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紧张的缓和与中美和解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与苏联开始“交涉的时代”。当时，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加上对外援助开支巨大，导致财政负担过重，面临着美元危机。尼克松任命哈佛大学教授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总统特别助理，着手重新考虑陷入僵局的美国外交。最优先的外交课题是从越南实现“保全名誉的撤退”，并考虑如何修改对苏、对华政策，试图利用中苏对立来构筑新的美中苏关系。
此时，苏联由于中苏矛盾激化和自身经济恶化等原因，也开始积极调整对美关系。1969年11月，美苏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举行预备会议。同月，两国批准防止核扩散条约。1972年5月，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会谈并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这是美苏之间首次签订的军备限制条约，象征着紧张局面的缓和。
同时，尼克松根据1969年7月发表的“关岛宣言”（其主旨为强化亚洲各国自主防卫能力，削减美国驻军亚洲的兵力以减轻负担），开始分阶段从南越撤军，并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命令以基辛格为主研究新的对华政策，并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开始接近中国。1971年7月，基辛格途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决定翌年尼克松访华。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与中方谈论了台湾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越南战争结束的问题，并将美国卫星拍摄到的有关苏军在中苏边境配置状况的照片提供给中国，以显示出与中国的合作姿态。
美国同中国的接近，与其在东亚传统冷战体制中“封锁中国”的政策相比，是180度的大转变。此前，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封锁中国”的政策，拒绝把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交还给新中国。1955年，联合国通过了不受理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搁置案”。1960年代后，这一“搁置案”难以继续。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规定，在新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国同意即可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日本始终同美国一道，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联合国也涌起承认其加入的潮流。美国也开始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1971年10月，就在基辛格访华期间，联合国第26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的“邀请中国，驱逐台湾（中华民国）”的方案。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台湾政府被否认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退出联合国。
1972年2月，经过基辛格的访华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实现了中美和解。同时，为牵制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在两国共同发表的声明中（上海声明）特别规定了“反霸权”条款。中美和解，在东亚率先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敌对的冷战结构。
中日恢复邦交
1972年的中美和解，给以中美对立为前提的东亚各国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被称作尼克松冲击。原本追随美国支持台湾而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在对华政策方面与中国的鸿沟不断加深，一时无法适应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彷徨不知所措。日本财界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市场，也对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表示不安。1970年12月，超党派成立的促进恢复中日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加入议员共379人）开始加大对佐藤政权对华政策的批判。1972年5月因冲绳回归问题而志得意满的佐藤内阁总辞职。
1972年7月成立的田中角荣内阁，将与中国建立邦交视作最大的课题。对中国而言，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也能促进中国早日实现参与国际社会的目标，因此积极回应中日邦交的恢复。同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与台湾中止外交关系，1952年的“日台和约”失效。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1972年9月2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在此前提下，中国政府放弃作为国家的对日索赔权。为此周恩来特向国民做出解释为：1.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度量不能小于蒋介石；2.如果要求日本赔偿，其负担最终会落到广大日本人民身上，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的愿望。
1978年8月，两国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公报建立的基本原则上，构成了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中日恢复邦交后，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紧密，民间交流也日趋活跃。中日关系进入发展期，双方都基本承认“援助国与被援助国”的关系，日本经济也一直得以支撑这种关系。
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通过提供低息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技术等，支援中国的能源开发、基础设施的整顿和环保等项目，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同时，日本企业通过向中国直接投资来开拓、扩大中国市场，日本的对华贸易额增加，加强了中日两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良好，1978年内阁府举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感到亲切”的占62.1%，“对中国不感到亲切”的占25.6%，1980年的调查显示前者上升到78.6%，后者仅占14.7%。邦交恢复正常化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权，中国政府认为日美安保条约能够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并压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此采取肯定立场，这一态度使日本政府、财界乃至国民广泛抱有好感。
20世纪90年代后，在放弃对日索赔权问题上，中国国民批评其并未得到国民的同意而不满声增大，中国政府对此解释为，中国放弃的是国家的对日索赔权，而不是民间战争受害者的索赔权。
朝鲜半岛的南北关系与韩国维新体制
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外交咨文《和平新战略》（尼克松主义），更加明确了《关岛宣言》的内容，开始考虑从越南撤兵。美国政策的改变缓和了东亚冷战体制下的紧张局势。同时，美国为了削减驻韩美军，认为有必要缓和南北朝鲜的军事紧张关系，促进朴正熙政权改善南北关系。
1972年7月4日，首尔与平壤同时发表了“消除南北朝鲜纠葛，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南北共同声明》。这是在朝鲜半岛分裂后，关于南北统一问题上最早共同发表的文件。通过该声明，“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三原则被定为朝鲜半岛的统一原则。11月，为推动《南北共同声明》的一致事项，协商南北关系与统一问题，设置了南北调节委员会。《南北共同声明》是1972年5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与朝鲜第二副总理朴成哲互相秘密访问时决定的。
《南北共同声明》是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应对各自国内、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韩国因驻韩美军撤退引起的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缓解与朝鲜的紧张气氛。朝鲜因东亚冷战体制趋于缓和的气氛中，受到中美关系改善、中日恢复邦交、中苏纷争引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等国际局势的影响，也需要围绕鼓动反对朴正熙政权的斗争，调整在确立后继体制中的内部纠葛。因此，南北朝鲜在应对国际局势的同时，南北当权者利用权利基础强化自身统治，采取了秘密对话和交涉。由于有各自的政治意图，对统一问题只是形式上的处理，是有一定局限的。
在板门店执勤的军人
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总统宣布紧急戒严，发表特别宣言，解散国会，禁止政治活动，停止宪法效力。其理由是“为积极开展南北对话和处理周边局势的剧变，必须坚决实行最符合我们实情的适当的体制改革”，并提出需要“通向新体制的一大维新改革”，命名为“维新体制”。朴正熙反过来利用美国催促他缓和南北紧张关系的压力，主张为成立和平统一的民族主体势力，需要建设“维新体制”。
维新体制实质上是剥夺国民的政治选择权，为确保终身执政而破坏宪政秩序。具体表现为与国民投票、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主义等原则相违背的新宪法上。新宪法规定，总统不经过国民直接选举而是通过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间接选出，任期从4年延长到6年，连任的限制条件也被撤销，并拥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维新体制成立期间，在紧急措施下不允许出现批评意见，言论自由也被彻底压制，各地的反抗运动几乎得不到报道。但是，学生、知识分子、在野党政治家和宗教人士的反体制政治斗争，与工业化进程中派生的工人要求生存权的斗争相结合的反维新运动，逐步开展壮大。20世纪70年代，反维新体制运动成为韩国民主化运动的源泉动力，为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和1987年6月的民主抗争奠定了基础。
韩国的民主化斗争
抵抗1972年成立的韩国维新体制的导火线，是1973年8月在日本东京发生的成为朴正熙总统有力对手的反政府领导人金大中被绑架事件。于是发生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运动，他们要求保障学校自由和言论自由，发动了100万人的修改宪法请愿运动。在对维新宪法提出质疑都属于非法的情况下，改宪请愿运动在全国范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得到了国民的支持。朴正熙政权本来想从根本上封锁民主化运动，但其政权不仅在国内遇到挑战，而且与美国的关系也面临危机，内外交困。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解救人质的时候[10]强调撤退驻韩美军及人权问题，反对朴正熙政权压制人权的行为。
在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日本、韩国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在批判军部对韩国统治和“日韩勾结”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日本岩波书店发行的杂志《世界》从1973年5月开始每月连载“来自韩国的通信”，披露朴正熙政权独裁镇压的实态，报道为争取民主化而不惜牺牲生命进行斗争的知识分子以及学生和市民的形象，同时还揭露了从经济上援助朴政权，与之相互依存的日本政府的对韩政策。这样，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朴正熙政权的暴力镇压及与日本政府的勾结的批判日益强烈。1972年到1993年间，担任东京女子大学客座教授的韩国学者池明观以T·K生为笔名，出版了3册《来自韩国的通信》，还发行了英文版，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韩国民主化运动，引起日本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和支援，他们从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反省中，希望韩国民主化成功、朝鲜半岛能够和平统一。宗教界人士如日本基督教会的领导人，也从殖民统治朝鲜时期，反思日本牧师暴力强迫朝鲜的基督教徒崇拜天皇等事件，抱着赎罪思想，公开支援韩国的民主化运动。
知识分子在反维新斗争的过程中，针对国民生活的困苦和低廉的工资提出批评，同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生存权斗争开始结合起来。而朴正熙政权的瓦解，则源于1979年8月的“YH事件”[11]。当时，YH贸易公司的女工们访问在野党新民党党部，并在那里静坐，抗议被公司解雇，但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一名女工惨死，静坐被迫解散，而多名新民党国会议员和记者负伤。此后，朴正熙政权以非常手段开除积极支持女工斗争的新民党总裁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资格。政府的行为引起金泳三的政治故乡釜山和马山国民的示威抗议，而政府则强硬地颁布卫戍令，宣布紧急戒严，但仍未能阻止当地的示威行动。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在当晚举办的一个晚宴上遭到中央情报部长官的暗杀，至此维新体制瓦解。
20世纪80年代，经过分裂和战争，曾建立起十分牢固的权威主义体制。这一体制经过民主抗争而向民主主义体制转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契机是1980年5月18日爆发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和1987年6月的民主抗争。这样的运动之所以没有发生在首尔，而发生在地方城市光州，其原因是民主化要求受到了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无情的镇压。残酷的镇压过程中，光州市民及附近地区居民自发地成立了抵抗势力，直到准备开展武装斗争。那是为了生存的抵抗，新军部在美国的协助下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但是，暴力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后掌权的新军部势力全斗焕政权，通过以总统间接选举为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改草案等手段，延续了此前的权威主义体制。全斗焕政权强行解散了“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连合”（简称“民统连”），继续以暴力手段压制国民的民主斗争。1987年1月，发生了朴钟哲遭严刑拷打致死的事件[12]，导致全国国民的愤怒到了极点。
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发表特别讲话，宣布“为实现和平的政权转移，以及使首尔奥运会这一国家大事举办成功，应暂时中止只会浪费和消耗国力的改宪议论”，明确表示要根据现行宪法，在年内举行总统选举人团选举（间接选举），而在1988年2月把政权转移给新总统，改宪讨论则在奥运会后进行。全斗焕的上述讲话被称作“4·13护宪措施”，它彻底否定了将总统直接选举列入宪法修正案的民主化运动。于是，反对全斗焕政权“4·13护宪措施”的呼声高涨，要求“打倒独裁、撤销护宪”的民主化运动遍及全国。1987年6月爆发的民主抗争，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抗争，并最终逼迫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在29日公开宣言，被迫全面接受总统直接选举制。这次民主抗争没有酿成流血冲突，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国政府思考了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经验而向韩国政府施压；二是1988年首尔奥运会即将到来，全斗焕政权不得不考虑国内外舆论的影响。虽然由于韩国民主势力内部的分裂而未能直接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新政权，但1987年6月的民主抗争阻止了执政者的长期执政计划，使民主主义秩序出现了最小限度的进步。
栏目
东亚四小龙
改变东亚冷战结构的另一个要因，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出口型工业化的成功。将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势头比喻为“升龙”，也称做东亚“四小龙”。国际上称之为“亚洲新兴工业国”（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但因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台湾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称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cs）。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工业产品出口增加，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实现了人均国民收入的持续性增长。东亚“四小龙”现代化成功经验的共同点在于：1.美国为防止社会主义势力的扩大，向处于东亚冷战最前线的上述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开发援助；2.上述地区为了不被周边大国吞并，意识到必须迅速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东亚冷战结构体制。
东亚四小龙的工业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给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和越南造成冲击，其结果刺激中国加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越南开始实施以开放为目标的新政策。
东亚的冷战结构与欧洲不同，出现过中苏对立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并逐步升级为敌对关系，又与美国相互试图修复关系。因此东亚的冷战结构变化要早于欧洲。随着东亚冷战体制的变化，强权性的国家体制也在东亚逐渐瓦解，各国的市民运动开始兴起，东亚三国各自发生的反对《日韩基本条约》运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间接地起到了连带作用。
[1]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因从未公开发表，故称“秘密报告”。
[2] 又称加勒比海导弹危机。1962年，苏联准备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发现后对运送导弹的船只进行拦截，苏联在最后关头撤回导弹而避免冲突。这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被看作是冷战的顶峰和转折点，人类从未如此近地站在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3] 日语中，氢元素被称为“水素”，氢弹被称为“水爆弹”。所以“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会”被简称为“原水协”。
[4] 1955年设置在经济产业省中的财团法人机构，其任务为对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福祉政策等各课题及有关生产效率等诸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信息情报，以促进经济发展及生产率的提高为目标。现这一机构为公益财团法人。
[5] 日本与美国在1951年签订的安保条约，规定日本有义务向美军提供基地，10年后进行修订。所以从1958年开始，日美开始就修订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引发了日本历史上声势浩大的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但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修订了《美日安保条约》，增加了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内容，条约迄今有效。
[6] 1958年，日本教职员工会发动的反对对教师进行勤务成绩评定的斗争。因为当时所有教师必须向校长和教育委员会报告成绩，但只有部分教师能够得到晋升。工会认为这样的制度破坏了教职员的生活，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破坏了民主教育，因此加以反对。
[7] 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又译作赖世和，1910～1990年），出生于日本，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
[8] 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成立于1954年9月。美国是该组织的积极推动者，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在印度支那战争后期，美国利用该组织动员成员国出兵参加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1975 年9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9] 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使用的化学毒剂，导致许多平民及军人受到伤害，后遗症影响很深。
[10] 卡特在任内取得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成就，但因贸然下令特种部队发起“鹰爪行动”拯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遭到惨败，令他在选民中的声望一落千丈。但他未放弃拯救人质的努力，在离开白宫那一天争取伊朗释放了所有人质。
[11] YH指韩国的假发生产。1979年4月30日，“YH贸易公司”宣布破产，该公司的200多名女工开始了反对解雇、要求保障生存权利的斗争。即“YH事件”。当时的女工斗争得到了宗教界、文化界、在野党以及一切反朴势力的声援。在野党党首金泳三让女工们搬到新民党总部大厦举行无限期的静坐示威。
[12] 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因参加争取民主的反政府示威被警察逮捕，在审讯中惨死在警察的拷打之下。1987年1月，该事实被披露后，激起韩国民众的愤怒。全斗焕为平息人民的强烈抗议，将内政部长撤职，但仍成为诱发同年6月爆发的大规模民主抗争的导火索。在抗争高潮的6月9日，在大学内游行的延世大学学生李韩烈又被警方水平射出的催泪弹击中头部身亡。民主抗争进一步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