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这么做，现在不能这么做，”多姆隔着窗帘看着外面人行道上正在等说法的大批记者对金妮说，“在这个举国哀悼的时刻，在国殇日，我不能趁死难者尸骨未寒的时候搞党派政治。”
“等他们入土安葬以后，你觉得自己就能搞了，是这样吗？”
“不是，可……”
“多姆，你恨这场战争，从未说过它的好话，以后也不会说。”
“这事以后再说，现在先做准备。”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啊。”
“那你说怎么办？”他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外面的记者还在等着，他的犹豫不决让他有些恼怒，他不能让他们这么等下去。
“诚实点儿？”
“怎么诚实？”
她上下打量着他，那个样子就像做母亲的送孩子第一天去学校似的。“把你那套最好的衣服穿上，白衬衣，配条深色的领带，再穿上我去年圣诞节给你买的那套西装。今天这种场合，你不能穿运动衣，戴棒球帽。把鲍比拽出来，你用得着他。”
“叫他干吗？”
“快别说傻话了，多姆。他很有用的。有他在，你的个人形象就能加分。”
“我觉得今天这种场合真不该再关心什么个人形象。”他咬着牙说。
“又在说傻话了吧。赶紧上楼换衣服，我去叫鲍比。”
“那个该死的阿尔奇哪儿去了，他能帮我做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不过他能帮你做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过了一会儿，多姆穿着新衬衣，皱着眉头，到了门外的台阶上，对记者们说，他要去趟教堂，为死者的家人祈祷，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发生了什么事。说完以后，他就朝教堂去了。他走得并不快，到了以后，在里面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跪着的。记者们在教堂的门外看着跪在地上祈祷的多姆。那个时候，冬日的阳光正强，那光就好像一座通向天堂的桥，隔着染色玻璃射到了教堂里面，让他们拍了不少奇妙的照片。
一个小时快过去的时候，金妮来了，挨着他在长椅上坐下来，握紧他的手，用轻柔的语调和他说了几分钟的话。然后，阿尔奇和鲍比出现了，俩人低着头，说得很热闹，引起了那些男记者的兴趣。最后，多姆走出了教堂，脸上写满了悲伤，但目光是坚毅的，站在那儿，无所畏惧地让记者拍照。有的记者还为他录了像。
站在教堂门口，有头上那庄重的拱门做衬托，多姆说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话，为这一天增添了一些色彩。他说，他的心和遇难者家人的心紧紧相连，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每一个人祈祷。“对我来说，这件事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不想看着遇难者的父亲或者母亲的眼睛，说我为他（她）失去儿子或者女儿而伤心。悲伤是容易做到的，责任的担子更重。我们流的眼泪够多了，流的血也够多了。”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用缓慢而悲伤的声音继续说，“现在该让我们身处异国的孩子们回家了。”
他不想说下去了，以他现在的身份是不能乱说话了，刚才他说的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一些看法，和他所在的党的政策无关。每个人都需要时间好好思考一下。再过几天，他打算让首相开个全体会议，深入探讨一下这起事件，这样的要求首相是不能拒绝的，更何况，这几天的报纸上登载的都是这件事，他想拒绝也不行。
当天晚上，英国数百万观众在电视机前看了多姆的表现，他悲伤、真诚、多思、让人激动，而这些正是他们想看到的。多姆在教堂跪着祈祷的时候，金妮和阿尔奇却在商量着做另外一件事。他们让反对党内负责民意调查的工作人员今天给一些选民打去电话，想听听他们对这件事和现任政府的看法。他们没指望着这样的一个小测验能有多权威，因为时间不够，受访的人数不够多，不具分析性，但选民们的意愿很强烈：他们想让多姆尼克·艾治上台。
接下来的几天，多姆收到的群众来信多得能装几麻袋。多数的信是表扬的，但也有一些是批评他的，说他用传教士的语调搞党派竞争，为自己挣人气，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竟让一个穆斯林进入基督教堂。本尼迪克特神父一时间站在了风口浪尖上，因为多姆去的正是他辖区内的圣泽维尔教堂。这座教堂很久都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了，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忙碌过。这位善良的神父执意对批评他的那些信件一一回复。他在其中的一封回信中这样写道：“前任首相曾说，是上帝让我们介入此次战争，因此我们理应祈求全能的上帝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摆脱它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