动、反对实施教员工作评定运动[6]、要求拥护民主等各项权利运动等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国民运动的洪流。工会组织也将工人罢工等运动转向政治问题。安保斗争作为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各地纷纷成立了由革新政党与工会、农民组织、教职工组织建立的共同斗争组织，地方各团体组织参加的大众斗争组织，当地居民运动等，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安保斗争培育了被称为“安保一代”的青年和学生，他们积极参与和平运动与社会变革运动。
继岸信介内阁之后的池田勇人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逐渐将国民注意力从政治上转移到经济上。即把高度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政策来推动，使国民生活富裕，从而减少国民对政治、社会的不满，防止类似1960年安保斗争事件的再现。美国也在翌年4月派遣东京出生的日本研究专家、知日派的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7]作为驻日大使，试图修复日美关系。赖肖尔积极主动接近工会干部、知识分子，向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快速经济增长下实现现代化的优越性。自民党和财界也开始对媒体采取新对策，为了封锁“进步文化人士”的言论活动和影响力，创办了右派杂志《诸君！》（1969年创刊）和《正论》（1973年创刊），动员“体制派知识分子”展开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
包围日本国会的反对安保条约的示威活动
在政府、财界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攻势下，1969年12月的总选举中，自民党大获全胜，社会党失去50个议席惨败，1970年6月，自民党佐藤荣作（岸信介的弟弟）再次组阁，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回避了“1960年安保斗争”的卷土重来。
韩国四月革命
1960年3月在韩国实施的正、副总统选举中，自由党政权宣布李承晚和李起鹏两名执政党候选人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获选。但是世人皆知这是李承晚政权动员官方权力的不正当选举结果。3月15日在马山，被不正当选举激怒的学生和市民高喊不正当选举无效，进行了街头游行。警察下令强制解散，游行队伍则向警察扔石头进行抵抗。警察开枪镇压，导致8人死亡，并逮捕拘禁了游行者。4月11日，在游行中最后失踪的17岁的学生遗体被发现，马山的市民和学生决定再度进行游行。总统李承晚发表讲话，称马山游行的背后怀疑有共产党的介入，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马山的游行事件从弹劾不正当选举开始，扩大为全国性的反对李承晚政权的运动。
马山再三发生大规模游行，高丽大学的学生也坐不住了。4月18日，高丽大学学生3000余人在国会议事堂前示威后返校途中，遭到执政党自由党派系政治团体的袭击，50余人受伤。第二天，许多愤怒的首尔大学生们出动，超过10万人的学生和市民挤满了首尔的光化门广场。警察向逼近总统府的游行队伍开枪，导致被称为“流血星期二”的血腥惨案。当天游行运动波及全国，首尔的死者超过100人，全国则达到186人。19日，政府在首尔、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地发布戒严令，出动戒严部队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与警察相比，韩国军队对3月15日的不正当选举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武装干预，4月19日之后在没有向国民开枪的情况下维持了秩序。
李承晚采取了取消副总统的当选、释放学生等缓冲政策。25日，全国27所大学的教授在首尔召开大会，与学生同调进行游行。游行活动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担心游行激化导致韩国局势动荡，美国也劝告李承晚下台。4月26日，韩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游行，次日李承晚宣布下台，执政12年的独裁政权终于落幕。在韩国历史上，这是学生和市民首次成功地推翻政权，被称作四月革命。
四月革命不仅带来了个人独裁政权的没落，还促进了各领域的民主化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长和组织建设，成为促成统一运动和进步的社会运动的契机。四月革命后，反独裁、民族自主、反腐败、民主主义成为时代的价值趋向，四月革命成为推动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原点。
韩国军事政权上台
随着李承晚政权的崩溃，韩国执政的自由党迅速瓦解。在1960年7月的总选举中，民主党获胜并实施责任内阁制，开始了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了对李承晚政权的遗产进行清算，张勉内阁追究不正当选举的责任、处罚不正当敛财者。但由于政治团体的分裂与经济界的压力而未能取得成果。与此同时，张勉内阁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在稳定体制的同时实施“经济第一主义”政策。遗憾的是在取得成果之前遭遇了五一六军事政变。1961年5月16日，以陆军少将朴正熙为首的青年将校率领3500名军人发动政变。
政变的领导者以张勉内阁无能及上任后产生社会混乱为理由挑起事端，其实他们一直具有强烈的参政倾向，同时对在军队内部很难出人头地怀有很大不满。他们在政变成功后，标榜“反共”为其核心价值，限制革新界的活动。政变势力通过广播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革命公约，并下达戒严令。革命公约中强调反共体制的重建，并主张与美国提携，排除腐败与社会罪恶，确立自立经济等。
军事革命委员会掌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发布的第1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为：禁止室外集会、不允许海外旅行、对报刊言论进行事先检查、延长夜间禁止通行的时间（晚7点～凌晨5点）等。该委员会随后立即改称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不久就形成了军事独裁政权体制。它下令通过革命裁判所和革命检察部洗清“容共分子”，在大范围检举革新势力的同时，强行解散四月革命后登场的各种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言论机构、劳动组合等，强化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
由于受到美国施加的政权非军事化的压力，朴正熙在1963年的总统选举中直接出马，战胜候选人尹普善当选为总统。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政权后，朴正熙试图通过发展经济来证明其执政的正当性。当时不仅是韩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经历过冷战体制下的“热战”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经济开发为最高目的的独裁政权。台湾从1945年开始的国民党一党独裁到1960年代后仍在继续；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在李光耀率领下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政权；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形成了苏哈托体制。这些开发型独裁政权为了对抗民族纷争和国内共产主义者的挑战，都以接受美国的援助实行经济增长为第一原则。
日韩基本条约
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权后，积极寻求同日本改善关系。这也使美国再次认识到亚洲反共阵营堡垒的价值，进而对韩国持续予以援助，解决韩国严重的经济困难。朴正熙为将政变合法化，需要依靠引进外资来解决经济问题。为确保日本的资本引进，就需要同日本缔结邦交正常化的《日韩基本条约》。日本的政府、财界为确保支撑高度增长的出口市场，也寻求和韩国建交。
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改善与日本关系的前提是日本政府必须对殖民统治进行诚实反省。然而，朴正熙政权无视国民要求，仅根据反共安保理论和经济发展为前提，强行签署《日韩基本条约》，结果引起全国民众的反对运动。
日本国内也认为《日韩基本条约》将南北朝鲜的分裂固定化，强化了日美韩台的反共军事体制，会导致日本的再军备化，进而也展开了反对日韩条约运动。该运动与反对日美安保运动、反对修改宪法运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运动相结合，强烈反对美国的远东政策，迫使东亚的冷战结构产生变化。
《日韩基本条约》于1965年6月签署，12月获得韩国政府的批准。在此期间，韩国学生展开了阻止批准的斗争，警察和军队镇压了学生的游行。《日韩基本条约》没有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道歉，仅在第二条中规定，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前签署的“条约与协定无效（already null and void）”。后来，日本与韩国之间围绕这一条的解释有差异。虽然韩国方面将这一规定解释为《日韩合并条约》从最初就是违法而无效的，而日本方面则解释是：《日韩合并条约》在韩国独立后即无效，但是在条约签署的当时是有效的。
韩国同意与日本会谈的前提是清算过去，而日本则丝毫没有清算过去的认识，所以两国对《日韩基本条约》的解释各不相同。而对条约规定的日本提供有偿和无偿援助的5亿美元，两国的认识也不同。特别是对无偿的“3亿美元”，韩国规定其为“赔偿性质”的资金，而日本则解释为“独立贺金”与“经济协助资金”。另外，竹岛（日本称之为独岛）是否作为未解决问题而纳入“解决纷争的交换公文”的对象也不明确，引起了此后的领土争端。韩国政府认为竹岛从来就不是纷争对象，因此不属于日韩谈判中未解决的问题，自然不成其为交换公文的对象。而日本政府则主张独岛问题是日韩之间残留的一个未处理问题，因此应是交换公文的对象。
美国一方面由于越南战争激化而增加军费，一方面则不得不削减对外援助。同时，为了在冷战中取胜，美国又必须强化其在亚洲的反共阵营，因此积极要求“改善日韩关系”。美国试图让军事同盟国日本分担对韩国的援助，来稳定韩国的政治经济。此后，日本的大企业逐步代替美国进行经济援助，支持韩国的军事政权，同时通过经济投资来追求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