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战壕外，还有一种更长的、更像永久筑城工事的筑垒线。这种筑垒线的用途是掩护一部分国境线。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种长达上百千米、用于封锁整段边境的筑垒线。维森堡筑垒线就是此类筑垒线，它的正面有劳特尔河作为掩护，右面有莱茵河，左面有孚日山，看似它已经到达了牢不可破的地步，然而，当它面对攻击时，却脆弱不堪。莱茵河右岸的施托尔霍芬筑垒线，曾经和维森堡筑垒线一样，被人寄予厚望，结果也并不比后者更幸运。同样命运的还有奎斯河筑垒线和金齐希河筑垒线。
1706年的都灵筑垒线，1795年的美因茨筑垒线，都用来封锁战壕，除了使用的兵力不同，它们的规模和结局，都与可能设置的一切筑垒线相似。
不管这种筑垒线有什么天险掩护，它总是可以被敌人绕过。像这样将军队隐蔽在战壕里，虽然可以防止敌人从翼侧迂回，但并不代表这些战壕不会被从正面突破，所以，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行为，衷心希望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指出，挖掘绵亘不断的筑垒线是荒唐的，但为了加强围攻部队，提高某阵地的安全性，以及在防守隘路时，还是需要独立的筑垒工事的。
营垒和桥头堡
单独的营垒可作为一支军队的临时依托点，它属于大战术甚至战略问题。
1761年，曾为腓特烈大帝立了大功的本采尔维茨营垒；1796年，在克尔和杜塞尔多夫设立的营垒，都证明了这种掩蔽部的重要作用。1800年，克赖利用乌尔姆的营垒，阻挡了莫罗的军队整整一个月；威灵顿在托雷斯—维德拉斯建造的营垒，土耳其人在防守多瑙河至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时，在舒姆拉所设立的营垒，都曾对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
营垒问题的第一条规律，即营垒必须既在战略要点上又在战术要点上。1812年，德里萨的营垒，对俄军毫无用处，因为它的位置在俄军防御体系方向外，而俄军的防御体系是以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为轴心的，所以在进入营垒几天后，俄军就被迫撤走。我所归纳的关于选定大的战略决定点的规律，都适用于营垒位置的选定，因为营垒必须设在这些要点上。
营垒的作用可能各有不同，有的可作为进攻的出发点，有的可作为渡河的桥头阵地，有的可作为受挫军队的掩蔽部，等等。但是，除非一个营垒的位置，能像托雷斯—维德拉斯那样（位于背海的半岛上，用来掩护岛上部队上船）有利，否则，无论处于何种有利位置，都很难找到不被敌人迂回的战略点。而营垒一旦被敌人从左面或右面绕过，守军就只能撤出，否则就将眼睁睁地被包围。1813年，德累斯顿附近的营垒，曾被拿破仑作为重要依托点使用，但是，当它被盟军的部队绕过后，它已经毫无价值。在这里的两个军，由于缺乏补给，几天后被迫向盟军投降。
即使被敌人绕过，营垒还是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临时依托点。关键在于，营垒如何做到不被敌人攻破。这就要求营垒四面具有同样的防护能力，可以免遭敌人的袭击。另外，这些营垒需要靠近要塞，这不仅是为了保障在该处仓库的安全，也是为了使要塞能掩护营垒离退却路线最近的那个正面。
这种营垒，若位于对面有桥头阵地的河上，附近又有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那样的筑垒城市，那么它总能为军队增加优势。我再强调一次，这种营垒只能用于暂时掩护部队，争取时间，以及集中增援兵力之用。战场杀敌，总是要离开工事的。
我的关于营垒的第二条规律就是，在本国境内或是在作战基地附近作战时，这种营垒很有利。如果法军拥有易北河的一个营垒，只要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被占领了，那么它也无法挽回法军的败局。如果法军被困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营垒中，那么它只要有兵力支援，就能恢复原有的优势。在法国腹地作战，又被法军合围在营垒里的敌人，是很难再退回莱茵河的。
至于营垒所应该起到的作用，许多普鲁士将军认为，设营垒是为了掩护要塞，或者为了阻止敌人围攻要塞。然而，我认为这些人是在狡辩。虽然当要塞和营垒可互相支援时，敌人围攻要塞的难度会更大，不过营垒是为军队提供掩蔽部或进发位置，便于军队能到达某个决定点。依照这些人的看法，为了迟滞敌人的围攻，让部队进入营垒，使其面临被敌人迂回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我认为这才是愚不可及的。可能有人还会提出乌尔姆泽来，说他曾在曼图亚坚持长达数月之久，难道他看不见军队曾在此覆灭吗？这种牺牲真的值得吗？我不这样认为。他本该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要塞。
1795年，奥军在美因茨前修筑营垒，企图在法军渡过莱茵河围攻美因茨时，阻止敌人的围攻。但儒尔当并没把这个工事当回事，他出兵拉昂，莫罗出兵黑森林，结果最后他们为了防御不得不撤离了这里。所以，只有当要塞位置十分特殊，敌人除了攻占别无他法的时候，才可以在那里建造营垒，执行阻击的任务。
我认为，要借助沿河要塞附近的已有工事来构筑营垒。这样，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是将营垒与要塞设在同一岸边，还是设在要塞对面？如果不可能在两岸设立要塞，而又必须从以上方案中选择一个，我会选第二个方案。因为营垒要起到掩护军队和支援渡河的作用，就必须设在敌占河流的对岸。如果要塞与营垒在同一岸边，要塞对营垒就毫无用处，如果要塞位于营垒对岸，营垒几乎可以不担心背后的安全问题。例如，1812年俄军在德里萨营垒防御，如果它的要塞设在德维纳河右岸，以掩护营垒的背后，它就能在那儿坚持更长的时间。同样，莫罗面对卡尔大公的攻击，如果不是他的营垒在斯特拉斯堡对岸，那么他是绝对不可能抵抗三个月之久的。
科布伦茨要塞，似乎开创了一个新的体系，这种由普鲁士人构建的体系，集中了营垒和永久要塞的全部优点，虽然它还存在某些不足，但仍值得我们研究，对于在莱茵河上作战的军队而言，它的价值很大。
至于在大河沿岸设立营垒的不利之处，我已经指出，此处不再赘述。只有设在河对岸的营垒，才能产生效用，但这并不代表，当桥梁遭到毁坏时，它可使军队免遭危险。还记得吗？拿破仑在埃斯灵的那种困境。此外，临时性营垒还有以下缺点：使军队缺乏弹药补给而被迫投降；使军队遭敌人的直接攻击。像科布伦茨那种独立的永久性筑垒工事的优点在于：它可避免上述临时性营垒的危险；能掩护设在军队同岸城市里的仓库；保障军队免受敌人袭击。
在所有野战工事中，桥头堡是最重要的工事。桥头堡的价值，充分体现在越江渡河中，尤其是渡越敌人面前的大河时。我宁愿失去营垒，也不能没有桥头堡。只要能保证桥梁免遭袭击，就能保证军队在向河岸退却时拥有一条退却的道路，而不被歼灭。
桥头堡用作大营垒的内堡时，利益是双倍的，桥头堡延及与营垒相对的河岸时，利益可能是三倍，因为那样，两个桥头堡就可以互相支援，河的两岸都能得到保障。在敌国和其他永久性工事的正面，桥头堡的意义特别重大。
当营垒体系为独立的闭合式工事，桥头堡是绵亘的开放式工事时，这种营垒体系比后者更有利。如果营垒是绵亘的，就需要大量的兵力在营垒的全线占领工事。如果营垒是掩盖的封闭式工事，只需要一个军就能防守，使之免遭袭击。
关于营垒的攻防，属于战术问题，我将在后文进行阐述。
山地战略行动
在全面提出战略之前，我需要阐述战略在山地战中的意义。我不愿在此分析那些被认定为牢不可破的据点和工事，它们属于战术范畴。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山地国家同山地战略行动的关系问题。
一个山地国家，在战时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它可能是整个战争区；它可能成为战争区的一个作战地区；它可能群山起伏；它可能只有一线山地，敌人绕过山地，就进入广袤的平原。
除瑞士、蒂罗尔，以及诺里克诸地[33]、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几个省、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外，其他欧洲国家都是拥有一条单独的山脉[34]，军队只有在通过隘路时，比较困难，所以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障碍，它是可以被越过的。这类山脉反而有益，因为通过这种障碍后，战争就将转向平原地区，军队就可将山脉当作临时基地，必要时还可向此退却，将它当作临时掩蔽部。所以，军队在撤退时，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该地。
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阿尔卑斯山，以及地势稍低的比利牛斯山，也具有这种性质。在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横贯埃布罗河流域，如果战争仅在这里进行，那么作战地区都是山脉，这和只有一条山脉的作战地区完全不同。
在匈牙利，即使喀尔巴阡山脉在其东部和北部形成了山区，但这也只是一个临时性障碍，军队越过后，可以进入蒙加奇地区，或者前进至瓦格河、尼特河等流域。越过这里的军队，可以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作战。不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道路少但路况较好，而匈牙利的道路则难以通过。
匈牙利境内的喀尔巴仟山脉，以及蒂萨河和瓦格河河谷的地势，可以将山脉当作临时性障碍研究。
波希米亚山、孚日山和黑森林，虽然小，但也属于山地地带。
当一个国家全由山地组成，并且只作为整个战争区的一个作战地区时，这些山地的重要性就只是相对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山地可作为要塞使用，掩护军队进入平原进行决战。如果这种山地国家就是全部战争区，又另当别论。
一直以来，人们总对这个问题疑惑不已，到底是山控制谷地呢，还是谷地控制山，卡尔大公倾向于谷地控制山，他用经历向世人证明，多瑙河河谷控制着南德意志地区。不过，有个问题需要注意，战争还取决于双方兵力的对比，取决于政府和人民的态度。如果6万人的军队向巴伐利亚开进，等待他们的是实力相等的奥军，那么奥军可以在蒂罗尔投入3万人，等到因河之后得到援军的支援。这时，法军想要进抵这一线是很困难的，因为它需要在翼侧留下大约相当的兵力。如果法军有12万人，那么就能组织一支强大的支队来掩护蒂罗尔出口，并向林茨进军。
以上所介绍的是将山地国家作为一个次要作战地区。如果将山地国家当作主要作战地区，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了。1799年和1800年的战争，为战争艺术研习者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案例。
如果你知道法国政府轻率入侵瑞士的后果，以及法军把泰瑟尔至那不勒斯连成一个战区，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就不会对维也纳内阁和巴黎内阁签订保证瑞士中立的合约有所好感。1799年卡尔大公、苏沃洛夫和马塞纳的作战，是全部山地战区的范例，1800年拿破仑和莫罗的战争，则是为决定山地国家命运而在谷地作战的范例。
在介绍前人的经历，以及对他们的经验进行评判之前，我先简要说明我得出的关于山地作战的真理。
一个遍布山脉的国家，一旦成为两军的战场，这时一切战略上的安排，都不能以平原的战略为参照。
在山地作战时，想要对敌人作战正面的翼侧实施机动的难度相当大，几乎不可能达成。在山地国家中，一支强大的兵力往往只能在少数谷地中行动，而敌人却能预先在这些谷地部署足够的兵力迟滞对手的行动，为自己争取集中兵力的时间。山地纵横的国家，谷地只有为数不多的小路，无法保证大军行动。所以，任何横向行军都只能使用轻装部队。
重要的天然战略点，位于大谷地的汇合处，以及河川汇合处，只要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理解。这种战略点数量不多，当防守部队为主力时，入侵的军队想要击溃它，必须最大强度地攻击它。在这些战略点，难以展开大规模战略运动。但是一旦进攻方能在敌人的后撤线上攻取一个位于大谷地的交通枢纽，那守军覆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山地作战时，防守方的困难一点不比入侵方少。守军要掩护一切要道，防止敌人乘虚而入；部署大部队到决定点上；当某一决定点受到威胁，防守方需要迅速集中兵力时，它又很难沿横向运动。
说到横向运动以及在山地作战的困难问题，我要插入拿破仑在1805年为切断马克与乌尔姆的联系而实施的机动。从一方面看，如果凭借通过施瓦本的数百条路，这次机动方能成功，那么我们还要承认，正因为这数量众多的道路，帮助马克在可能被迂回时顺利撤出。[35]
从另一方面看，在平原地区，一个被迫以防御姿态迎敌的统帅，可能将他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一处，因为如果敌人分散兵力以切断守军的每条退路，守军就可以逐次击破各支敌军。但是，在山地国家作战，一支军队通常只能找到一两条通路，而且敌占区却有数条谷地通往这一两条通路，所以，守军军队难以集中，因为任何一条谷地都需要设防。
在山地作战，谈规律乃至于建议，对执行山地战略防御任务的统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山地战略防御极其困难。除非他所防守的是一个不大的作战正面，该正面由四五条汇合成一个交点的谷地构成，从这个交点到山顶的距离，仅需要两三天行军路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每条谷地的隘路上建立一个难以迂回的要塞，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些要塞的掩护下，再部署几个步兵旅掩护接近交点的道路，再将一般部队部署在谷地交点用作预备队。这支预备队有以下用处：支持受威胁的方向上的部队；当敌人企图通过隘路时，或当己方各纵队集中迎击敌军时，全力攻击敌人。
以上只是战斗部署，身为统帅还需要制定完善的战斗细则，他既要为前线指挥官指出警戒线被突破时的临时集结点，又要为前线指挥官选择继续在山地威胁敌军翼侧的时机。做到这些后，身为守军的统帅就能放心了。因为这样的山地，对敌人造成了太多不利条件。
如果在我所说的正面左右两边又各增加一个同样的正面，那就必须三面设防，不然在敌人发动第一波攻击时，守军就将受挫。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忽视。防线越长，防御的难度就越大，警戒线就会出现各种危险。
可能有人以1799年马塞纳在瑞士的经历为论据来反驳我的观点。儒尔当在斯托卡赫战役失败后，马塞纳接替他担任瑞士军团司令，这时他防御着一大片地区[36]，他的敌人则在巴勒、瓦尔斯德胡特、沙夫豪森、费尔德基尔、库尔。贝勒加尔的普军威胁着圣哥达，意大利军团威胁着辛普朗和圣贝尔纳。马塞纳该如何防御呢？难道除了莱茵费尔斯至汝拉这块防御枢纽地带，沙夫豪森、莱茵涅克、圣哥达就该放弃吗？为了保住赫尔维蒂，不让联军染指瓦莱和伯尔尼的通路？如果处处设防，那他还拿什么去与敌人主力部队决战呢？
在谷地上集中兵力，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如果将部队集中在很难通行的地形上，这就意味着将主动权交给了敌人，不论在任何地方，只要集中的军队少于敌人，那么他将处处受挫。
最后，马塞纳被迫撤离莱茵和苏黎世一线，本该在汝拉一线坚守的他，居然鲁莽地留在了阿尔卑斯一线，在这里他遭到奥军的突击。幸亏贝勒加尔德没有向伯尔尼挺进，也没有寻求与卡尔大公会合，不然马塞纳可能全军覆灭。
高山国家对战术防御有利，但对战略防御无益，因为它会分散兵力，防御方只能以更大的机动性，以及更为积极的进攻，来弥补这个缺点。
与此相反，克劳塞维茨认为，运动是山地作战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因而主张守方尽量避免运动，以免丧失其在当地的防御优势。不过，他后来又补充道，消极的防御迟早不敌积极的进攻。这说明，山地作战与谷地作战、平原作战一样，主动性仍是不可或缺的。马塞纳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仍能在瑞士坚持住，就是因为他只要有一点机会，就向敌人发起进攻。1796年，在蒂罗尔，拿破仑对乌尔姆泽和阿尔温齐，就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最后取得了胜利。
关于山地作战战略运动的一些细节问题可以从苏沃洛夫经圣哥达向穆滕塔尔的远征中找到。人们在盛赞这位伟大统帅的成就之余，也不忘赞颂在攻占莱古尔布所实施的机动时，他的军队所体现的高昂士气、积极进取精神、不屈不挠的斗志。正是这些气质与精神拯救了他们自己。在沙亨塔尔和穆滕塔尔，他也凭借运动摆脱了困境。莫利托尔[37]凭借4000人，在面对3万余人的联军围困时，他却四次出击，在林特河坚守。这些战例说明，山地战中，顽强英勇的意志胜于任何理论。我当然可以说，山地战的主要规律就是在未控制高地前，不要到处冒险。我还可以说，与其他战争相比，山地战中，军队的行动更需要指向敌人的交通线。我也可以说，将临时基地或防线设在谷地交汇处，再以高机动性的、准备充分的战略预备队掩护，就是防守这个地区的最好方法。这些规律，无须我一再重复。唯有军队意志力，我必须特别强调。
我必须指出，当在山地国家的战争具有民族战争性质时，当人民为了神圣的独立事业而奋起反抗入侵者时，防御战争的威力才会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每前进一步，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人民群众想要获得最后的成功，也离不开纪律严明、斗志昂扬的正规军的支援。不然，再勇敢的人民群众，也会像施坦茨和蒂罗尔的英雄们一样落得个失败的下场。
进攻山地国家有两种情况：进攻的地区只有一线山脉，山脉后面是平原；进攻的全部战区都是山地。
对第一种情况，唯一的规律是，在边境佯动，诱使敌人在宽大正面组织防御，之后向可能获取最大战果处突破，即对其警戒线的突破。从兵力方面看，这种警戒线是薄弱的；从地形特点看，它又是有优势的。境界线一旦被突破，防御方全线就会随之崩溃。1805年，内伊攻占莱塔什和沙尔尼茨时，他率军冲入敌人的中心，迫使其全线后撤。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精良的步兵，在果敢指挥官的带领下，总能越过著名的山脉。
弗朗索瓦一世为绕过苏萨河的敌人，而翻越蒙塞尼和奎拉斯谷地之间的山地，证明了拿破仑的那句话：“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总是可以被越过的。”
有人看到山地作战对守方有利就贸然下结论说，集中相当的兵力从一条谷道中突入是极其危险的，最好还是将军队变成几队，沿着便于通行的道路前进。要我说，这才是“极为危险”的想法。当受入侵的正面上有五六条便于通行的道路时，虽然这些道路都应得到重视，但最好把翻越山脉的兵力编成不超过两路，而且预定要通过的谷道不能位于离心方向上。拿破仑通过圣贝尔纳隘路时，把最强的主力放在中央一线，向左右两翼各派出一个师分别通过蒙塞尼和辛普朗，以分散敌人注意力，从翼侧保障机动。
入侵的国家境内尽是山地时，比入侵一个可在平原决战的国家，作战时间更长，作战难度更大。这是因为，山地没有可以展开兵力的战场，整个入侵战争最后会变成一系列的小规模局部战斗。在这种国家内作战，不适合从一点渗入深谷，因为敌人的封锁可能使入侵的军队陷入困境。可以从翼侧分两三路切入，这要求：各路相距不能过远，且各路部队能同时到达谷口会合点，以及消灭威胁入侵的军队的筑垒工事。像瑞士这种全部是山地的国家，最便于采取战术防御，加之它的军民一心抗敌，它是有能力抵抗强大数倍于己的敌人进攻的。
面对复杂情况，想为作战制定出固定的规则来，是不可能的。随着地形、工事、居民精神、军队斗志的不同，情况也会发生改变。只有历史才是学习山地战的良师。卡尔大公对1799年战争的记述，我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批判史》，塞尼尔和马蒂厄·迪马对格里宗战役的记录，圣西尔和叙舍对加泰罗尼亚战役的记录，罗昂公爵在瓦尔捷林的战役，等等，都是学习山地战的宝贵材料。
大规模入侵和远征战略
接下来，我要从军事角度讲解在遥远地区的战争和入侵。当我想在书中承认它应有的地位时，我却遇到了一些麻烦。在这种远征中，除作战距离远所增加难度和危险外，其作战行动仍可能采用其他战争中所采取的方法。
这种远距离入侵和作战所具有的独特的交战、战斗、围攻，乃至作战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本书所探讨的战争艺术的不同领域。不过，我们只进行一般性研究。由于它在作战线方面，尤其与其他战争不同，所以，我将在作战线之后深入探讨远征的作战线问题。
远征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穿越大陆的辅助型远征，我在讨论干涉性战争时曾提到它。第二类，大规模陆上入侵，这将经过许多国家，友好的、中立的、敌对的、态度暧昧的。第三类，一部分靠舰队在海上实施入侵，一部分是在陆地上的。第四类，为征服、夺取、防守遥远殖民地的海外远征。第五类，大规模登陆作战，距离不会太远，攻击对象是一个强大国家的。
我已经在前文中述及囿于防御条约或同盟条约，而派出军队援助遥远国度的辅助军队将会遇到的一些不利条件。从战略观点看，如果俄军前往意大利或莱茵河是为援助日耳曼诸邦，那么它的处境定会比经过敌对国家或中立国家去作战有利得多。俄军将与其盟军共用一些基地、作战线、临时据点，也可从盟军的防线中获得掩蔽部，还可以从盟军那里得到补给和弹药等。没有这些盟国，俄军就只能从维斯瓦河或涅曼河去获取物资补给，这将重蹈历史上许多大规模入侵作战的覆辙。
虽然这种辅助作战较单独远征更有利，但也不要忘了，辅助部队也是有危险的，身为辅助部队的总指挥也会遭遇各种困难。1805年，库图佐夫[38]率领3万俄军到达巴伐利亚边境。当时，本该与他会合的马克所率军队，除了金迈尔还剩下1.8万人外，其余全部覆没。于是，库图佐夫以不足5万的兵力对抗拿破仑所率的15万人大军。雪上加霜的是，库图佐夫此时离俄国边境达1200千米。如果他得不到任何支援，他就只能束手就擒，这就是奥斯特利茨之役的结果。最后，俄军由于远离基地，差点成了联盟的牺牲品，最后靠签订一项合约，库图佐夫才幸运地回到俄国。
苏沃洛夫远征瑞士，以及赫尔曼在荷兰贝尔根的遭遇，都是值得每个担任远征军指挥官思考的。比较正面的实例有，1807年贝尼格森在维斯瓦河与涅曼河之间的作战，他依托自己的基地作战。
至于通过辽阔大陆的远距离入侵，我们只有从历史中寻找规律和准则。
当半个欧洲都是森林和草地时，仅仅依靠马蹄和利剑就能把一个民族从欧洲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在这一时期，哥特人、西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阿兰人、瓦兰人、法兰克人、诺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都曾在欧洲大陆留下痕迹。当火药和大炮问世，大规模的常备军被建立，文明使得各国更为接近，当它们意识到必须互相支援以后，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就成为历史。
不论民族大迁移如何，中世纪战争的特点还是远征。如查理大帝几次远征，奥列格和伊戈尔对君士坦丁堡的入侵，阿拉伯人对卢瓦尔河两岸的侵袭。这些事件已经太久远了。
自从火药出现以来，欧洲国家的远距离入侵只有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的入侵，以及查理十二对乌克兰的入侵。而西班牙人在佛兰德的战争，以及瑞典人在德国的战争，又是另一种类型。西班牙人的战争属于国内战争，而后者属于新教徒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几次远征的规模都不大。
近代史上，只有拿破仑一人敢将半个欧洲的军队从莱茵河调往伏尔加河两岸。这是前无古人的，至于来者，我相信暂时不会出现，这需要一个亚历山大和一支马其顿军队才可能取得成功。现在，奢华和享乐蔚然成风，到哪儿能找到亚历山大和他英勇的军队呢？
一些空谈家们认为，假使拿破仑能以一个宗教领袖的身份，率领一支拥有政治信条的军队，并以宗教领袖身份向民族承诺各种远大前景，他就能达成目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政治信条可以支持战争，但单靠教义经典是不能攻占任何地方的，战争需要的是火炮、炸弹、炮弹、火药和枪支。在以这些工具作战时，距离已经成为考虑谋略的重要因素，人们也无法再像游牧民族那样四处迁徙。
时至今日，从基地出发，行军800千米进行侵略，仍是困难重重的。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战争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的侵略对象都是与法国毗邻，并以莱茵河为基地的。在拿破仑入侵第一线的，都是一些二等国家，这些国家都倒向了法国。这样，拿破仑就将基地从莱茵河转移到了因河。在对普鲁士的入侵中，拿破仑还利用了乌尔姆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普鲁士毫无防护的缺点，以及利用《申布伦和约》[39]对普鲁士施加压力。对波兰的第一次入侵，拿破仑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敌人的犹豫不决。虽然他如此说，我们也不能忽略，他的巧妙计谋以及军队勇猛所起的作用。
拿破仑对西班牙和俄国的入侵，都未取得什么成就，这些作战之所以失败，并非他没有许下漂亮的政治诺言，1808年他对马德里代表团的演讲，以及他对俄国所发表的宣言，都可以作为证明。
至于普鲁士，尽管政府对国内政治秩序充满信心，它也还不至于为了讨好人民而动摇政治秩序，普鲁士政府最终被人民抛弃，是因为大规模作战给人民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大陆计划所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
对法国而言，1815年的教训令它明白，将政治理论作为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是危险的，这些理论可以掀起风暴，但不能控制风暴的后果。自由主义的说教并不能激发民众的情绪，反而为人民提供了打倒空想家和说教者的武器。
可能有人会指责拿破仑，说他没有满足民众的需求，但拿破仑不会不知道，政治偏见往往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而政治偏见迟早会伴随鼓吹放纵的理论出现。拿破仑认为，为了保住这艘已经失去控制的国家政权大船，在确保民主利益问题时，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们已经离题够远了，还是回到入侵他国的军事问题上吧！
除了因距离远所产生的影响不一样外，只要军队一进抵战区，入侵作战就与其他形式的战斗没什么两样。入侵他国的主要难题就是距离远，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深远作战线、战略预备队、临时基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有益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运用的，尽管运用这些规律不一定能彻底消除一切危险。
1812年拿破仑的作战虽然不幸，但仍不失为远征作战的经典战例。当时，拿破仑的部署：施瓦岑贝格亲王和雷尼耶留在布格河，麦克唐纳、乌迪诺、弗雷德驻守卫德维纳河，贝吕纳驻守斯摩棱斯克，奥热罗在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留守。可见，拿破仑对基地是很重视的，他已经做了预防措施。从这次战役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另一条原理：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会因为准备措施的规模过大而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在这次巨大战役中还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他忽略了政治预防措施：他没有牢牢掌握统一指挥权，在维尔诺停留十天之久，还把右翼部队交给不能胜任之人指挥，以及他对施瓦岑贝格亲王这个奥地利人的信任。至于在莫斯科大火之后，他居然不撤退，就更不用提了。有人说，拿破仑太忽视远距离、各式各样的困难、人员情况，甚至愚蠢地深入克里姆林宫。要公正地评判他，需要去挖掘他为什么不按照之前计划在斯摩棱斯克过冬，而是越过了斯摩棱斯克的原因。公平地说，击败强大的俄军之前，拿破仑是很难在斯摩棱斯克和维捷布斯克之间立足的。
我不想去评判，我甚至怀疑那些自以为有评判权的人是否有那个资格，因为他们没有公正评判所必需的资料。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拿破仑低估了奥地利、普鲁士、瑞典对他的敌视，他没有得到一个军事大国真诚的支持，以及他过于自信能在维尔纳和德维纳河之间击溃俄军，他虽然料到了俄军的英勇精神，但他低估了俄国的民族精神和民众的毅力。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没有得到一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就没有可靠的基地能支撑他进攻俄国这个庞然大物。他将自己伟大事业的基础，建立在自己的国民身上，这些人虽然勇敢热情，却不够坚定，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强大的国家基础。另外，他的迟疑也挫伤了战斗激情。
历史上失败的远征，不仅向我们证明了此类战争成功的主要条件，也向我们证明了人在战争中所能发挥的威力。我在第一章就已经说过，若是找不到一个毗邻的强大盟国，为我国提供一个合适的基地，那这就该考虑放弃这次远征。只有依靠这些基地才能事先集中各种物资，使军队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
那些想从战略格言中生搬硬套领导艺术的规则，而完全不去考虑政治预防措施的人，是轻率的，他们的行动违背了一切战略规律。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为建立深远作战线和中间基地所归纳的各种预防措施，是唯一能降低危险的方法。另外，远征还需要考虑距离、障碍、季节、国家特点等。
想要归纳出几条能确保远征成功的规律，实在太困难了。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中，入侵成功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剩下的上百次远征都给人民和军队带来了灾难。总之，远征的判断和计算要精确，取得一定胜利后要懂得适可而止。
陆上远征的情况介绍得差不多了，下面我来介绍下第三种远征——半陆半海的远征。
火炮问世后，半陆半海的远征就少多了，原因可能是，制海权一再易手，最后得到制海权的国家，虽有很多舰船，但没有进行此类远征所必需的陆军。薛西斯经陆路进攻希腊，后面跟着大批舰船；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出发，他的舰队则是沿海岸前进，那种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虽然我们不曾再遇到这类远征，但如果进行陆上远征时，能有军舰或运输舰船的协助，还是很有利的。不过不能单靠舰船，因为风力对舰船的影响很大，有时风暴能将舰船全部毁掉。
关于海外远征作战，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装船和卸船应该从属于勤务和战术行动。关于登陆问题，我会在后面单独阐述。
结论
我已经介绍完了构成作战计划的所有战略计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定下的任务。
然而，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的，战争中的大部分作战行动，往往既属于战略问题，又关乎战术问题，前者从作战方向的观点考虑，后者从如何进行战斗方面考虑。所以，在谈到这些既属于战略又属于战术的行动之前，我先要谈谈大战术和交战的问题，讲讲用以实现作战基本原则的规律。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半战略半战术行动的统一关系。
根据本章所论述的内容，我将在所有战区运用作战主要原理的方法归纳如下。
1.根据有关与敌人基地垂直的路线原则，利用交战双方作战基地的相对方向可能提供的任何有利条件。
2.通常，一个战场总有三个地带，需要从中选择一个主要作战地带，而它应该能保障以最小的危险，最致命地打击敌人。
3.巧妙建立作战线，准确选定作战线方向。在采取守势时，要向1796年的卡尔大公和1814年的拿破仑学习，他们都采用了向心的作战线；或者学习苏尔特在1844年那样选择作战线，确保一条可与边界线平行的退却路线。采取攻势时，可像拿破仑在1800年、1805年、1806年那样，将兵力指向敌人战略正面的一端，或是像他于1796年、1809年、1814年那样，将兵力直指敌人战略正面的中心。这些做法，都应根据双方军队所处位置，以及作战地区和作战线一节所述规律来选择。
4.正确选择临时战略机动线以及其方向，以保障军队可以随时集中大部分部队作战，同时又可阻止敌人集中部队或相互支援。
5.部署各战略阵地，巧妙地协调包围敌人重要战略点的大部队的行动。
6.令部队最大限度地保持活力与机动性，以便将其逐次轮番用于实施突击的要点上，达到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目的。
快速行军，可加强军队的行动，也可抵消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当单靠快速行军就能保障胜利时，如果能确保行军方向灵活，那么其功效将增大百倍。也就是说，要取得巨大的战果，必须把这种努力指向战略的决定点，以便致命地打击敌人。但是，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有这样的决定点，因为并非其他所有点都可以置之不顾。因此，当它为整个战役目的中的一部分时，必须迅速地逐次使用所有兵力去进攻敌军各部，敌军就会被各个击破。若能将迅速用兵和正确选择运动方向相结合，那么胜利的可能性就很大。
当年，从敦刻尔克逐次抵达梅嫩、莫伯日、朗道的40个营，强化了这些地区的兵力，取得了四次胜利，从而拯救了法国。如果能在这些行动中，再加上在战争区正确利用战略决定点的优势，那么这次战役就将囊括机动行军的全部科学，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机动只反映了战略原理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选择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方向，就像拿破仑在乌尔姆、耶拿、雷根斯堡那样，所有的战略性作战科学都包含在其中。
[1] 称它为攻势防御似乎更确切——作者注。
[2] 威灵顿（1769—1852），大英帝国陆军元帅，第21位英国首相，曾在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分享胜利——编者注。
[3] 儒尔当，法国指挥官，拿破仑的帝国元帅之一——编者注。
[4] 让·维克多·马里·莫罗（1763—1813）法国大革命战争的主要将领，因为坚持共和而被拿破仑放逐到美国，后重返战场，制定击败拿破仑的战术，但他没看见拿破仑退位就在德累斯顿战死——编者注。
[5] 法国将军。参加过法国大革命。1799年晋升将军。1803年占领汉诺威，被拿破仑封为18元帅之一——编者注。
[6] 即弗雷德里克亲王（1763—1827），他是乔治三世国王的第二个儿子，担任英国军队总司令多年——编者注。
[7] 马塞纳，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元帅——编者注。
[8] 这是关于机动的问题，它指的是沿着两三条道路前进，能在一两日内集中起来的一支军队，当莫罗和儒尔当各率7万人单独进入普鲁士时，他们正好构成了双重作战线——作者注。
[9] 比洛，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新军事体系的精神》《新军事原理》《新战术》。他的著作对19世纪普鲁士、奥地利两国军事思想有较大影响——编者注。
[10] 梅拉斯（1729—1806），奥地利陆军元帅，曾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期间与拿破仑在意大利交战——编者注。
[11] 比利时城市，在桑布尔河与马斯河交汇处——编者注。
[12] 纽波特、奥斯坦德、热马普都是比利时领土——编者注。
[13] 库尔特·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施维林（1684—1757），普鲁士元帅，腓特烈最倚重的军事顾问，常年为腓特烈出谋划策，曾经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编者注。
[14] 莱昂蒂·莱昂蒂耶维奇·贝尼格森（1745—1826），早年在汉诺威军队服役，参加过七年战争。在两次俄土战争中表现出色，被授予准将军衔。1796年贝尼格森作为俄军主要高级将领之一参加波斯战争——编者注。
[15] 达格伯特·西蒙德·冯·乌尔姆泽（1724—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奥地利陆军元帅，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他于1796年意大利战役与拿破仑对垒时打了一系列败仗——编者注。
[16] 包括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和巴伐利亚州西南部，以及瑞士东部和阿尔萨斯——编者注。
[17] 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在瑞士联邦的领域上建立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798年4月12日成立，1803年3月10日解散——编者注。
[18] 马尔蒙，法国军人，大革命时代将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元帅，曾屡立战功，在法国战役中背叛拿破仑——编者注。
[19] 伊万·帕斯克维奇（1782—1856），俄国陆军元帅、埃里温伯爵、华沙亲王——编者注。
[20] 波兰地名——编者注。
[21] 厄克里德斯（公元前306—公元前283），古希腊几何学家，人称几何学之父——编者注。
[22] 施瓦岑贝格亲王（1771—1820），奥地利陆军元帅和外交家——编者注。
[23] 埃蒂安-雅克-约瑟夫-亚历山大·麦克唐纳（1765—1840），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军事领导人。拿破仑评论他：“麦克唐纳是一位优秀而勇敢但不幸的指挥员……当他吹风笛的时候，他不可信赖”——编者注。
[24] 埃曼努尔·格鲁希（1766—1847），法国拿破仑战争期间元帅——编者注。
[25] 疑为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英国军事家、政治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有出色表现——编者注。
[26] 中欧古地名——编者注。
[27] 夏尔·皮埃尔·弗朗索瓦·奥热罗（1757—1816），法兰西第一帝国元帅——编者注。
[28] 霍恩洛厄亲王（1746—1818），普鲁士陆军元帅。他所指挥的普鲁士军两集团军之一在1806年耶拿战役被拿破仑彻底击败，致使普鲁士成为法国的属国——编者注。
[29] 卡尔诺（1753—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编者注。
[30] 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期约在公元4世纪，曾撰写有军事著作《罗马军制》。书中论述了古罗马时代军团的编制、装备、训练和作战方法等——编者注。
[31] 波斯帝国的第三代君主——编者注。
[32] 波斯帝国第四代君主，大流士之子——编者注。
[33] 作者所认为的诺里克省，包括卡林西亚、施蒂里亚、卡尔尼奥里亚和伊利里亚——编者注。
[34] 不包括高加索——作者注。
[35] 这是在山地国家作战时不可能遇到的情况。当时，根本没有可用于从多瑙佛特经奥格斯堡向梅明根实现迂回的道路——作者注。
[36] 巴勒—沙夫豪森—莱茵涅克—圣哥达—富尔卡—勃朗峰地区——编者注。
[37] 莫利托尔（1770—1849），法国元帅——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