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基
美国西部各州地广人稀……通过开采矿藏、开垦荒地以及修建铁路，城市逐渐形成，其中以旧金山最为繁荣。所有这些工作都招募华工来完成，凭借这些工作机会，华人得以在这些地方立足。
——张云焕回忆录，1886年
1868年6月18日，峰顶隧道终于对乘客开放，它的开通意味着乘客可从萨克拉门托直达内华达州的里诺，全程154英里（248千米），正如《上加利福尼亚日报》宣称的那样，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壮举”。[1]
在第一批乘坐火车穿越内华达山脉的乘客中就有该报的特别记者，他在萨克拉门托登上第一列客运列车，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旅途。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生动地描绘了铁路工人面对的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他的旅行见闻洋溢着兴奋和敬畏，其中屡次提及铁路华工，他们完成穿越塞拉岭地区铁路线的壮举，让人们惊叹不已。
随着蒸汽机车离开田园牧歌般的中央河谷，穿过纽卡斯尔、奥本小镇和克利珀峡谷，作者描述了沿途变幻的风景。从萨克拉门托出发3小时后，火车穿过科尔法克斯镇，绕过著名的合恩角，这段线路的路基修建在斜坡上，火车需要在危险的岩架上蜿蜒而行。“乘客紧张地四处张望”，通讯记者写道，“乘客们惊恐地向下张望”，亚美利加河的支流在1200英尺（366米）下的深谷咆哮而过。
火车行进到海拔2985英尺（910米）的隐秘镇，头顶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虽然时值6月中旬，但铁轨旁的路面上依旧存有厚厚的积雪，冷风呼呼地从山区吹来。因为火车在陡坡上爬升，乘客们都被甩回到座位上。
火车随后抵达距离萨克拉门托67英里（108千米）的达奇弗拉特镇，在距离萨克拉门托75英里（121千米）的谢迪伦车站附近，火车进入第一条隧道。该隧道海拔4500英尺（1372米），长约500英尺（152米）。铁轨旁的地面上还有大量积雪，火车从两侧高耸的雪堆中飞快地穿行而过，工人们用铲子一点点地把道路清扫出来。“沿途所见皆是中国人”，记者写道，“他们差不多完成了附近的工作，正在打包行囊，准备穿越峰顶地区”进入内华达州。从萨克拉门托行驶100多英里（161千米）后，火车到达海拔6800多英尺（约2073米）的峰顶峡谷，随后穿过长达1659英尺（506米）的峰顶隧道。远远望去，海拔7000多英尺（约2134米）的峰顶上仍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抵达峰顶隧道后，火车必须停下来。为了让火车顺利跨越路轨上的障碍物，记者和其他乘客不得不先下车，小心翼翼地在这条寒冷刺骨的“大孔”中穿行。“这条隧道漫长而黑暗，水流不断地从顶端及两侧无数的裂缝中流出来”，乘客们不禁担心他们能否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快要走到隧道尽头时，记者借助光亮看到许多中国人正在清扫积雪以及冬天随雪崩掉落的山石，乘客们等了好几个小时，整条隧道才恢复畅通，他们得以再次上车。不过由于路轨上还有积雪和掉落的山石需要清理，两侧还有高耸的雪堆，因此火车也只能缓慢行驶。火车在狭窄的通道中通行，两侧的积雪在火车刮擦下纷纷掉落。“这是你能想象的最窄的通道”。
乘客们又经过了其他隧道，长度从100到863英尺（30到263米）不等。记者看到“像钟乳石和石笋一般的固体蓝冰从隧道的岩壁上垂下来”。最后，火车沿着刚建成的铁路线从唐纳峰山口陡峭的东坡小心翼翼地蜿蜒而行，下面就是美丽的唐纳湖。由于轨道是之字形，因此虽然火车行驶了7英里（11.3千米），实际才向东前进了0.25英里（0.4千米）。向南望去，太浩湖澄澈湛蓝的湖水映入眼帘。沿途可见许多工人，他们正在砍伐修路所需的木材。这是第一列通行的客运列车，甚至连沿途的铁路华工也异常兴奋。铁路华工“挥舞着宽檐帽，发出粗犷的喊叫声”，欢迎列车的到来。约瑟夫·贝克尔或许就是受到这则报道的启发，创作了插画《穿越大陆》（这幅插图见第六章）。
面对华工们的欢呼，记者给予热切的回应。铁路华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深受启发。他对铁路华工不吝赞美之词，认为他们凭借自己的坚韧和辛苦劳作，借助美国的能源和资本，“最终扫除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障碍，开辟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伟大的铁路，促进了全球商业和文明的发展”。
作者的思绪无疑飘到了特拉基小镇之外的地方，特拉基小镇是唐纳湖附近的一座山城，火车离开唐纳峰山口的隧道，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一段时间之后就抵达了这里。他的思绪当然也飞越了这列火车的终点站——内华达州的里诺小镇以及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好之后，“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沿途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诸多小镇”。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展开激烈竞争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仍在距离盐湖城500多英里（805千米）的地方修筑着铁路，美国的商业大都会如芝加哥、纽约和费城更是远在千里之外。
不过，如果记者的思绪是由特拉基小镇而激发，倒也无可厚非。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仍在塞拉岭西部山麓修筑铁路时，这个小镇就被选为工人在前方的露营地。在穿越令人生畏的塞拉岭西坡时，这个小镇为工人们提供了相对舒适和安全的居所。铁路华工对这个小镇再熟悉不过了，在这里，他们缓解身体的疲劳，获得精神的愉悦，下班后的几个小时以及周末，他们能够暂时逃离枯燥乏味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在这里休息片刻，利用这来之不易的宝贵的自由时间在营地里抽烟、喝酒、赌博。对铁路华工来说，能够到达一个拥有真正快乐的城镇是一种幸运，这里有舒适的居所、美味的食物、鸦片和性。从唐纳峰山口的特拉基小镇再往下走，可以发现许多小镇都有类似的娱乐活动。
特拉基小镇位于峰顶以东数英里，地处加州与内华达州的交界处。当地人很久之前就在这里定居，该小镇的名字似乎来源于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名字。特拉基小镇海拔6000英尺（1829米），坐落于塞拉岭东坡宽阔的河谷地带，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气候温和，拥有充沛的水源、丰富的林业资源以及大量可供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土地。对于从东部来的旅行者而言，穿越内华达州一望无垠的炎热沙漠，结束在塞拉岭东坡的艰苦跋涉之后，这个小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缓解身心疲累的港湾，对于从西部而来的旅行者而言，穿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塞拉岭之后，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喘息之机。唐纳湖、太浩湖以及几条湍急的河流流经该镇。欧洲裔美国人自淘金热之后开始在这座小镇定居，不过1859年卡姆斯托克银矿大罢工之后，这座小镇变得愈加重要，因为成千上万名工人借道该镇从加州前往内华达州。几年之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修筑从萨克拉门托到里诺的铁路线时，将该镇作为中转站和基地。
特拉基小镇隶属内华达县，中国人是该县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52年，他们就是该县最大的非白人群体，当时全县共有约22000人，华人就占了18%左右，比原住的美国人还要多。尤巴河流经该县，大多数华人在该河沿岸淘金，不过在该县的许多小镇，如华盛顿、内华达城、北布洛姆菲尔德、格拉斯瓦利，也有许多华人经商、务农、做洗衣工或开杂货店。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华暴行也盛行于这一地区，华人经常被抢劫、屠杀甚至遭遇私刑，他们的居所经常被纵火，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本书之前讨论的人民诉乔治·W. 霍尔案。[2]
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开始在特拉基小镇定居，这一地区的铁路和采矿业带动了伐木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前来。1868年中，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到此地，公司将其发展为中转站和基地。
中央太平洋铁路开通之后，中国人的数量稳步增长。严冬时节，数百名因暴风雪被迫停工的铁路华工就暂居此处，等待暴风雪结束以及下一个工作季的到来。许多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或其他人废弃的建筑物里，一年冬天，积雪压塌了一个废旧谷仓，4名铁路华工因此丧生。一些人在镇中心的“中国旅馆”里过着舒适安全的生活，还有一些人经营着杂货铺、商店或其他生活设施，满足该镇华人的需求。有一个地方甚至成为众所周知的“东方餐馆”。一些中国人还为当地的白人居民提供医疗或其他服务。根据1870年官方提供的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特拉基小镇是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小镇，这里有许多中国人、土著白人、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少量非裔美国人以及一些拥有混血儿的家庭，其中有3个理发师是“黑白混血儿”，4名墨西哥人以及一个从千里之外迁徙来的印度人。它是当时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镇”。和许多因铁路修筑而形成的城镇一样，特拉基混乱但充满朝气，1868年时，镇上的酒吧就多达25家。在海拔较高的山区，这里成为主要的“华人城镇”。[3]
铁路线在塞拉岭修建期间以及铁路修筑完成后的几年内，特拉基小镇成为许多铁路华工生活的中心，该镇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反华的白人用“特拉基排华范式”驱逐了该镇大部分华人，华人曾经一度似乎可以在该镇获得永久居留权，使该镇成为整个加州最具活力的地区。如今，这里成为那些热衷雪上项目和夏季山地露营的人的度假天堂。不过除了当地的博物馆，已经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华人曾在这座小镇的兴建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曾成为过这座小镇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观察中国人在特拉基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了解铁路华工在闲暇时的生活状态。[4]
1870年，在全镇1580名居民中，中国人至少占了30%，并且至少占了该镇劳动力的45%。据其他资料显示，当时中国人的数量已超过1000人。季节的变化以及工作机会的波动致使人口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根据人口普查的名单，数百人被认定为铁路华工、劳工和伐木工。他们在特拉基建立了一个繁华的华人社区，里面建有戏院、餐馆、理发店、茶馆、杂货店、寄宿处、互助会、赌馆、中药馆和妓院。一些华人在白人聚集区的周边工作和生活，另一些则聚集在小镇特定的区域。一位1869年访问过特拉基小镇的纽约记者称其为“中国佬约翰之城”，“长长的街道上满是中国人开的洗衣店、杂货店、储物店、花生摊和其他货摊”。所有的店铺和货摊前都竖着只写有中文的招牌。[5]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镇的5名医生中有4名是华人，第5名是法国人。阿福、冼沃、凯特·杜和阿琛的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受过传统的中医教育。该镇还有20名华人厨师，镇上几乎所有的洗衣工、菜农和小贩都是中国人，其中不乏杰出的商人，例如冯利，他已经积攒了数千美元，手上还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华人劳务公司在当地的英文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他们可以提供任何数量、任何类型的华工。镇上的华人几乎都是男性，登记在册的女性只有24名，其中22名是妓女。（目前尚不清楚她们的职业一栏是自己填写的还是其他组织填写的。）在这24名女性中，有9人不到20岁，其中阿芳与何洛桃登记的年龄甚至只有16岁。最大的女性40岁，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是20多岁，集体居住在镇中心。镇中心的一户人家里有3名女性都是妓女，她们的名字很奇怪，20岁的古璧玲、22岁的何娣玲和25岁的金碧玲，她们或许是姐妹，和40岁的阿豪生活在一起，阿豪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洗衣工”。还有两名白人女性也是妓女，不过她们居住在镇上的其他地方。[6]
华人妓女很可能在破烂不堪、临时搭建的木屋中工作或生活，就像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那样，她们从事着肮脏的职业。不过与旧金山不同的是，山区小镇特拉基并非快乐的殿堂，这里的妓女没有丝绸衣服可以穿，没有弥漫着甜蜜香气的豪华客厅，没有一掷千金的顾客。和这一地区的矿镇或农村一样，特拉基小镇的妓女们过着悲惨甚至糟糕透顶的生活。[7]
大部分华人男性的年龄在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平均年龄为二十几岁。杂货店主和赌徒的年龄稍微大一些，大概为三四十岁。一对登记在册的中国夫妇在加利福尼亚生了一个男婴，他们和一位职业登记为“管家”的中国女性生活在一起。这对夫妇为他们的孩子取名阿科尔法克斯，好像是为了致敬当时的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斯凯勒曾于1869年10月访问过特拉基小镇。他甚至可能见证了这个男婴父母的婚礼。中国人在美国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时总喜欢取一些吉祥的名字，比如某位政治家的名字。但是，这个孩子真实的姓氏以及他的命运就永远消失了。不过阿科尔法克斯似乎是该镇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并永久居住在了美国。[8]估税官的资料显示，在特拉基小镇拥有物业的华人大概是35名，其中大部分是杂货店主和中医，其中一个人甚至自称是珠宝商。很显然，一个人若有技术和商品，就会有市场。在特拉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按照西方的法律和社会风俗结婚生子，有些人甚至还会参加7月4日的庆祝活动。虽然中国人不断扩展自己的商业版图，但大部分人还是在木材厂和铁路公司打工。在这个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重要枢纽，许多华人工人和店主成为社区内的杰出人物，他们的生活暂时相对安全，对未来也充满希望。[9]
就像其他地区的华人一样，特拉基的华人闲暇时候也从事一些传统的娱乐活动，例如放风筝、弹奏乐器、唱歌和踢毽子。记者提到，许多商店里出售中文图书，不少中国人会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中国人最喜欢那些虚构的有关冒险、欲望、鬼神、魔法和政治阴谋的书。他们与家中的亲戚朋友书信往来，大声地读出这些故事可以让朋友们开怀大笑。[10]
对铁路华工而言，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莫过于赌博，在中国南方，尤其是在城镇里，赌博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把这项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游戏带到了美国。在铁路沿线的华人营地，我们发现了大量用于赌博的物件，包括丢弃的六面骰子、纸牌、骨牌、各种各样的辅币，如纽扣和小面额的硬币。许多中国游戏需要一些游戏策略，而且三四个人就能玩，比如骨牌、围棋以及类似于国际象棋的中国象棋。这些游戏所用的材料轻、易于铺设，很适宜在营地玩耍。掷骰子或者玩纸牌几个人就可凑成局，不过，规模较大的赌博活动仍需在特拉基精心布置的社交大厅进行。[11]
在19世纪的美国，最受华人欢迎的游戏是“番摊”，类似于今天的轮盘赌。这个游戏玩起来很简单，但是过程中悬念丛生，让人着迷。赌台管理员将一大碗辅币，如硬币、纽扣甚至是干豆倒在一张方形的棉布或垫子上，然后把碗扣在棉布或垫子上。管理员小心翼翼地用一根削尖的长棍拨出四种辅币，当他如此操作时，大约有60个赌徒围在桌边紧张地看着他。他们下注赌碗里还剩下的四种辅币的数量分别是多少。根据数字的赔率赢得赌金，当然最后还要去除赌台的费用。
另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游戏就是白鸽票，许多地区仍在玩这个游戏，这是乐透、基诺或者宾戈游戏的前身。这个游戏起源于传统赌鸽游戏中用木版印刷的纸票。赌局将80个不同的汉字以网格状印在一张纸上，形成白鸽票，投注者将自己喜欢的汉字涂黑，然后再把白鸽票交给赌局的操作员。操作员从一个容器中抓取印有汉字的辅币，如果与投注者选择的汉字相同即为中奖（后来这个游戏就美国化了，用字母代替了汉字）。这个游戏易于操作，开奖迅速且不需要投注者在场。所有人都可以用白鸽票下注，因此深受赌局青睐，这些赌局凭借白鸽票从辛苦劳作的铁路华工手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有些赌局日夜不停，通过向赌徒提供性服务、食物和鸦片，赚取更多的利润。有些人成为专业赌徒，并正式列入人口普查名单。中国人经营的赌局一般都位于杂货店或其他商店后面，很显然，比起卖甘蓝菜，开设赌局的利润更丰厚。[12]
1868年4月，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到了特拉基，一个人也急需做出改变，这个人就是熊华。1866年上半年，熊华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境况很快就急转直下。那一年的夏末和秋天，他手下的华工骤减为一二百人，这和7月份的900人形成鲜明对比。在1866年的剩余时间，标注他名字的工资单消失了，这是他拥有工资单记录的最后一年。
熊华的业务急剧减少或许是暂时的，但是也表明他面临着欧美劳务公司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些公司承接了越来越多利润丰厚的劳务承包业务。白人拥有的公司，如埃格伯特公司、布斯公司，以及最重要的希森·华莱士公司都迅速发展，在劳务承包业务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1866年6月，希森公司收到了61000美元，相当于约2000人的工资。一个来自旧金山的独立商人科尼利厄斯·库曼查或许是那些年最大的私人劳务承包商，对于他本人和他的运营方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说他安排了数百人甚至上千名华工来到美国，进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3]
私人生活的变故似乎也打断了熊华拓展业务的步伐。1867年1月9日傍晚，他在奥本小镇长期的合作伙伴兼朋友威廉·麦克丹尼尔在自家店里被杀，这家店与熊华的店铺隔街相对。麦克丹尼尔的妻子发现丈夫的尸体倒在血泊中，后脑勺和脖子上有很深的刀口，脊柱也被砍断了。她声称亲眼看到一位中国男子逃离现场，不过自己没有看清楚凶手的脸。尸体下面扔着一把血淋淋的斧头，警方将此定性为入室抢劫，因为屋内的保险柜被抢劫一空。当地白人群情激奋，立刻筹集了3000美元，作为指认凶手的奖励。熊华亲自前往华人的聚集地募捐并筹得了1000美元，加利福尼亚州长弗雷德里克·洛也捐献了500美元。[14]
奥本的居民，不管是白人还是华人，都对麦克丹尼尔的意外离世感到深切悲痛。当地报纸赞扬他是“奥本最优秀、最值得敬重的公民”之一。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镇上的所有工厂和商店都闭门歇业。镇上的华人也对他表示深切哀悼，因为麦克丹尼尔和许多中国人交往甚密，他们一家甚至住在华人社区。为了悼念他，或许包括熊华在内的当地华人，特意在他的坟墓前竖立了一块巨大的墓碑。在英文碑文旁边，刻有汉语悼文，精心地雕琢在大理石墓碑上。这块墓碑至今仍矗立在奥本小镇的老公墓里，见证了在早期的加利福尼亚，惨案发生时白人和华人之间异常珍贵的友谊。[15]惨案发生两周后，该镇的一名白人居民向警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案件的线索。这位白人曾经当过收税员，自称略懂一些中文，他提供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提供线索的这位居民说，他趁着夜色躲在熊华的店外面，无意中听到一个叫阿敦的人和阿辛小声地谈论起这起谋杀案，熊华的雇员阿辛亲口承认自己杀了麦克丹尼尔。随后两人便分开了，据称阿敦去了赌场，而阿辛去了妓院。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位白人又听到了两人的谈话，证实确实是阿辛实施了谋杀，于是向当局举报。警方在阿辛存放在熊华店里的行李中发现了麦克丹尼尔的物件。在审讯阿辛的过程中，阿敦矢口否认两人曾交谈过，不过麦克丹尼尔的遗孀根据阿辛出庭时穿的衣服以及体形断定，当天在店里看到的凶手就是他。陪审团很快就裁定阿辛犯有谋杀罪并处以绞刑。在县长的邀请下，包括熊华在内的20多名市民于6月28日观看了整个行刑过程。据报道，在行刑之前，阿辛曾试图用“蹩脚的英语”同熊华对话，不过他所说的话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了。[16]
一年之后，也就是峰顶隧道通车一个月之后，熊华遭遇了更大的不幸。1868年7月，一场大火把他在奥本小镇唐人街开设的店铺烧了个精光，当时没有人在现场，也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相当可疑，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肯定有人故意纵火”。不过媒体并没有推测，这场大火是否与麦克丹尼尔的谋杀案有关。[17]
遭遇一连串的打击之后，1868年秋，熊华到特拉基寻求安慰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是一个异常艰苦的工作季，他需要远离铁路线和营地艰苦的生活，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慰藉。他跳上一列定期往返于铁路线的补给车就来到了特拉基小镇。
一旦来到特拉基，熊华有许多方法可以暂时摆脱烦恼。他不是直接去赌场就是去华人聚居区的理发店，好好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胡须，或者去洗个澡，把身上的污垢清理干净。接下来，他或许会去拜访中医阿福以治疗自己的病痛，他还会买一些成包的草药和其他药品，以便回到营地后熬滋补品。购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以后，他可能会去隔壁找18岁的妓女阿芳，他有时会多付给老鸨一些钱，这样他就能在那里多流连一会儿。
买春似乎并不会给熊华或者其他铁路华工带来麻烦，虽然阿芳生活困顿，但熊华并不在意。在美国西部，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背景各异的妓女，其他中国人，甚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认为，去妓院只是为了“休息一下”。[18]
如果熊华去了特拉基的赌场并且有幸赢钱的话，他就会大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有时还会叫上朋友们。他一般会去吃进口的皮蛋、新鲜的蒸米饭、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的中国屠夫做的流油的猪肉肠、特拉基小镇刚刚收割的白菜、辛辣刺鼻的咸豆腐乳、发酵的豆饼以及四邑地区特有的一种调味品。吃完饭后，他还会喝一碗用猪骨和紫菜熬制的紫菜汤，整碗汤的颜色很深，而且漂满了油。在回营地的路上，他还会吃一些从中国南方进口来的荔枝。如果足够慷慨的话，他甚至会买一些从家乡运来的红茶，用晒干的橘子皮包起来和营地上的朋友们一同分享。这是家乡特有的味道，他们可以在未来艰苦的岁月中细细品味。[19]
铁路沿线的城镇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东西，但没有一样能够像妓院那样引发华人男性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人中，没有一名女性，除了妓女之外，很少有其他女性居住在铁路沿线的小城镇里。
工资簿、新闻报道、回忆录都显示，在普罗蒙特里峰会合之前，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并没有招募华人女性。后来，在人口普查登记表和铁路公司的其他文件中提到过一些华人女性的名字，其中包括1880年住在特拉基小镇的10名华人女性。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她们是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不过工作内容不详，而且在中央太平洋铁路修筑的过程中，并没有她们参与工作的记录。虽然人数不多，但并不表明女性在铁路华工的故事中微不足道或者压根就不存在。她们在铁路华工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充分体现在他们的情绪、梦想和愿望中，偶尔也出现在他们远离铁路线的实际生活中。
华人男性不顾一切地与华人女性接触往往会引发骚乱。1869年3月，一位记者亲眼目睹了约400名中国女性乘坐中国号轮船抵达旧金山时的场景。“数百名”中国男性挤在码头上观看这些女性上岸和接受审查的过程。她们一个个地从次等仓走向码头，这种略带挑逗式的审查流程让码头上的中国男性“兴奋到了极点”。为了让男性和女性隔离开来，旧金山不得不出动全部警力，警察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维持秩序。上岸之后，女性被带到码头的一侧搜查违禁品，审查完毕之后，警察让她们坐上手推车或马车，送往城市的不同地方。每一辆车都有一名警察负责保卫，但即便这样，华人男性仍想尽办法去抓这些女性。当华人男性试图将女性和随同的警察拉下车时，相互竞争的男性大声地争吵，有时甚至会发生打斗。直到傍晚时分，整个场面才会安静下来。[20]
去妓院买春的确是铁路华工与华人女性最粗俗的互动方式，而卖淫在中国也是肮脏不堪的边缘化活动。传教士奥蒂斯·吉布森在返回美国之前曾在中国传教10年，回美国之后也从事与华人有关的工作。他认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中国人都对“贞操”特别看重，“卖淫”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21]
不过在美国，华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婚姻和家庭的纽带被严重弱化，甚至是不存在的，因此许多中国男性经常去妓院嫖妓。中国男性凭借采矿或其他拿日薪的工作获得了大量薪水，他们可支配的收入远高于在国内的时候。1868年，美国中华会馆出于政治、社会和道德原因强烈谴责卖淫行为，据他们估算，在加利福尼亚卖淫的女性多达1000人。另据一些人估计，从1860年到19世纪80年代初，在旧金山的所有中国女性中，参与卖淫的比例高达70%到90%。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旧金山参与卖淫的中国女性约为1200人。农村地区和小城镇中，妓女所占全部女性的比例与旧金山不相上下，1870年，大约有321名中国人居住在格拉斯瓦利，其中的34名女性几乎都被认为是妓女。1870年在内华达城，在人口普查登记册上登记的中国女性有100多名，其中94名都是妓女。由于西部盛行的排华情绪，中国女性普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男性普遍被认为是低贱的，这些数据可能有所夸大，但即便如此，这些数据仍表明，有相当多的中国女性在从事卖淫工作。[22]
这些女性被中国的不法分子当作商品买卖，大部分人的寿命短暂且生活悲惨。在中国，年轻的女性签订卖身契约后，被当作奴隶一样囚禁，或被走投无路的父母卖掉，被当作货物一样运送到美国。其中一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因疾病或自杀而亡，另一些人或者逃到基督教会寻求帮助，或者花钱摆脱悲惨的遭遇，还有一些人结婚之后从良。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买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仅需50美元，运到美国后能卖到1000美元。这些买卖与商品买卖无异，女性签订卖身契约，通过卖淫赚钱偿还贷款、生活费和旅费。短短一年，一位妓女就能为她的买主赚取2500美元的利润。[23]
例如，据估计，19世纪70年代，在内华达州的弗吉尼亚城，生活在这里的全部70名华人女性几乎都是妓女。买主们在旧金山用200美元买下她们，然后运送到卡姆斯托克矿区以800到1000美元的价格转卖。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央太平洋铁路修筑期间，加州的华人妓女数量达到顶峰，铁路修筑完成后，这一数量逐年稳步下降。1860年，旧金山一共有华人女性681名，其中妓女就有600名左右，比例高达85%；1870年，在全部2000名华人女性中，妓女约为1500名，比例约为71%；到1880年，旧金山的华人女性仍为2000名，但妓女的数量下降到435名，约占总数的21%。在特拉基小镇，妓女的数量也在下降。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没有一名华人女性被标记为妓女。妓女数量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卖淫行为的打压，另一方面是联邦政府专门针对疑似卖淫的女性出台了相关法律。越来越多的女性退出这一行业，选择结婚生子（一些人嫁给了铁路华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加州的各项统计数据都显示，华人男女的结婚人数逐年增加。[24]虽然华人男性经常流连于妓院，但华人社区的领导人强烈谴责卖淫及奴役妇女的行为。1868年，中华会馆公开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抑制卖淫行为，他们担忧地表示，卖淫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该组织的成员宣称，由于卖淫行径蔓延，“勤勉的人变得游手好闲，富有的人变得贫困，贫困会导致不讲礼节，进而目无法纪”。“随着盗窃和抢劫越来越多，犯罪率逐步上升，混乱和冲突不断升级。”中华会馆的成员宣称，不管从何种角度看，卖淫都是“社会的毒瘤”。那些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在控制妓女交易的同时，还控制了鸦片和赌博生意，这严重影响了正规商人的合法利益。出于这些原因，中华会馆请求加州政府禁绝卖淫活动，并禁止更多的华人妓女进入加州。[25]
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人们对卖淫活动的谴责越来越强烈，许多卷入这一贸易的人也站出来做证。她们动情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揭露这一人间悲剧。这是从中国人那里收集到的有关他们19世纪美国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即使考虑到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这些故事也足以让人闻之落泪。传教士威廉·卢米斯在美国华人中间颇具影响力，他讲述了一位名叫陈夏的中国男性的不同寻常的故事。1868年，陈夏在旧金山张贴了一张巨幅海报，用长文公开讲述了自己的悲惨经历。他声称，两年前的1866年，土匪闯入他的家乡，杀死了村里的许多男性村民，把妇女和儿童都掠走，其中就包括他的妹妹阿昭。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阿昭被带到旧金山强迫卖淫。每次想到妹妹可能遭遇的痛苦，陈夏就十分悲痛。他在海报中写道，“哎！哎！谁能忍受自己的妹妹被送去妓院呢？真是奇耻大辱！”陈夏奉父命前往旧金山寻找自己的妹妹。他言辞恳切地哀求他的同胞帮助他寻找他亲爱的妹妹，希望他们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她返回家乡。他恳求同胞们“帮助他的妹妹脱离妓院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这也是避免让自己的家乡因此蒙羞”。即便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陈夏仍旧没能找到自己的妹妹。[26]
几年之后，一个名为辛琴的人在公开场合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17岁就被迫卖淫的经历。1871年，她签订了契约，作为妓女来到旧金山。短短几年她就被买卖了4次。她说，“最新的这位女主人残酷地虐待我，她曾用鞭子抽打我，扯我的头发，掐我的脸颊内侧”。由于无法忍受如此悲惨的生活，她逃到了一家专门收容华人妓女的教堂。后来，她成为教堂的工作人员，为了躲避性奴役，数百名华人妓女躲进这家教堂，许多人嫁给了华人基督徒。[27]
有些女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这么悲惨，她们和买主签订契约，卖淫一段时间，比如说四年，用所得的收入来偿还债务。虽然不清楚女性在签订合同时是否自愿，有没有遭到强迫，但证据表明，一旦女性履行了合约的全部条款，她们完全可以获得自由。之前做过妓女的人甚至会变为老鸨，掌控着其他华人妓女。[28]
19世纪中期，美国就有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阿托伊，有时候她被认为是第一位赴美的华人妓女，她于1848年底到1849年初从香港赴美，当时只有20岁。她本来在中国结过婚，但是到美国之后成为一名无拘无束的妓女。据说她当时身材高挑，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魅力四射，很快就成为旧金山最漂亮、最成功的华裔交际花。几年之后，她开始举办迎合当地白人男性的西洋景，并且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妓院。据称，她从中国物色了许多年轻的姑娘来从事这一行业。她从中国购买一名女性只需40美元，支付她到美国的旅费80美元，转手就能以1000到1500美元的价格卖掉。她在当地的政治和社会领域臭名远扬，卷入法律纠纷的时候她还会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1868年，她洗尽铅华，在圣克拉拉县和自己的新任丈夫过着平静的生活。丈夫去世后，她在海湾边以卖牡蛎为生，直到1928年去世，当时距离她的100岁生日仅差3个月。阿托伊的经历是无法复制的，在美国生活的绝大多数华人妓女，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暴力和堕落。[29]
白人一方面对华裔女性卖淫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又对华人的性行为感到好奇，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官方经常就中国人这方面的德行展开调查，比如妓院经营的细节、白人去中国妓院“买春”的行为以及华裔女性的外貌有时候看起来就很淫荡等等。在旧金山，一位带有明显反华倾向的政治名人弗兰克·皮克斯利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实际上，华裔妓女的数量“远远不足以维持华裔男性的健康”。“从保健的角度来看”，他表示，“华裔妓女的数量供不应求”，似乎在同情那些性欲和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华裔男性。白人记者和观察家们尤其关注华裔女性的魅力，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阿托伊就是利用女性的魅力让白人男性为之着迷的。[30]
由于中国赴美工作的移民以男性为主，白人观察家有时会对他们之间的同性恋行为颇感兴趣。海关负责入境检查的工作人员经常会被问及抵达旧金山的华裔男性中是否存在同性恋者。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调查中，一位刚从中国游历回来的人被问及“中国人的习惯”，甚至问到“男性之间是否存在鸡奸行为”等问题，被调查者当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历史档案中，我们经常会发现类似奇怪的问题。[31]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特拉基的人口普查登记册上，有一位名叫阿约翰的18岁华裔男性，和3名年长的华裔妓女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他在职业一栏填写的也是“妓女”，当然了，有可能是调查人员弄错了。1870年，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数百名华人抵达美国南部参与其他铁路的修筑工作，鉴于当地人对这群陌生的面孔感到好奇，报纸就对他们进行了报道。记者尤其注意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刚完成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记者写道，“他明显打扮得更加精致，编着一条细长的辫子，用绸缎束起来，令周围的同胞相形见绌。就发型而言，他可以与任何时髦的女性媲美”。[32]
尽管关于中国人卖淫和买春的报道层出不穷，但对于大多数铁路华工来说，与他们联系最密切的仍是那些留在家乡的女性。铁路华工之所以辛苦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留在家中的母亲、妻子或心仪的伴侣。他们的目标就是寄钱回家或者攒下足够的钱成家立室。结婚生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对原生家庭和未来的家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家庭成员。
中国的男性认为自己有结婚的义务，作为他们的妻子，为家族繁衍后代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男性子孙。他们将继承祖先的姓氏，家中的长辈去世后，有义务为他们处理后事，举行祭祀仪式。只有生出男性继承人，生者才会心安。对于一个丈夫和他的家庭而言，妻子最大的价值就是为家族添丁进口、抚育后代。包办婚姻在中国十分常见，无论是哪个阶级，女性总是遭遇不公平甚至残酷的对待，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个别人和妻子培养出真挚而深厚的感情。
农家女儿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家纺纱织布，富家女儿虽然不愁吃穿，但却被限制在闺中。一些家庭条件稍好的汉族家庭，为了限制女子出行，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为她们裹脚。裹脚是对女性的摧残，大脚趾和足跟留在外面，把剩余的脚趾裹在足弓下面。经过多年的束缚，成年女性的脚或许只有4寸长，足弓早已断裂。社会上的主流观念认为，拥有“三寸金莲”的女性才更有魅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更加性感，能够巩固自己的婚姻。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没有裹脚的习俗，客家人和其他一些出身贫困的汉家儿女也不裹脚，她们生有一双“大脚”。在加利福尼亚，你既能够看到裹脚的女人，也能看到“大脚”的女人。[33]
没有证据证明熊华在中国或者来美国之后结过婚，不过其他铁路华工在家乡有妻子。这些女性在他们临行前或者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嫁给他们。家中的长辈希望借助婚姻关系让这些移民在外的人与家乡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以期他们有一天能够返回家乡。[34]在四邑地区普遍流行一种婚俗，拿一只山鸡代替新郎的角色，然后让新娘和山鸡拜堂成亲。这个不幸的新娘和那些真正和丈夫成亲的新娘一样，必须承担起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的义务。一些嫁给铁路华工的女性甚至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到死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人们称这样的女性为“金山之妻”，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寄钱回家，她在家含辛茹苦地抚育一两个孩子，最后被周围的人可怜地称为“贞洁寡妇”。有一些年轻的女性，可能刚一结婚丈夫就移民去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就讲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比如，下面这首民歌就讲述了一位被移民美国的丈夫抛弃在家乡的年轻女性的悲惨境遇：
忍割舍，
挺生飘异地，
帆驾太平洋万里，丢侬孤枕冷凄其。
青春怕独寝，
君何出外羁。
虽然游历到花旗，
恨隔程途千万里。
试问汝，
韶华曾有几？
……
纵使腰缠归十万，
也唔能买青春还。[35]
移民美国的华裔男性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伴侣。虽然随着时间推移，与非华裔结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在19世纪仍非常罕见。许多人认为，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在美国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华裔男性别无选择，只能同华裔女性结婚。他们认为自己最终还是要返回家乡，和家乡的女子共度余生。不过，选择移民美国的华裔女性也寥寥无几。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北部的威弗维尔地区有一两千名华人矿工，但是只有4名华裔女性。[36]1850年，旧金山的华裔男性有4000多名，但只有7名女性。到1860年，旧金山的华裔女性增加到700多人，约占全美华裔女性的37%。即便经过10年的移民，到19世纪6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中，大约95%仍是男性。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男女比例是39∶1，从1850年到1924年，在全美华人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到5%。[37]
许多铁路华工，至少那些有责任心的，会把他们拿命换来的钱一点地攒起来，寄给家乡的妻子和家人。然而在扣除日常开销之后，他们能寄回家的钱本来就寥寥无几，如果这个人有抽鸦片或赌博恶习的话，能够寄回家的钱就更少了。在中国的农村，他们的家也经常被土匪或盗贼盯上，因为他们认为，铁路华工寄回的金银肯定藏在家里。美国的华裔黑帮也使铁路华工能够寄回家的钱进一步减少。据报道，19世纪7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就曾逮捕了几百名帮会成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国。[38]
我们至今仍不清楚，铁路华工是如何把钱寄回家的，尤其是在移民早期。19世纪，国际银行和邮寄系统尚处于发展初期，但是好像在美华人要么自己亲自把钱带回国，要么就委托别人带回国。华商开办的公司也承接转交业务，旧金山和其他城镇的商店扮演了原始银行的角色，工人们一般把钱寄存在那里。黄金被兑换成白银，尤其是墨西哥银元，这些都是在中国广泛流通的货币。另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是在美国购买货物运送回中国，而不是托人把钱带回去。我们至今没有在中国发现美国的黄金或硬币。[39]
流往中国的汇款越来越多，汇款单和复杂的资金转账系统应运而生。许多海外华人定期给家中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汇款，有时候他们还捐款为家乡修建学校、议事厅和著名的碉楼。有些人甚至用汇来的款项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四邑地区越来越依赖这些来自北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的汇款。
正如移民海外的华人在加州以及美国各地留下印记一样，四邑地区的移民返回家乡时也把加州的风土人情带了回去。不仅铁路华工寄回家乡的金钱改变了这一地区，那些返回家乡的铁路华工带回去的外国制造的物品——有时候就是从铁路沿线购买的物品，外来词汇、新的文化要素和艺术视角以及新的行为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四邑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与外界产生联系的地区。从建筑样式、室内装饰到从国外带回的手工艺品、生产工具，这种影响至今在四邑地区的家庭和博物馆中仍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