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
罢工开始了……那些本该工作的工人走出隧道，不再铺设铁轨。那些本该睡觉的工人继续睡觉，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他们在溪流中洗澡，刮干净脸上的胡须，一些人还去捕鱼和打猎。工人们调试好自己的乐器弹奏起来，鼓手们在谈笑风生中敲鼓回应。赌徒们在洗牌玩牌，吸食鸦片的人互相传递着烟枪，喝酒的人一边喝酒一边猜拳，厨师们正在准备聚会用的食物。
——汤婷婷，《中国佬》，1977年
1867年1月，可怕的严冬刚过去一半，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E.?B. 克罗克就给在纽约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筹款的科利斯·亨廷顿写了一封信，克罗克在信中坦言，公司的状况不容乐观。由于一直密切关注着公司的财务状况，亨廷顿提议，为了大幅削减开支，公司可以在冬季解聘一部分劳工。克罗克写信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打消这个念头。克罗克在信中说：“如果想要按计划在夏天抵达交界处的重镇特拉基的话，就一定不要这样做。”“如果削减工人的数量，我们就不得不解雇对公司来说最优秀的包工头。他们就会为手底下的工人安排其他工作，当我们再次需要工人的时候，他们手下就没有那么多中国佬了。这些工人可能会去挖矿，当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招募到。”克罗克的话清楚地表明，铁路华工并不像某些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温顺和受约束，他们是独立且自由的，可以选择任何比修铁路更有吸引力的工作。[1]
克罗克进一步强调，鉴于公司的要求，“保证组织的完整和周密是第一要务”。招募、运送和安置目前这些劳动力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把数千人安排在合适的营地，选出称心如意的工头，为了一切正常运行，为每一位工人确定具体的职责，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克罗克想要亨廷顿明白，公司不能“解雇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会毁掉所有的希望”。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亨廷顿，这个做法是“致命的”。在谈到中国人时，克罗克写道：“去年夏秋两季，为了让中国人留在工地上开凿隧道、铺设铁轨，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是人员还是持续流失。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些工人，已经对工作环境相当熟悉，有着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值得信赖。我们无法指望新人，我们需要在峰顶开凿又长又深的隧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尽快攻克它。”“这些经验丰富的工人每天能完成的工作量是新人的1.5倍，”克罗克争辩道，“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铁路华工，不仅经验丰富而且值得信赖，并非只是身强力壮而已。”[2]
利兰·斯坦福、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书记E.?H. 米勒和首席工程师塞缪尔·蒙塔古也曾公开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在一份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公司高层总结1866年完成的工作，制订1867年的目标。他们给予铁路华工高度赞扬，但同时也担心他们的数量不够。由于严冬恶劣的工作条件，只有6000人在坚持工作。公司的高层表示，未来一年内仍有大量艰苦的工作需要完成，峰顶地区可以露天作业的时间又非常短暂，在下个冬天之前，为了尽快推进工程建设，公司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或许是2000人”。为了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专门找来一位“中国通”撰写了一份中文广告单，告知广大华人，该公司有大量合适的工作岗位。一位技工又把这份广告单页制成木板，印刷了5000份，在“加州和中国”散发。（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份宣传单页，因此并不知道这份单页的具体内容，就连公司高层也不确定单页上的具体内容。克罗克告诉亨廷顿，没有人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他写道：“那些中国佬都能明白单页的内容，但是没有人能把它翻译成英文。”）公司高层没有意识到，这份宣传单页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含蓄地承认了现在公司已经雇佣的铁路华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的是，公司并非只在言语上颇为依赖这些铁路华工，而且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从中国招募新工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加州的大部分华人均已就业。劳动力市场颇为紧张，而且公司高层对中国人的想法和私下谈论的内容知之甚少。[3]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劳动、薪资和风险都是分等级、成比例的。公司高层承担着巨大的财务风险，最终都腰缠万贯。他们在办公室工作，身体不会受到伤害。亨廷顿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妻子、情妇、未来的妻子以及家人在纽约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先是住在奢华的大都会酒店，后来又在派克大街购买了一处“朴素”的三层宅邸。斯坦福担任加州州长时，就在萨克拉门托购买了一处私人宅邸。克罗克作为建筑项目的负责人，需要经常去工地视察、监工，甚至亲自为工人发放工资，但和霍普金斯一样，他大部分时间在萨克拉门托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4]工程施工建设负责人斯特罗布里奇在铁路建设初期的一次意外爆炸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不过他和妻儿一起住在一节专门为他准备的私人车厢里，这节车厢随着路线的建设而行进，里面设施齐全，舒适而安全。许多白人也居住在这样的车厢里，构成了一列“露营火车”。据报道，这列火车里面有吃住的地方，供约500人居住。[5]一位记者说，这列火车有10或11节车厢，“厨房、电报局、旅馆、商店、卧室一应俱全，甚至不次于旧金山的家”。这列火车上还有几节无盖车厢，那些随着铁路线的推进架设电报线的工人以及木匠就在这里工作。在铁路沿线的重要站点，公司成立了电报局，这样工地上的人可以直接与后方联系，订购物资和给养。[6]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中，斯特罗布里奇是与铁路华工直接交往和私交最多的人。他居住在这列露营火车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里。据一个记者描述，“他有一间办公室和私人卧室，里面舒适整洁，家具齐全。卧室旁边是一个带遮阳棚的阳台，一只金丝雀在门前叽叽喳喳地叫着”。他就在这里陪伴家人、接待来访者。从工程开始到最终结束，他的妻子一直在这列露营列车里陪伴着他，斯特罗布里奇偶尔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山区远足，或者在峰顶壮丽的唐纳湖中泛舟。他这种携家带口的舒适生活和周围铁路华工艰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再明显不过的反差。[7]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无论是工作条件、工作类型还是薪资水平，白人工人和铁路华工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有的技术岗位，比如木匠、铁匠和伐木工人几乎都被白人占据，还有一些白人担任铁路华工的监工，当然也有一些普通的白人工人，尤其是那些负责铺设铁轨的工人。但是白人工人总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铁路华工好得多，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当时，来自英国康沃尔郡的白人工人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矿工，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也为了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公司董事安排康沃尔的白人工人和铁路华工进行一场竞赛。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花高薪把康沃尔郡的白人工人从内华达的矿场聘来，安排他们和铁路华工一起修筑峰顶隧道。双方各从隧道的一端开始开凿，每天工作结束后测量各自开凿的长度，几天下来，公司董事们惊奇地发现，铁路华工修筑铁路的速度比康沃尔郡的白人快得多。1877年，在美国参议院调查中国移民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做证时，查尔斯·克罗克说，竞赛时安排的工作“非常艰苦，需要工人付出惊人的体力劳动，不停地敲击岩石”，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是运送岩石碎片还是开凿隧道，“铁路华工都比康沃尔的白人工人表现优秀”。克罗克明确表示，“在开凿钻孔方面，中国人更讲究技巧”，而且他们“非常可靠，理解能力超凡”，最重要的是，他们严格遵守合同。总而言之，克罗克认为，华人比白人“更可靠、更稳定”，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天赋和能力”，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我们的青睐”。[8]
所有的白人工人，甚至和铁路华工一起铺设铁轨的白人工人的工资都比华工高得多。这种薪酬差异在1866年11月的工资单上表露无遗。[9]这份工资单来源于查尔斯·克罗克建筑公司，标号为“峰顶51‘A’”。欧美人的名字都是姓一栏名一栏，后面是工作类型，例如工头、铁匠或司机。中国人的名字就写成阿敦、阿吉尔、阿努1号、阿努2号、阿敦2号、阿高、阿尤和阿三。（阿这个字通常加在中国人的姓前面表示昵称，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亲戚，甚至可能是兄弟。）他们在职业一栏填写的都是“服务生”，每天的工资只有66美分，远低于从事建筑行业的华工，他们的工资是每天1美元。这些人的总工资从3.96美元（一个人只工作了6天）到25美元（那些工作了30天的人）不等，工资总额远低于欧美工人（其中还有一些人是非裔美国人），职业为“工头”的欧美工人，可以拿到60-90美元的月薪。这几个中国人和其他两个人每日扣除食宿费，这些华人服务生可能负责为峰顶营地的工人提供食物，峰顶是该项目海拔最高的地区，也是该项目的关键节点，已经耗费了工人们4年时间。在这张工资单的下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叫“阿吉”的人，他的职业也是服务生，他总共工作了23.25天，每天的工资是1美元，还要去除3美元的食宿费。他或许为一个叫“阿明”的人提供过服务，这个人的职业是铁匠，一共在工地上工作了15天，每天的工资是1.53美元，总共去除了2美元的食宿费。大多数欧美工人的日薪是2.5美元，还不需要扣除食宿费。尽管根据这些名字，我们并不能和具体某个人对应起来，但这份工资单仍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视角。那些欧美人的工资明显高于华工，这些华工按照从事职业的不同，拿着不同的工资，遵循着不同的日程安排。[10]
这张工资单上的华工都是服务生，但即便那些从事危险工作的华工，也无法奢望得到与白人等额的工资。实际上，中国人从事着最危险的工作，却拿着最微薄的薪水。白人和华工工作的区域往往是高度隔离的，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摩门教徒、欧洲移民以及爱尔兰人也和华人一起工作，不过美国人，尤其是土生土长的白人一般拒绝和华工一起工作。我们对不同群体的经历以及他们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任职期间的交流知之甚少，和当时的资本家一样，铁路公司的高层根本不关心员工的福利，只强调工人们需要完成的工作。有人曾问及刘易斯·M. 克莱门特华工的情况，他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并直言不讳地说：“我没有兴趣了解他们，我也不会关心他们，我只需要他们完成公司交给他们的工作。”[11]
关于工人薪资之间的差异，我们现有的资料只能呈现出一个大概的图景，有时候甚至互相矛盾。如果华工和白人从事同样的工作，薪资水平不同，种族差异是一个因素，不过从事不同的工作也是造成薪资差异的原因，例如开凿隧道的华工比做服务生的华工挣得多。
在铁路建设完工几年后，负责木材建造的工程师阿瑟·布朗回忆说，大概在1867-1868年，白人木匠的工资是每天4美元，工头是3.75美元，管食宿。华工的日薪大概是2.25美元到2.75美元，食宿费自己负责，根据供给的不同来源，每天需扣除40美分到1.25美元不等。[12]工程师克莱门特说，白人伐木工人的工资是每月40美元，包食宿，华人伐木工人的月薪是30美元，还得扣除食宿费。他还提到，高海拔地区的物资很昂贵，因为所有的供给必须用骡子或驮队运输。即便如此，克莱门特回忆说，公司迫于重重压力不断提高白人的薪资，因为他们总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工作的薪资甚至是现在工资的两倍。他们不断地辞职，想去新近发现的金矿工作，他们想通过淘金一夜暴富。
隧道工程师吉利斯也透露了关于薪资的信息。负责挖掘隧道的华工的工资是每月30到35美元，食宿费自己负责。特别是挖掘6号隧道和峰顶隧道的华工，吉利斯估计他们的月薪是31美元，食宿自己负责。白人工头的月薪是120美元，包食宿。铁匠每月的工资是115美元，包食宿。根据吉利斯的说法，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工人是每天3到4美元，每月的工资是78到104美元。[13]
在参议院关于华人移民的特别委员会进行的论证会上，查尔斯·克罗克和詹姆斯·斯特罗布里奇讲述了他们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华工交往的经历。两人都对华工表达出崇高的敬意，虽然鉴于种族因素，他们更喜欢雇佣白人，但他们都承认，华工可以媲美最优秀的白人。克罗克声称自己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人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像奴隶制盛行的南方，是“低于”白人工人的“奴隶”。他证实，加州所有的雇主，如果没有支付合适的报酬，是无法雇佣到华人的。但是，作为公司主管建设的董事，他对自己的工人只有大体的了解，他甚至不知道公司雇佣了多少华工。据他估计，最多的时候可能有10000人。克罗克说，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的华工一般会把自己分成几个小组，推选一人做工头。公司把所有人的工资支付给工头，然后再由工头分发给其他人。白人的工资就直接支付给个人。他回忆道，公司每月支付给华工35美元，平均每天1.25美元左右，他们每天还要花大约40美分，从公司的商店里购买食物和日常用品。[14]
斯特罗布里奇也证实，白人工人和华工的工资存在较大差异。和克罗克一样，他也对华工的自律和职业道德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和欣赏之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援引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工人作为例子，说他们经常罢工或中止工作，甚至两家公司即将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峰会合的那段日子也是如此。因为拖欠工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白人工人甚至拘禁了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杜兰特。斯特罗布里奇说，“虽然有时候我们长达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不发工资”，中国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他们并不温顺，斯特罗布里奇说，“我从不认为他们比白人更温顺”。白人拿到工资之后，一般都会大醉一场，这时候他们就会招惹是非，中国人则相反，他们会继续按时上下班。由于特别委员会的参议员都认为，铁路公司故意雇佣薪酬更低的华工，损害了白人的利益，因此斯特罗布里奇在论述时用词特别谨慎。尽管如此，他还是坦诚，华工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雇佣他们公司会省去好多麻烦”。[15]
斯特罗布里奇对华人的公正评价反而激怒了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加深了他们对华人的仇视。参议员们认为，铁路公司之所以青睐华工只是出于金钱考虑，因为华人的工资比白人低得多。在斯特罗布里奇即将结束在委员会的听证时，一位参议员直截了当地问道：“华工的问题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吗？对铁路公司来说，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白人低33%吗？”斯特罗布里奇强调说：“还要更低，因为食宿费用也是很大一部分开支。”在早前举行的听证会上，克罗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他被问到“你雇佣华工是不是比雇佣白人更省钱”时，他只简单地回答“我想是的”。[16]即便从事同样的工作，华工的工资也比白人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更别说白人监工、铁匠、卡车司机、车辆维修工以及其他一些收入较高的工种了。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从事任何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反华政客将这种巨大的薪酬差异作为铁路大亨敛财的证据，他们认为，大亨们通过拒绝雇佣白人获得了巨额利润。在他们看来，华工抢走了原属于白人的工作机会。铁路大亨们辩解道，尽管他们愿意雇佣尽可能多的白人来从事这份工作，但劳动力依旧存在较大缺口。此外，他们进一步讲道，雇佣华人实际上为白人创造了更多薪酬更高的工作岗位，因为如果没有铁路华工，铁路公司根本不可能发展壮大。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们辩解道，由于铁路华工的付出，公司可以为数千名白人提供薪资更高的工作，而不仅仅是雇佣几百名普通的白人劳工。
在铁路华工们看来，尽管出于种族偏见，他们的工资远低于白人工人，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受到种族歧视，但比起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做农民或工人，他们在这里的工资还是高出了许多倍。虽然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非常高，但相比于在家乡，他们的收入也成倍增加。
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内部，白人和铁路华工权利的不均衡引起了华工大大小小的反抗。有些时候，这些反抗甚至只能算是轻微的恶作剧，言语上贬损或行动上捉弄一下白人，这种行为承认但也狡猾地颠覆了白人和华工之间的不平等，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得到些许慰藉。毕竟四邑人是非常唠叨的。在休息的营地，或者饭后坐在篝火旁，他们就会讨论一下近期发生的新闻，嘲笑一下白人工头的愚蠢或者公司在这么艰苦的地方修建铁路的疯狂行径。铁路华工会将自己修铁路的经历当成故事讲述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些故事再由社会史学家记录下来，流传至今。
一位中国厨师曾为一群白人铁路工人做饭，他性格温和，勤勤恳恳地工作，却成为白人嘲笑的对象。一位叫李月的老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当过铁路工人，据他描述，那些白人“经常偷偷溜进这位厨师的帐篷，把他的裤腿和衣袖打许多结。厨师已经见怪不怪，他只是早早起床，耐心地解开衣服上的结，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故事到此似乎和那些滥俗的故事一样，意在强调华工的隐忍。但这时却出现了惊人反转。李月继续说道：“一天，在一顿丰盛的晚饭之后，白人对自己的恶作剧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就把厨师团团围住，告诉他，从此之后他就是他们的朋友，不会再有人伤害他了。这位厨师两眼放光。”他微笑着喊道：“喔，全靠我美味的汤，但是我的尿已经用完了。”多年来，这些恶作剧为华人带去了许多欢声笑语。[17]铁路华工们围坐在篝火旁开着白人的玩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工与白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嘲弄白人固然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慰藉，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收入是铁路华工最看重的，这也是他们起初到美国的全部动力。
但是，熊华和其他成千上万名华工用他们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做什么呢？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都用现金支付工资，和他们不同，铁路华工坚持只接受金子作为工资。他们只熟悉和信任两种贵金属——金银，现金对他们来说等同于废纸。用来支付他们工资的金币可能来自1854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铸币厂，用来加工这些金币的金子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金矿上工作的华人开采的。铁路华工把这些金币藏在华人营地的隐蔽处吗？他们工作的时候也随身带着这些金币吗？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自己的金币委托给包工头保管吗？他们会定期前往附近的市镇，把钱存到美国西部最早建立的银行——富国银行，或者交到某位华商手中，让他代为保管吗？关于这笔巨额资产安全存放在何处以备日后使用，以及他们如何汇款回中国，供养家乡的亲人，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资料。这好似一笔供鬼魂使用的纸钱。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正直勇敢的文臣武将遭受冤枉，最后获得某种补偿，得以沉冤昭雪的故事比比皆是。在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事件，1867年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一件事激起了华工中的民粹主义，堪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片段——1867年6月，数千名铁路华工集体罢工。这次罢工是截至那时美国爆发的反对私人雇主的最大规模罢工，而且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爆发的。虽然这次罢工意义重大，但历史学家只是偶尔才给予有限的关注，他们在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时，有时甚至不承认这次罢工的存在。这表明铁路华工在美国的形象一向模糊，也助长了一种肤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华工在19世纪的美国顶多是一群边缘人物，充其量只是一群逆来顺受、默默无闻的劳动力，毫无个性和话语权。
历史著作中提到此次罢工时，通常会强调中国人的绝望，在这些作者看来，因为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铁路华工被迫罢工。[18]多年之后，在接受采访谈及此次罢工时，克罗克吹嘘是由于自己采取了果断的铁血手段，才迫使华工结束罢工，重返工作岗位。根据他的说法，工人们并没有在这次罢工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叙述可以说是当时普遍的托词，即雇主为了维持对工人的绝对控制和维护绝对的权威，最终终止了罢工。但1867年铁路华工罢工的真相远不止于此。[19]
然而，相较于克罗克沾沾自喜的态度，公司其他高层在私人信件或其他文件中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实际上，公司对自己面对的这场与中国人的僵局一无所知，这次罢工的领导者、组织形式、工人的目标和想法对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来说完全是一个谜。公司的领导层也不知道铁路华工为什么要罢工，他们罢工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决定停止罢工的原因。甚至在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之后，克罗克和公司其他领导人也没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铁路华工当然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不过他们并不是被迫的，反而是因为他们比较强势的地位。公司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而且公司完全依赖铁路华工是个公认的事实。没有他们，公司可能会无以为继，甚至或许会倒闭。因此这次罢工的核心问题并不是铁路华工的绝望，而是公司过于依赖他们。从1867年初一直到华工罢工的6月份，公司高层之间的来往信件可以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1867年2月初，E.?B. 克罗克就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问题再次致信亨廷顿，在特拉基一带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原因之一是尽管公司威逼利诱，中国人还是坚持离开工作岗位，欢度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幸运的是，克罗克写道：“春节马上就要结束，我们希望他们能尽快重返岗位。”不过，该公司的劳动力需求依然很大，而且除了这家公司，华人还有许多选择。他们有许多就业途径，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已经越来越依赖他们。克罗克告诉其他公司领导人，与康沃尔郡的白人矿工相比，铁路华工在挖掘隧道方面表现十分抢眼。铁路华工“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差距越来越明显”。“铁路华工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们的工资只有白人工人的一半左右。[20]
4月初，《独立报》公开披露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努力招募工人的情况，“只要中国佬前来应聘，该公司就能为他们提供岗位。”公司已经委托劳务公司走遍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矿区，寻找“有意愿且有能力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华人”，希望在一个月内，招募到20000名“潜在的非白人美国公民”加入到铁路建设中来。[21]这一计划过于乐观，也有些荒唐，根本不可能实现。
一个月后，克罗克在给亨廷顿的信中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糟糕的天气状况加大了建设难度，直到4月下旬，暴风雪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使得建设工作寸步难行。他在4月27日的信中坦诚道，“似乎上帝都在和我们作对”。不过“我们马上就能看到曙光了，如果能招募到大量中国佬，未来依旧可期”。在5月16日的信中，克罗克提到，铁路华工的勤勉让前来视察工作的人印象深刻。“我们公司几个最大的投资者最近到铁路线上视察，”克罗克写道，“他们都对我们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表示赞赏和惊奇，这主要得益于价格低廉的铁路华工。如此低廉的劳动力能够迅速适应艰苦的铁路建设工作，让那些投资者大开眼界。”[22]现在，不只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认识到了铁路华工的工作效率和低廉的成本。不过，铁路华工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
一周之后，克罗克再次提到了推进工程建设面临的重重阻力，持续不断的暴风雪让锡斯科到特拉基段的工程建设停滞不前。他写道：“另一个难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太缺工人了。”虽然公司依旧在“全州范围内招募工人，但结果却不甚理想”。在克罗克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能找到其他更优越的工作。“实际上，大量中国人前去开采水晶，还有许多人受雇于上千个新岗位。我们公司雇佣他们之后，数百家其他公司也争着雇佣他们。导致我们公司想让他们在夏秋两季集中工作时，许多人根本不愿意离开他们更喜欢的那份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高层经常在公开场合赞扬铁路华工多么优秀，表达公司对他们的赞赏之情，使得更多的雇主愿意为他们提供工作，最终导致公司更难招募到华工。[23]
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人不只离开铁路建设领域，而且还彻底离开加利福尼亚州。1867年上半年，《上加利福尼亚日报》报道，数千名华人前往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这些地方的工资待遇比加利福尼亚州更好。另一件私密的事情也让公司高层忧心不已，利兰·斯坦福写信告诉马克·霍普金斯，他从一位朋友和相熟的中国人那里得知，铁路华工普遍对希森公司的劳务合同感到不满，他们所说的希森公司应该就是希森与华莱士公司，斯坦福并没有说明华工不满的原因，但这的确不是一个好消息。[24]
5月中旬致信亨廷顿之后的几天内，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前来应聘，克罗克和其他公司领导人采取了一项激进措施——主动将华工的工资提高了13%以上。克罗克向主管公司财务的亨廷顿解释他们采取这项措施的原因时说，“我们能否招聘到足够的中国佬，这一点对公司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决定把他们的工资从31美元提高到35美元，看看这样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华工前来。”公司之前支付给华工的工资只有白人工人的一半，公司领导人也希望借此能够遏制现有工人的流失。克罗克大胆预测，“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公司将招不到一个华人”。公司预计，随着工资上调，铁路华工每月的收入将比矿工高10美元，大约是40%！然而主动加薪这项措施收效甚微，这让公司领导层倍感失望。霍普金斯很快写信告诉亨廷顿，这项工程没有华工的参与根本“无法”完成，即便上调了工资，公司还是没能吸引足够的中国人前来。[25]
6月初，由于“缺乏劳动力”，E.?B. 克罗克对于无法如期完成塞拉岭段的铁路修筑工作更加忧虑。他写信告诉亨廷顿，“我们需要大量华工的季节悄然来临”，但“铁路华工并没有增加的迹象”。中国人都去从事那些“比我们这里轻松”的工作，“好像所有的公司都在招聘他们，我们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公司仍旧希望工资的上涨能够吸引更多工人，但克罗克对此毫无信心。“恐怕我们无法招募到如此多的工人[前往塞拉岭段工作]，只能说尽力而为。”在这封信的结尾，克罗克再次向亨廷顿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由于劳动力短缺，前景变得不甚明朗。到底有多么短缺，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万般无奈之下，公司呼吁联邦政府“派遣5000名黑人来修筑铁路”，这一消息一经公开，所有人都知道了公司面临的困境，它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是公开的，而且再明显不过了。[26]
随后，6月19日星期三，锡斯科以北1公里处的一个隧道内实施爆破时发生了严重的意外爆炸。根据新闻报道，“一个被烧伤的白人医治无效死亡，他的妻子家人都在锡斯科和他一起生活”，此外还有5名华人，他们被“炸飞”，“血肉模糊”。巨大的爆炸声在山麓回响，几英里外的人都能听得到，更别说分散于各处的铁路华工了。[27]
6月24日，在铁路修筑的最佳季节，也就是公司希望取得快速进展的时候，3000名铁路华工在充分协调和相互告知之后，集体放下手中的工具，举行罢工。锡斯科相距特拉基近30英里（48千米），分布在这一路段几十个施工场地，分属于数百个团队的华工集体罢工，有报道称，“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28]
几乎在10年前，加州的铁路华工就举行过一次小规模的罢工，这次勇敢的反抗行为似乎是受到那次罢工的启发。据说1859年，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募华工之前，一名无耻的中国包工头克扣了在萨克拉门托附近工作的150名铁路华工的工资。铁路华工奋起反抗，袭击了包工头的助手，对他进行暴力威胁。公司的职员吓得躲进了警察局，直到当地政府派遣军队才把他解救出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但这个故事一直在铁路华工中间流传，他们感受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如果说铁路华工罢工是受到历史上罢工事件的影响，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却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的影响。他们完全没有想到铁路华工会罢工，对此毫无防备。根据马克·霍普金斯的说法，这次罢工的华工“涵盖了在峰顶地区工作的全部精锐力量”，他们颇具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对于他们策划的过程、彼此协调沟通的方式，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当地的一则新闻报道说，在罢工之前，一则传单曾在铁路华工中间传播，不过，在罢工爆发很长时间之前，他们应该就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让散布在30英里内数百个建筑工地和华人营地上的3000名铁路华工在目标、具体诉求和行动时机上达成一致，无疑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我们不清楚华人为何选择这一天举行罢工，但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应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在做任何大事之前都会进行占卜、告知天地神灵，这次罢工发生在夏至后几天，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太阳代表至阳，而月亮代表至阴，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也就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此外，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如果不能尽快穿过峰顶地区，将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这时候举行罢工，铁路华工将会获得最有利的谈判筹码，因此此时是反抗和罢工的最有利时机。新闻报道中的传单应该是夏至当天，或者说是夏至后一天，也就是6月21日星期五晚间，锡斯科意外爆炸发生两天后才开始在华工中间散布。根据中国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这一年是兔年，周末两天做最后的沟通和组织工作。6月24日星期一，新的一周刚刚开始，铁路华工的罢工也拉开序幕。[29]
我们并不清楚铁路华工具体提出了哪些要求，只能通过英文报道加以了解，但各家新闻报道的出入又比较大。基本的要求似乎有发放与白人相同的工资，这就意味着每月工资提高到40美元；露天工作时长从11小时缩短到10小时（还有新闻报道说要求8小时工作制）以及增加隧道中的轮班次数。《萨克拉门托联合日报》也报道称，工人们还抗议“公司的监工，不是在他们工作时用鞭子抽打他们，就是在他们想换其他工作时限制他们，不让他们离开”，虽然这一报道没有得到其他资料的印证，但铁路华工经常辞去铁路公司的工作去其他地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30]很显然，这并不是华人的第一次罢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据斯特罗布里奇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在这次罢工之前，这位施工建设负责人就处理了好几起负责开凿峰顶隧道的铁路华工拒绝轮班的事件。[31]
焦虑不安的斯特罗布里奇给查尔斯·克罗克发了电报，汇报了罢工的事情：“中国佬全部要求月薪增加到40美元，工作时长从11小时缩短到10小时。”根据报道，白人工人仍在继续工作，并没有参与罢工。克罗克急匆匆地从萨克拉门托赶来，亲自处理相关事宜。他和公司的其他负责人都认为这次罢工是铁路华工在向他们摊牌。霍普金斯写信给亨廷顿，如果“满足了中国人的这些要求，他们就会控制局势，进而提出更多要求”。不过，他仍愿意相信，公司“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他提醒亨廷顿，“任何商品，包括华工在内，只要是供不应求，价格自然会上涨”。霍普金斯也希望联邦政府派遣5000名解放的奴隶前来修筑铁路，以抵消华工的影响，但这一想法也未能实现。[32]
华工的罢工还在继续，他们安静地住在营地里，靠采集和渔猎为生。6月27日，E.?B. 克罗克再次写信给亨廷顿，阐述了他对事态的看法。他在一段发人深省的评论中开诚布公地表示：“他们是越来越聪明了。”众所周知，公司面临着严峻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能我们争取不到想要的结果”。克罗克坦言，“我们不知道是谁领导了这次罢工，但很显然，这次罢工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最让克罗克担忧的是这次罢工可能引发的结果：“公司绝不能屈服，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很快还会罢工，我们将永远受他们摆布。”绝望的克罗克要求亨廷顿招募尽可能多的新工人，“对我们来说，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让大量工人涌入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不管是解放的黑奴、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公司可以立即为5000人安排工作。[33]
紧接着第二天，E.?B. 克罗克又写信给亨廷顿，信中说他的弟弟查尔斯·克罗克亲自和铁路华工的几位领导人谈判，其中或许包括熊华。查尔斯明确告诉他们，公司给他们的月薪不会高于35美元。据克罗克说，他的弟弟用夹杂着汉语的英语直接和华工的领导者们进行谈判，劳务公司的老板、包工头和普通工人似乎都联合起来了，至少在公司领导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歧。罢工的领导者们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战斗精神和对平等的迫切要求，他们用英语对查尔斯·克罗克说，“既然白人一天工作8小时，那么中国人也要求获得同等待遇”。不过查尔斯并不打算接受这一条件，据说他对罢工者的领袖说，“中国佬，不要给我制定规则，规则应该由我来定。如果月薪35美元，我接受，每月40美元，我不会接受”。在他看来，“采取强硬立场是对付罢工者的唯一方法”。E.?B. 克罗克向亨廷顿透露，“这次罢工是我们在这里遭受的最大打击”。倍感震惊的克罗克写道，“如果我们坚持毫不让步，最后渡过了这一难关，那么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尚不可知。他再次敦促亨廷顿“想尽一切办法从东部招募劳动力”，霍普金斯也不断向亨廷顿施压，招募解放的黑奴来加州。“黑人的到来会让中国佬消停下来，就像中国佬让爱尔兰人消停一样。”工人们的种族和民族差异已经成为雇主惯用的武器。[34]
历史学家们提到这次罢工时，引用的大部分证据无疑来自查尔斯·克罗克，不过查尔斯的话并不完全可信。他后来赞扬了中国人在罢工期间的自律和井然有序，这和他的一贯立场一致，也增加了他作为公司人力管理者的声誉。不过，其他证据却与中国人一贯忍气吞声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位来自法国的年轻游客——高傲的卢多维克·德·博瓦尔伯爵[35]正在环球旅行，当时正好在美国。他亲眼目睹了这次罢工，看到参与罢工的中国人群情激奋的场景。在赞扬了中国人为修筑铁路做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不可替代性之后，卢多维克·博瓦尔伯爵继续写道，中国人在保留了传统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同时，也很快掌握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最糟糕的一个方面——罢工。卢多维克丝毫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觉得中国人对罢工一无所知。由于公司领导者拒绝了他们加薪的要求，卢多维克写道，中国人“就把镐埋在沙子里，双臂交叉在胸前，像欧美人一样傲慢地走来走去”。这位法国人还以这些反抗的华工为主角创作了一幅蚀刻版画，画面里的中国人形象与美国人一贯认为的逆来顺受截然相反。在卢多维克眼中，这些中国人傲慢自大、趾高气昂，认为自己很有权势。[36]
一周之后罢工结束了，公司失去了宝贵的8天时间。E.?B. 克罗克向亨廷顿表示，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测完全一致：华工的劳务公司主动停止向工人们提供食物和供给，“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不过后来查尔斯证实，是他下令停止食品供应的。E.?B. 克罗克对亨廷顿说，“整整一周时间，公司没有派任何人与华工接触，我们不想在他们面前流露出焦虑的情绪”。这句话表明，公司领导层私下里是非常焦虑的，而且他们还十分害怕华工看出他们的焦虑。E.?B. 克罗克写道，查尔斯·克罗克亲自赶赴工地，公司其他人将他团团围住，他告诉大家，他不会任人威胁，他才是制订规则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他也提到，如果华工马上返回工作岗位，公司不会因为罢工而克扣他们的工资。如果他们拒绝返工，整个6月份，他们将拿不到一分钱。双方进行了谈判，华工们希望公司能够缩短一周的工作时长，或者小幅增加工资，但查尔斯·克罗克仍拒绝做出让步。在E.?B. 克罗克看来，查尔斯的立场十分明确，公司现在拒绝妥协，就能杜绝将来再次罢工的风险。尽管有些华工想继续抗争，并扬言要“烧掉那些停止罢工的华工的营地，见到他们就打他们”，但大部分华工依旧选择返回工作岗位。华工内部出现了分歧，查尔斯承诺保障那些返回工作岗位的华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他向工人们保证，“他的警卫队不会饶过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人”。他还请求当地的治安官和武装部队随时候命，防止工人之间发生争斗。谈判异常艰苦，他们视这次谈判为最终摊牌，在E.?B. 克罗克看来，这次谈判让查尔斯筋疲力尽。[37]
公司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是谁组织和领导了此次罢工，霍普金斯私底下大胆猜测，是“中国人当中的赌徒和鸦片贩子策划了这次罢工”，因为公司明确禁止他们进入铁路沿线的营地。不过数千名华工都不相信这种说法。查尔斯·克罗克猜测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所以派间谍策划了此次骚乱。一篇新闻报道还宣称，“狡猾的白人”策划了这次罢工。关于此次骚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不过这也显示了公司对华工及其行为的困惑。不过公司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私信往来却显示，他们对华人罢工的原因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不管是公司高层还是普通员工都知道，劳动力短缺使公司处境艰难。这次罢工正是利用了公司的这一弱点，正如E．B．克罗克敏锐地察觉到的那样，铁路华工“变得越来越聪明了”。[38]
历史学家基于克罗克的公开表态，重现了每一位老板在与工人对峙时希望树立的形象：面对工人对权威的挑战毫不妥协，完全能够掌控全局。这一形象不仅对罢工者至关重要，而且对好奇的公众，尤其是那些投资者也至关重要，因为投资者可能十分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和财务状况。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直是一个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按时完成建设目标的公司，对于一家高度依赖个人投资和公共补贴的公司来说，良好公众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查尔斯必须对铁路华工采取强硬立场，不能有丝毫妥协，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对铁路工人的摊牌，公司要想继续经营下去、保持良好的声誉，这也是只许胜不许败的一次谈判。
公司没有对铁路华工做出让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罢工以铁路华工的“失败”告终，这个结论显然也是不正确的。长达数英里的铁路线上，数千名铁路华工协调一致公然反抗公司的不公平待遇。从公司的内部资料来看，这次铁路华工的罢工让管理层大为震惊。他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次罢工让他们铭刻于心，并且意识到这是一群不容忽视的工人。此外，在罢工后的几个月里，公司悄悄地提高了铁路华工，至少是那些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铁路华工的工资，他们的月薪实际上高于35美元。3年前，他们刚入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时的月薪是26美元，其中一些人的工资增长了整整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