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瓦解引起的冷战体制的崩溃
1989年，“东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东欧各国。冷战时代苏联控制下形成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军事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接连瓦解。这其中的原因是此前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由于强调军备竞争而形成庞大的军事经济，轻视消费生产而失去民众支持，不适应与信息化发展并行的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不能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元化要求。二战后诞生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体制下，继承了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共产党和军队为动员民众进行斗争而采用的高度集权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也与东欧社会主义瓦解有关。
欧洲冷战体制瓦解象征性的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1961年8月，东德政府为阻止国民逃向西方，在东西柏林边境建筑了柏林墙并设立了检查站。随着东德民主化运动的高涨，检查站被迫开放，东德民众像雪崩一样涌入西德。东、西德两国青年攀登上勃兰登堡门前厚厚的墙壁，握手拥抱高呼万岁。1990年10月，东西德统一，象征冷战的柏林墙被全部拆除。
东欧革命引起的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也波及苏联。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宪法中删除，采用“总统制”，结束了苏共一党治国的政治运营结构，而由总统作为国家代表行使最高权力。戈尔巴乔夫就任首届总统。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就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以来，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打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局。他将自己的政策称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重建）”，通过民主化政策，弱化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权力，开放舆论，允许自由批评，公开信息，改革过去苏共对信息的独占和统制。同时，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历史错误进行“重新评价”，并推行复数候选制度和秘密投票[1]等一系列政治改革。
左/柏林墙倒塌 右/柏林墙下昔日的检查站
但是，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浪潮超越了戈尔巴乔夫的意图而逐步扩大。1991年8月，苏共解体，到12月，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15个共和国陆续宣告独立，同月，俄罗斯联邦诞生，苏联解体。
1991年6月，由苏联和东欧各国构成的经济互助会（COMECON，1949年建立）在成立42年后解散；7月，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相对抗的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相互安全保障机构，WTO）解体。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解体，标志着东西方的对立以东方的消失而宣告冷战时代的结束。
美国的新世界战略与日本
冷战体制的崩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苏联瓦解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谋求单极主义的世界战略。冷战时期，为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一直鼓吹民主自由，以维持其所谓的“自由世界”的霸权，并为此在世界各地建立美军基地网。随着苏联的解体，胜利者美国迎来了一元化的霸权时代。此后，美国认为能够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就是欧盟和日益强大的中国，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
如果没有“敌人”，军事战略和军事构想将不成立。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后，美国设想的主要威胁是地域纷争，也就是被其视为“无赖国家”对近邻国家的侵略那样的威胁。被美国指定的所谓“无赖国家”有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朝鲜等国。美国要为抑制这些国家的非法行为充当“国际警察”。为此它主张需要配备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维持其在国际范围内的行动。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成为美军对外宣传其作为“国际警察”角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机会。1990年8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占领并吞并科威特。次年1月，在美国主导下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进行轰炸，海湾战争爆发。到2月，被派出的多国部队已超过50万人，伊拉克军队被迫撤出科威特，战争结束。海湾战争中，英、法分别出动了军事力量，日本、德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负担了战费。对日本而言，负担战费这一行动，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迈出了新的一步。得到同盟国提供的充分支持和军费后，美军才能够展现其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
成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由于财政和贸易赤字的累积，不得不削减军事费用。受此影响，美国无法单独采取大规模、长期的军事行动。为此，作为冷战后的新战略，美国的构想是着手培养其同盟国的军事能力，以分担其任务，弥补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战力不足。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消除后，美国缩减了三分之二的驻欧军队。但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没有变化。二战后爆发的大规模区域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都在亚洲地区。对于美国来说，亚洲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1991年，菲律宾议会上院否决了含有保留美军基地等内容的《美菲友好安全保障条约》，一年后，美军从菲律宾全部撤退。此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所管辖的美军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其中驻日美军有美国第七舰队、海军第三远征军、第五航空军，都是以广域战略机动为目的的部队，意味着日美安保体制被确定在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战略的轴心位置。
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举行首脑会谈，将日美关系定为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发表“东京宣言”，声明：“作为亚太地区利益攸关的国家，日本和美国认识到，两国的防卫关系在维持这片广大而富有多样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的重要性”。亚太地区被定位为具有“利益攸关”的地域，日美在这里的军事合作得到确认。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此前以日本防卫为原则的日美军事合作关系。
1993年9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称：“在新时代，我们最优先发展的目标，是扩大、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各国的世界共同体”，着重强调美国在苏联瓦解后的“扩张战略”的转换。此后，美国为实现其主动进攻方针的“扩张战略”，谋求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纷争和内战的地区，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单方面军事介入。因此，日美安保体制转变为全新的军事同盟，适用范围从以往的远东地区，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并可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
1996年4月，在东京召开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克林顿总统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发表了名为“面向21世纪的同盟”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确认“对日美安全保障关系起支撑意义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对于该地区的安全保障局势乃至和平稳定是必要的。日美两国政府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轴，分别与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调整关系。该宣言标榜“日美在涉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日本承诺在中东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上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由于日美安保条约超越了日本防卫框架，扩大为支持美国单极主义的世界战略，从而需要修改1978年签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新指针增加了“在日本遭受武力攻击的情况下”的内容，以及应对“日本周围地区的事态”（周边事态）的内容。由于指针称“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指地理上的，而是针对事态的性质”，所以日本积极地支持全球规模，即世界规模上的美国战略。日本政府为了支援美国的战争，为了能够将国内的自治体和民众总动员起来，1999年5月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方针》的有关法律文件。
日美同盟的强化与日本的右倾化
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方针》，日美安保关系被重新定义，日本被编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先发制人进攻战略的网络之中。但是，由于战后日本宪法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宣布放弃战争，对日本有种种限制，因此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加快策划修改宪法的活动。1997年5月，主张修宪的政治团体“保护日本国民会议”和右派宗教团体“保卫日本之会”，联合成立了以修改宪法为基本行动方针的日本最大的右翼集团“日本会议”，与之相关联，支持其主张的国会议员还结成了“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超党派，简称“日本会议议联”），执政的自民党议员中半数以上成为该会成员。为了进一步推动宪法修改，还成立了超党派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设置推进议员联盟”（简称“改宪议联”）。
与民间右翼团体相呼应的是，日本政界充斥着“美丽的国家日本”、“自豪的日本”、“日本文化的优秀性”等传统的日本主义的主张。为了改变历史教育，而且更要改变国民对战争的历史认识，美化和肯定侵略战争，在日本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1997年1月），自民党国会议员还组成“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历史教育的年轻议员会”（1997年2月）。此后，为了将日军“慰安妇”的记述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抹去，并使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倒退，开始了对战后日本教科书的第三次攻讦。2001年4月就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也起到了为改宪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试图依靠日美同盟加强在亚太地区扩张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警惕，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势力的抬头，遭到中韩两国的强烈批判。
2001年9月11日，象征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自杀”式攻击后，布什总统宣布：将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作为美国的国家目标，采用“先发制人”战略，以军事手段颠覆帮助恐怖组织的国家。这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超越了自卫战争的范围。布什总统将九一一事件视作对美国的“战争”，为此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报复性战争，继而进攻伊拉克，正式打响了“反恐战争”。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机动展开部队”发动进攻时，连接战场和本土的后方基地。日本也为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攻击派遣自卫队而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2001年10月），为了向他国军队提供军事性支援，战后首次将自卫队派到了印度洋。此后，为了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制定《支援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2003年7月），把自卫队派到了伊拉克战场，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此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重组海外驻军，将美军在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波斯湾的驻军司令部职能集中于驻日美军基地。同时，美军还积极推动和自卫队司令部的整合，强化日本的“前进基地化”作用，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美国政府中认为日本“宪法九条是日美同盟的障碍”，“日本宪法对集团自卫权的否定是日美同盟的束缚”的人越来越多，成为迫使日本改宪的压力。日美同盟的强化，是加速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主要原因。
对此，中国一面保持与日美同盟体制对抗的姿态，同时谋求与伊朗、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俄罗斯等联合建立新的国际安全保障体制。
韩美同盟的变化
1990年4月，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书中提示将逐渐撤回驻亚太地区的美军。至1992年12月，美国共撤退驻韩美军6987人。但由于朝鲜核开发问题的出现，美国再次认识到在东亚前沿配置军事力量关系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为此，美国暂缓撤回第二批驻韩美军。此后，克林顿政府为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和区域平衡方面发挥美国的核心作用，在该地区配置了大约10万美军，50%驻日本，40%驻韩国。
1987年，在韩国民主化过渡期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卢泰愚，为顺应社会上的反美舆论，决定将美军设在首尔龙山的军事基地迁移他处。美国为了确保驻韩美军的稳定，维持韩美军事同盟，接受了他的要求并同意协商。
1998年开始的金大中政权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使朝鲜半岛的冷战局势有所缓和。朝鲜核问题以及1998年朝鲜发射导弹引起的紧张局势，在2000年6月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首脑会谈中得到缓和。6月15日公布的南北共同宣言，体现了南北双方最高领袖在统一政策上相互探索共同点，以及可望达成共识的姿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南北和解的方针意味着今后双方都很难再倒退到以前，从而打开了通过南北交流发展而实现和解、合作时代的序幕。
驻韩美军基地周围的民众抗议美军的犯罪行为
然而，隐藏在韩美同盟背后的一系列问题不断曝光。例如如何修改涉及对驻韩美军犯罪审判权问题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SOFT）问题、梅香里射击场居民问题、老斤里屠杀事件的公开问题、在韩美军的环境污染问题等。
特别是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后，将朝鲜与伊朗、伊拉克一道指名为“邪恶轴心国”，对朝鲜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令其采取孤注一掷的战术，恶化了与美国的关系。与布什政府对朝鲜推行的非此即彼的强硬政策不同，金大中政府谋求和解、合作，卢武铉政府也继承这一方针对朝鲜提供大规模支援，设想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繁荣为基础，使其成为东亚经济的中心。韩国上述对朝鲜的缓和政策同美国的强硬政策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卢武铉总统还考虑摆脱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实现与美国对等的同盟关系，进而在东亚发挥不偏不倚的均衡作用。卢武铉对东亚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在和平繁荣的东亚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韩国的核心或均衡的作用。他认为韩国在地理上位于东亚中心，连接大陆和海洋，应该在东亚的协作与统合过程中成为核心或均衡者。因此，他一方面试想实现自主国防，同时又要维持韩美同盟以追求东亚的集团安全体制。
为此，卢武铉政府尝试将分散在各地的美军基地进行合并，形成大型核心基地。美国也在考虑削减海外驻军，将美军转移到远离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假想敌国射程范围外的后方，因此双方很容易达成一致。但是，韩国国内舆论批评政府操之过急，负担了美国过重的迁移费。此外，韩国政府决定出兵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政策，也遭到国内舆论的激烈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美国的对伊战争目的和手段是否正当尚受到国内外的质疑；二是韩国出兵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
2006年，卢武铉政府不顾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收回了朝鲜战争时予以美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韩美关系，开始挣脱“同盟”重要性大于公平和正当性的传统关系框架。这一点，在韩国国民对美认识的转变上也起到了作用。韩国国民开始敢于批评原反共同盟体制下驻韩美军的犯罪和美军基地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改善南北关系方面，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当事者韩国和朝鲜掌握主导权，才能构筑朝鲜半岛的和平，进而实现真正的韩美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