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警告。他在提醒他身旁的那些“羊”，如果他们不支持他、响应他的号召，就会被开掉，扔进遍布危险的深渊。这件事他没和他们正式提过，也没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更没有公开讨论过，但它始终在他的脑子里转悠，一刻也不肯离去。他在怂恿他们，他觉得衬衣都粘在了身上，或许是因为刚才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让他太紧张了，或许是因为命运正在他的耳边私语，反正他想一劳永逸地把这件事解决掉。
他说的话可能有些生硬，甚至还有些晦涩，但他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挑战他们，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如果他们胆敢越过去，就成了他的敌人。坐下来的时候，他听到旁边有很多人在窃窃私语，言语中透露着欣赏。他说的算不上有多好，却也很不错，最起码引起了一些轰动。旁边的人拍着丹德森的肩膀，对他表示祝贺，他抬起头，朝媒体区的方向瞥了一眼，看到了正在低着头狂写的记者们和永远忠于他的劳伦那张容光焕发的脸。他朝她笑了笑，这也是她的演讲。
该多姆上场了。
“慢慢来，”金妮事先对他说，“别急。先陪他们调侃一会儿，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
“议长先生，听说首相的车子出了点儿小事故，所以来迟了，这个消息让我深感吃惊。我本以为他今天会开坦克来呢。他喜欢的交通工具不是坦克吗？”
就听议院里面有人在呵呵笑，执政党前排席位上有些人也在笑。
“他坐在坦克上简直是魅力十足，拍了不少迷人的照片。事情总是这样的，表象往往替代严肃的政策，形象往往胜过严肃的分析。但众所周知，首相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可以轻描淡写的人。”
哦，他还没跟他们调侃多长时间就开始想方设法控制他们了。
“感谢阁下今天到场重申他的做事准则，虽说来晚了一会儿，但并无大碍。上次他到这儿来讨论伊拉克的局势差不多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并不喜欢众议院，我觉得这些人是在胡说八道。”他这番话刚一说完，反对党那边的席位上就有人发出一阵阵反对的吼叫声，他挥挥手，让他们闭嘴。“我觉得原因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这么长时间都没到这儿来，是因为他没什么新东西可说。正如他刚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他的做事原则。这样的话我们以前就听过。他紧紧抓住它们不放，就像醉鬼紧紧抱住电线杆一样。经验告诉我们，他是那种为了寻求支持不惜动用一切可能手段的领导人。”
他的开场白引起的嘻嘻的笑声此时变成了哄堂大笑，执政党的气势被压下去了。有人给他鼓掌、喝彩，并非受了他的指使，完全是个人性的行为。今天注定会上演一场好戏。“我记得，他当上首相的时候曾向我们做出承诺——我想众议院很愿意记住这一点——要永远改变伊拉克的战局。他遵守了承诺，哦——他果真遵守了承诺。伊拉克并没有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却变成了一片血海。如今，伊拉克各派势力正在互相残杀，绝望的情绪在全国蔓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希望。”他的嘴就像一挺机关枪，词句如同子弹一般纷纷射向在座的人。“巴格达的人们现在病的病，残的残，巴士拉肯定也听说了首相阁下的原则，但他们早想让他放弃原则，给他们一点儿有用的东西了。他却死死抓住他的原则不放，而他们每天都在生死之间徘徊，周围遍布敢死队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他们心爱的人是否能活着看到黑夜降临。”
在第一组织秘书的鼓动下，执政党的席位上响起了一阵阵龙卷风式的狂吼。
“哦，瞧瞧他这个人，”他指着组织秘书说，“又在故技重演了，想把别人的气势给压下去。他干得可真不错啊，这么一闹腾，公众代表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应该感到羞耻，把头低下才对。”
反对党那边的席位上也响起了一阵阵愤怒的吼声。
“那就让首相阁下谈谈他的原则吧，”多姆继续说，“不过在他重新考虑他的原则时，先让我们考虑一个问题：英国在伊拉克维持驻军的唯一理由为何是那里的石油？有些国家在那里占据的是河流山川，我们占据的却是富含石油资源的地带。这根本不是什么原则性的策略，而是输油管道策略。”
这番话注定会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在电台、电视台中一再播出。太晚了，执政党的支持者狂吼乱叫，和竭力维持秩序的议长大肆理论，想把多姆的声音淹没。但多姆分明看到，在执政党的席位上有好几个人并没有加入起哄的行列，有的好像还在不舒服地扭动着身体。应该趁热打铁。
“组织秘书妄图通过起哄的方式搞垮这次辩论会。这是执政党政策的一部分，不但涉及伊拉克战争，也涉及我们这个国家。一场旨在让我们远离恐怖主义威胁的战争，却让我们的士兵每天蜷缩在水泥掩体和炸弹探测器的后面，每一个举动都会被政府的摄影机记下，每一个电话、每一封电子邮件都要经过政府情报人员的审查。曾几何时，英国是一个多么自由的国家，一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令我们倍感伤心的是，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了一些回忆的碎片。议长先生，今天这场辩论会不单单和伊拉克战争有关，更与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关。如今，在这位首相的领导下，国内形势一再恶化。他装模作样，开着个坦克，说自己是英国军人的朋友，而在伊拉克战场上，每天都有英国军人死去，是他让我们对这种事慢慢变得麻木了，对于英国军人或者科技人员的死亡事件，他甚至下达了不准报道的指令。我们知道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但有多少人还会看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一张一寸的戎装照，照片上的人是那么年轻，我们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可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100次了吧？这是首相的战争，是他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前段时间发生了34名医生、护士坠机身亡的事件，他这才到议院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没死这么多人，今天这个辩论会也就不会有了，他只不过会心烦一段日子罢了。”
丹德森猛地站了起来，被气得满脸通红，两只手紧紧按着桌子上的公文箱，想插嘴。但多姆摇了摇头，没让他这么做。“不行，我觉得这样不妥。关于首相阁下做事原则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妄图用刺刀逼着历史前行。这样的话我们以前就听过了，不必再听了。”多姆站在公文箱旁边，身体靠着它，伸出一只拳头把它砸得啪啪响，然后摊开两掌，掌心向上，放在上面，那个虔诚的样子就好像放在神坛上一样。他一直在不停地攻击阿尔弗雷德·丹德森，最后停下来喘气的时候，用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对面座位上离他不过几英尺的对手，看到对方的眼里冒着怒火，嘴唇噘着，一脸的不屑。多姆知道面前这个人已经是他的敌人了，他们之间的敌意永远也不会消散了。
“当初，首相以民主之名帮着发动了这场战争，后来又处处以伊拉克人民的名义进行干预。他说这个候选人不可接受，那个大臣不能重用，要么就是当地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应该被开掉。分化和统治，这完全是过去帝国主义者搞的那一套。但这次稍稍有些不同，当地人的武器并不是弓和箭。”多姆低下头，整理了一下思路，想好了最后怎么说。当他把头抬起来接着说的时候，语速变缓了，声音中流露出的更多的是悲伤而不是愤怒。“够了。把这个问题交给伊拉克人民去解决吧，因为我们是没有希望帮他们做了。首相曾说失败不是选项——这句话我们听他说过多少次了？不过，他说的倒也没错，如今，失败不再是选项，而是一种冷酷的现实。我们在那儿停留的时间太长了，闲事管得太多了，看过太多的希望在沙漠的狂风中变得枯萎，又埋葬了太多英勇的英国儿女。该撤出伊拉克了。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做成这件事，那就让他下台好了，他将是这场声名狼藉的战争中的最后一个伤者。”
这种话粗野而伤人。辩论这种事在众议院上演过无数回，却从未见过哪个反对党领袖用如此无情的言辞攻击执政党的领袖。但丹德森仍然信心满满，深知结果并不会变。反对派是乌合之众，内部存在巨大分歧，内讧严重，激烈程度远超高层内部权斗。这是件好事，但波尔接下来的举动让丹德森有些恼火。此时，他已站了起来，非要厚颜无耻地表现一番不可。丹德森那边的人有些运气不佳，当初要是这个家伙没有发表那个简短的离婚声明，而是让他们把他的丑事透露给各大通俗报纸，一举搞臭他，该有多好。但运气这种事就像夏天的风，说不好哪会儿朝哪边吹。波尔又在重复他当内政大臣时私底下说过的那些陈词滥调。那个时候，他就像一团怎么赶也赶不走的臭气，在每次的内阁会议开完以后总跟在人家后面，跟人家说他的疑虑，不时搓着手，那个难看的模样就好像被人家掐住了他那该死的红脖子一样。只不过在当时的场合下，他不敢乱说话，但今天他什么顾忌也没有了。他说的不像多姆那么犀利，那么不留情面，却有着同样强大的杀伤力。
“入侵伊拉克让我们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波尔说，“现任政府为了证明其所做的一切，为了夸大我们所面对的威胁，认定我们周围的各个角落里都潜藏着敌人，也把自己国家的人视作了敌人，看到可疑之人，马上就逮捕，不经过审讯就投入监狱。我们用恐怖分子的手段对付自己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心灵，而今采用的却是酷刑，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永远丧失了对同胞的信任。”
这时候，后面的一个普通议员站了起来，想要打断波尔这哀歌式的讲述。“政府实施这些手段的时候你不是正在当内政大臣吗？”
“没错，”波尔答道，“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我曾经认为，追随首相的脚步是一种功德，但辞职以后我发现，追随自己的良心能让我比以前睡得更香甜。”
说得很不错，但他太孤立了，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丹德森手下的那些组织部长早已把事情安排妥当，但他并不知道别人也准备好了。
鲍比上周日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多姆、金妮和阿尔奇正围坐在圆桌旁圈选可能会影响辩论会的人的名字，三个人就像古罗马政坛的三巨头一样。他早习惯了在外面过周末，每次回来总是一脸疲态。多姆没兴趣问他去了哪里，金妮则不敢问，他们不会去探究鲍比的私生活。但今天晚上他带了不少的好故事回家，国王街上有一家叫作罗宾汉的酒吧，每周日早晨会有很多伦敦当地的同性恋者和花花公子去那里聚会，他们的脖子上裹着标志性的围巾，腰上系着厚皮带，表明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他们分享性伙伴，但仅限于此，在这种场合下，什么种族、宗教信仰、收入、职业统统不重要，大伙儿就是来找乐儿，痛快了就算了事。有时候，你并不想问太多的事，但也有些时候，比如碰上了哪个让你心旷神怡的人，就能聊个尽兴。鲍比碰到了一个司机——不是普通的那种，是首相府里的，这人不但体格健壮，性能力超强，还善于倾听各种内幕消息。司机是首相府内部看不见的一类人，他在前面开车，大人物坐在后座上打电话，下达密令，会忽略掉他的存在。这个司机碰巧听到了要把波尔的私生活曝光的事。他是个老同性恋，脾气有些坏，是那种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会被曝光的类型，也不管和自己聊天的是什么样的人。几杯啤酒下肚之后，他就把丹德森准备对付波尔的事对鲍比说了。
那天深夜，鲍比在圆桌旁坐下以后，并不想把他今天下午在罗宾汉酒吧听到的事都告诉多姆他们，只把唐宁街准备对付波尔的详细计划说了——鲍比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中的原因不难猜出。趁鲍比和阿尔奇坐着聊天、金妮冲咖啡的时候，多姆赶紧给波尔打了个电话，提醒他做好准备，对付他的计划还没有最终确定。当然了，他的妻子这下可怜了，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伤者又多了一个，但他不过是这场战争中众多伤者中的一个。
阿尔弗雷德·丹德森对此事毫不知情。他坐在绿皮面的椅子上，外套下面紧贴着身体的是一件被汗浸湿的又冷又黏的衬衣。他把所有的侮辱都咽进了肚子里，因为他知道暴风是朝四面八方吹的。而他心怀特殊的激情等待着的那场暴风雨的名字就叫作黑泽尔·巴沙姆……
他们都认识黑泽尔——她也觉得他们都认识她。她爱出风头、有热情、易怒，不肯进入多姆的影子内阁。她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上次的经济欺骗行为让她感到羞愧难当，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比多姆能干得多。她是一个斗士，不是一个甘愿听从他人指使的傀儡——她当然不愿听多姆的了。至少在前一天金妮走进她在议会大厦的办公室之前她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你好，弗吉尼亚，”黑泽尔头也不抬地说，“真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正在准备辩论会的演讲稿。你找我有事吗？你刚才在电话中说有急事。不是来求我支持你丈夫的吧？这种事让我俩面子上都不好看。”
“根本不是这种事，黑泽尔。有点儿东西我想和你分享一下。只能咱俩看。”
她再没有说什么，而是径直穿过屋子到了一个角落里，那儿放着个柜子，柜子上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她把一盘录像带塞入了影碟机。内容是前段时间反对党成员开会的时候，酒店过道里的一个摄像头拍下的，日期和时间都有。录像里的黑泽尔和她那个广告部的朋友正站在她的卧室门外，俩人动手动脚的，还在咯咯笑。黑泽尔先是鬼鬼祟祟地朝四周看了一下，而后给了对方一个热吻。俩人就像年轻人一样有活力。她在包里乱摸了一通，把钥匙拿了出来，却没攥紧，钥匙掉在了地上，那个男的弯腰把钥匙捡起来递到了她的手中，她用手在他身上摸了一通，换作别的环境，旁人还以为她在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录像带上的时间就到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男的又出现在了过道里，就见他心满意足地摸了摸裆部，走掉了。
“我不是说了吗，黑泽尔，录像带只能咱俩看。我还以为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呢。”
“什么？你想敲诈我？”
“天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当初选领导人的时候早就这么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
“什么都不想干。党代会开完以后，自从我们拿到这盘录像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把它锁在保险柜里，现在没用了，我想你还是把它收了吧。”
黑泽尔怀疑地皱了皱眉头。
“给你了。”金妮说。
“谢谢。”黑泽尔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多姆很看重你的能力，黑泽尔。你是个斗士。养老院那事你干得很漂亮。他也没兴趣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别人的睡觉习惯指指点点。他想让你重回前线。”
“他真是太大方了。”黑泽尔用沙哑的声音说，她的样子让人觉得她的脖子好像被人掐住了，维持生命的最后一点氧气也用尽了。
现在，首相正在议院的另一边看着她，她好像又恢复了全部的精力。她个子不高，却将身旁的人牢牢控制住了。甚至连她站立的样子都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威胁。她的话像子弹一样射向了议院内部的各个角落，每一个词都有针对性，把阿尔弗雷德·丹德森以退为进的策略完全毁掉了。
“我觉得首相并不是一个惯于撒谎的人，”她说，“不过，在伊拉克战争这件事上，他说的总是有点儿前后矛盾。”
丹德森一皱眉，这和他预料的情景一点儿也不一样。
“他不论去哪儿都会随身带着他的那些原则，就像穿着一件从未脱掉的雨衣一样，试图掩盖他的失败，”黑泽尔继续说，“他的政策是借口和灾难之间的一场比赛。他已经输掉了这场比赛。我知道，对一个傲气十足的人来说，主动承认自己犯了大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倘若他能够想象出沙漠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肯定就会认识到变道的时间到了。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便是不退缩，不畏惧难题，让英军撤出伊拉克。”
婊子养的。这个女人临阵叛逃了，反对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没有分歧了。反对党内部另外一个行事高调的反叛分子桑德斯都不会有这样的胆子说这种话。反对党团结一致的情景会让丹德森这边摇摆不定的人重返球场。众议院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部落和部落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丹德森知道自己会安然无事。
黑泽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她让首相拿出一点勇气和毅力来，他不是经常要求那些在伊拉克为他卖命的人这么做吗？这个该死的臭婊子！她说让议院等了这么久才换来一个讨论伊拉克战争这个严肃问题的机会是一种耻辱。他在掩盖什么？他为何回避这个问题？为何不承担起责任来？
丹德森疲惫不堪地站起来插话道，“这位女士好像已经失控了。她应该知道，不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我认为她应该向我道歉。”
“哦，快得了吧，我觉得首相抗议得太多了，”黑泽尔讥笑道，“不论何时何地，哼，只要不在议院和靠近反对党的地方。”她在嘲笑他，他摇了摇头，怒气大增。“我们都知道，他对这个地方只有鄙视，他今天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被灾难硬拖到这里的。”
“这位女士出言不逊，可笑极了，”丹德森厉声说道，“我说什么她都不满意。这番对话没有意义。”他用嘲笑的目光瞥了她一眼，不说话了。
但黑泽尔就像一条抓住耗子的㹴犬，拼命摇晃它，继续折磨丹德森。丹德森不插嘴了，坐在那儿保持着威严的神态，气得太阳穴通红，湿乎乎、黏糊糊的衬衣像绑缚犯人的约束衣紧紧贴在身上，但他那边有很多人也在跃跃欲试。他们不会让一个该死的女人占他们的便宜，把他们比下去。“不论何时何地，”他们冲着黑泽尔齐声喊道，喊声响彻议院内部，发出一阵阵回响，就跟球场上一波又一波起哄的声音差不多。议长要求全场肃静，想重新赋予会场一些严肃感。
突然，多姆站了起来，问黑泽尔是否愿意暂时休息一下。
“议长先生，首相的话我们已经听过了，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严肃的场合应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议长满意地点了点头，执政党那边的噪声慢慢消退了。
“我感谢首相做出的愿意与我们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保证，”多姆说，“并且我也愿意接受他所提出的关于下次大选的一些建议。我期待届时与他进行公开辩论。但此时此刻，议长先生，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今天的议题，也就是伊拉克战争这个最严肃的问题。”
尽管从表面上看，丹德森满意地点了点头，但他的内心就像被剁掉脑袋的虫子一样，尖叫、呻吟、扭曲、翻滚。他真是一个该死的蠢货，被别人打了个伏击战，给了多姆在下次的大选中与他面对面进行辩论的绝好机会，而身为首相，多姆诚恳的态度又让他不得不接招。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每次举行全国性的大选这都是重头戏。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多数国家的大选中都存在，但那又如何？英国就没有这种事，因为坐在议院最前面的那个人没兴趣卷入这场让他有可能品尝失败滋味的角力赛中。在别的国家，这样的辩论会总会伴随着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多姆可不想让自己遭遇什么意外。而现在，丹德森任由一个愚蠢可笑的女人刺激他，他的自负消失了，理智和冷静也不见了。他许下诺言，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讨论这些问题，那也就是在下次的大选中，当着约两千万选民的面讨论这些问题。多姆和金妮打算利用英国历史上首次两派领导人之间的辩论赛这件事创造历史。挑战者多姆届时会成为唯一的赢家，而现在，身为首相的丹德森却无力改变这个结果。
对丹德森的折磨并没有完，接下来他还要承受痛苦。肯·波士顿最近才在反对党内部捞了一个新职位，这时候提高了声调，站在公文箱旁，左摇右晃。每次辩论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诸位议员吃完晚饭重返议院的那段时间，不论是执政党那边的人，还是反对党这边的人，都会大声起哄，肯·波士顿在一波波的起哄中算是出尽了风头。丹德森差不多一直在座位上坐着，期间只洗过一个澡，换了件衬衣，晚饭期间，他的胃口很差，肚子疼得厉害，可能是神经性腹痛。他想在议院里待着，为的就是让别人看看他有多看重这个场合。组织秘书三番五次跟他说，他们会平安无恙，执政党这边弃权的人没几个，只有波尔和另外几个议员；剩下的那些捣蛋分子今天晚上不在状态，有大将在这儿督阵，他们也不敢起什么风浪。
各位议员都怀揣着心事朝外走，但这一刻，谁的心事也没有菲尔斯·坦南特的多。菲尔斯是苏格兰人，50岁刚出头，爱喝酒、抽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对执政党的伊拉克政策持怀疑态度。但他是环保部的部长，算不上什么大官，即便有疑虑也不能说出来，只能闷在心里。他为了往上爬，有几次也放弃了原则。但政治是一个团体性的游戏，所有的球不可能都是你一个人打进。不过，在这场游戏中刚来了一个新选手，这个新选手一上场就来了一个漂亮的横传，他就是阿尔奇·布莱克斯通。
阿尔奇一路跟到了他在议会大厦的办公室。他俩是老相识了，30多年前，俩人都是格拉斯哥大学学生会的干部，有段时间还常在一起喝酒。这会儿，阿尔奇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进来了。
“你他妈的找我有什么事？”坦南特有些吃惊地问，俩人尽管属于不同党派，但他倒不怎么恨阿尔奇。
“闭嘴，乖乖听着。”阿尔奇说着把那瓶酒放在了俩人之间的桌子上。坦南特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个柜子，柜子上放着一个有些磨损的警用头盔。当初政府要征收人头税，人们举行游行示威，他俩也参加了，骚乱中，坦南特从一个警察的脑袋上把这个头盔给扒了下来，算是留个纪念。“怎么，还在回忆往日的美好时光啊？那时候咱俩还是反叛青年呢。”
“你到这儿来是跟我一起回忆过去的吗？”
“不，没这么好的事，坦南特。我到这儿来是想和你说说你妻子的事。”
波莉·坦南特有个毛病——好赌，赌瘾很大，不过这事她没跟别人说过。她在网上赌，刚赌的时候，本来是想找点乐子，放松放松的，可后来越陷越深，输的钱也越来越多。钱不够了，就骗，骗朋友，骗丈夫同事的妻子，骗在健身房里认识的女人。骗来的钱也快没了，她就想了个主意：说服认识的女性朋友购买地皮，她说这些地皮政府马上开发，这么干能让她们狠捞一笔。不用太贪，不用买那么多，几公顷就够了，等政府宣布建屋计划时，地皮的价值就会一路猛涨，到那时候她们就等着数钱了。这种钱玩着就赚了，而且也没什么风险，因为她丈夫就主管城市开发这一块，给她开开绿灯不在话下。她的这几个朋友听了以后觉得这事靠谱，就把各自的零花钱掏了一部分出来，每个人也就几千英镑。
没承想波莉又把这些钱拿去赌了，后来人家问她要，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编借口。她的这几个朋友拿她也没什么办法，她们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不能跟警察说，甚至也不能跟各自的丈夫说。因此，她们就只能在健身房里聚在一起相互抱怨了。那天金妮正在换衣室里吹头发，碰巧听到她们几个说这事，因为里面很闹，只听了个大概。后来，她们几个去餐厅吃饭，金妮也跟去了，故意挑了一张邻桌。被骗的总共8个人，有的一次被骗了2000英镑，有的被骗了3000英镑，还有的前后几次，每次都被骗了4000英镑。被骗金额加在一起也算一个不小的数目。阿尔奇把这些事跟波莉的丈夫说了。
“老伙计，你的位子要保不住喽。”
坦南特的脸顿时变得僵硬了，他说：“我敢发誓，我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她们的钱肯定会如数退还给她们。”
“太迟了。”
“他妈的，可这并不是我的错，”他骂道，“能做的我都做了，让银行冻结她的信用卡。她跟我说已经不再赌了。”他用一只拳头猛地砸了一下桌子，又说，“她病了，需要医治一下。”
“即便这样你也成了案板上的肉了，你完了，我的老板是不会放过你的，《太阳报》也不会放过你的，等我们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
“你这个狗娘养的！”
“算了吧，坦南特，你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你也得这么玩。”
坦南特绝望地翻着眼睛说，“求你了……”
“部长你是干不成了，你每做一个决定，你妻子都要从中捞点儿好处。”阿尔奇冷漠地说，那语调让人听了很不舒服。这种事够龌龊的，他们为什么派阿尔奇来？因为他最擅长干这种龌龊事。坦南特双手抱头，阿尔奇把桌上那瓶酒给他推了过去。他一把抓起酒瓶，手在不住地颤抖，咕咚咕咚猛灌了几口，很多年了，他都没喝过这么多威士忌。这酒让他有些受不了。
“不过你还有一个选择，坦南特。”
他把头抬了起来，满眼含泪。
“这件事我们还没跟那些通俗小报说——也不打算说，只要你提前辞职。”
“我不明白。”
阿尔奇给他倒了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今天晚上不要投执政党的票，就说现有的政治格局需要改变一下。”
“可我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就非辞职不可了。”
“你在听我说话吗？你做个选择：是昂首挺胸地走出议院、坚持原则好，还是被人家当作一个该死的傻瓜踢出来好？真他妈不开窍，再过一年半载的，等新的领导人上来，你不就又能官复原职了吗？在某种程度上说，你此刻正在与死神同行。”
坦南特把杯中酒喝光了。“你想让我背叛阿尔弗雷德·丹德森，对吗？”
“别跟我讲大道理，坦南特。丹德森一旦听说了这件事，肯定会向你发起突然袭击，就好像你正对着他的花坛撒尿一样。”
沉默、痛苦、困惑、良心上的折磨。他的确恨这场伊拉克战争。首相坐在那儿，闭着眼睛，蜷缩着身体，钉着橡木护墙板的墙壁好像正在把他包围。一幅惠灵顿公爵的肖像画正盯着他，目光中露着谴责。
阿尔奇把他能做的都做了，他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他在流汗，闻了闻空气中飘着的威士忌的香味儿，感觉他的大脑正在和他玩鬼把戏。该走了，让这个人再煎熬一会儿吧。“最好的结果就是这样了，你看着办吧。”他提醒了老朋友一句，转身出门走了。
坦南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从下午一直坐到晚上，那瓶酒也喝光了。他醉了，却没有醉到不能走路的地步，坦南特拖着困惑和良心走进了议院。他静静地坐着，闭幕词说过了，议长要求肃静，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周围的人起身挨个儿走进投票厅，但他仍然原地不动坐着。
“起来吧，坦南特。”一个同事拍着他的肩膀说。
但他仍然没有动，而是固执、缓慢地摇了摇头。
几个人聚在他周围，其中一个对他说：“上帝，快点吧，投票快结束啦。”
“你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一个组织秘书问。
“这个狗娘养的喝醉了。”又一个说。很快一小群人便把他围在中间了，有的骂他，有的让他赶紧起来，有的用手指戳他，还有的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硬拽起来，但他仍不肯起身。
坦南特此刻成了全场注意的中心，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他，这时一个组织秘书抓住了他的领带。
与此同时，肯·波士顿挤过人群，到了议长席旁边，为了让大家听清他的话，他大声喊着：“议长先生，我请求暂停一会儿。”
“我们正在投票啊。”
“问题就在这里。听着，执政党的组织秘书们正在使用恐吓手段逼迫议员投票。这种事让人无法忍受。我知道这届政府惯于撕毁原则，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的事，什么样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但我们必须让议院成为个人良心的圣地。议长先生，你是自由的守护神。我能请求你下令让他们暂时停止投票吗？瞧瞧他们那个德行，简直是一群恶棍！”
一阵欢呼声响起，投票只好暂时停止。菲尔斯·坦南特没有把票投给现任政府。这么干的还有不少人，不光是波尔，还有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如果首相可以坐在一旁不参加投票，他们也能这么做。
因此，那天阿尔弗雷德·丹德森想做成的事一件也没有做成。在他的支持者当中，变节的就有40多个人，波尔和另外的几个人把票投给了反对党。议院上下轰动了。
在这种场合下，当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得票率相等时，议长有权投决定票，这是惯例。拿今天这种情况来说，意味着他要投票支持执政党。丹德森挺了过来，却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欣慰。自从那个该死的女人出现在他车前的那一刻起，他的灾难就开始了。他感觉自己正在穿过一间桑拿浴室。新换的衬衣又贴在了背上，再过一会儿，汗水和焦虑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必须做出决定，而且是非常快地做出决定。他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抛在脑后，不理不问，期待明天会顺利些，但他知道狗一旦从窝里逃了出去，想要把它们再捉回来可就难了。刚才他像个过于自负的傻瓜一样发出威胁，如果他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就把这件事交由人民裁决，现在人家在这一点上向他发起了挑战。如果他说话不算话，人家就会无情地嘲笑他，他见过很多前任首相就是在一点点的嘲笑中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影响力还在，在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也是遥遥领先的。另外，还有一个绝好的办法，能够将糟糕的这一天抛在身后，那就是举行大选，把死刑执行人叫过来，反正都这样了，拼一把又何妨。他必须选准时机做这件事，最好趁他的威慑力还在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那些狗都跑疯了再行动。
他坐在椅子上，这些事情在他的大脑里不断翻滚。他抬起头，朝反对党那边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翻腾的脸的海洋，那些人在狂吠，在嘲笑，每个人的嘴唇上都露着不屑。对一个男人来说，忍受别人的嘲笑没有任何回应是很难做到的，对他这样一个傲气十足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难做到。他坐在那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嘲笑从他们的脸上抹去。他想告诉他们，他仍是这场游戏的掌控者。然后，他看到了多姆尼克·艾治。多姆没有像别人那样，而是面露微笑地在看着他。“不论何时何地。”他轻轻说着。说这种幼稚的话干吗？自己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
突然，丹德森站了起来，他想把他们都推下悬崖，好让他们明白他比他们强，他决定证明这一点给他们看。
“议长先生，议院无法做出一个清晰的决定，照这种情况看，我认为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还会持续下去。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预期。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别人替我们做出决定。”哈哈，那帮家伙不说话了，都在侧耳听着。多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专注。“议长先生，我请求女王陛下准许我解散议会，届时举行大选。我想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人民去裁决！”
他们把她带到了距唐宁街约1英里的查令十字警察局。警察局里很乱，让阿乔克想起了洪水过后的那些日子，村里人把牛驱拢到一块儿，赶着它们去新的草场吃草，每个人都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混乱的场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给她录指纹、拍照，还用什么东西在她的嘴上擦了一下，留作DNA样本。在唐宁街上，他们把她按倒在地，拖起来，押到人行道边上时，告诉她之所以逮捕她，是因为她犯下了扰乱公共秩序罪，但现在他们对她进行了更严厉的指控。她犯了破坏罪，如果车内有人受伤，她还犯下了侵犯人身罪。这不是一起偶发事件，她以前就去那儿闹过事。因此她是一个闹事者，甚至还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然后，他们开始侮辱她，问她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想自残，是不是文盲。在此之后，一个女警察把她带到了一个房间，侮辱她、骂她，和她在喀土穆受到的待遇很像。
直到他们把她带进一间牢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以后，她才有时间整理思绪。她害怕了。他们审问她的时候提到的那些词和班纳吉先生用过的那些很像。他对她进行了错误的指控，削减了她的救济金数额，让她陷入了痛苦之中。如今，他们会怎么对待她？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她带到了一间审讯室，和班纳吉先生的那间很像，只是大了些，桌子上也放着一台录音机。他们问她是否需要一位律师，又问她对唐宁街上发生的事是怎么看的。
“我只想要回我的工作。”
“有案底的人是要不回工作的，对不对？”一个警察说。
“我不是罪犯，先生。”
审讯室里的人进进出出，有的打电话核实她的身份和住址，有的给移民局打电话让他们看一下她是否有临时签证。电脑中的资料显示，她涉嫌骗取救济金，还提到了被国防部解雇这件事。她向前每走一步，就离那张怀疑的网近了一步。
她问什么时候能让她走。
“什么？让你再回唐宁街？”一个审问她的警察嘟囔了一句。
“不，我要回家。我还有两个孩子。”
“你有孩子？”
“是的，先生。”
他们的态度变了。有孩子就意味着和社会福利事业有关联，就意味着更多的书面工作，尽管他们以前怀疑她，但她身上一点儿恐怖分子的特征也没有。她既没有喝酒，也没有嗑药，更没有被魔鬼附身。他们只是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固执，但仅凭这一点是无法给她安加罪名的。然而，她的种种恶劣事迹还是源源不断地被录入了他们的电脑里。难民、对现任政府充满憎恨、骗取国家救济金、抗议者、闹事者。审讯室内外，几个警察在小声说话，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们去请示狱长。狱长不是电脑，虽经验丰富，但今天这事他也不敢一个人拍板决定，便去请示局长。
“她可能真的碰到了难处。”狱长说。
“是你的感觉吗？”
狱长摇了摇头。“有时候，这些电脑比夜壶也好不到哪儿去。夜壶用完了，还可以把里头的尿倒掉，隔着窗户扔出去也行，可是屎尿一旦进到了电脑里头，清理的活儿就只能交给魔鬼去干了。”
“对了，”局长说，“唐宁街给这边打了不止一个电话。丹德森太太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据她所知，这个女的是个惯犯，我们本该在局势失控前把她控制住，让我们从严惩罚她。她在电话中大发脾气，想让我们以故意伤害罪、不法示威罪和怒视首相夫人罪等等此类罪名起诉她。”
“是吗？”狱长挠着下巴说，“那这事就不好做了。你的意思呢，局长？”
局长将身体后仰，好像要跟留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些正式文件故意保持某种距离似的。“哈里，你干警察这行多久了？”
“你不是知道吗？咱俩一块儿上来的，只是你的小提琴总比我拉得好。”
局长听了这话咯咯笑了：“对了，哈里，当初咱们为啥要干这行？”
“忘了。”
“好好想。”
“好像是当警察的都是好小伙儿、好姑娘吧。”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了。”
狱长转身刚要走，却又把身体转了回来，问道：“首相夫人真的大吵大闹了，对吗？”
“很讨厌的一个女人。”
狱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走了。他回到了审讯室，几个年轻的警察正在等他。干警察这些年，他矮了几英寸，因此下命令的时候就踮起了脚尖，一直撑到高得不能再高了才肯罢休，“把她放了。保释出狱。两周后回来。”
“可是，狱长……”
“我的话你没听到吗？找辆车把她送回家。我们让她在这儿待得够久了。”
“车？狱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如果有人问起，咱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她直接回家了。如果不开车送她，让她步行回家，她要是再返回唐宁街，那咱们的饭碗就都保不住了。”
俩人躺在床上，精疲力竭，却无法入睡，整个晚上一直在听房子嘎吱嘎吱响。
“搞定他们几个没花一分钱吧？”多姆问。
“哪有那么容易。”
“好啦，等哪天下午我闲了，好好在床上伺候伺候你，算是对你的补偿。”
“说定啦？”
“那么，你想什么呢？”
“在想一个人。”
“谁？”
“菲尔斯·坦南特。”
“想他干吗？”
“我们把他毁了。”
“嗯？”
“他不该遭此厄运，多姆。”
“游戏规则嘛。”
“或许是你的游戏规则，可是……他不该遭此厄运。”
“可他妻子……”
“没错，是他妻子的错，和他无关。”
“连坐。”
“这我知道。”她小声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中浸满了悔恨。这是她第一次冲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下死手。
“在政界，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次重新洗牌或者关上公文箱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事。”
“就像本因为是你的儿子，所以才在球场上被选中一样。”
“嗯，我们走得太远了，回不了头了。”
“我知道。回不了头了。就算我们想……”
1 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86年），英国保守党议员，曾任英国首相（1957—1963年），改善苏伊士危机引起的英美紧张关系，争取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
2 指会议桌上盛放有《圣经》的箱子，一般有两个，执政党这边一个，反对党那边一个。
3 伯尼·埃克莱斯顿（1930—），英国著名富商，一级方程式赛事掌门人。
4 即约翰·梅杰（1943—），英国保守党议员、首相（1990—1997年）。
5 女性更年期时一种突发性的发热感觉，常波及全身。
6 即安东尼奥·卡纳莱托（1697—1768年），意大利风景画家，以画威尼斯、英国风景著称，名作有《威尼斯小景》《在泰晤士河上看格林威治医院》等。
7 即保罗·鲁本斯（1577—1640年），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艺术代表人物，在欧洲艺术上有重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基督下的十字架》《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农夫的舞蹈》等。
8 伦勃朗（1606—1669年），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的完美，尤其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主要作品有油画《夜巡》、素描《老人坐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