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摄政时期
西班牙大臣阿尔罗韦尼
英国沃波尔和法国弗勒里的政策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非法贸易1715—1739年
大不列颠与西班牙的战争
《乌德勒支和约》签订不久，英法两国国王相继去世，安妮女王于1714年8月1日逝世，路易十四在1715年9月1日病故。
继承英国王位的是来自德意志的乔治一世。尽管他是英国人自己选的国王，可他们并不十分喜欢他。但英国人宁愿容忍将来不可避免的不幸，同意接受一个新教徒来当他们的国王，也不愿接受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继承王位。乔治除了感受到支持者的冷淡和不悦外，还发现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不忠诚团体，这个团体希望詹姆斯二世的儿子继承王位，所以他的政权明显不够稳固。相反，法国的王位继承人没有任何争议；问题是继承人只有5岁，是个孩子，因此法国人非常担心摄政会拥有一种比英王更强大的专制权力。得到和执行摄政权的是王位第二继承人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但他不得不担心的是，不仅国内的对手企图动摇他的地位，而且在位的西班牙波旁国王腓力五世对他抱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似乎起源于上次战争期间，奥尔良公爵阴谋取代腓力继承西班牙王位。所以，在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安和恐惧，正是这种感觉影响了两国政府的政策。至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尽管会按照路易十四的愿望，因为家族关系，暂时保持友好，但现实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仇视肯定会对两国的实际利益造成损害。
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接受当时最有才能和声望的政治家杜布瓦神父的忠告，表示愿意与英国结盟。他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一般英国人都可以接受的商业让步，禁止法国舰船到南部海洋从事贸易活动，否则处死。此外，他还降低了英国煤炭进口税。起初，英国人慎重地接受这种友好，对此，法国摄政并没有失去信心，还进一步提出迫使英国王位觊觎者詹姆斯三世撤到阿尔卑斯山外。他还同意填塞马迪克港，这是一个新发掘的港口，法国政府企图用它来代替失去的敦刻尔克港。我们能看出，所有这些让步，除去一条，都是以牺牲法国海权和贸易利益作为代价的，结果诱使英国同意签订一份条约。依据条约，两个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保证执行《乌德勒支和约》的条款，特别是有关路易十五去世时，如果没有后嗣则应由奥尔良家族继承法国王位的这一规定。同样也保证将由新教徒继承英国王位。荷兰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一开始不愿意与这两个国家签订新条约，但最后因为对荷兰进入法国的某些商品能实行免税，才同意签署这份条约。这就是1717年1月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此后若干年内这份条约一直使法国被英国束缚。
正当法国主动向英国示好的时候，西班牙在另一位有才能的教士领导下，也在寻求这种同盟，并致力于提升国家力量，以期收复失去的意大利各邦。新大臣阿尔韦罗尼红衣主教向腓力五世承诺，如果能有五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收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他为增加税收，重建海军和陆军勤奋地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发展制造业、贸易和海运事业，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已经取得明显的进步。但是因为失去直布罗陀，西班牙收复其失去的领地，并利用它们确立地中海势力的野心，已经受到严重挫折，加上腓力五世不合时宜地企图推翻法国奥尔良公爵，而没能实现。阿尔韦罗尼被迫疏远法国，而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都密切关注着西西里，看它能否被友邦掌握。阿尔韦罗尼不得不博取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欢心，以代替与法国的天然同盟。他还通过贸易妥协来达到这个目的，允诺立即让英国享有《乌德勒支和约》规定的那些特权，而这些特权西班牙一直没有兑现。作为回报，西班牙要求英国在意大利起有益的作用。眷恋德意志的乔治一世，由于同时身为德意志皇帝的奥地利皇帝在意大利辖区内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对西班牙的一系列示好态度冷淡，阿尔韦罗尼被激怒了，撤回原来的所有条件。加上三国同盟保证执行现行的法国王位继承顺序，更激怒了一心想要维护自身权力的腓力五世。所有谈判的结果是使英国和法国一起对付西班牙——实际上这是因为两个波旁王国都采取了一种盲目愚昧的政策。
由于各国统治者所怀的不同目的和感情，形成了当时欧洲主要态势：奥地利皇帝和西班牙国王都想得到西西里，但《乌德勒支和约》已规定把它交给萨沃伊公爵；法国和英国都希望看到西欧保持和平，因为战争会让国内的反对派有机可乘。但是英王乔治一世的地位还是要比奥尔良公爵牢靠得多，所以后者的政策倾向于跟随前者，这种倾向由于西班牙国王的不友好行动变得越来越明显。乔治一世，作为一个德意志人，希望德意志的奥地利皇帝成功，而英国政要自然希望看到西西里掌握在他们新近的盟国和可靠的朋友手中，而不是让西班牙人来统治。法国，由于摄政地位不稳，违背了它的正确政策，也持同样观点，而且建议修改《乌德勒支和约》，把西西里从萨沃伊转交给奥地利，而把撒丁作为补偿交给萨沃伊。然而，各国又必须考虑西班牙已经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且令那些熟知西班牙在上次战争中无力表现的人十分惊讶。然而，西班牙当时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因为阿尔韦罗尼要求的五年和平时间还只过了一半。可是，他更不愿意放弃他的雄心壮志。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致使战争突然爆发。一位西班牙高级官员，由罗马经陆路返回西班牙，路经奥地利皇帝所辖的意大利各邦。城邦按照仍自命为西班牙国王的命令，把他当成叛臣抓了起来。腓力五世对这样的羞辱非常恼怒，派出一支12艘战舰和86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征讨撒丁，阿尔韦罗尼也无法劝阻他这么做。当时撒丁还没有移交给萨伏伊，西班牙军队在几个月之内，攻占该岛。这是发生在1717年的事情。
无疑，西班牙会立即侵略西西里，而法国和英国在积极调停，企图制止行将发生的大战。英国向地中海派出一支舰队，而且在巴黎、维也纳和马德里举行会谈。会谈的结果是英国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尽快实现前面提到的撒丁和西西里的交换，作为补偿，他们把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割让给西班牙，并且规定奥地利皇帝应该永远放弃他提出的令人不愉快的对西班牙王冠的无理要求。如果必要的话，这些协定将诉诸武力强制执行。一开始，奥地利皇帝不愿接受，但是，鉴于阿尔韦罗尼的准备工作正不断完善，终于使奥皇不得不接受这种有利的提议，由于荷兰也同意这个协定，历史上就称之为“四国盟约”。西班牙人固执己见，由于阿尔韦罗尼在发展西班牙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乔治一世热情地表示愿意放弃直布罗陀换取西班牙的同意。如果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了解这一点，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促成这种谈判的合理性。
阿尔韦罗尼企图通过外交活动让整个欧洲支持他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欧洲政坛风云变幻：为了让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俄国和瑞典联合起来；在荷兰，由于政府当局的原因，“四国盟约”的签署被推迟；在法国，出现了反对摄政的阴谋活动；土耳其人被煽动起来反对奥地利皇帝；整个英国都充满了对国王的不满；一些国家在努力说服萨沃伊公爵。1718年7月1日，3万西班牙陆军，由22艘战列舰护航，来到巴勒莫。萨沃伊的部队撤离这座城市，并且几乎放弃了西西里，抵抗力量集中在墨西拿城堡。墨西拿被围后，直到英国的宾海军元帅[1]锚泊在那不勒斯之前，这座城市一直都很担心会遭到西班牙攻击，因为西西里国王当时已同意“四国盟约”的条款，2000名奥地利士兵搭乘宾战舰想在墨西拿登陆。可城堡被包围后部队才抵达，于是只能写信给西班牙将军，建议停火2个月。这个建议当然遭到了拒绝，所以奥地利部队再次转到意大利雷焦登陆，而宾通过墨西拿海峡搜寻已向南脱逃的西班牙舰队。
后来进行的交战几乎不能称为海战，尽管当时已经濒临全面战争，但实际上双方还没有宣战。这种形势虽然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可对英军来说，他们的进攻能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度可不好说了。似乎可以断定，宾事先就决定俘获或歼灭西班牙舰队，而且他的命令证明了他是个真正的军人。西班牙人不愿进行任何方式的战斗，他们兵力不足，而被阿尔韦罗尼仓促恢复的海军又很可能不像陆军那样有强大的战斗力。英国舰队气势汹汹地逼近，一艘或多艘西班牙战舰开火射击，于是英舰顺风向航行，使西班牙战舰遭到毁灭性打击，只有几艘逃到瓦莱塔港。西班牙海军实际上已被彻底打垮。对这次战斗相当重视的一些作者，对宾在这次进攻中为什么不组成战列线难以理解。事实上，他面对的，是一支数量上和纪律上都处于劣势的乱七八糟的舰队。似乎能更确切地说，他的功劳在于他愿意承担一个更加谨慎的人会想方设法回避的责任。在这次战斗和整个战役期间，他为英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消灭了这个即使不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对手，使英国的海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他因为这次突出贡献获得贵族爵位。有关这一天的成就被写在一份报告里，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的一致赞美。英军派出一名资深海军上校率一个分遣队去追击逃跑的西班牙舰船。上校给舰队司令的报告这样写道：“长官，我们已捕获或摧毁了在海岸附近的所有西班牙舰船，数字见每页的边白。G·沃尔顿敬上。”一位英国作者撰写报告，而另一位英国作者做批注，这种多此一举的做法是对法国的嘲弄，如果在法国，这种边白上的船只注释叙述起来可能会写成很多页。[2]这份报告如此写法也可能是英国人感到这场所谓的帕塞罗角“战斗”不值得进行过多的叙述。沃尔顿上校也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如果所有的海军报告都模仿他这样写，那么海军历史就无法依据官方材料来编写了。
1718年8月11日，西班牙海军就这样在帕塞罗角外海完败。如果说之前西西里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的话，那现在一切已经明朗化。英国舰队在西西里附近巡弋，表示对奥地利的支持，同时对西班牙人进行封锁，在议和之前不许一个西班牙人离开。阿尔韦罗尼的外交计划接连失败了。第二年，为执行盟约，法国入侵西班牙北部，并且摧毁了那里的造船厂，除烧毁7艘舰船的设备外，还把船台上的9艘大舰也都烧光了，这些都是在一位随同法国司令部的英国武官教唆下完成的。于是西班牙海军被彻底摧毁。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这种做法是出于保护英国海权的目的。法军司令官贝里克公爵，斯图亚特王室的一个私生子写道：“英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向下一届议会表明，它不会放弃削弱西班牙海军的任何一次机会。”正像英国海军历史学家所说的，乔治·宾爵士的行动使这一时期英国的目的完全暴露。正当奥地利人、英国人和撒丁人围攻墨西拿的城堡和要塞时，对防波堤内的西班牙军舰归属问题产生了争议。“宾自己反复斟酌，如果让这些舰船完好地回到西班牙人手中，守军可能会停止抵抗，但他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另一方面，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在有关的意大利诸侯之间对军舰归属权引发一场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这些军舰不能为英国所有，那最好也不要归属其他任何一国。想到这点，他建议奥地利将军默西伯爵构筑一座炮台，将停泊在港内的军舰全部摧毁。”[3]其他几方面的主官尽管提出异议，最后还是同意了宾的意见。如果说具备这种持续的细致和处处提防的精神应该取得成功的话，那么英国得到海权确实理所应当。然而，对法国这一时期在这方面所做的蠢事，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一连串败北，同时没有海军，根本不可能去争夺远方的海上领地，终于使西班牙停止抵抗。英国和法国坚持要求将阿尔韦罗尼撤职，而腓力只得屈从“四国盟约”提出的条款。英国占据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后，必定会支持英国的奥地利，在地中海中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势力。当时英国执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后期没能支持这种有利的联合，而且因此完全背离了国家的传统政策。撒丁从那时起开始置于萨沃伊家族统治下，并且持续下去。
与阿尔韦罗尼主持内阁和西班牙一度壮志满怀的小插曲同时和稍后发生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场争斗，我们必须予以注意，因为它再次强有力地说明英国的海权在北方和南方都一样，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就会让人惊恐不安。1718年瑞典和俄国之间的长期对抗暂时中止，为谋求和平，两国结盟，企图共同解决波兰王位继承问题和斯图亚特王室在英国的复辟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对于这个计划，阿尔韦罗尼曾寄予很大希望，但最后由于瑞典国王战死而化为泡影。战争继续进行，沙皇看到瑞典已筋疲力尽，决定执行他的全部征服计划。随着波罗的海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它将成为俄国的一个湖泊，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尤其是英国，因为平时和战时它的海上力量赖以生存的海事补给品主要来自这一地区。这两个西方王国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干涉，同时，英国还派出了舰队。丹麦当时正准备投降，但彼得大帝最后在英国海军舰队司令受命率舰队加入瑞典一方，而且准备在波罗的海重演帕塞罗角海战的历史之前，急忙撤走俄国舰队。他对受到这种暗示式的高压非常恼怒。这件事情在1719年发生，尽管彼得大帝受到挫败，但并没有被制服。翌年，英国再次进行更有力的干涉，尽管没能及时使瑞典沿海地区免遭严重破坏，却使沙皇意识到他不得不与英国坚定而毫不动摇的决心较量，而且从他的亲自观察和经历中，了解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效率，最后只得同意议和。法国称是因为双方使用外交手段，才获得这种满意的结局，并且声称英国对瑞典的支援是无力的；法国希望瑞典放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些省份，这样俄国就拥有自己的出海口，会使其丰富的内陆资源更方便对英国贸易开放。这可能是真的，而且的确可以感受到英国正在寻求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有关贸易和海权的利益。但是以彼得大帝那种倔强好斗的个性，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英国舰队的军事实力和逼近俄国门户的能力。从彼得大帝好斗不屈的个性完全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瑞典按照1721年8月30日签署的《尼施塔特和约》放弃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立窝尼亚、爱沙尼亚和其他一些省份。这样的结果无法避免，对某些小国而言，能够保住自己是一件一年比一年困难的事情。
显而易见的是，“四国盟约”十分苛刻的条款让西班牙心怀不满。其后的12年虽然被称为和平时期，但却完全不稳固，各种战争危机四伏。西班牙最为不满的原因主要有三条：奥地利占领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英国掌握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英国的船只在西属拉丁美洲大量走私。英国让人们觉得是这些损害西班牙行为的积极支持者，所以说，英国是西班牙的主要敌人，但西班牙却不是英国唯一的敌人。
阿尔韦罗尼下台后出现的这种平静，主要取决于法英两国执政大臣的性格和政策。他们都希望出现一种全面和平。法国摄政的政策和希望和平的理由前面已经叙述得很清楚了。在上述理由的促进下，而且为消除英国可能进行的意外攻击，杜布瓦除了为英国取得《乌德勒支和约》给予它的贸易利益之外，还让西班牙向英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同意它每年派一艘船到西印度群岛从事贸易。据说这艘船在锚泊以后，会持续不断地得到其他舰船供应货物，以至为了尽快装运一边到达的鲜货，只能将另一边的旧货先送到岸上。杜布瓦和摄政奥尔良公爵，在主政8年后，在1723年下半年相继去世。其间，他们完全改变了黎塞留的政策，与英国和奥地利结盟，并且牺牲了法国的利益。
法国的摄政权在名义上是传给王室家族的另一名成员，但实际统治者是红衣主教弗勒里，他是当时年仅13岁的年轻国王的导师。尽管其他人挖空心思要取代这位导师，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1726年不仅给了他宰相的权力，还给了他宰相的头衔。这时罗伯特·沃波尔已经成为英国首相，从他的影响和权力来看，他实际上已完全主导了这个国家的政策。沃波尔和弗勒里最大的愿望是和平，特别是西欧的和平。于是法国和英国为了和平目的继续采取一致行动，尽管他们不能完全制止各种抱怨，但几年来他们却成功地制止了战争的爆发，尽管两位执政大臣的目的看上去一致，但是激励他们的动机却完全不同。沃波尔期望和平，是看到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仍没有解决；英国的贸易在和平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还可能是由于他的个性使他不能容忍政府里出现能与他相抗衡的人，害怕战争会在他的周围产生更强大的人。弗勒里认为国内不存在王位继承问题，而且他的权力也相当牢靠，但像沃波尔一样，他也希望国家在和平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因为他年事已高，自然喜欢宁静，惧怕战争。他上任时就已73岁，去世交出权力时已90高龄，在他的温和管理下，法国复兴了。进出的游客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即这种变化是否归功于他领导的政府，或只应归功于法国人民的天赋灵活性，他们既不愿被战争再度拖垮，也不愿脱离世界其他各国。当时法国当局声称，整个法国的农业尚未恢复。但是，法国海运业的确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令人惊诧的兴盛景象，原因主要是路易十四去世后，立即废除了对贸易的各种限制。当时，西印度群岛发展特别快，自然会与宗主国共同分享这种繁荣。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路易斯安那[4]的热带气候，以及奴隶们的辛勤耕作，都有助于当地的准军事政府获得良好的成就。当时的法国所有殖民地都建立了这种准军事政府，然而，在气候寒冷的加拿大，效果不太令人满意。此时，在西印度群岛，法国对英国占据绝对优势，单单半个海地的产值就等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全部收益，而且法国的咖啡和砂糖正在把英国挤出欧洲市场。据一些法国历史学家所说，法国在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的贸易也同样超过英国。与此同时，法属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复兴，法属东印度公司所在地——布列塔尼亚地区的洛里昂很快发展成一座雄伟的城市，“洛里昂”法文原意就是“东方”，名字指出了它与东方的关系。位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本地治里和位于恒河边的昌德纳戈尔，是法国在印度的权力机关和贸易中心所在地，都得到迅速发展；波旁岛（今留尼汪岛）和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地理位置有利于对印度洋的控制，其中一个已经成为富饶的农业殖民地，另一个已经成为强大的海军基地。法属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力被限制在国内与印度主要基地之间的贸易方面，整个印度洋的贸易对私人企业开放，并且得到迅速发展。这种大规模发展完全出于自发，而政府甚至对此投以不信任的眼光。最典型的例子是迪普莱克斯和拉布尔多奈两人。前者在昌德纳戈尔，后者在法兰西岛，他们是各项企事业的指路人和领导者。这些事业逐步确立了法国在东方海洋的权力和威望。这些活动后来让法国成为英国在印度半岛上的竞争对手，并且使法国曾一度幻想得到一个大帝国，但这个大帝国已经把一个新头衔赠给英国女王。法国的这种幻想面对英国的海权，最后只能颤抖和消失。法国贸易范围能不断扩大，是因为和平和取消各种限制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政府有保护贸易的意识。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只有300艘商船，20年后已增加到1800艘，这就是法国贸易范围迅速扩大的最好证据。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称，这个事实有力地反驳了“那些可悲的偏见，即因为法国的不幸而不适合海上贸易，但只有贸易才能不断增加一个国家的力量和活动范围”。[5]
弗勒里完全不能接受法国人民从事的这种自由愉快的活动，他的看法，好像一只孵出小鸭的母鸡，对小鸭不信任那样。沃波尔和弗勒里本人都赞成和平，但沃波尔不得不去面对英国人民的质疑，他深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海上和贸易中出现竞争，英国人民对此都会不满。弗勒里曾继承路易十四的错误政策，眼睛只盯着大陆。但是，他的确不希望像前任摄政那样与西班牙发生纷争，而是希望与西班牙保持友善，尽管一时他还不能为此牺牲他的和平政策，因为西班牙对英国极为仇视，所以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加强法国在大陆的地位，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建立波旁王室的诸侯国，而且通过家族联盟，使它们团结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却任由海军更加衰落。“正值法国人民自己积极努力地通过私人活动重新得到海洋时，法国政府却把它放弃了。”当时法国海军军力已经减到只有54艘战列舰和快速帆船，并且绝大部分状况很差。尽管5年间对英国一直处于战争边缘的状态，但是，法国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却有90艘。这种差异预示了其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结局。
在这一时期，沃波尔由于需要依靠与弗勒里的合作，因此坚决反对英国与西班牙公开进行战争。但西班牙及其家族联盟不时形成的威胁和令人恼怒的行动往往给沃波尔的和平方针带来困扰。这种困扰常会引发英国海军的示威性行动，并且暂时被它成功制止，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很多国家都曾领教，并且向其屈服的那种海权。1725年，西班牙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同意舍弃旧恶，在维也纳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如果需要的话，奥地利皇帝应当用武力支持西班牙对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的要求，俄国也表达了愿意参加这个同盟的倾向。于是在英国、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形成了一个与之直接对立的同盟，英国派出一支舰队到波罗的海向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示威，另一支舰队到西班牙沿海制止该国政府的行动和保卫直布罗陀，第三支舰队被派到靠近南美洲北岸的贝卢港（今巴拿马境内的港口），封锁聚集在那里的帆船队，断绝它们的补给，即时告诫西班牙国王，他离不开美洲的硬通货，也离不开英国控制的西班牙与美洲之间的交通线。沃波尔下达给贝卢港的英国舰队司令不许交战，只能进行封锁的严格命令，清楚地说明他反对战争。由于舰队长期滞留在疾病流行的沿海地区，大批水兵的死亡使英国举国震惊，这也是若干年后导致首相下台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这次封锁行动期间3000～4000名官兵，包括舰队司令霍西尔将军本人在内都死在他乡。但是，沃波尔的目的达到了。尽管西班牙经陆路对直布罗陀进行了不明智的进攻，但英国舰队的存在，不但保证了要塞的补给和粮食供应，而且防止了战争正式爆发。奥地利皇帝退出同盟，在英国的威逼下，取消了他曾批准的、以奥斯坦德港命名的、在奥属尼德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许可证。英国商人不仅要求除掉这个竞争对手，而且还要求取消在丹麦成立的类似竞争对手公司。在荷兰支持下，英国谈判成功。只要英国贸易没有受到严重破坏，沃波尔的和平政策，随着多年来的富裕生活和国民的普遍满足，就能容易地维持下去，即便西班牙不断威胁，而且对直布罗陀提出无礼的要求也不能造成丝毫损害。但不幸的是，它当时深陷一种会给贸易带来麻烦的行动之中。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非洲奴隶和每年派舰船到南美洲的特许权，虽然这些特权只是英国在这些地区进行贸易的一部分。西班牙与各西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极其有限，而且具有排外性，但是它在企图使殖民地与外国断绝贸易时，忽略了为他们提供必需品。结果，在西属美洲的所有领地涌现了大量的走私和非法贸易。走私贸易主要是英国人干的，他们利用供应非洲奴隶和每年派舰船进行合法贸易的机会，从事不合法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得到允许的贸易。这种贸易方式肯定对一些西班牙殖民者的大集团来说是有利的，因此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连殖民地总督也纵容这种做法，这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受当地舆论影响，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对情况很难了解。但是，一些西班牙臣民，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意，由于英国人使用和滥用特权受到了严重伤害，而且由于走私和非法贸易偷漏税款，使西班牙政府在经济和名誉上都受到严重伤害。西班牙当时已开始收网。曾经废弃的一些法规又重新生效，开始执行。“条约的精神实质被放弃了，但它在形式上当时仍被执行着。尽管英国舰船仍享有可随时进入西班牙港口进行休整和补给的特许权，可他们没有受到友好对待，也没有得到贸易往来的利益。他们受到一种审慎戒备的监视，还有海岸警备队的严格检查。除每年允许派出的舰船外，（西班牙）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阻止英国与西属殖民地之间的任何贸易。”如果西班牙人能够将自己限定在更密切的监视，还有在本国水域内，强行执行一些与当时认可的基本贸易概念没有本质区别的关税规定，也有可能不会给西班牙带来更大损害。然而，当时的形势和西班牙政府的特点，让他们不可能就此罢休。但是要把守而且有效封锁住一条长达几百海里、有无数入口的海岸线是不可能的。贸易商和海员认为，追求利润是他们的权利，绝不能被惩处吓倒，也不会考虑西班牙人敏感而容易被伤害的感情。西班牙的实力不够迫使英国内阁接受他们的海运规定，也不能让他们不顾商人的感情停止乱用条约承认的特权。于是，较弱的国家蒙受委屈，遭到骚扰，被迫采取了完全非法的做法。西班牙战舰和海岸警卫队接到命令，或至少经过上级默许，在西班牙管辖外的公海上，拦截和搜查英国商船。西班牙人傲慢的秉性，不受软弱的中央政府限制，让多次检查，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检查，都变成侮辱性甚至暴力性事件。与上述这些完全一致的原因，产生的某些类似灾祸，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官员与美国和美国商船之间发生。有关这些暴力行为的传闻传到英国各地，由此联想起财产被没收和贸易困难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激怒英国人民。1737年，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向英国下议院申诉说：
许多年过去了，他们（英国贸易商）的船舶不仅经常被强制停船和搜查，而且经常在公海上被西班牙的巡航船只以看来有理的保护自己国家海岸为借口，用暴力任意拘捕。船舶的主管和船员受到非人虐待，他们的船舶被带到西班牙的某一港口，西班牙人会在那里宣布他们的货物被没收。很明显，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两位国王间现存条约的规定；陛下的大臣们在马德里提出的抗议没有受到重视，这种侮辱和抢劫肯定会迅速摧毁他们的贸易。
1729年以后的十年时间，沃波尔为了制止战争不知疲倦地努力着。那一年他在塞维利亚签订了一份条约，声称会控制住上述事件，恢复四年前的贸易形势，而且规定6000名西班牙陆军部队可以立即占领托斯卡纳和帕尔马。沃波尔与本国人民争辩说，战争会使他们失去已经在西班牙领地获得的贸易特权。在这一时期，他不断与西班牙进行谈判，寻求西班牙的让步和赔偿，以平息国内的呼声。这时，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法国国王的岳父要求得到王位，而奥地利却支持他的对手。由于法国和西班牙都敌视奥地利，让他们再次团结起来，而撒丁国王希望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米兰，将这一地区并入他的皮埃蒙特地区，于是也参加了他们的同盟。英国和荷兰得到了法国不进攻奥属尼德兰的承诺而保持中立，法国对奥属尼德兰任一部分的占领都会被英国当成对其海权的威胁。1733年10月，法西撒三国同盟对奥地利宣战，他们的陆军一道进入意大利。但是，西班牙军和同盟国部队分开，目标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因为入侵者已经控制了海洋，所以他们迅速而轻松地占领了这两个王国，而且受到那里全体居民的欢迎。西班牙人宣布西班牙国王的第二个儿子为当地国王，称为卡洛斯三世。这样就出现了两西西里（西西里和南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地合称为“两西西里”）波旁王国。因为沃波尔厌恶战争，让他放弃了一个长期盟邦，结果是将地中海中部让给一个肯定对英国不友好的国家控制。
沃波尔就这样舍弃了奥地利皇帝，但他本人也被弗勒里出卖。法国政府一边公开与西班牙联合反对奥地利，一边又同意签订一项直接针对英国的秘密条约。密约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来对两国都很有利时，就立刻废除已经在贸易蔓延的滥用特权的行径，特别是英国人滥用特权的做法；如果英国反对，法国将通过陆路和海洋不遗余力地还击他们的敌对行动。”就像霍克勋爵的传记作者指出的那样，“这份协议是在法国与英国公开保持密切同盟关系时签订的”。[6]“于是这种针对威廉三世当初要求英国和欧洲武装起来反对法国的政策最终成为现实”。如果沃波尔对这份秘密条约早就知道的话，很可能是他赞成和平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诫他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他告诉下议院，“如果西班牙人私下没有得到实力比他们自己强大许多的国家怂恿和支持，他们绝不敢去做已在你们的高等法庭上得到证实的那种侮辱和伤害行为”，并且他认为，“英国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对手”。
弗勒里确实让这位经常打交道的老朋友难堪。引起历时两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原因，就是为一个注定要从欧洲国家名册上很快消失的无所适从的王国挑选一个统治者。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反过来由于参加这场战争的强国的行动所引发的欧洲政局的变化，使这场战争拥有不同凡响的重要性。法国与奥地利在1735年10月达成一项协议，撒丁与西班牙亦赞同，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法国人放弃继承波兰王位的要求，但可以得到在法国东部的巴尔和洛林公爵领地，而且规定在他死后，这些领地会完整无缺地交给他的女婿法国国王；进一步明确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两个王国归属于西班牙的波旁亲王唐·卡洛斯，而奥地利收回帕尔马。撒丁国王增加了在意大利的领土。偏爱和平的弗勒里让法国加强了巴尔和洛林的势力，许多好战统治者曾梦寐以求却无法达到。与此同时，用牺牲英国的利益来加强它自己的对外地位，把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转交给它的盟国。但弗勒里的内心深处可能会提心吊胆，因为他没有忘记和西班牙签订的压制英国贸易的秘密协议，而且看到在法国海军衰退的同时，英国的海权却在不断强大。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秘密协议，后来得到两西西里王国的同意，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协议本身孕育着英国和波旁王室之间的几次大战。大战的结果是英帝国的诞生和美国的独立。
在英国，终结西班牙暴行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得到沃波尔的反对派的大力支持。当时沃波尔已年过六旬，很难改变他的固有信念和当初的政策。面对各国和各民族间的无法克制的矛盾，他只能在短时间里采取镇压加妥协的办法。英国人投入全部身心从事打开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贸易市场的事业，而西班牙政府则竭力阻止。对这种阻挠政策不利的是，由于西班牙人不仅在公海上对英国船舶进行了非法搜查，还对英国海员暴力相向，从而使沃波尔政敌的势力不断加强。一些英国海员被带到下议院的高等法庭，证明他们不但被抢劫一空，而且受到了虐待，被关进监狱，他们被迫在令人憎恶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最有名的事件出自一艘双桅商船船主詹金斯的陈述，他说，一名西班牙军官扯掉他的一只耳朵，命令他把它拿回到主子那里去，还说如果英国国王在场的话，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当他被问及在危险和痛苦中的心情时，他回答：“我把生命交给上帝，并且把我的事业献给我的国家。”这种巧妙的戏剧性表述，从这种地位的人嘴里说出来，使人们对整个故事多少有些怀疑。但完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激进的公众运动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战争呼吁。抗议的怒火终于把沃波尔拼凑的和解方案烧个精光。1739年10月19日，英国终于对西班牙宣战。英国发出最后通牒，坚持要求西班牙正式放弃它提出和实施的搜查权，而且要求对英国对北美的要求给出确切答复。其中一条要求和英国当时刚刚建立的，和西班牙的佛罗里达领地毗邻的佐治亚殖民地的领土范围有关。
英国违背了首相的决定，全力主张和进行这场战争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正当，引起英国国内激烈的深层争论。西班牙和本国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法律规定与英国在《航海条例》中声明的贸易规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且西班牙海军军官发现他们当时的情况与半个世纪后在西印度群岛指挥一艘快速帆船的纳尔逊的情形几乎完全相同。那时的美洲商船和商人在离开祖国后，喜欢凭借殖民者的身份继续进行贸易活动大家都知道，纳尔逊在当时热心为英国争取贸易利益。他强制执行《航海条例》，后来发现西印度群岛和殖民地当局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厌恶，而他似乎没有进行非法搜查，因为凭英国的实力，没有必要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就足以保护海运利益。与之相反的是，在1730年到1740年间，西班牙却一直冒险搜捕那些曾损害过它的商船，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即使不在合法管辖范围以内发现，它也不会放过。
读完伯罗斯教授的《霍克勋爵传》，里面有关沃波尔那些主张开战的对手对情况充满同情心的声明以后，一个外国人依据当时公认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权力，指出那样指责西班牙人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没有一个国家会容忍他们主张的那种搜查权。与我们的课题紧密相关的问题是，要注意这种争执主要是一个海事问题，它的根源在于英国人民为了扩大他们的贸易和殖民利益不可压制的冲动。英国人认定，法国的行动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但弗勒里的性格和他的基本政策，还有法国人民的天性，不一定会让他们那样去做。那个时候法国没有议会，也没有表达人民意愿的反对党派，而后来，已经有人对弗勒里的性格和执政提出过完全不同的评论。英国人相当重视弗勒里为法国取得洛林，还有为波旁王室争得西西里的能力，并且谴责沃波尔贪图成功而导致失败。法国人对弗勒里的评价是，“他整天只是为了寻求能够安度晚年。他用麻醉剂让法国昏昏沉沉，而不是努力治疗、恢复。在他去世以前，已经无法再让这种沉寂继续下去了”。[7]英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要求得到它和法国结成防御性同盟应该得到的好处。弗勒里不情不愿地派出了一个分舰队，表现得十分小气”。这个分舰队有22艘舰船，任务是把集合在费罗尔的西班牙舰队护送到美洲，并充当阻止英国进攻的援军。“弗勒里仍在向沃波尔解释，并且希望和平解决。这其实是一种没有任何道理的希望，曾经令我们的海上利益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且会妨碍法国在战争初期，为保障在东方海域的优势采取各种措施”。但另一位法国人说：“随着沃波尔下台，弗勒里认识到自己任由海军走下坡路是错误的。不重视海军的重要性后来给了他沉重打击。他非常清楚那不勒斯和撒丁国王放弃和法国的同盟关系，是因为英国的一个分舰队威胁要炮轰那不勒斯和热那亚，而且会让一支陆军入侵意大利。因为法国缺少强大的海军力量，只能忍受莫大的屈辱，而且只能抱怨英国巡洋舰抢掠我们的贸易，破坏各国法律的暴行。”[8]这一切都发生在表面上的和平正在消失的时期，也就是从法国舰队只局限于保护西班牙防备英国进攻到战争正式爆发期间。解释这些不同的看法似乎并不困难。两位执政大臣已经达成了默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超出彼此默许的边界。也就是说，只要法国不引起英国人的妒忌，就可以在大陆自由发展，而沃波尔自己很清醒地意识到英国的利益是通过海上竞争得到的。这种观点就像弗勒里所想的那样。一方面是通过海洋寻求权力，另一方面是通过陆地扩张。哪一个更加明智些呢？战争会让一切都见分晓。由于西班牙是法国的一个同盟国，战争肯定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在海上进行。两位执政大臣都没能活着看到自己政策的结果。沃波尔1742年下台，在1745年3月逝世；弗勒里1743年1月29日在任上去世。
[1] 即后来的托林顿勋爵（初代托林顿子爵）乔治·宾（1663—1733），1757年被枪决的约翰·宾海军上将的父亲。
[2] 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被马洪勋爵在他的《英国历史》中引用。
[3] 坎贝尔：《海军将军传记》。
[4] 旧地名，18世纪的旧路易斯安那总面积比现在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大很多倍。
[5] 马丁：《法国史》。
[6] 伯罗斯：《霍克勋爵传》。
[7] 马丁：《法国史》。
[8] 拉贝鲁斯-邦菲斯：《法国海军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