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敌人在战场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补给港口，而且这些港口都满足前文所提的要求，制定对敌海上战略的难度就会更大。美国大西洋海岸的诺福克与纽约，就具备这样的条件。两个港口之间相距250海里，如果一支美国舰队正在退却，则纽约的第二入口，即经由长岛湾的入口，以及纳拉甘西特湾一起就可为追击者制造麻烦，帮助美国舰队逃脱。如果一个港口拥有两个相隔很远的入口，其优点接近两处港口所具备的条件，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巨大麻烦。日俄战争中，东乡平八郎就是面临这样复杂的情况。有三条航道通向海参崴，它们互相远离。在海参崴港的前方有一个位置可以密切监视这三条航道。如果遇上大雾，俄国舰队便可趁着大雾溜走，距离不远处就是海参崴港。另外，如果俄国舰队战败，漏网之鱼也能逃入港口，这样东乡平八郎就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前文中提到过的拿破仑下达给马尔蒙的训令中，他根据马尔蒙的兵力部署，估计各种可能遇到的时机，认为可以在萨拉曼卡附近展开战斗。他写道，但愿能够如愿，一旦英国人在离海如此远的地方被打败，就会全军覆没，葡萄牙也会被我们征服。英军离海的距离就是它距离隐蔽场所的距离。约翰·穆尔在拿破仑的追赶下，还能避开决战，带领部队到达海面，尽管士气低落，尽管士兵疲惫不堪，他们却幸免于难。请记住，在对马海战中，日本人在临战之前失去同敌人的接触，躲开敌人的侦察，而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罗德尼多次截击马提尼克岛的法舰，均遭失败。因为法国人在向风群岛之间的众多水道中选择了其中一条进入加勒比海，以躲开敌人的侦察，待到罗德尼发觉为时已晚，截击已经不可能。即使他一直在马提尼克岛前方进行游弋也于事无补，因为在瓜德罗普岛，法国人还有多个隐蔽所可用。此外，实施封锁的帆船常处于下风，无法保持其阵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些情况下，重中之重的指导原理就是，兵力不能分散，除非它强大到在各处对敌人都占有优势，而其目的是将敌方基地削弱成为单独的据点，通过正规作战或在敌人疲惫不堪之时将其逐离该点，或者是迫使敌人在向该点输送补给时，或者是到该点隐蔽时，与己方战斗。1794年和1808—1810年，英国从法国手中抢过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使法国无法再在西印度群岛立足，从而保证了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商业安全。一般正规作战需要的时间比突袭的多，如果敌人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港口，最好强攻防御最弱的那个，最强的那个就使其成为上文所说的单独的据点，通过正规作战攻陷它。1798—1800年，法国在地中海占有马耳他和埃及。马耳他的设防力量是众所周知的，埃及却无法与其相比。经过长期封锁之后，才由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联合袭击攻陷埃及。马耳他则因为其交通被切断而最终屈服。旅顺口是被强攻攻克。如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经战斗而能抵达海参崴，则战争就将持续下去。在此情况下，日本人可能会封锁该港，凭借舰队确保其后的海区，以保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陆军的交通安全。
让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当一支舰队在某处的力量并未强大到能将敌人驱逐出战场时的应对之策。这就是在明显的进攻行动之后所采取的一种防御性质的态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设法占据一个同自己交通相连的、尽可能前进的位置。设想，若古巴属于美国，则舰队应该尽力控制莫纳海峡航道，所能依托的、最靠近的基地则应该是古巴东部诸港。抑或是从这个基地出发的舰队可以在加勒比海南部设立一个巡航区域，保护本国的贸易权益。还可以在前进位置上以逸待劳，等待敌人，此时舰队的任务是阻滞、骚扰、攻击敌人。正如前文所说的，当敌人对你采取推进行动时所建议你应采取的方法。
这种前进位置的作用，是掩护其后方的陆地获得海洋，对付和阻滞敌人的前进。因此，必须严格地依据战略而加以选择。只要情况不变，就必须一直向前推进。所选定的位置，既要考虑其后的交通线，又要考虑敌人的交通线，即既要考虑它所能掩护的己方的交通线，又要考虑它所能威胁的那些交通线。1796年，拿破仑将阿迪杰河一线当作防御正面，用来掩护他后方的全部地区，并依靠它对其部队进行补给。1794—1796年，驻泊在科西嘉岛圣菲奥朗佐湾的英国舰队，就以该湾为基地，并由此处将其作战正面推至土伦港前。英国人因而能将强大的法国舰队封锁在土伦港内，从而掩护其通往直布罗陀的交通线，并保护了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
如果不想过分冒险，则可以将作战正面向前推进至临近的交叉点或狭窄航道并将它们包括在内。辽阔的海面上并无天然的战略据点，但是最佳贸易航线的交叉点以及强烈的逆风和逆流障碍，都能造就一些重要的点和线。强固港口、浅水海域或其他障碍，都会对作战正面产生影响。例如，一支舰队前进到莫纳海峡水道，除了古巴的那些港口外，它无法再找到更近的港口作为依托。然而，它可以大胆地在萨马纳湾建立一个储煤仓库，这样对舰队留驻该地是有利的。即使失去了这个仓库，也不会对舰队造成致命损失，而一旦敌人出现，则一切阻滞和妨害它继续前进的措施都会发挥作用。我不厌其烦地强调，在海战中，舰队是主要的力量，然而拥有以强固据点为依托的舰队比一无所有的舰队更强而有力。
远征舰队从进攻和推进转入停顿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已经取得战果，由于战斗或延伸战线需要抽调分遣队从而分散舰队兵力，也可能是在作战正面遇到危险，等等。拿破仑在阿迪杰河的行动也是一样。这种停顿，一是为了确保已经取得的远征战果，强化新基地的补给港口，以便将防御工作交给陆上部队承担，方便海军从中解脱出来；二是为了在这些港口储备足够的补给，使其能长时间脱离本土和第一条交通线而独立存在。当拿破仑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站稳脚跟时，他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曼图亚以南和以西的整个意大利地区，还掩护了交通线使其紧靠法国而免遭截击，从而不用派出分遣队进行防卫，就如同位于法国国内一样安全。
我所说的这些过程的总和便是军事占领被征服位置，其目的是使其在军事上与本土联成一体，以便海军主力从对港口所担负的直接防务中解脱出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前进位置，舰队就能减轻对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从而减轻对交通线的防御负担，而分遣队则可以从防御任务中解脱，再次加入舰队，它可与本土派来的其他增援部队一道，充实舰队的力量，使其能再度承担直接进攻的任务。这个完成转入进攻步骤所依据的原理，与前文已经说明的推进所遵循的原理是相同的。
有关防御的原理，我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关于防御方面的建议，不像关于进攻方面的那些建议那样令人满意，甚至可能说还有些浅显，因为防御是处在逆境时被迫采取的行动，只能尽力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防御确实有优势，它的优势可以从这个说法得到证实：“防御乃是较之进攻更为强而有力的战争方式。”虽然我对这一说法并不喜欢，但是它已经被誉为战争准则。在我看来，这句话似乎是对防御特性的一种误解。如果能加以适当限制，也可算得上是勉强行得通吧！该说法意味着，在特定战争中，甚至在总体作战计划中，防御一方暂时不向前运动，就可以强化作战准备，思考更为全面，部署更为周密。进攻者则因为在不断地运动着，容易出现失误，而防御者就有可乘之机，进攻者甚至不得不在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应战。简单一句话，就是进攻者进军时，防御者在加强准备。这种准备的极端实例就是建立持久的防御阵地，或者是防御者在仔细选定的有利地形上待机而动，并将军舰严格地按照横队排列，展开舷炮等待敌人，而敌人则一定是以纵队接近的，所以无法施展舷炮火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防御者所采取的方式确实比进攻者当时所采取的方式更有力。
仔细想想便可知道，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处于防御状况，因为它的目的在于阻止、骚扰俄国舰队。实际上，日本人无论采用何种战术，其目的都在于将舷炮在通往海参崴的航道上横向展开等待俄国人。俄国舰队处于进攻状态，虽然我们似乎不太认同这点，俄国人应该正往海参崴冲。他们应该确保正确的航向，冲过日本舰队的拦截。总而言之，俄国人处于进攻状态，他们只能以舰艏朝前的纵队队形战斗。这是一种处于下风的队形，必须在战术上放弃的队形。
美西战争时期，在抵达圣地亚哥港之前，塞韦拉的运动也具有进攻性质，而美国则采取防御姿态。也就是说，塞韦拉正在设法实现其目的，而美国海军却在防止他。当时，西班牙在当地主要拥有三个主要港口，哈瓦那、西恩富戈斯、圣地亚哥。美国海军不能肯定西班牙舰队会奔向哪一个港口，美国人必须将兵力部署于两处港口之前，西班牙舰队企图入港就必须不惜一战。美国舰队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完成这样的部署。应该拦截的两个港口则是哈瓦那和西恩富戈斯，为了防御美国北部海岸，可开放西恩富戈斯。如果塞韦拉驶往西恩富戈斯，则他就能先于美国快速舰队到达该港。所以，将快速舰队驻留在汉普顿锚地是可能的，这也说明，海岸防御力量的强弱问题会对国家军事计划产生影响。
科贝特在其《七年战争》一书中引用一流权威之一克劳塞维茨的格言，并为其加上限制条件，科贝特的论述如下：[9]
我们所说的防御是更强更有力的作战方式，所指的是，如果计划得当，它只需一支很小的兵力。前提是，只是仅就一条一定的作战线而言。如果我对敌人将要展开的大型攻击毫不知情，我就无法将兵力集中在该线上，防御就会变得很脆弱，因为我方的兵力分散了，而分散的兵力被用于在敌人可能选择的任何一条作战线上阻击敌人了。
显然，一支强大到可在数条作战线上阻击敌人的兵力，就应该以其所拥有的优势进攻。美西战争中，面对塞韦拉的逼近，美国的集中方针却不得不被分散取代，分兵于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这样不是在一个位置上发挥决定性优势，而是在两个位置上勉强维持着弱势。如果西班牙舰队的技术和战斗力与美国舰队相等，则胜负难料，唯一的安慰是敌人也会因此遭受损失。正如纳尔逊所说，他们无法在今年继续为害了，而另一支美国舰队便能控制海域。1904年8月10日以后，东乡平八郎就是这样做的。从纯军事角度来看，我很遗憾，西班牙人和俄国人的表现太拙劣了。
防御的不利条件尤其明显。它不仅是弱方无可奈何之下的应对之策，当作战线不止一条时[10]，防御方还会因为难以确定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发起攻击而导致兵力分散。防御的有利条件，我已经在此前介绍过了，主要是可以充分准备，采取多种预防措施。当一方处于防御时，就应该认识到它本身已经没有持续向前推进的可能了，而敌人却能以优势兵力出现在防御方正面，除非防御方能在其行进中途骚扰并造成足够的损失，以缩小兵力悬殊的差距，没有了兵力差距，防御方可立刻进攻。防御方采取防御时，它应该握有一支虽然处于劣势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斗舰队，而且还要拥有海上边境，在该边境上占有一定数量的设防的港口，以便武装舰船在这里进行备战并作为基地退入其中进行休整。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防御。
我在这里主要讲述全部或部分为我所控制的海域的防御。除非这块区域仅靠本土，否则我国的利益就不会在这里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巩固。加勒比海毗邻美国，所以，美国在该处所取得的各个位置，如巴拿马地峡地区、波多黎各、关塔那摩，与其他国家在当地所取得的一切地区相比，它们的价值更加重大。日本在远东抢夺而来的位置，使它在维持和巩固势力以及继续作战方面，比任何一个欧美国家在当地所占据的位置更有利。然而位于两个对手之间的海域便成为必争之地，如同从前处于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日耳曼诸邦和多瑙河流域那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战，西印度群岛和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在内的这一地区，其情况也是如此。群岛和大陆连同其间的海域，是当时海战的主要战场，实际上，它们距交战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距离相等。在陆上，控制如此遥远的区域须满足两个条件：掌握一些据点作为基地，以及拥有一支机动的野战军。然而，采取进攻态势还是防御态势，却要取决于野战军同敌人相比是强还是弱。海军则是海域中的野战军。
在防御中，强固要地的作用很大。当一支陆军以优势兵力向前推进时，它所控制的强固要地位于其后方，便能成为集结补给、辎重、增援部队的安全据点。如果严加守卫并确保它与野战军之间的交通安全，野战军也就可以自由机动。
查理大公在论述作战基地时曾强调指出：
这些据点必须严加守卫，使其能够独立，而不致担心设在那里的弹药仓库会有丢失之虞，也不致被迫抽调分遣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往往产生削弱野战军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合乎需要。一位总司令首先被迫掩护其弹药仓库并留下部队对其进行警卫，他就绝不会采取迅速而大胆的行动。
查理大公的这段论述也适用于中间据点。
任何海军作战基地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这些基地对舰队来说相当有用，它们迫切需要设防基地。如果这些基地不设防，那么舰队就有可能暴露，海军的行动也会受阻。
查理大公的论述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或者可以说是他率领的陆军的经验。或许由于奥地利和日耳曼的血统关系，他们作战所及的各个国家均与其有着血族关系，因此没有像当时法国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压榨当地国家以求生存。奥地利和日耳曼人在作战时需要大量仓库，但并非总能找到设防城镇安置这些仓库。因而，他们要么留下大量军队对其进行守卫从而削弱主力；要么就试图以主力对其进行掩护从而严重损害主力的行动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力鼓吹将海军用于海岸防御的人，却大肆诋毁设防，这无疑会将海军推入类似的困境中。
请不要偷换概念，说设防最强固的基地不需要守备部队进行警卫。城垒的威力相当于众多的部队，可以用不适于野战的部队对工事进行警卫。对海上的作战基地也可这样处理，如果这些作战基地未充分设防，那么海军就要承担大部分防务；如果设防充分，海军便不用特意派出分遣队进行防御，可以由不适合海上勤务的陆军部队负责防务。这样的基地是进攻方最有力的依托点，在一国统辖内的区域选择这样的基地，应当考虑其固有的适应性和位置，使每一个要地都发挥最大效力，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战略配系。它们的数量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因为基地过多，就需要从野战军中抽调一定数量的兵力对其防卫和警卫。所以，当这样的基地数量超出需要时，野战军就被削弱了。若米尼说：“法国的设防要地太多，日耳曼太少且普遍设防脆弱，而位置也不适宜。”在上述条件下，由于各自经验的差异，对于要地的价值，法国军官不以为然，而日耳曼大公则视若珍宝。
设防的支援基地，既是补给站，一旦需要又可充当临时隐蔽所。所以，它对于控制国外的海域具有特殊意义。在此情况下，野战军和海军就更加相似了。陆军部队通常守卫这些基地，也就是采取防御态势，发动进攻则是例外。舰队负责防守这样的基地时，不论基地是位于本土还是海外，它们都会束缚舰队的行动，甚至使舰队处于不利的位置上。目前比较突出的实例，则是英国对德国的忌惮。这似乎因为英国本土的陆军少于德国陆军。英国的守备不足，英国人只能单纯地依靠舰队防御，于是舰队就被束缚在了英国水域。如果英军能在其本土以相同数量和训练水平的兵力对付德军，则英国舰队便能获得自由。它可抽调一支分遣队前往地中海，而在本土只保留一支拥有一定优势的分遣队对付可能的敌人。但是，英国的实际情况是，一切依靠舰队，舰队就必须拥有更为强大的突击力，以保卫国土。这就是说，舰队的行动自由和作战范围大大受限制，因为舰队必须集中在一起以保卫国土。
一支海军因为要掩护两个或两个以上没有适当设防的据点，就会在作战时陷入不利的防御态势中。例如1799年，25艘法国战列舰突然驶入地中海，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英国有太多的据点需要防卫，因为没有适当的守备部队，防务只能由海军承担[11]。英国舰队司令认为梅诺卡岛是个负担，对于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他感叹道：“情况太严重了，我无法找到这些流浪者[12]，而又被这座毫无防御的海岛捆住手脚。”他的感叹之言值得深思。这位舰队司令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境。如果不是需要对这些据点进行护卫，英国舰队本可以集中起来，自由行动，甚至可以大举进攻法国舰队。但在那时，英国人对敌人的目的一无所知，舰队被分成了两部分，每一部分的兵力都不能与整支法国舰队相抗衡。这两支英国分舰队，一支为主力，用于掩护梅诺卡并且在巴塞罗那、土伦和梅诺卡所形成的三角地带游弋；另一支由纳尔逊统领，以掩护通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航线为任务。正当英国人为防守多个据点而苦恼时，法国舰队早已撤走，一大批西班牙军舰成为它的战利品，被留在了布勒斯特，成为法国同西班牙结盟的见面礼。
只有在防御时，强固要塞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防御者第一个目的是赢得时间。所以，需要在重要防御据点的正面尽可能远的地方阻击敌人，这才对防御者有力。拿破仑在1796年的意大利战役中，以灵活大胆的战略战术，仅仅用了两个月就从萨伏依推进至曼图亚，而曼图亚这个牢固的要塞竟坚守了长达九个月之久。波河流域的伦巴第当时属于奥地利，它是奥地利的一块境外海域。奥地利虽然失去了这个地方，但从未放弃对地中海的企图，于是它寻求在巴尔干开辟出一条通往地中海的通路，而这个曼图亚正是它的一个前进哨所，可阻截敌人的推进，不仅可以防护其所在地区，还能掩护背后的国土。在这里的守备部队正如同海上要塞中的一支舰队，除非法国能彻底击溃这支部队，否则它就会趁法国登上阿尔卑斯山向奥地利推进时威胁法国的交通线。在这九个月时间里，奥地利集结并陆续派出不少于三个军团的兵力与法军队对抗，法国人凭借拿破仑独有的才能和魄力才勉强击退奥军。曼图亚失陷之后的两个月，拿破仑长驱直入，挺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求和。曼图亚的战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它向我们证明了防御应该如何强而有力，也证明了在本国国土前方尽可能远地阻击逼近的敌人的优越性。这个实例可能过于极端，然而从始至终拿破仑的进攻都来源于他固守在维罗纳和阿迪杰河的位置，这里是他的防御基地。他以这些基地为依托，迅速地进攻，使敌人在他不断的进攻中转为防御，最后不得不一直退却。
进攻具有优越性，也有其危险性。主动进攻的价值在于，目的的单一和集中；而防御方则因为不知敌人的目的，被迫地顺应敌人的部署，从而感到危险的位置不止一处。这样，防御的兵力趋于分散，而进攻兵力则趋于集中。
应该注意到，曼图亚这样的要塞对海上远征军不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因为陆军需要交通运输的补给，舰队可以利用运输船。1801年，经哥本哈根战役，丹麦舰队被摧毁之后，纳尔逊曾想立即向波罗的海推进，攻击在塔林驻泊的一支强大的俄国海军分遣队，但其总司令却不想在身后的丹麦尚未彻底屈服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总司令的顾虑是他对于交通的担忧，这种担忧其实是有些许迂腐，因为英国舰队往返一次并不会耗尽物力，但摧毁俄国海军分遣队却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纳尔逊认为这是冒险，但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他极力主张冒险。最后，他的计划未被采纳，而俄国分遣队则顺利逃脱。纳尔逊所期望的是一次快速突袭，这种突袭的特点就是直接忽略交通。如果不是这样的突袭，而是以长期作战为目的，如封锁，如同当年英国在法国港口进行的封锁一样，那么，运送补给的英国船只就要从丹麦炮台射程范围内通过，所以，英国舰队必须攻克丹麦炮台。假如丹麦舰队还存在，那么英国舰队还必须与之抗衡。
一支野战军如果暂时不敌敌人，就应该后退，尽可能地寸土必争，直到退入前进设防战略据点线为止。通过该线时，野战军必须根据这些据点的需要、现有兵力以及可能得到的增援，强化这些据点。如果这支部队龟缩在一个要塞中，就像麦克之于乌尔姆、麦克马洪之于色当和巴赞之于梅斯，就其态势而言，却是一项绝望的下下之策。总体军事态势可能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但是对这支野战军而言，这是在自取灭亡。追击的敌人追至设防哨所线时，其所面临的问题是：“拿下这一据点再行前进，还是只留足够的兵力以阻止该地的守备部队袭击我方的交通？”
围攻，要耗费时间；继续前进，追击的军队就会被削弱。如果监视每一处据点，追击的军队就会不断被削弱，虽然它的兵力可能会比对方强。如果一支劣势兵力位于要塞外，如果不围攻要塞，则可适当地牵制一支分布于两个或两个要地以上的优势兵力，劣势一方就可拥有中央位置和内线的有利条件。更何况，追击者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当它经过时，它可威胁或切断该地的交通线，据点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这些考虑都说明了设防据点的价值和局限性。消极防御力量无论多强大，也不能产生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军和其机动性所能取得的效果。
海战不会出现类似的局面：一支劣势陆军面对优势敌人而退却的局面，劣势陆军可不断利用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阻止其推进，这也是人们相信更强的战争方式就是防御的来源。海战也曾有过类似的案例，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些案例中得到启发。1799年，纳尔逊在西西里外海以不足12艘的战列舰，期待着以为19艘实际却拥有25艘战舰的法国舰队的到来，他宁愿拼死战斗，也不愿将要地拱手相让。1805年，纳尔逊率领12艘战列舰从西印度群岛返航欧洲，并期待着同拥有18～20艘战列舰的敌人遭遇。两次战斗，纳尔逊都抱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待到他们将我的分舰队击败之时，他们今年就再也不会制造麻烦了。”他的意思是说，在英国海军的活动中，他的任务是牵制并重创敌人，其余英国海军将承担收拾敌人残余舰队的任务。这与1796年查理大公在南路奥军的活动基本一致，该路奥军的任务是在每个防御据点上展开战斗，以退却牵制住莫罗，而查理大公却亲率北路奥军以压倒的数量优势扑向儒尔当。
毫无疑问，第一个实例中，纳尔逊胸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意图，这个意图在第二个实例中，他曾详细地指出来：“不到最后关头，我绝不作战，除非他们给我的时机非常有利，使我不能不动手。”他所指的就是瞬息的有利条件，不论是自己创造的，还是敌人提供的，或者是地形有利，不论哪一种情况，聪明的防御者总是谨慎地抓住敌人的错误，依靠其他有利条件，为自己创造战机。据称，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曾经说过：“先生们，当敌人犯错误之时，我们切勿过早阻拦他。”纳尔逊时代，英国海军的总体任务是防御，而在漫长战线上却效仿拿破仑的习惯做法，就是一旦机会来临便立即进攻，而当时机成熟之时，便以有利条件展开决战。1805年，纳尔逊离开地中海前往西印度群岛追击法国舰队，就是采用这样的做法。他曾经与一支增援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相会合，这是一项防御措施。尽管时间紧迫，但他却一直等候到这支护航运输队安全抵达的所有安排都已就绪。当他身负进攻任务之时，他仍然不忘照顾他所防御的基地。
与在陆上一样，海上也要有设防哨所。海上设防哨所可能比陆上更重要，因为由于海洋的地表外形，在双方舰队活动的战场上很少能提供一些位置，便于劣势舰队依托它通过战术部署缩小与优势舰队的差距，而海上隐蔽所的需要和资源安全的需要，其程度比陆上更大。风力曾是有利条件，它可使舰船速度更快。舰只数量少的舰队速度可能比舰只数量多的舰队快。一支舰队的舰数越多，就越能发现在它们之中既有最快的军舰也有最慢的军舰这样两种兵力。一支舰队舰只越多，其单只军舰的速度就会有差距，而舰队速度并非平均速度，而是最慢的军舰的速度。所以，舰数越多的舰队，其舰队速度反而很有可能较低。这个情况要求一支退却的舰队可能无法快速驶抵它支援的港口，尤其是在它的追击者是一支护送着装有陆军部队的舰队时。
一直退却的舰队如果处于劣势，就不应该与进攻者保持距离。它应该后退，并且根据追击者的速度做出相应调整，用快速巡洋舰殿后并监视敌人。虽然敌人可能排除轻型舰驱逐它们，但轻型舰不能突入快速巡洋舰中，也不能阻断它们与主力之间的联系。如果双方速度相同，追击的巡洋舰就无法赶上退却的舰队，它们只能与敌人的快速巡洋舰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它们也就暴露了其主力舰队的位置。退却的舰队一般不交战，除非条件极为有利，因为一旦丧失战斗力，它就会直接被逼近的敌人摧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采取防御的舰队来说，它应该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伺机抓住任何有利条件。如果抓住有利条件就属于战术范畴，实际上，退却行动属于战术范畴。如果双方速度和技能相等，舰数较少的舰队机动速度更快，指挥更容易。舰数较多者应该如何机动，变成什么队形，运输舰队如何护卫；舰数较少者如何退却，如何创造机会进行骚扰，如何发动骚扰，这些问题属于大战术范畴。
退却的舰队到达设防港口外围的第一条防御线时，防御者的两股力量——港口和舰队，就结合在一起。这时候，问题是如何使用舰队。设想，如果逼近的敌人在海上居于优势地位，其在陆地也会居于优势，对于这一特定目标，他至少必须予以首先考虑。如果防御者只有一个港口，则其所面对的局势更为不利，因为单是煤炭补给就靠不住。如果这个港口防御很弱，难以坚守到防守者所希望的时间的到来，这一区域的防御者就会陷入绝境。
我的目的不是讨论限于绝境的情况，而在于讨论那些劣势不大、其技能和能动性可以弥补部分差距的情况。设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在位置上可以互相支援，但根据其距离敌人必须分散舰队方可同时监视的港口，这时，处于弱势的防御舰队目的为集结战列舰；冲破封锁，任何一个港口都不能被封锁；战斗舰队尽量避战，除非条件非常有利。如果敌人第一个目标点尚不明确，防御舰队应该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以便能抵达任何一个港口并随机应变。例如，当纳尔逊无法肯定法国土伦舰队消失后的具体航向时，他写道：“在我尚未获悉某些真实情况之前，我既不驶往西西里以东，也不驶往撒丁以西。”东乡平八郎也曾在马山浦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世人对其存疑。
一支防御舰队在选择为总体防御所需的集中据点时[13]，防御舰队就是总体防御的主要支柱，所以，除了要考虑其他方面，更需要考虑哪一个港口可能成为敌人的岸上作战目标。确定了这一点，则其附近的某一个据点就是防御舰队合适的位置。例如，俄国人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断出日本人将在旅顺口登陆，并对该港进行攻击。因此，如果俄国舰队意在避战或推迟交战，则海参崴是其驻泊的上上之选。因为旅顺口可诱使敌人将其舰队和陆军都集中于一点，这一点就成了中央位置，在这个点上日本人无法分散。俄国战斗舰队驻泊的海参崴便不可避免地会将日本的主力舰队吸引过来，这就为俄国巡洋舰分队制造了袭击日本陆军交通线的机会。另外，海参崴有两个出口，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敌人的第一目标十分强固，则它必须延长作战时间，集中兵力方可将其攻克，这就牵制了它的兵力。即使是舰队不直接参与攻击，它也要担负掩护陆军到该处的交通，这是陆军与本土联系的最紧要环节。另外，舰队还必须对防御方的交通进行封锁，切断它与加煤或补给港口的联系。只有彻底攻下该地，攻击方的舰队才能彻底解脱出来。它在攻击中的任务有两个：支援陆上攻击；监视防御方海军，预防其可能造成的任何危害。如果防御方既机智又主动，那么攻击方的舰队必须分散才能同时完成以上任务。在这时，防御方的舰队司令享有主动权，尽管其国家处于守势，舰队处于守势，但在其总体防御计划中，舰队的职责就是攻击敌人的交通，牵制、迷惑敌人。为了应付防御方的牵制和骚扰，攻击方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因此，进攻方必须对付两个必要的目标：防御方的舰队和港口。除非防御方自投罗网，使舰队在被包围的港口内被摧毁，如同旅顺口的俄国舰队一样。
如果一支美国舰队以大西洋海岸为其防御线，这支美国舰队拥有诺福克和纽约这两个防御强固的港口，那么美国海军虽居劣势，却依然强大。如果敌人攻击纽约港，则位于诺福克的美国舰队就成了敌人的两个目标，它必须分兵。因为美国海军可以自由活动，它可直接对敌人的贸易、交通、殖民地等进行攻击。如果纽约成为敌人目标，我认为舰队驻泊在纽约就是一个错误，除非纽约拥有两个出口，可以迫使敌人分兵。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国家的海岸线处于守势时，舰队必须采取进攻才能发挥效用。因而，我一再强调，海岸要塞的性质也是居于攻势的，因为它庇护着采取攻势的海军。1812年，罗杰斯分舰队的行动就是一个明证。当时美国的海军和陆军的质量极差，所以被迫处于劣势，罗杰斯分舰队的巡弋成了攻击英国贸易和海军分遣队总体攻势的一环。结果，英国各分遣队不得不集中，因为它们每一支都弱于罗杰斯分舰队，从而有效地保护美国各港往返的商船。俄国人错误的部署，就是忽视了这个要素。一个国家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采取守势，这都不重要。一旦退却完成，骚扰前进敌人的任务也就无须再进行了，防御方舰队只要装满煤舱就行了[14]。
如果海岸线上每个港口都已经适当设防且它们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自保，那么防御方舰队司令的主要任务就是攻击敌人的交通，在任何一个可能的方向上骚扰、牵制敌人，利用进攻来支援总体防御计划。舰队司令的指挥水平，集中表现在对攻击目标的选择上，他所发动的攻击必须最大可能地调动敌人。正确的军事原理往往因为政治考虑和感情用事而遭到践踏，这大多是因指挥官的无能和缺乏勇气所致，这样的实例在历史上举不胜举。防御的目的在于利用人类本能的弱点，攻击一点，使其分散兵力，就像力图保卫每一个设防据点的冲动。这样的冲动如同其他天生的弱点一样，只有掌握正确的原理方可克服。在与西班牙对抗期间，美国海军部就曾为了众多据点需要保护而犹豫不定。把机动分舰队部署在汉普顿锚地，以及把一支可承担封锁和其他任务的巡逻兵力禁锢在大西洋西岸，都可以看成是对惊恐的妥协。这些部署本身就与正确的军事原理相悖。
防御方海军这种牵制敌人兵力的作战所追求的结果，被达夫吕伊贴切地概括成“兵力转移”。在我看来，这个描述是很有启发性的。达夫吕伊的意思是说，如果敌人遵循正确的军事原理部署兵力，防御方就应该刺激、威胁、诱使敌人改变部署，转移其兵力。在诱敌转移中，盲目的自信和谨慎都似乎是有害的。如果敌人军舰适当集中，就可以诱使敌人分散；如果敌人舰队位置部署正确，就可以迫使其转移到较差的位置。英国“军人”号之所以被美国“宪法”号捕获，就是由英国兵力转移造成的。罗杰斯分舰队的巡弋，迫使英国海军集中兵力，罗杰斯的行动还迫使英国海军护送一支重要的西印度群岛舰队向东航行数百海里。待英国人觉得足够安全后，“军人”号驶向哈利法克斯，途中同“宪法”号相遇，因而被俘。
现引用达夫吕伊的著作片段：
无论从何种观点来看，在海上采取守势只会陷于不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绝不应自愿采用。不论是居于这一方还是居于另一方，我们都要选取攻势，也就是说要主动寻敌求战。但双方进行的方法却不会相同。
较强者急于和敌人的不同分舰队会战，以便在它们还没有时间为害之前将其摧毁。较弱者[15]首先要设法同敌人脱离接触，使敌人无法肯定受其威胁的据点，从而诱使敌人转移兵力，并造成出敌意外的情况发生，之后尽力将敌人引至一处能使自己的较弱兵力得以有力地发挥作用的战场。只要这一阶段持续下去，而且直到决定性战斗使天平发生明确倾斜为止，战争直接目的的达成就要拖延到必须在有利条件下同敌人进行首次交战之时。在这一角逐中，更为主动、更为机智、更为坚毅和装备更为精良的一方将赢得胜利。
特别是在战争开始之初，攻击一方会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如果通过猛烈攻击得以成功地预先查明敌人的方案，则总体作战便取得预先定下的方向，这就会形成一种态势，它能使敌人所有期待的事物都遭到破坏并使其瘫痪，除非敌人能赢得一次胜利得以扭转其处境。迫使敌人处于意料之外的态势，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敌人居于劣势地位并阻止其不得恢复，与此同时，你自身的兵力便能得到更好的运用。
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首次袭击俄国海军取得了成功，获得了惊人的战果。
达夫吕伊还说过：
攻势的特点乃是实施攻击而不接受攻击。历史证明，几乎所有的海军胜利都是在敌方海岸取得的。
如果战斗中，双方任何方面的力量都毫无差别，那也就没有什么结果可言了。如果存在差距，则弱者就只要屈服于强者。战争的艺术的使命就在于：在既定的点上缩短差距，或变劣势为优势。战争艺术多遵循的、我们所确信的出自权威之手的原理，其实不多，而且它们大多很简练，这些原理又被归纳总结成一条重大原理，即不管双方的整体力量对比如何，都必须在决定性的点上造成对敌的优势。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在总体上比日本海军更具优势，但是它兵力分散，所以在直接战场上与日本海军相比，它处于劣势，而且决定性之点旅顺口，日本海军开展之前的突袭扩大了两军之间的差距。
当在实战中运用正确的原理时，往往会遇到困难，原理屈指可数，实际情况确实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小细节更是如此。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经验。我称经验为实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和平时期，身为军事专业人士如何取得经验呢？即使经常作战的人，如一名陆军中尉或一名海军舰长如何亲自体验那些数不胜数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呢？有人敢说自己能吗？没有。如果有人敢断言说他能，那我就引用查理大公的名言来回答他。
查理大公写道：
只有拥有了研究的热情和长期累积的经验，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一员名将。仅仅是一个人的见解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个人在一生所经历的事件无论多富有成果，都不足以提供包罗万象的经验。谁又能在出任要职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担任名将所难以掌握的艺术呢？因此，他需要利用他人的知识和经验来扩充自己的经验，对前人所得出的结论进行衡量，将历史为我们提供的那些辉煌的军事成就和巨大的军事事件作为对比的依据，这样才能驾轻就熟。
我们所熟知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
要向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尤金亲王、腓特烈大帝那样进行攻势战争，熟读他们的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并以他们为榜样。这是成为名将和掌握战争艺术奥妙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你才会受到启发，从而抛弃那些与这些伟大人物的准则相对立的想法……将这八十三次战役的历史详细阐述，就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战争艺术的教材，进攻和防御所必须遵循的任何原理都将从其中显现，这部教材如同一处源源不断的源泉一样。
拿破仑还说过：
战术、机动、工兵和炮兵学科都可在教材中学到，就像学习几何学一样，但大规模作战的学问，却需从经验中，从研究战史和名将的作战中才能获得。
我如此建议大家研究名将们的战役，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考虑。这不仅是将他们所经历过的战争编成一个简单的表格，遇到特定情况时，从中查阅那些储存了前人经验的资料，以此做出决定。机械式的运用并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例如撰写论文，向别无他法学习的人传授。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军官们经过拿破仑所告诫的勤奋学习便能同这些历史上的名将息息相通，不只是汲取他们的实战经验，还要汲取他们身上所充满的那种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的精神气魄和理解能力。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具有伟大名将的精神，又要熟悉他们的准则。身为学生，应该具备与老师气质相同的某种特质，才能激发灵感，即悟性，除了独创性的天才之外，这种悟性必须与现实相碰触，才能激起火花。
毫无疑问，拿破仑所指的那些战争艺术的初级部分，如战术、机动、位置变换等问题，不同于大规模作战的指导。他认为，对大规模作战的指导，只能从经验和历史中才能学会。拿破仑在另一场合曾严厉告诫，反对教条式地对待这类问题：
这类问题，即使请教蒂雷纳、维拉尔或请教尤金亲王、亚历山大、汉尼拔或恺撒，也会使他们难以对答。将你尚未实践过的东西作为教条来推崇，这就是无知，就好像你自以为能用二次方程式来解算超级几何学问题一样，殊不知就连拉格兰奇和拉普拉斯这样的大师也会被其难倒。
若米尼对拿破仑和查理大公关于研究历史的意见完全赞同。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成功地指挥战争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科学在未经证实之前虽然是不确信的，但是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确定绝对的确信，即科学是通过无数的实验，朝着确定学说这个目的迈进的。科学真理一经确定，就是固定不变的、严密精确的、不容歪曲的。科学的因果关系是定律而不是原理，是不可变更的硬性方针。科学是发现真理，而非传播真理，更无法改变真理。意识则是从其所探索的素材中破茧而出，以永无止境的变化创造新形态。艺术并不像无生命的自然物，只要机械式地复制便能得到类似的效果，它是渗入自由的人类思想并扎根于此。艺术承认原理，但这些原理却不能成为强迫艺术正确行动的镣铐，它们只是当它行动有误时给予向导和告诫。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指导战争就是一门艺术，人的思想是它的源泉，它依此处理各种情况，承认一定的原理，但是除此之外，随着艺术家的天赋以及他所面对的素材的不同，艺术就具备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尝试，教条地生搬硬套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最好的原理，其运用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自由发挥，这就是原理与纯粹规则的区别。
因此，战争准则并不是纯粹的明确的规则，而是寥寥无几的一半原理的发挥和运用。这些战争准则与其说是迫使幼苗无法自由成长的框架，不如说好像是有种子所发出的、形态总在不断变化而本质依然如故的幼芽。我这样说，并不是就承认，这种准则并不存在，或者说它没有多少用处，也没有什么价值。对此，若米尼曾说：
当名将们运用一条准则，按此准则进行机动并取得上百次胜利，是否因为其偶然的失利，便有充分理由全盘否定其价值并怀疑研究战争艺术所获得的效果呢？假如一项理论由于只有总数四分之三的成功率，是否就可宣称它是荒谬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