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苏、中韩建立邦交及中苏对立的解除
随着冷战体制的瓦解，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圈消亡，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化）趋势加速。随着信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飞跃进步，资本、劳动力和货币越过国境而迅速移动，全方位地促进了市场的全球化。与经济跨越国境相联系，贸易、投资、金融等各领域的全球化体系建立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要取得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都得加入到全球化的行列中。
冷战体制的崩溃与全球化的发展，在东亚也引起了韩国与苏联、中国的国家对立结构的变化。考虑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中国希望与韩国一起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因为经济发展基于市场经济的原理，经济的开放和自由化政策的积极推进必须要向周边各国扩大经济领域。所以，中国、韩国、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没有外交关系是很大的障碍。
接受冷战体制崩溃的现实而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是韩国。1988年2月，卢泰愚政府打出所谓“北方政策”，希望通过改善包括同朝鲜在内的北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使韩国与西侧国家的贸易结构多元化，进而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在与朝鲜直接会谈未能达成和解的状况下，韩国同东欧国家及苏联、中国陆续建立邦交，以此对同一民族的朝鲜施加压力。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随后的东西德统一，给许多韩国人以刺激。他们期待在欧洲结束冷战，实现和解后，在不久的将来，在东亚和朝鲜半岛也能实现和解和统一。
1989年2月、11月，韩国分别与匈牙利、波兰建立外交关系；12月，同苏联就设立领事馆达成一致。自1961年《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同朝鲜建立同盟关系，视其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而戈尔巴乔夫基于“新思维”外交的考虑，开始慎重对待改善同韩国的关系。他认为改善两国关系有利于苏联利益，有利于重建陷入危机的苏联经济。当时还有一个背景促进了苏联与韩国接近，这就是日本因北方领土问题而没有承诺给予苏联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所以苏联就要以韩国取而代之。美国认为韩苏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助于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大到远东地区，并促进其稳定，因此也助了一臂之力。
1990年6月，为回避朝鲜的极力反对，卢泰愚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在美国旧金山闪电般地举行了史无前例的韩苏首脑会谈。接着在9月30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韩苏两国外长签署了建立邦交的外交文件。
韩苏建交后，中国判断同韩国建交将会使朝鲜更加孤立，可能造成东亚局势不稳，暂时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但是，同经济迅速发展，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东亚四小龙”之一的韩国进行经济合作和发展贸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于是，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解除了敌对关系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将继续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两国间缔结的条约与协定不变。
中韩建交后，两国经济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两国首脑互访也很活跃。同年12月，韩国与越南建交，推动经济合作。当时，越南引进市场经济原理，为加快国内经济发展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在冷战体制随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结束的形势下，中苏两国都在脱离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进展，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曾围绕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而展开的中苏对立的政治、思想的历史基础已经消解。另外，与世界经济结合而实施对外经济开放的中苏两国，继续对立与断绝关系则成为两国发展的障碍。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实现了30年来苏联首脑的首次访华，在北京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举行会谈。两国首脑握手言欢，达成历史性和解，给多年来的中苏对立打上了休止符，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
1990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议》；1991年5月，双方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边界地区的对立基本得到控制；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确认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国家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同叶利钦发表共同声明，倡导中俄之间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俄边境由对立时代因武装冲突而令人望而却步的地区，成为两国商人和民间人士的交易市场，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栏目
从纷争到交易——中俄边境的岛屿
中苏对立的激化，一度扩大到围绕中苏边境领土问题的纷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4380公里长的中苏边境两侧，大约有66万苏联军队同8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峙。随着紧张局势的激化，中苏边境地带频繁发生武装冲突事件。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珍宝岛（苏联称达曼斯基岛）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珍宝岛大致位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间、中俄东部边境乌苏里江的一个小岛。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冲突，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批评“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15日，苏联军队突击珍宝岛，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造成了更大的伤亡。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开始进行全面的国界勘定；1991年5月，在苏联解体前夕双方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明确珍宝岛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黑瞎子岛（俄语称大乌苏里岛），位于黑龙江（俄语称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交汇处，加上旁边的银龙岛，总面积为335平方公里，相当于东京都的七分之一。中苏边境冲突激化时，苏联为守卫东侧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在黑瞎子岛部署部队，在该岛的西侧对岸设置阵地与中国军队对峙。冷战后，中俄国界勘定工作对该岛的归属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最后按照五五均分原则达成最终解决的协议。2008年，中俄以均分形式确定了该岛归属。
在黑瞎子岛的中心，以南北方向划分中俄国界。中国政府在归属中方的该岛西部设置“经济贸易开发区”。俄罗斯在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准备建设商业中心。当年位于中苏边境纷争最前线的黑瞎子岛，现在正变身为中俄两国人民经济交流与商业活动的场所。
中俄两国围绕曾发生过武装冲突的领土，通过外交协商和平解决，重新勘定国界这一事实，对东亚各国处理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黑瞎子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推进了基于邓小平理论的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提出即使不实行计划经济也可使社会主义发展，为构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修正了过去的理论，以优先开放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以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为目标。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末）后，中国开始引进此前被否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吸收资金，引进经济管理模式。为此，中国重视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于是，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的跨越国境的移动频繁，不仅在商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也与国际化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性的相互依存关系飞跃性发展的时代相适应。
1987年秋，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构想：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实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年轻化等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特别强化经济领域的立法。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职能明确。此后，在深化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不仅是对经济体制，而且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也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扩大了影响。由于对民主的要求而产生的对立逐渐激化，1989年4～6月，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各方面都受到影响。
对此，西方各国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但日本的态度与欧美不同。日本在寻求平息事态的同时，通过经济合作来全面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确保改革的方针不变。虽然该事件一度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但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节前视察中国南方各省市时，发表了继续推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南巡讲话”。以此为契机，全球化趋势影响中国，中国成了巨大的商品与资本市场，海外新的情报、技术涌入，中国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转向高度增长。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领先的特区深圳
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平”地但是震撼性地解体，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对此，中国领导人在致力于加速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发展的同时，通过实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加强民族凝聚力。1994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振兴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协商外交，逐渐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94～199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评价是：从购买力平价考察，中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9年，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实行国务院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经济方面的制度、法制改革，还加入了政治全球化性质的国际人权公约。2001年12月，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7年，由于泰国政府使泰国货币铢实质性贬值而引起东南亚各国通货贬值，进而向东亚、俄罗斯扩散而引起了金融风暴，而这一风暴成为中国重视亚洲地域外交与东亚区域经济的转机[2]。2002年，中国对加入国际合作机构更加积极，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了在墨西哥举行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签署了使贸易投资自由化的APEC首脑声明。11月，朱镕基总理出席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ASEAN）首脑会议，在包括中国与东盟间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经济框架协定以及防止围绕南沙群岛的纷争的“南中国海行动宣言”上签字。以此为契机，中国积极支持东盟的一体化，与之开展多样性的经济贸易合作。同年11月，在中共召开的十六大上，决定分别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层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将东亚地区作为周边近邻外交的对象而加以重视。
另一方面，随着高度经济增长，出现了富裕与贫困、城市与农村、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社会差别，对此，200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宣布要构建和谐的社会。2006年，中国的国家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排名世界第五位，又经过短短4年，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派遣了大批维和部队参与全球维和行动；在朝鲜核开发问题上担任六方会谈[3]的东道主，为解决国际纷争承担义务，逐渐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自1949年5月实施戒严令以来，长期在台湾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蒋经国继任“总统”后，于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继任“总统”，推行“总统”、“副总统”的国民直接选举、修改“宪法”等一系列民主化政策。1996年，李登辉当选台湾首届民选“总统”。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李登辉针对国民党长期坚持主张的“一个中国”论，提出大陆与台湾是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观点。2000年，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总统”大选，“台独”势力不断扩大。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国民党再次成为执政党。
关于两岸关系，台湾于1991年通过“国家统一纲领”，表示希望通过交流互惠、信任合作达到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也提倡通过“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优先发展经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交流有所进展。中国政府还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于1997年实现了香港从英国的回归，1999年实现了澳门从葡萄牙的回归。
韩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全球化
1987年6月，韩国爆发民主抗争后，追求民主成为大势所趋。由于卢泰愚政权接受对第五共和国举行听证会的要求，开始着手调查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和言论统制等的真相。韩国民众对美国的认识也开始有所变化。由于美国拥有韩国军事指挥权，所以在五一八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军事镇压上负有一定责任，由此产生了“反美”意识，社会掀起了纠正被歪曲的韩美关系的社会运动。
学生运动确立了自主、民主、统一的基本方向。全国各地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逐步结成有组织的运动。1992年12月，金泳三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第二年开始文人政府执政。在金泳三政权下，韩国在形式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宪法所保障的国民自由和权利有了一定的实质性发展，工人、妇女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束缚被打破。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多元化，市民运动团体相继成立。此外，还出现了殖民地统治及战争被害人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运动（诉讼）。
在韩国的民主化运动过程中，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统一运动的活跃开展。这一期间，在反共思想和国家保安法的禁锢下，有关半岛统一问题是社会禁区，完全为政权所垄断。随着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很多人认识到：民主主义社会迟早要在韩半岛实现。为此，需要克服外国势力的干涉，致力于民族统一。在这一点上，韩国国民逐步达成了共识。1989年3月和6月，文益焕牧师和学生代表林秀卿分别访问朝鲜，成为统一运动的新转机，给韩国国民和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1991年11月，首尔召开了“亚洲和平与妇女作用”大会，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吕燕九（吕运亨之女）率领朝鲜代表15人参加了会议。这是朝鲜半岛分裂后南北妇女代表的首次交流。来自日本的代表，讨论了东亚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解决之策。次年9月，在平壤召开的同一主题的会议上，就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进行联合活动一事达成了一致。韩国国内对南北关系和统一问题关注度的加强及认识的提高，也为金大中政府成立后改善南北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95年，韩国的国民所得突破一万美元大关，1996年，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4]。韩国的“世界化”战略奏效，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1997年，韩国经济因一些企业破产和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增大而陷入危机。这是因为与韩国经济同样持续快速增长的泰国经济，由于泡沫崩溃而引起泰铢暴跌，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韩国经济。
在经济危机期间举行的1997年总统大选中，金大中获得胜利。他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巨额援助，并采取一系列克服危机的紧急措施，断然实行四大结构改革（金融、企业、行政、劳动结构的改革），同时撤销外国投资限制，面向世界资本市场推进自由化政策。同时，国民上下齐心协力，开展“募金运动”，使韩国经济危机得到平息。自1999年起，韩国经济重获生机，贸易收支也转为黑字。
实现了南北首脑会谈的金大中与金正日
1998年2月，金大中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对朝鲜政策的三大原则：第一，不允许在朝鲜半岛的一切武力挑衅；第二，不以吞并朝鲜的方式实现统一；第三，推进南北间的协力合作。2000年6月，韩国主动寻求与朝鲜进行合作。此后，推进了这一被称为“阳光政策”的南北和解政策。
2000年6月，金大中访问平壤，与朝鲜国家元首金正日举行南北首脑会谈。这是南北分裂以后，首次举行的首脑会谈，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双方认为：南方提出的实现统一的邦联制和北方提出的初级阶段联邦制具有共同性，双方决定今后将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统一进程。双方还在南北离散家族互访、南北间多元交流、举行南北部长级会谈等方面达成一致。
《南北共同宣言》的发表，是为克服朝鲜战争以来的分裂体制，双方共同努力作出妥协的结果。金大中勇于克服50年来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憎恨，通过访问朝鲜而缓解了南北紧张关系，在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一直强调以朝鲜核开发问题为主的朝鲜半岛危机，甚至设想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以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再定义”和1997年重新调整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来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同时也要求韩国军队、驻韩美军、驻日美军军事一体化。而“阳光政策”的实施，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其战略构想。
在同日本的关系方面，1998年10月，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迈出了历史性和解的第一步。在双方发表的《韩日共同宣言》中，将“面向21世纪的新的伙伴关系”作为基本方针，对于历史问题，日本政府表示：“回顾本世纪的日韩关系，我国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对韩国民众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我们诚恳地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并对此表示沉痛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对此，韩国政府真诚接受日本对殖民地统治的历史认识，表示“共同宣言的发表开辟了新时代的友好关系”，随后，韩国解除了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封锁。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韩国经济渡过金融危机，出口产业的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再次呈现良好势头。到2008年，韩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排名中，造船业及半导体生产占第1位，移动电话生产占第2位，汽车生产占第5位，钢铁生产占第6位，都达到世界水平，GDP总值在世界排名第13位。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带来了结构失衡，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大企业，基本被少数大股东和外国资本控制，由于非正式工人的扩大等原因，国内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2009年，在韩国的外国人超过100万人。由于外国工人及同农村独身男性结婚的外国妇女的增加，如今的韩国已经进入了“多元文化社会”。
围绕朝鲜紧张关系的继续
对朝鲜而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意味着同上述“友好”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出现断裂，成为经济衰退的直接诱因。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来自俄罗斯的原油供给被中断，造成了严重的石油能源供给不足。而且，韩国继苏联之后，于1992年同中国建交，实际意味着中、俄两国与朝鲜的同盟关系开始褪色。这使朝鲜丧失了原先支持自己的社会主义同盟各国，而直接面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压迫和威胁”。
另一方面，1991年9月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本来，朝鲜是反对“两个朝鲜”的，但谋求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以单独加入联合国而逼迫朝鲜，结果朝鲜不得不改变态度。在韩国与朝鲜紧张关系缓和后，同年12月南北双方缔结了和解与互不侵犯及合作交流的意向书，共同宣布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恰在此时，1994年金日成主席病故。此后三年，朝鲜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巨大打击，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朝鲜把1995～1998年这段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称为“苦难行军”。在此期间，向中国延边地区逃难的人数急剧增加。
这三年间，金日成之子金正日宣布服丧而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而1997年10月，金正日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98年，朝鲜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将国防委员会作为国家领导机构，建立了以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为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体制。这种体制被称作“先军政治”。金正日目睹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短短几年内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因此选择了“先军政治”，他坚信如果不将军队掌握在手里，就无力控制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与反动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破坏”。
1998年8月，朝鲜向日本上空发射了三级火箭，被认为是大浦洞远程导弹，而朝鲜则对外公布发射的是人造卫星。为此，日本政府对朝鲜采取了制裁措施，美国政府也加强了警戒。11月，朝鲜在金仓里的地下设施被证实为核开发设施，美国要求对朝鲜进行核实调查。美国将所有朝鲜的核武器开发视为威胁，意图在国际社会上全面孤立朝鲜，并且宣布为防止在日美军基地及日本遭到导弹袭击而将其纳入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将朝鲜与伊拉克、伊朗并列为“邪恶轴心国”，视其为支援恐怖活动的国家而采取强硬姿态，并呼吁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战争”。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则在美国政策充分调整前的2002年9月访问了平壤，签署了《日朝平壤宣言》，承诺要尽早建立日朝邦交关系。宣言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统治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朝鲜方面则承认“存在有与日本国民生命与安全相关的问题”，表示要防止今后再度发生。而这就是指日本人所说的绑架平民的问题。被绑架的5名日本人回到了日本。金正日委员长表明撤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赔偿要求，以此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
但是，美国政府对日朝首脑会谈感到担心，以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问题来牵制日本。日本国内也有人因朝鲜绑架人质问题而煽动民族情绪，强化了对朝鲜的制裁论，日朝交涉陷入破裂。对此，韩国政府和国民强烈要求用和平手段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
伊拉克战争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将萨达姆总统定为攻击对象并要摧毁其体制。这表明，一旦战争打响，美国为摧毁金正日体制而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伊拉克尽管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仍遭到了美国的攻击。
朝鲜为迫使美国放弃敌视政策要求与其直接交涉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是否放弃核武器为条件，推行有关生死存亡的外交。然而在美国布什政府看来，为了美国的“正义”，应打倒“邪恶轴心国”，美朝直接交涉不会产生稳定关系。朝鲜作为最后的“选择手段”，亮出“核王牌”，对抗美国的强硬政策，试图用它来抵挡美国的威胁，并将其作为政策转换的手段。对此，中国通过能源援助来促进朝鲜经济改革，一面担任六方会谈的东道主，一面促朝鲜放弃核武器开发政策，并同时为促进美国将朝鲜从恐怖活动国家中除名而持续地努力着。而美国在朝鲜问题的战术及政策方面，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关系表面上是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