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回事，先生。”
“她一次也没有受到过表扬吗？”
“据我所知，没有。”
“但她是你们那儿干的时间最长的员工之一。”
“是的，我们很有耐心。”“斗鸡眼”说道。
“但据我所知，阿乔克是你们那儿最优秀的员工之一，这就是她被调来负责打扫政府大楼楼道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把她调来调去。她在好几个地方干过，别的员工都对她有怨言。”
“这些怨词你有书面性的东西吗？”
“没有。如果我们整天搞这些事的话，工作就没法干了。人家抱怨也是私底下抱怨的，而不是写个什么正式的文件。”
“这么说你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存在这种书面性证据的东西了？”
“证明什么？”
“阿乔克太太的不称职。”
“她总换地方，这一点就是最好的明证。”
她干活儿不知辛苦，所以上头才把她调来调去，给她更多的责任，可现在这竟成了诋毁她的证据。她旁边坐着的每个人都很有礼貌，都很平静，她自己心里头却像着了火一样。她觉得自己发烧了，那个塞浦路斯人站起来提供证词时，她内心的怒火烧得更烈了。她以前从未见过他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这人总是烟不离手，满口脏话。他连看她都没看她一眼，宣完了誓，开始陈述，他的话让阿乔克感到更加困惑和愤怒。
“从你的证言中可以听出，你本人很不喜欢原告。”主审法官说。
“不是的，先生，她有的时候很难打交道，脾气很臭——但我对手下的员工都是一视同仁的，我总是试着和他们沟通，和谐共处。”
“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打扫那间屋子呢？”
“我们都做得很辛苦，每个人都在忙。活儿很多，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宁可自己做，可……”他绝望地耸了耸肩膀，没说下去。
“原告说你侮辱她、骂她了。有这事吗？”
“没有，先生，我敢拿自己的名誉保证！”塞浦路斯人激动了，“我这辈子没说过一个脏字，我可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先生，我从未骂过女人，绝对没有过。”
“你确定吗？”
“我愿意拿我母亲的坟墓担保，尊贵的教长先生。”
“用不着发这样的毒誓，我也不是什么教长，叫我‘先生’就够了。”
“谢谢，谢谢你，先生。听到有人这么说我，我感觉很难受，真的。我可是在一个正统的家庭中长大的，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拍着胸脯大声喊道。
“你是说——我想让你在这一点上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表示——原告说你侮辱她、骂她，她对你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对吗？是谎言，对吗？”
他深吸一口气，说：“先生，你自己判断吧。但这不是真的，纯属捏造。”
“斗鸡眼”就在桌子旁坐着，此时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样子就像一位在学校观赏孩子演出的父亲，但主审法官困惑地摇着头说：“我发现这个案子很棘手，证据很明显，却很难判断谁对谁错，”说着他掏出一块眼镜布用力地擦着眼镜，就好像这么做能让他的视力变得更好似的，“我和我的同事的任务是判断在这个案子中谁的行为是不合理的。阿乔克太太，我想再问问你。”他把擦好的眼镜重新戴上，像个恩师那般和蔼地对阿乔克说，“刚才每个人说的话你都听懂了吗？案子进行到了哪一步你都知道吗？请原谅我这么问，因为这些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想我听懂了，先生。”她有些犹豫地回答。
“那好，我来问你，你受到的对待是否和别的清洁工一样？”
“别的清洁工？”
“比方说英国清洁工。”
“清洁工大部分都是外籍的。”
“这样啊，白人清洁工呢？”
“一样。”
“但你刚才说你的上司在侮辱你时专门提到你的肤色了。”
“他谁都侮辱，先生。他就是这么个人。”
这样的话对本案根本没用。主审法官心里清楚，在他见过的塞浦路斯人当中，几乎每一个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都觉得他们国家的文化比别国的要高级。阿乔克的上司很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但感觉不能当证据，所以他决定换个方式问：“你是否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的举动有点儿过于莽撞了呢？”
“这话怎么讲，先生？”
“你是否觉得你让你的上司处在了一种很难做的境地？”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除了我，还有别的清洁工可以打扫那间屋子。清理完连5分钟都用不了。”
“你说你想要回你的工作。”
“是的，先生。我想工作。”
“你想在政府大楼工作。”
“是的，先生。我还想做以前做的工作。”
“那我问你，如果你能回去继续工作，你是否愿意清扫政府大楼的地面？”
“扫地没问题。但那间屋子我不愿清扫。”
“对不起，阿乔克太太，我可能有些逼问你了，但我必须确认这一点。你仍然拒绝清扫部长们开会的那间屋子，对吗？”
“是的，先生。”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引起了这么多的麻烦，你仍然不愿意清扫那间屋子，是这样吗？”
她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
“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喃喃道，“部级大楼里头是否还有别的你不愿打扫的地方？和战争相关的地方你是否都不愿意打扫？”
这时候她的代理律师插嘴了：“先生，请允许我说两句，让我的委托人做一些她觉得违背道德的事是不合理的。”
“请问你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一间屋子、一条过道、一个角落或者一个裂缝都可能与战争有关，那这些地方你都不愿意打扫吗？”
“阿乔克太太并不是一个不讲理的女人，先生，她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
“她是个难民，对吗？她对战争肯定有着很强烈的看法。”
“她只想把工作干好，不愿做有悖良心的事。”
“不过，如果我们……”主审法官困惑不解地摇着头，就好像在驱赶几只讨厌的苍蝇，“阿乔克太太，可你为什么单单拒绝清扫这间屋子呢？大楼里别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意见呢？”
“我不想捣乱，先生。但……战争。”她答道。
她的代理律师又插嘴道：“我想再重复一遍，先生，我的委托人并不是一个持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分子。她不过是个持有某些道德准则的清洁工，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
“你说她不是激进主义分子，但她这个要求是很有政治倾向的。”主审法官叹道。然后，他双手紧握，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中，像是在祈祷，“阿乔克太太，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倘若以后出现相同的情况，你的上司让你打扫那间屋子，你仍不愿意打扫吗？仍然拒绝服从命令吗？”
“是的，先生。”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主审法官和两位在庭审过程中几乎不发一言的人此时站起身，从一道边门出去了，午饭时间过后便回来了。主审法官收拾好卷宗，清了清喉咙，然后说他们觉得这个案子很棘手，证据都是矛盾的。不过，他最后宣布，即便这样也没什么关系。阿乔克拒绝清理那间屋子，就足以证明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劳务合同，尽管她觉得清理那间屋子有悖良心。她明确表示倘若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仍拒绝服从上司指令，这说明她的行为有着很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她的行为至少就违背常理了。因此，主审法官当庭宣布，她的申诉是不合理的。她败诉了。
这一幕让阿乔克不知所措。这时候，主审法官和同事从后门出去了，“斗鸡眼”和那个塞浦路斯人站起来相互握手，恭喜他们的律师干得漂亮，而她的律师则失望地摇了摇头，嘟囔了一句什么，就低垂着头拖着旅行箱急匆匆地走了。克瑞希对阿乔克表示了同情，然后说还要赶赴另外一个法庭，也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的脑子才清醒过来，而那个时候她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她来这儿是寻求正义的，却没有找到。而在法庭上，她又不得不听着那些并不了解她的人把她的人格一点点撕碎。她愤怒了，受伤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赶紧跑进女卫生间，默默地去承受屈辱。然而，不论她如何努力，又狠狠地抽了自己的脸好多次，心中的屈辱感仍旧摆脱不掉。这时，困惑中的她突然感觉到有个女人在看着她，黑皮肤，身着正装，圆脸，短发。
“你没事吧？”那个陌生人问。
阿乔克说自己没事，谢谢你，但她很明显在撒谎。
“这地方太没有人情味儿了，”那个女人小声说，“哪怕你赢了。我猜你输了。”
女人那温柔的语调让她受不了，她突然崩溃了，任泪水在脸上往下淌。女人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很快便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对方。
“伊拉克？”陌生女人的声音突然变得警觉了，“他们开除你是因为伊拉克战争？”
阿乔克点了点头。
陌生女人听完，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了想自己刚听到的话，然后作沉思状，叼着大拇指尖说：“你的案子还不算完，或许我能帮你。我叫索菲·加米那拉。”她伸出一只手，接着说道，“我是免费法律代理署的律师，我们是做公益活动的，专门为你这样的人免费打官司，为的是积累经验。尽管我们平日里接手的那些案子和你的有很大不同，但我愿意帮忙。”
主审法官说阿乔克的案子是政治性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跑了大半个地球就是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可最终还是逃不掉。她这辈子从未投过票，从未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别人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早就习惯了别人的发号施令。她是个传统的女人，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做事准则，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当然了，她的位置并不在这里。在这儿，她永远是个黑脸的丁卡人，永远都融入不到社会中去，但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便接受了，而且是心怀感恩地接受了。换成在老家，她这样的人别的部落是不肯轻易收留的，而在这里，人家几乎没怎么盘问她就让她留下了。她没什么野心，只想给孩子和自己找个安全的住所，暂时远离战争的伤害。然而在这里，在离家2000多英里的英国，她仍觉得不安全。敌人仍在追捕她，想把她找出来惩罚她，夺走属于她自己的一切东西，包括尊严。他们不会得逞的，所以她对这个陌生的女人表示了感谢，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这么做总比默默地承受屈辱要强。然后令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她的这个举动竟会让她自己的世界和威斯敏斯特的世界在以后发生激烈的碰撞，而随之而来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