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造金山，
担起遥仙[2]万分难。
竹篙船，撑过海，
离妇别姐去求财。
唔挂[3]房中人女，
唔挂二高堂。
——19世纪中期广东民歌[4]
绿色和褐色相间分布的田野以及湛蓝的天空，在铁路华工的故乡营造出一种慵懒闲适的氛围，人群的骚动在这里显得格外微不足道。数百座碉楼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若隐若现，与田野中的自然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碉楼是一种多层的砖石建筑，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地土匪横行，村民们将其改造为瞭望塔和堡垒。如今，这些建筑仍矗立在当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南方这一地区的居民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5]
从19世纪初开始，数百万人陆续离开这个人口稠密，面积却不足75平方英里（194平方千米）的地方，前往远在千里之外的最终定居地。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家庭以及祖祖辈辈固守的生活方式。广东四邑远离中国北方的皇权所在地，远离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商业中心，这片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飞地就是铁路华工的故乡。据统计，仅台山一邑在19世纪就有1/4的人口——大约20万人前往海外谋生。[6]或许他们以前只是普通的农民，但凭借着充沛的精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改变了那方远离其原始村庄、田野和故乡的地方。为了保护留在家乡的亲人，那些获得成功的华人从海外寄钱回来修缮碉楼，因此，碉楼象征着海外华人对故乡的牵挂和忠诚，也代表着海外游子和故乡亲人的联系。
19世纪，广东四邑是指新宁（后来改为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在广州下辖的15个县当中，四邑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19世纪中叶，广东的总人口约为2500万，并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和战略要地。19世纪，几乎所有赴美华人都从广州起航。连绵不断的群山将四邑与省内的其他地区割离开来，四邑以东是香港，以北是大城市广州。平原地带水道和沼泽纵横交错，用泥土和岩石将这些水道和沼泽改造为耕地，便可增加农田和居住用地。
四邑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水道纵横，适宜种植水稻，而水稻是湿地农业的主要农作物。一眼望去绿荫千顷，农田里的水稻是绿色的，丘陵上的柑橘以及其他果树是绿色的，蚕蛹的主食桑蚕叶是绿色的，用来编织篮子、蒲扇、小家具和帽子的耐磨的棕榈叶也是绿色的。根状植物和叶状植物都是绿色的，除此之外还有小型的水生植物和海产品，这些构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饮食。在这里，用途广泛的绿竹随处可见。[7]
珠江及其支流东江、西江和北江水量充盈，河道纵横交错，这些河流从西向东注入南海，在下游地带冲积形成珠江三角洲，四邑就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四邑大致与佛罗里达州南部处于同一纬度，在感觉和外观上也与一马平川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类似。实际上，在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线修筑完成之后，许多华工选择在美国南方腹地定居，也是因为那里在外观和气候方面与家乡类似。此外还有一些人选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地带定居，该河流所经之地气候温暖湿润，最终注入旧金山海湾。不管在家乡还是海外，四邑人都离不开阳光和水。
早在1000多年前，人们就在四邑这片土地上定居、精耕细作，19世纪初，美国人刚踏上中国时就注意到了四邑这片富饶的土地。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斯皮尔曾在珠江三角洲居住多年，曾试图向家乡的人们描绘这里的情景。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那被“竹林包围的村庄”、“菩提树以及其他树木”，他在日记中写道：“极目所见，皆是绿树。”斯皮尔非常敬佩四邑人精耕细作的种植方式，他写道：“中国人能够在所有平坦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也只有他们知道如何才能从大自然中获得最大的回报。这里就像是一个群山环抱下的大公园。”[8]大片的原始森林早已消失，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大量砍伐森林，大部分野生动物不是被吃掉就是被赶走。
一个村庄就是这一小片区域的核心，简陋的砖房密密匝匝地建在一起，有时两家共用一堵墙。村民们都住在一起，农田远离村庄。这一点和美国不同，美国的农民都居住在自己的农场里，彼此相距很远。这样的居住环境使村民之间互动频繁，有关机会的谣言或新闻也会不胫而走，这是当地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也是当地村民的一大习惯。在美国，铁路华工们也保持着这样的社交方式。
在泥土路上步行或在小河流里乘船大约一个小时后，你就能看到另一个村庄。再远一点就是市镇所在地，人们在这里进行基本的贸易活动和简单的娱乐活动，市镇是这一片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9]斯皮尔写道：“市镇拥挤的街道上人潮涌动，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之需，人们用尽了各种手段，从事着各种职业。”[10]斯皮尔看到的有商人、批发商、小店主、工匠、手艺人、小贩、工人、艺人、当铺商人、放债人、厨师、屠夫、编织者、演员、造纸者，行销海内外的手工艺品的制造者、赌徒和流浪汉。他们贫富差距明显，教育、文化和家庭背景各不相同。这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前往同一个目的地——美国。
四邑人说着不同的方言，不来自同一地区的人根本听不懂。这些差异很大的方言被统称为“广东话”，这一术语抹杀了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这一地区的文化、社会情况和民族状况复杂而多样，但大部分人都接受过初级教育。虽然绝大多数前往美国的人教育水平都不高，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学识渊博。[11]
广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年，从四邑乘船沿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河道就可到达这里。从公元226年开始，广州就成为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近几个世纪以来，它又成为南方的经济中心之一。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条繁忙的商路对中华帝国来说至关重要，它将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地区、东南亚、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甚至非洲联系起来。
葡萄牙人是最早经海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16世纪早期，他们定期与广州附近的中国人进行贸易。16世纪中叶，他们侵占了由一个半岛和两个小岛组成的澳门，这是欧洲人在亚洲取得的第一块永久居留地。澳门与四邑隔海相望。
广东省沿岸有上百个小岛，这片水域渔业资源丰富，沿岸人民以捕鱼为生。他们把一部分捕获物卖给海鲜市场，另一部分则暴晒后用盐腌制保存。来到加利福尼亚之后，他们依旧保留着这个习惯。他们以大米为主食，同时也食用各种干制、腌制和发酵的蔬菜、果脯、野菜、菌类、花朵和花蕾，此外还有茶叶、豆类、坚果和香料，这些都使他们的饮食变得多元化。饮食一直是广东人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中心，来到美国后，由于口味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依旧对故乡的食物保持着特有的偏爱。
广东的地理环境使中央集权制度很难在这里推行，因此地方主义强烈。这里靠近海洋，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当地人的冒险精神。沿海地区方便了人们外出探险，但也同时面临着走私者掠夺、海盗抢劫和外国人入侵的风险，有时这三种危险同时存在。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开展违法的鸦片贸易，最初也兴盛于这一地区。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购买的鸦片沿着疏于管理的海岸线流入中国，由此引发了土匪横行、官员贪腐、社会运转不畅和经济崩溃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数百万人，包括许多移民到海外的人都对这种残害身心的毒品上了瘾。不久之后，中英两国于1840年开战，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四邑地区的渔民每天听着轰隆隆的炮声度日，还亲眼目睹了中英海战的场景。在四邑这片热土上，人口的迁徙、对家园的深切依恋和社会动荡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12]
中国南部沿海地带是亚热带气候，因此四邑人几乎没有体验过北美地区极寒的天气。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艳阳高照，夏季气温最高可达80华氏度（26.7摄氏度），冬季最低则降至50华氏度（10摄氏度），充足的水汽使这里的空气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潮湿沉重，降雨也都是倾盆大雨。即使是十一、十二月，大雨也有可能持续数天之久，降雪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异场景。这种气候下，农作物全年皆可生长，农民一年能收获两到三季庄稼。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方便劳作，四邑人全年都穿着轻便宽松的棉质衣物，戴着遮阳草帽，穿着最简陋的草鞋，穿行在尘土飞扬或潮湿炎热的田野中。孩子们赤着脚到处乱跑，四邑人冬天也会穿棉袄，但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穿厚厚的毛衣、沉重的皮靴、粗布工作服和防风的厚外套，不过，这些都是在加利福尼亚山区工作时必需的装备。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寒冷的天气、暴雪和炙热的沙漠，对他们来说就像是闻所未闻的传说或荒诞的民间故事。
四邑地区季节分明，恐怖的暴风雨时有发生。季风通常在夏季和冬季来临，暴风席卷沿海地区，带来倾盆大雨。每逢季风来临，出海航行就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冬季。最可怕的是台风，这是一种热带气旋，以每小时50-100英里（80-161千米）的速度向前推进。台风在香港可达到创纪录的150英里（241千米）的时速。台风通常在每年夏季出现，一般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普遍的破坏。气候还决定了四邑人出海的时机，由于天气和家庭因素，每年农历新年过后是出海的最佳时机。春节期间，家庭成员欢聚一堂，祝福即将出海的亲人旅途平安，在海外一切顺遂。[13]
四邑人对故土怀着深切的依恋，但他们深知自己并不是一直生活在这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四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偏远地区，家族宗谱和村史显示，他们的祖先也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其他地区迁移过来的。许多人的祖先几个世纪以前从北方或中部迁徙到此，四邑人对家谱极其重视，男性子孙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祭奠祖先。通过这种仪式，四邑人希望把家族精神世代传承下去。这种需求塑造了四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并在美国被忠实地传承下去。这种对家庭和仪式的关注也意味着他们会分享有关家人、朋友和邻居的消息，当然也包括那些移居海外的人的消息。
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铁路华工对19世纪中期四邑的乡村生活进行过完整的描述，但同一时期作为铁路华工来美的四邑人许芹撰写了一部值得关注的回忆录，其中描述了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还是个孩子时自己所在乡村的生活图景。多年以后的1932年，那时的许芹已经80岁高龄，他回忆起自己在中美两国的生活，撰写并出版了回忆录，帮助其他人了解在美华人的生活经历。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被公认为美国最著名的华人牧师。[14]
和大多数其他华人移民不同，许芹抵达美国后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在纽约定居，后来被任命为纽约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的第一任牧师，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就是将近40年。[15]虽然他从未受雇成为铁路工人，但对铁路华工这一群体却非常熟悉。他和华工们来自同一个地方，从小在相似的环境下长大。他关于自己孩提时代家乡、村庄和当地环境的描述，展现了许多深刻而敏感的细节，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这部书深刻洞察了在美华工的普遍经历，他于1868年来到美国，那时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线马上就要竣工。
许芹出生于1854年，祖籍广东省台山县永宁村。许氏家族200多年前从中国北方迁徙到此，根据他的描述，他所在的村庄“距离大海不远”，“四周群山环抱，所到之处皆是稻田”。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他所在的村庄就像台山县其他被群山环抱的乡村一样，不算太大但并不贫困。他小的时候中国南方爆发了几次社会动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反而没有受到这些动乱的波及。虽然，他生活的乡村“距离省会城市广州只有90英里（145千米），但我们与其他县市几乎没有任何往来”。他对发生在周围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包括19世纪50年代席卷中国南方大部分省份，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太平天国运动和1856-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长达3年之久。他没有关注这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到底是因为所在村庄的与世隔绝还是由于他的年幼无知，我们不得而知。
他家的房屋非常简陋，他的父亲、两个哥哥、他以及一头牛住在一间屋里，这间屋还要被用作厨房。他的母亲住在另一间屋里，因为地方狭小，他的两个姐姐晚上只能睡在祠堂里或者村里为未婚女子准备的公屋里。从6岁起，她们就在这里学习中国传统女性必备的手艺、技能和方法，她们也在这里完成裹脚，这是对女子的残害，但大部分汉人都认为这样做可以让女子看起来更摇曳多姿，便于出嫁。许芹的姐姐白天和父母兄弟一起在稻田里劳作。在许芹家里，供奉着三个神明（一个护家，一个保护牲畜，一个保护厨房，这是一家人食物的所在地）的牌位，粗糙的砖炉里燃烧着水稻的秸秆。这个家庭在当地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许多出身这种家庭的年轻子弟都选择去海外闯荡。
实际上，他所在的村庄很小，总共只有14户人家，大约有70多人。村里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关系，房屋在外观和布局上也大同小异。房屋由砖坯垒成，屋顶铺有稻草，呈“U”形，里面住着至少两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这种大家庭一般是几代人住在一个院落里，房屋的中心是一个庭院，鸡和猪就在庭院里活动。村里的房屋统一坐北朝南，前厅和卧室相连，是敬拜祖先、会客和举行其他重大活动的场所。
风水是一种旨在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信仰体系，风水原则贯穿建筑修造的全过程，从房屋选址到门廊的设计再到室内装饰，甚至整个村落的布局都要提前看风水。村庄背靠一大片竹林，保护村庄免受神秘的自然力量的破坏。村庄的公共设施都建设在南面，包括一个操场、一口井和一个池塘。每隔3年，在池塘里养鱼和贩卖的权利就会公开竞价。
通过血缘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村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他们信奉着一种复杂的宇宙论。他们走到哪里，就会把这种信仰带到哪里，包括去美国。他们相信人定胜天，但是在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都会进行占卜，请示上天和神灵的旨意，以便得到不可控制的神秘力量的帮助。铁路华工来到美国之后，依旧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公开举行传统的仪式，这让许多美国人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四邑人举行的这些仪式属于封建迷信或异教信仰。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虽然这种仪式给不了四邑人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却能给他们带来精神慰藉。
举行礼拜仪式不仅对每个家庭很重要，对整个村庄也是如此，村里建有祠堂和神龛。神龛是放置神仙塑像和祖宗牌位的小阁，四邑的一些村民甚至宣称有一位新的女神（Songjiu Funu），她会保佑那些出国的人。[16]祠堂是一个规模稍大的建筑，里面供奉着历代祖先的牌位，放置着村民的出生簿和死亡簿。祠堂也被用来当作私塾，村里的男孩都来这里接受教育。许芹在这里接受了几年教育，学习了基本的读写和语法知识。即使许芹来自偏远的小山村，但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是很常见的事情。女孩接受教育即便不是闻所未闻，也是十分罕见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被称作文盲，许芹在回忆录中语带悲伤地说，她们不得不依靠男人为她们读信和写信。[17]
四邑人的生活以耕田为核心，记录着人的生老病死、成家立业。村里的人很小就下地劳作，甚至连当地的野生动物都提倡辛勤劳作：当地的一种鸟悠扬的叫声被村民们解读为“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艰辛的生活不养懒人，传教士威廉·斯皮尔认为，华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表现出来的勤勉是与生俱来的：“多年辛苦劳作似乎磨平了中国人的棱角，以至于忍耐和勤勉已经成为他们精神和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热爱工作、敬畏工作，能够从工作中获得幸福和尊严。工作已经成为他们身心的必需品，就像消化系统需要食物，肺需要空气一样。”[18]
许芹回忆说，孩子们玩耍的时间虽然很零散，但依旧很快乐，一些重要的节日就是最快乐的时候。以农历计，春天的端午节、夏天的七夕节、秋天的中秋节以及初春最重要的春节，贯穿整整一年的时光。每天的食物都很简单，基本上都是大米、土豆、绿色蔬菜，一个月只有几次可以吃到鱼或肉。无论去哪里都是步行前往，没有任何机械动力，有的只有人力、火以及最基本的水力和风力。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大一点的市镇，许芹的父亲偶尔去那里买盐、鱼和水果，回来之后再卖给附近的村民。不管是在村里的池塘里养鱼出售，还是把从远处买来的货物卖给附近的村民，不管是将剩余的稻谷拿到市集上出售，还是定期使用现银，都让许多四邑人了解了基本的商贸规则。对于市场经济的初步体验，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渔业领域的多重经验，都为四邑人的海外冒险奠定了基础。[19]
如果不是永宁村之外的地方发生的动乱迫使他离开的话，许芹可能永远不会离开深爱的家庭和熟悉的村庄。因为他所在的村庄并不像他在回忆录的开头所说的那么闭塞，这一点他也很清楚。19世纪30年代，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剧，在这种外力的冲击下，南方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经济模式都被打乱了。19世纪50年代末，虽然许芹年龄很小，但对于当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肯定也有所耳闻。客家人操持着不同的方言，保留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客家人从不给女孩子裹脚。客家人和本地人在广东共同生活了几百年，彼此邻近却相互仇视。19世纪中期，双方的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血战，上万人在械斗中死亡，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本地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冲突与另一场更激烈的冲突密切相关。1644年，清入关建立统治，1850-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令清朝的统治风雨飘摇。这场革命运动的起源地就在广东的邻近省份广西，太平天国实际控制中国长江流域长达数年之久，至少250万人在这场内战中丧生。此外，19世纪50年代，红巾军起义[20]也席卷了整个广东地区。
这些冲突引发的流血事件举世震惊、臭名远扬。容闳是首位留学美国的华人，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回忆说自己曾亲眼目睹可怕的处决场地，清朝总督叶名琛在那里处决了上万名叛乱分子。[21]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将种族间的不和和政治上的对立带到了美国，19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的山区，甚至在铁路修筑过程中，他们内部依旧冲突不断。[22]
许芹曾有一个年轻的亲戚去海外闯荡并返回家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从这位亲戚那里听到了令人心潮澎湃的故事。他讲到了“奇怪的城市，红头发蓝眼睛的人以及山区里随处可见的金块”。一位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堂兄描绘了旧金山的富饶场景，之所以称其为旧金山，是因为1849年兴起的淘金热（中国人为了淘金前往澳大利亚，将墨尔本称为新金山）。这些故事让孩童时代的许芹对海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他回忆说，他的妈妈告诉他，自己有一次陷入狂热的臆想状态，不停地说自己要去“金山”。[23]“淘金热”对他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对早年从乡村向外迁徙的移民来说，寻找黄金是一个普遍的诱惑。
因“淘金热”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人绝不止许芹一人，19世纪中期的加利福尼亚是一个令人惊叹和向往的地方。中国人为其取名“金山”，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还算恰如其分。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刚刚加入联邦时，还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总人口不到93000人。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片土地拥有无穷的潜力。它的人口激增，得克萨斯州的面积比加利福尼亚州大得多，但在繁忙的旧金山海港、太平洋沿岸长达800英里（1287千米）的海岸线、通往亚洲的联洋高速公路、中央河谷肥沃的土壤、四通八达的河道系统以及太浩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红木森林公园、高耸入云而又连绵不绝的内华达山脉的壮丽景色面前，马上就相形见绌了。不仅如此，1848年，有人从发源于内华达山脉的溪流中发现了金子，这种贵金属吸引了大批人前来淘金，世界上其他地区从未让人如此向往和惊奇。
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对于中国人来说，“金山”意味着该州北部的广大地区。南方的发展相对滞后一些，北方看似蕴藏着无尽的机会，许多人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来到这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沿海地区气候温和湿润。中央谷地被沿海丘陵包围，不会受到太平洋的直接影响，拥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气候炎热多雨，和广东省类似。这对于血液中流淌着农耕文明的四邑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定居地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故乡地狭人稠，拥有上千年的农耕文明，但19世纪加利福尼亚州广袤的土地上，除了在此定居的土著人之外，大部分地区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其丰富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加利福尼亚州境内主要有两条河流，发源于北部山脉的萨克拉门托河和发源于中南部内华达山脉的圣华金河。两条河流汇合后在旧金山海湾形成巨大的三角洲，其主干及支流流经加州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为通航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还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充足的生活和灌溉用水。若想从新建的内陆城镇萨克拉门托、斯托克顿和马里斯维尔前往旧金山，短途的内河航行便可到达，方便快捷。其他河道网，如亚美利加河、默塞德河、费瑟河和尤巴河为进一步深入矿区提供了便利。
还有一些中国人选择在太平洋沿岸定居，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旧金山海湾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来自四邑地区的华人对鱼、牡蛎、蛤蚌、鲍鱼、螃蟹和海菜都了如指掌。华人聚集形成的渔村被称为“中国营地”，他们还从事养殖活动，为该州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他们的故乡中国提供了大量新鲜或腌制的食品。据前往加利福尼亚旅行的人说，该州到处可见华人的身影。一些华人后来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前往俄勒冈州、内华达州以及更远的地方，但自远古以来，中华文明就对金光闪闪的黄金推崇备至、梦寐以求，中国人之所以来到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山区，也是因为黄金，那里丰富的矿产资源正等着人们去开发。随着时间流逝，“金山”成为远离家乡的梦想之地的代名词，在那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24]
清政府害怕从海外回来的移民散布煽动性言论，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屡次发布移民禁令，而且还威胁要处决从海外回来的移民。尽管如此，许多人仍不顾禁令的阻挠，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故乡。后来，地方政府对移民潮转而采取放任态度，迁徙到离广州不算太远的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该地区历史上的一大特色。为了逃避当局的禁令，华人移民一般将由外国控制的香港和澳门作为中转站。[25]
最终数百万人，其中大部分为男性，离开了故乡前往东南亚，少部分人前往美国。许芹回忆道：“我们年轻人也受到这股移民热潮的影响。”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人开始大规模赴美，到1868年许芹移民美国时，大约有107000名华人抵达美国。后来，大概有33000人返回故乡，留在美国的有70000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四邑地区。没有人想永远留在美国，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努力工作，积累一笔可观的财富，然后回到故乡安度晚年。但是加州对他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再加上铁路上的工作，都成为他们留在美国的理由。许芹和铁路华工是同一代人，他们在战争和动乱中长大，同样受到移民热潮的影响。[26]
对于这些赴美的华人来说，他们的旅途并不孤独。一些人和近亲结伴而行，对另一些人来说，旅途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移民变得更加普遍和平常之后，这种特征就愈加明显。移民们从同乡或亲朋好友那里得知，他们可以在美国找到工作，一般会沿着同乡或亲戚走过的路线去往美国。与家庭、宗族和故乡的联系构成了华人生活的核心，甚至在他们移民很久之后，这些联系都未曾中断。在美国，与亲戚的血缘联系和与老乡的同乡之谊为华人的工作和商贸往来奠定了基调，也为他们提供了衣食来源和精神慰藉。
负责招募华工的人和华商为许多移民安排了行程，在旧金山，招募华工的组织和同乡会负责安顿刚到美国的移民。一些人乘坐华商拥有的船只从香港转道赴美，大部分人乘坐英船或美船赴美，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太平洋邮轮公司以及由铁路公司直接创建的后起之秀东西洋轮船公司，两家公司都从这一航线中获利颇丰。从1860年到1874年，大约有112000名华人取道香港前往美国，大部分人选择在旧金山登陆。[27]
轮船公司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华人移民的政策。太平洋邮轮公司于1867年开设了从旧金山到亚洲的定期航线，还发行了自己的报纸，旨在带动太平洋地区商贸和旅游的发展。在1867年1月1日发行的第一期中，该报纸用中文发表了一篇长文，旨在告诉有意向赴美的华人，只要努力工作，美国就有大把的就业机会等着你。黄金以及新兴的铁路行业被重点提及。[28]
这篇文章宣称，一家铁路公司“急需数千名工人”，修筑一条从萨克拉门托远至密西西比河流域，横贯整个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该公司已经招聘了11000名工人，还需要再雇佣10000多名工人，即便这样，整个工程至少还要持续三四年。[29]此外，连接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的铁路线也已经开始修建，如果不愿意修筑铁路，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这篇文章用飞扬的笔触提醒读者，在加利福尼亚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大量等待开采的黄金。这篇文章的作者向读者们保证，去美国工作，每月的工资是20到35美元，对于质朴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现在可以乘坐蒸汽机船前往美国，耗时只有原来乘坐帆船时的一半。此外，华商还能协助他们做好具体的安排。该报宣称，“便捷的旅途和对工人的巨大需求，使旧金山成为全世界工人福利最好的地方”。这一消息充满了鼓动性和诱惑性，证实了之前口口相传的听闻。铁路上的高薪工作吸引另一个中国少年罗耀来到美国，他的朋友和堂兄告诉他，在旧金山，“去铁路上工作可以赚大钱”。[30]
被这些公告吸引的大都是年轻的华人男子，他们一般都是和亲友或老乡一起踏上漫长的旅途。从1875年和1876年从中国到旧金山的乘客名单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年赴美的华人移民的集体身份。
1875年2月15日，阿拉斯加号汽船停靠在旧金山港，船上共801名乘客。这艘船隶属于太平洋邮轮公司，取道香港抵达目的地横滨后，穿越太平洋返回美国。船长和美国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咨询乘客后为该公司编制了这份名单。船上的全部乘客，至少大部分乘客都是广东人，名字的排序也足以说明这一点。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来编制这份名单的，而是根据他们的籍贯，也就是“出生地”来编制的。身份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和最后的居住地，这一栏只简单地标注为“中国”。[31]
801名乘客都是男性，大约来自110个不同的村庄，拥有5人以上的村庄只占小部分，不过约80%的乘客都有来自同一个村庄的同伴，许多人都拥有同一个姓氏。比如，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成春县的新兴村，共53人，在这53人中，有32人姓李，还有10人姓黄。当时，汉语的英译存在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除了22名8到12岁的男童标注自己是“学生”之外，其余所有乘客都声称自己是“工人”。这些男童之所以赴美可能是因为政府推行的“幼童留美计划”（1872-1881年），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清政府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年纪最大的乘客是50岁，但是这批乘客的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许多人只有十几岁。[32]
第二份乘客名单来自从英国利物浦出发的盖尔人号。1876年8月，这艘船停靠在旧金山港，虽然这艘船的载客量是700人，但当时只载了192名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美国移民局驻香港的工作人员核查了乘客的身份之后，证明他们全部都是“自由且自愿的”。在192名乘客中有一名或者两名成年女性（据记载，一位母亲带着一名5岁的男童），一位女性乘客标注自己的身份为“学生”，剩余的皆为男性乘客，平均年龄为20出头。和阿拉斯加号上的乘客一样，这份乘客名单也是按照籍贯排序的，最大的群体来自孙宁村，大部分乘客集中为两个姓氏。这两份乘客名单表明，华人赴美是集体行为，与家庭、宗族和籍贯密切相关，而且绝大多数移民为年轻男性。[33]
这些旅客的移民经历可能与许芹类似，他们离开熟悉的家乡前往美国主要是为了寻找黄金和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而不是受到丰厚薪资的吸引，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不是迫于生计而离开。就像许芹后来所说的那样，首先想到去海外发财致富的是他和他的三个堂兄弟，而不是他的父母。他们告诉父亲自己的冒险计划，当时，许芹的两个堂兄才20岁出头，他和他的一位堂弟才只有14岁。[34]
他们的父亲没有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实际上，他们还支付了30美元的旅费。许芹的父亲把家里的田地拿去典当，据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很少提及外出闯荡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他相信自己的父亲“非常具有商业头脑”，将这种冒险看作是一种投资。实际上，许芹写道，自己的父亲“有一些亲戚，离家的时候和他一样穷，回来时都已经飞黄腾达”。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因为被反复提及，也便有了鼓舞的力量。这也证实了一些历史学家的结论，即从四邑前往美国闯荡的移民并不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人”，按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他们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移民需要旅费，四邑地区当时的借贷合同显示，像许芹这样的家庭，为了支付年轻的家庭成员外出闯荡必需的旅费，一般都质押家里的土地获得贷款。[35]
许芹和他的堂兄弟认为自己只是短暂地离开，很快就能衣锦还乡。许芹的家庭为了支持他移民负债累累，但许芹自己却是自由的，相比那些出卖自己未来的劳动力来获取旅费的人来说，他在海外选择时拥有更多的自由。后者的旅行方式被称为“赊单制”，订立契约的雇主预先支付借款人的旅费，借款人用在美国的收入支付本息。尽管许多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也采取这种方式支付旅费，这种方式却因与契约奴役制类似而备受争议。（很多）在美华工经常被激进的反华势力称为奴隶，他们认为华工甘心被华商和订立契约的雇主利用，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这种错误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种族偏见，许芹的回忆录和其他各种详实的资料证明，移民美国的华工很多都是自由且自愿的。
年轻的许芹和他的堂兄弟们知道，只有运气足够好才能获得成功。他们已经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好了准备，但却不知道前路有多悲惨，需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1868年一个和煦的春日，许芹和他的三个堂兄弟扛着铺盖卷和装有几件随身衣物的竹篮离开了家乡。四个人来到海边，打算先乘船去香港，从台山到香港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下游的入海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这座港口城市已经发展成一个繁忙的商贸中心，中国人想要移民美国，也大多选择从这里启程。当然了，像许芹这样的乡下男孩，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建筑、船只、人群和如此繁华的商贸往来。
和许芹的下一段旅途不同，四人的这一段旅途是短暂而平静的。四人在香港待了一个月才订上了前往美国的船票。他们在香港繁忙的码头边上消磨时光，好奇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欧洲人，根据许芹的描述，他们从未见过“拥有红色头发和蓝灰色眼睛的人”。尽管他没有提及，但许芹肯定还看到了许多其他奇异的场景，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见识了许多不同长相的人，大量来自非洲、太平洋岛屿、南亚和南美的船员、旅客和冒险家都汇聚在香港。香港的语言、音乐、服饰、机器设备、饮食，那里的人们展示的生活方式和富裕的景象，对于一个刚从乡下到来的质朴少年来说，无疑是新奇和陌生的。他以前可能见过火枪、巨大的铁炮和维持秩序的军人，但他肯定想象不到，在快速发展的香港中心地带，会有如此多的人、帆船和军舰，会有如此壮观的高楼大厦和如此开放的公共场所。
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船，向着最终的目的地出发，他们从头到尾仔细地打量这艘船，这艘船和周围的环境一样让他们感到新奇。虽然那时候，明轮汽船经常出现在太平洋洋面上，但许芹乘坐的却是一艘“有着三根巨大的桅杆和漂亮白帆”的大汽船。他回忆说，虽然亚洲人、太平洋岛民和其他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人经常在航行于太平洋的汽船上工作，但所有的船员都是白人。与许芹同乘一艘船的乘客并非都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和美国白人。据许芹回忆，他并不知道航行路线，只知道天气比较温和，船只一路上也没有停下过。
每逢风平浪静的日子，船只就在平静的洋面上无精打采地漂流。逆风偶尔会把船只推向相反的方向，风暴来临时，倾盆大雨就会落在木制的甲板上，为乘客提供新鲜的洗漱用水和饮用水。曾经有一次，船上乘客间流传着一则可怕的传言，说船长在漫无边际的公海上迷失了方向。实际上，由于对风向和洋流的季节变化尚未完全掌握，所以航行的路线经常发生变化，还未固定下来。船只一般依靠北太平洋的顺时针洋流，从香港向北绕过台湾，然后再北上抵达日本东海岸，随后便一路向东驶向夏威夷群岛的北部。从旧金山返航的船只，一般沿着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海岸南行，以借助夏威夷群岛南部向西的赤道洋流。
航行时遇到的各种状况考验着年轻的许芹和其他乘客的信心，但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也无从准备。
行到中途，许芹最年长的堂兄，也是他们几个公认的领袖突发高烧，最后在抽搐中死去。虽然许芹没有记录这位堂兄死亡的具体细节，但他还是记录了自己的绝望。他回忆道，堂兄的尸体在简单包裹之后被扔进大海，自己盯着黑漆漆的大海看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遗体永远不可能回到故乡，这就意味着他的魂魄只能永远游荡在无穷的海底。那些后来死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他们的遗体没有运回故乡，也意味着他们的魂魄只能游荡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结局。“我们的灵魂人物死了，我们三个将何去何从呢？”许芹在心中暗想，“不安的情绪总是涌上心头，他的死必然为我们的冒险之旅投下可怕的阴影。”
根据许芹的记载，堂兄的死让他接下来几个月的航行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他根本无暇记录这次航海旅行的其他方面，比如他们的饮食如何，拥挤而焦虑的乘客有何社交动态，白人船员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是否已经展现出某些种族优越感，等等。
1870年，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旅途中的场景，大部分华人挤在甲板下面狭小的空间里，自发地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选出一个人来做饭，并委托他向白人船员索要食物。根据记载，吃完饭之后，中国乘客就会“躺在自带的躺椅上，或者倚着舱板之间的竹竿，听着二胡声沉沉睡去”。他们玩纸牌或其他游戏，偶尔会发生争吵甚至打架，但大部分时间能够和平相处。如果要举行什么仪式，他们会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只要想祈祷，中国人总能找到合适的场所。”从其他搜集到的航行日记中我们得知，航行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包括令人饱受折磨的晕船、沾染重病、极度拥挤的空间和偶有发生的争斗等。我们可以推测，在前往美国之前，这些乘客的境遇应该有着巨大的差异。[36]
许芹在回忆录中讲到了几个困扰许多学者多年的重点问题。首先，许芹的家乡虽然位于台山县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但与广阔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虽然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但农民们为农业经济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并非对东亚的变化毫不知情。敢于冒险和求富的文化使个人的经济野心不断膨胀，商人们买卖柑橘、大米、海产品、丝绸和手工艺品来获取利润。数百年来，临近的佛山市一直生产金属制品和陶瓷，供销海内外市场。根据许芹的描述，乡村生活虽然质朴，但他的父亲对他移民美国持支持态度，表明他的家庭受商业文化的浸润已久，以及他想外出试试运气的广泛动机。事实上，贫困并不是所有人移民的动机，对于许芹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来说，他们只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而已。
矛盾的是，虽然四邑地区在中国内部相对孤立，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频繁。19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入侵快速而显著地改变了珠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国首个受到外国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深远影响的地区，广东人尤其讨厌傲慢的英国人，普遍厌恶那些不守规矩的外国士兵、商人和探险家，因为他们扰乱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秩序。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就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动和抗议活动，外国人认为广东是中国最排外的地区，因为广东人频繁地与外国人爆发冲突，但他们也是最熟悉外国人的中国人。[37]
许芹的描述与那些因苦力贸易被迫移居海外的人的经历截然相反。他承认，上万名华人被运往古巴当“奴隶”，他们被暴力挟持或被诱拐到那里的种植园当苦力。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苦力贸易在广州周边地区达到鼎盛，后来因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道德谴责而不那么猖獗。[38]1859年，一份详尽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847年到1858年，至少有28000名华人乘坐71艘船来到古巴，这些船大多来自欧洲。至少有4000人在旅途中丧生，英国船只上的死亡率在15%左右，秘鲁船只上的死亡率高达40%，而美国船只的死亡率在12%左右。[39]
这些悲惨的数字反映了中国侨民历史上广泛的强迫劳力输出模式，虽然1833年英国政府出台法律，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但一直到19世纪，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帝国内部，契约劳工一直以苦力贸易的形式持续存在。海盗和土匪从中国和印度劫掠了数万人，把他们输送到世界各地的种植园或矿场做苦工。许多人是战争中的俘虏，还有一些人是借债人或被劫掠的流动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大约50万华人被劫掠到古巴、秘鲁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大部分都以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为中转站。苦力（coolie）这个词来源于泰米尔语，在泰米尔语中，这个词就与工作有关。无独有偶，在汉语当中也有一个类似发音的词“苦力”（kuli），意思就是干重活的劳动者。[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