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指责，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没有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预备力量。能充分满足美国可能要求的海员在哪里？与海岸线和人口相称的这种资源，只能在一个国家的商船运输和与商船有关的工业中寻找，这些人力资源美国现在还不够多。无论这些水手是本国人或者是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移民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让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回到美国。如果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能获得有选举权，那么，在战舰上给他们分配战斗岗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尽管对于这个课题的讨论已经有些偏离了，但应该承认，从事与海上事业有关的众多人口，现在和以前一样，是海权的一种重要组成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因此只有把海权的基础建立在悬挂美国国旗的大批商船上。
5.民族特点——下面一段要讨论的是民族特点和民族习性对发展海权的影响。
如果海权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和平时期贸易基础上，追求贸易利益的习惯往往会成为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鲜明特点。历史已经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个事实。除罗马人外，再没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反例。
人人追逐利润，而且或多或少地喜欢钱。但是，追逐利润的方法将会对贸易的命运和在一个地区的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历史是可信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类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法不仅对发展海洋民族的特点有害，而且对贸易的发展会造成致命打击，并且是对贸易赖以生存的工业的致命打击，最终就会对由错误途径获得的国家财富形成致命打击。这种追求利益的愿望，让他们身上产生了可怕的贪婪，所以他们在促进欧洲国家商业和海运发展的新大陆——美洲大陆，不是在寻找新的工业基地，甚至也不是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冒险活动，而是在寻找金银。西班牙人有许多优秀品质——勇敢、有进取心，知道节制，能够忍受辛苦，热情，并且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除了这些优秀品质之外，西班牙人还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位置有利的港口。实际上，西班牙人很早就占据了美洲大陆大部分富饶之地，并长时间没有任何对手。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后，在欧洲维持了100年的先进地位，它完全能够期待在所有的海上强国中位居第一。可是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后，尽管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没有留下具有重要意义海战胜利的光辉历史。由于其贸易衰落，造成了海军力量的衰弱。不容置疑，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咎一种原因。西班牙政府很可能在许多方面束缚乃至摧残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及健康发展。但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会冲破或塑造其政府的特点，如果人民非常喜爱贸易，无疑会使政府行为投入到贸易中去。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也与妨碍这个古老国家发展的专制统治中心日渐疏远了。事实上，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工人阶级和上层人士离开国家，他们在国外从事的职业只能给国内提供很少的硬通货，或仅需少量航运吨位的小号商品。西班牙本土除了羊毛、水果和铁，几乎没有其他物产，制造业几乎没有，工业逐渐下滑，人口逐渐减少。西班牙和所属殖民地几乎全靠荷兰提供众多生活必需品，结果是西班牙，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品几乎不够用来交换这些生活必需品。一位那个时代的人写道：“所以荷兰商人带钱到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去购买日用品，但是必须从唯一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把那里的人民购买他们商品的钱带回来。”西班牙人热切追求的财富——钱，很快又从他们手上流出去了。前面已经指出，从军事角度来看，西班牙由于海运衰退，已经变得虚弱不堪。西班牙装在有限几艘舰船小货舱内的财富，基本上都沿着几条常规航线运回国内，很容易被敌人缴获，从而使军备处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上无数属于英国和荷兰的舰船才是它们真正的财富，尽管在多次消耗战中受到过沉重打击，但增长从未停止，虽然这增长并不容易，但却非常稳定。在西班牙最危急的历史时期，它的盟友葡萄牙的命运也走向衰退，尽管葡萄牙在最初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可到那个时候已完全落伍了。“正如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曾是使西班牙没落的祸根一样，巴西的矿藏也是葡萄牙沉沦的原因。他们愚蠢地轻视各种制造业，不久之后，英国不仅向葡萄牙提供服装，还向它提供所有的日用品和其他商品，甚至咸鱼和谷物。葡萄牙失去金银财富不说，甚至丢失了国土，波尔图的葡萄园终于被英国人买走了。”我们确信50年来，葡萄牙来源于巴西矿藏的收益共有5亿美元，但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2500万硬通货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有关真实财富和非真实财富差异性的例子。
英国人和荷兰人赚取利润的愿望不低于南欧诸国人民。英国和荷兰被称为“小贩国家”，但是，正是这种嘲笑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正直行为增添了光彩。他们毫不畏惧，一往无前，忍辱负重。他们确实更加坚忍，不顾侮辱性绰号，用劳动，而不是用武力，从嘲笑他们的人那里赚取财富。因此他们采用了最长期的致富方式，代替了似乎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这两个民族，本质上是同一个种族，还有别的与刚刚提到的品质同样重要的优秀素质，加之他们的周围环境，有利于他们向海洋发展。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贸易者、生产者和交涉人，所以，他们无论在本国还是在国外，无论住在文明国家的港口里，还是在东方，或者殖民地里，都在到处努力搜刮当地的一切资源，而且使它们发展和增长。英国人和荷兰人与生俱来就有贸易天分，你可以称呼他们“小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商品去进行交易，而这种追求，加之几代人的勤奋劳作，必定会使他们成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在国外，他们控制的地区日益富饶，产品成倍增长。于是国内和殖民地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易，需要更多的舰船。他们的海运事业也就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那些对海上事业不太敏感的国家，甚至法国也需要他们的产品，需要他们的船舶服务。这样就使英国和荷兰用多种手段去争取海权。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成长和发展趋势，由于往往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干扰，确实受过限制和严重挫折。这些国家的政府妒忌英荷的繁荣富强，而其人民只有靠人为的支援才能拥有这种繁荣。这种人为的支援将留在“影响海权发展的政府行为”的一节里再讨论。
发展海权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易的产品。假如一个民族有喜欢贸易的习性，还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他方法同样可能会找到致富的方法，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以法国为例，法国有一块很好的国土，一个勤劳的民族，一个极为理想的地理位置。法国海军有过闻名遐迩的光辉历史，即使在最低潮时期，也从未丧失它所热爱的军事荣誉。但是，一个海洋国家的牢固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上的，而法国与历史上的其他海上民族相比，仅仅在于占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寻找财富的方式不同的民族特点决定的。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从地下挖掘黄金致富时，法国人的性情使他们通过节俭、精打细算和囤积致富。据说守业要比创业困难得多，这是很有可能的。这种获利多就会冒险的特点与为贸易而征服全世界的冒险精神有很多共同点。爱节省和储备，胆子不大，只敢在小范围内冒险，也许能在一个相应的小范围内扩充财富，虽然不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是不会使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得以发展。举例说明，一位法国军官在与我谈到巴拿马运河时说道：“我在巴拿马运河上有两份股票。法国人不像你们美国人，在你们那儿少数人每个人就有很多股份，而我们一大批人每人只占据一份或很少的几份股份。当股票上市时，我的妻子对我说：‘你拿两份股票，一份给你，一份给我。’”就确保个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深谋远虑无疑是明智的，但是当谨慎过度或在财政上缩手缩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点时，必然对贸易和国家海运的发展形成伤害。对金钱的这种谨慎已经妨碍了法国人生育，因此人口几乎停止增长。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平时贸易的传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对每个国家的发展影响极大。西班牙人的傲慢使得西班牙人对贸易愈加轻视，而懒惰的民族特点与希望天降横财的习性则对每个国家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们厌恶贸易。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承认虚荣心是他们的民族特点，而且在法国起到了与傲慢一样的作用。法国有大批显赫的贵族阶层，他们给所藐视的职业标上一个下等标签，而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渴望得到贵族头衔，一旦他们得到了贵族身份，就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因此，虽然勤劳的民族和富饶的土地没让贸易全面衰退，但法国人经商是带着一种耻辱感进行的，这种耻辱感促使一些最出色的贸易代理人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摆脱它。法王路易十四在科尔贝尔[7]的影响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愿从事航运、商贸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不准他们从事零售。”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经商能为我们的臣民输入所需要的货物，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需要消除普遍认为海上贸易与高贵身份不能共存的那种流传已久的社会舆论”。但是，法令没有消除有意识的、明显占优势的偏见，特别是当虚荣心成为一个民族的显著特点时，更加难以消除。多年之后，孟德斯鸠说，贵族阶层从事贸易违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实质[8]。
荷兰也有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共和国，允许私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自由和进取精神，而他的国家权力中心是在一些大城市里。使这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是体现公民社会地位的一种基础，谁拥有财富，谁在这个国家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有社会地位，而且受人尊敬。英国同样如此。英国的贵族阶层虽然很傲慢，但是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势力不会受到压制或者躲藏在阴影里。在人们的心目中财富是专属权利，受到所有人尊敬。英国与荷兰一样，获得财富的职业与财富本身享有同等荣誉。因此，在上述这些国家，由民族特点产生的社会舆论，会明显地影响这个民族对待贸易的态度。
广义上讲，民族特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海权的发展，那就是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发展殖民地。开拓殖民地与发展其他事业一样，越合乎自然规律，发展就越快。所以，由全体人民迫切需要和自然欲望开创的殖民地，基础是最为牢固的。当这些殖民地极少受到宗主国约束，人民又拥有自主能力时，往后的发展将确定无疑。过去三个世纪的人都非常了解殖民地作为国内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作为贸易和发展海运的发祥地对于宗主国的作用，但是开拓殖民地的起因不尽相同，制度不同，从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不管政治家们怎样深谋远虑和谨小慎微，他们的努力都不能提供宗主国缺少的上述这种强大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推动力。如果能在民族特点中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根源，那么，来自宗主国的规定，不如对殖民地放任自流结果更好些。成功的殖民地政府不一定比不成功的殖民机构更聪明，反而可能表现得更不聪明。如果体制和管理制度谨慎地采用方法达到目的，孜孜不倦地精心管理，可能对殖民地的发展更有利。英国人与法国人相比，缺少组织才能，但相反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成为世界上的主要殖民宗主国家。成功的殖民，继而会让殖民地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因为殖民地只有靠自己，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的定居者，而不是宗主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关心。
这个道理的立足点显而易见，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自私的。无论殖民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宗主国政府一旦认识到了殖民地的重要性，殖民地便成为宗主国用来挤牛奶的奶牛。宗主国制定法律就是为了垄断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政府为来自宗主国的殖民地居民提供有益的定居点，殖民地往往和海洋一样，被看成适合宗主国国内那些难以控制的人和无用的人居住的地方。但只要军政当局还留在殖民地，它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宗主国所固有的特征。
英国是一个主要的殖民国家，所取得的罕见和惊人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也就无须多说。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该民族的两个特点。一是英国殖民者愿意在他们新开辟的地区里定居，把他们的利益和定居点联成一体。尽管殖民者对他们的祖国满怀深情，但是绝不会为渴望返回祖国而心神不宁。二是英国人会本能地、迅速地、从多方面寻求开发新地区的资源。在第一个特点上，英国人明显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总是愿意回忆可爱故乡的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后一个特点又和西班牙人不同，西班牙人的兴趣和志向范围太窄，限制了他们全面发展一个新开发地区的能力。
荷兰人的特点和脱贫的必要性，自然促使他们去建立殖民地，到1650年，已经在东印度、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片殖民地，当时荷兰占领的殖民地远超出英国。尽管最初建立这些殖民地，从性质上来看完全是为贸易，但荷兰人对于这些殖民地似乎一直缺少一种发展的规划性。“荷兰人在建立这些殖民地时，没有想要扩大帝国的范围，单纯是为了商业和贸易。只是当荷兰人受到周围环境压力时，才试图征服这些殖民地。荷兰人普遍满足于在独立国家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这种只满足于获利的愿望，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就像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国家那样，倾向于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保持贸易依赖关系，湮没了殖民地发展的固有原则。
结束这个探讨之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其他条件都变得很有利，那么美国的民族特点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呢？
如果撤除立法障碍，更多有利于兴办企业的地区能填补起来，可以说，美国不用很久就能取得海权。美国人拥有进行贸易的才能，拥有兴办追逐利润的冒险精神，而且对贸易和利润的各种线索具有敏锐的嗅觉，具备海上强国的条件。如果将来任何地方需要殖民化，不必怀疑，美国人将会把他们在自治和独立发展方面继承的所有才能传到这些地方。
6.政府的特点——讨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对发展海权的作用时，有必要避免过多的哲理性研究，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上，不用过多探讨各种间接的、终极的影响。
但是，必须注意，政府的特定形式和制度，以及不同时期各个统治者的性格，对海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特点，相当于一个国家像个人那样开始其事业的自然条件，而一个政府对这些条件的安排就像是个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无论个人或是政府，如果聪明，精力充沛，而且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定能够成功，否则注定失败。
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天性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将会卓有成效，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人民真正爱好的政府领导，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辉煌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自然形成的最佳代表们的意愿，在组建这个政府的时候起到很大作用的话，这个政府应该是最牢靠的。但是这种自由的政府有时会达不到它的目的，而相反，专制政府往往能用更直截了当的方法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优秀的海军，比自由民主政府迟缓的行动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方式的问题是在于某位强势君主去世后，政府的目的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英国已超过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行动应当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尽管英国政府常常不值得赞赏，但是各届政府的行动在大方向上一直保持一致。英国政府的目的是控制海洋。英国政府最傲慢的表现形式，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就存在，那时的英国领土除了本岛之外一无所有。下面这段话是黎塞留描述詹姆斯政府的：
亨利四世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精神的王公之一，他的大臣苏利在加莱登上了一艘主帆上挂着法国国旗的法国军舰，这艘军舰很快驶到英吉利海峡，碰上了在那里迎接他的小船，小船船长命令法国军舰降下法国旗帜。苏利认为以他的军舰性能，不应当使他遭受这种侮辱，便大胆地拒绝了，但随着这种拒绝而来的便是3发炮弹，炮弹打穿了军舰，就好像刺穿了所有善良的法国人的心一样。强权迫使苏利向正义禁止的事情屈服，后来尽管他进行多次控诉，但从英国船长那里得到的回答只是：“那恰恰是我的职责要求我向这位使者一行致敬，同时也必须迫使这位使者向海上统治者英国的国旗致敬。”虽然英王詹姆斯本人说了一些比较礼貌的话，但只是让苏利压抑愤懑，采取克制态度假装满意，而他的创伤像针扎似的一直隐隐作痛，难以医治。虽然亨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克制自己，但是他已暗下决心，另找机会使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他的君主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是能够把这样的海上力量派出海的。
英国这种不可宽恕的、带有侮辱性的举动，用现代观念来看，并不违反当时各国的民族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震惊的举动，也是英国企图冒各种危险去夺取海洋的最早迹象之一。但是，苏利受辱之事，恰恰是詹姆斯一世在位时，对象又是直接代表法国最勇敢、最有才能的君主亨利四世的使节。英国这种强制对旗帜致敬的愚蠢要求，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达到了一个政府对外公开声明的目的。但是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要求，无论在克伦威尔治下，还是历代英王统治下，都被严格执行。1654年，荷兰在战争中惨败后，“向旗帜致敬”也是被迫接受的议和条件之一。克伦威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对所有事情使用专制手段的统治者，他对所有涉及英国荣誉和实力的事情非常敏感，并且不停地宣扬英国的荣誉和实力，一刻不停地为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纠缠。那时，英国海军还没有什么实力，但是在他的严格掌控下，迅速呈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岛以及针对北非伊斯兰各国（巴伯利国家），为英国争得权利，或为英国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征服牙买加，开始武力扩张帝国，这种扩张已经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采取一些强力措施来发展英国平时的贸易和海运。克伦威尔颁布的《航海条例》，宣布所有运往英国或至英国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必须指定英国舰船，或由商品原产国家的舰船来运输。这个法令专为对付荷兰，引起了整个贸易界的不满。但是，在那个民族之间普遍斗争和相互仇恨的时代，这种法令显然对英国有利，而且在君主制度下持续了很长时间。125年之后，纳尔逊在开始他著名的海军生涯以前，就十分热衷英国的海运事业。在西印度群岛，纳尔逊通过执行《航海条例》对付美国商船。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复辟，继承了王位。查理二世与英国人民并不同心，但是，他仍然忠实于使英国强大的政策，以及政府对海洋的传统政策。所以在他背叛英国人民与路易十四密谋，想借助路易十四摆脱英国议会和英国人民的束缚时，在致路易十四的信中写道：“对英国和法国结盟现在存在两个障碍。首先英国非常担心法国现在正在为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从而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海上强国。这是我们非常忧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我们英国的贸易和海上力量才能占有这种重要地位。因此法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将会使两国之间的猜疑长期存在。”在英法两国国王准备进攻荷兰共和国之前的谈判中，对英法联合舰队该由谁来指挥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上坚决不让步。他说：“控制海洋是英国的传统惯例。”而且他明白告诉法国人，即使他同意让法国人指挥，他的臣民也不可能答应。在分配各自在荷兰的战区时，查理二世坚持要控制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的位置，方便英国舰队海上劫掠。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海军，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克伦威尔严酷统治所留下的精神和纪律，尽管后来海军还是分担了标志这个罪恶君王统治时期的士气衰退。1666年，英国的蒙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分散了舰队1/4的兵力，结果在海上发现自己要对付一支占很大优势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兵力相差悬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攻击，战斗三天后，尽管他的舰队遭受一些损失，但还是赢得了荣誉。蒙克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一心一意在乎英国海军的威望而决定采取这种行动的做法是一致赞同的。几个世纪以来，经过不少失策之后，这种做法已经孕育出最后成功的秘诀。查理二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还指挥过两次较大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英国和荷兰政府都由他一个人掌管，直到缔结《乌德勒支和约》前，双方为了对付路易十四一直保留这种同盟，换句话说这种同盟持续了25年。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固，而且有意识地努力扩大在海上的统治力，鼓励发展海上力量。英国公开与法国为敌时，经常从海上进攻法国。很多人至少认为，它在与荷兰是友邦时，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英国和荷兰签订的条约，规定荷英两国海军之比应为3∶5。还有另一条款规定，荷兰应保持一支10.2万人的陆军，而英国只保持4万陆军。结合这两条规定来看，实际上意味着将来陆战依靠荷兰，海战依靠英国。这种倾向，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都一目了然。于是，在和平时期，当荷兰从陆上得到补偿时，英国除了在法国、西班牙和西属西印度群岛得到贸易特权外，还占据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北美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逊湾这些海上要地。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荷兰的海军实力也在逐渐衰弱。这样，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都取得了立足之地。英国政府就可以沿着这条道路从英王国成为英帝国。《乌德勒支和约》之后的25年，决定法英两个濒海大国的政策的大臣们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但即使在最动乱的时期，尽管大陆政局扑朔迷离，各种小型战争和变化无常的条约层出不穷，但英国人一直紧握海权。在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制止彼得大帝进攻瑞典，维持了力量平衡，从而英国不但从波罗的海获得大量的贸易，而且还得到了大部分海军军需品。丹麦靠外国资本资助，企图创建一家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不仅不允许他们的臣民加入筹办的东印度公司，而且还威胁丹麦，施加压力，制止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海上利益不利的计划。按照《乌德勒支和约》的条款，西属尼德兰已划给奥地利，在那里以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在奥地利皇帝许可下建立起来了。这一措施对低地国家[9]来说，意味着通过斯海尔德河的天然出海口恢复了他们曾失去的贸易。但是，这一措施遭到英国和荷兰的强烈反对。在这件事上，英国和荷兰垄断贸易的贪婪欲望得到了法国的帮助，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司最后还是被搞垮了。在地中海，《乌德勒支和约》的实施受到奥地利皇帝干预，奥地利是当时英国欧洲政策的同盟国。在英国支持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声称要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反对奥地利的这种做法，致使刚刚开始复兴的西班牙海军，1718年在帕塞罗角外海被英国舰队彻底打败和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国授意下，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造船厂。这样，英国除了自己占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外，还看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落入盟友奥地利手中，而它的敌人西班牙被打垮了。在拉丁美洲，限定贸易特权仅属于英国人，这样对西班牙简直就像套上了绞索，一个庞大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又滥用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当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过火行动镇压时，英国主和派和主战派各自提出了和平和战争对英国海权和荣誉的影响，为各自的观点辩护。尽管英国的政策一直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加强其统治海洋的基础，但是，欧洲其他各国政府对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造成的危险似乎熟视无睹。西班牙似乎忘了过去的灾难，也忘记了最近由路易十四所挑起的战争带来的教训。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第三种压迫性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形成，这种权力注定会用来达到利己的侵略性目的，尽管并不残酷，但是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超出以前所有的成就，这就是海权。由于对海权的记载远远少于对陆战冲突的记载，因此，尽管海权的作用已趋于明显，但还是常常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在本书所选定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不能否认英国不受干扰地坐拥支配海洋的权力，而这正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所有各种军事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10]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德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可以预见这种权力的影响，但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它站在英国一边对付西班牙。1726年，弗勒里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他在执政时期，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的亲王，一位英国的敌人，成为两西西里王国[11]国王。1739年，英西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在此后的25年间，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最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它强大海权的机遇和潜能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通过海权获得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受人瞩目。马尔伯勒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体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拿破仑战争中，一直得到全面发展，在维护英国的盟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盟国即便不会无力化，也将被大为削弱。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救命钱在大陆加强了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敌人离开海洋和其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从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独占鳌头。世人皆知，这个陆地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自海洋。尽管老皮特在战争结束前已经离职，但是他还是整个战争时期的杰出人物。他的演讲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皮特在谴责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是一个海洋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么才会对我们最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它的贸易和海军来损害它。但是，你们却允许法国保留使它的海军能够复兴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在北美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经延续了它的传统政策，而且会贯彻到底地坚持下去。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接连不断的意料中的失误，却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宪法角度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纯军事和纯海军问题，情况是这样的：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英国，而且仍然热爱它，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形成一个英国海权牢固可靠的基地。但这些殖民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本土，如果某些强国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无法通过武力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脸上无光，这两个国家对这种奇耻大辱记忆犹新，一定会寻机报复。这一点人人皆知，尤其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海军会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之间没有被自然地理障碍分隔，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意见不统一，一旦要面对一种共同的危险，就完全能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这个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上一场战争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英国，而是和它对抗。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次制造另一种负担，而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笼络殖民地的居民们。但是，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判断错误，而不是顽固不知变通；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基本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选定这种单一目的也是别无选择。坚决维护其海权，使海权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部门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都是由它的政治制度特点决定的，这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地主贵族之手，不管这个阶层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层愿意继续坚持一种可靠的政治传统，对国家的兴旺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兴旺的大众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维持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统治阶层是富有团体，这种负担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因为地主贵族不从事贸易，财富不会直接受到损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和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懦弱性——资产阶级的懦弱性。不过，地主贵族并不是对关系贸易兴衰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关注贸易的保护和扩张，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结于议会频繁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层也自然吸收和保持着一种尚武精神，在军事体制内还没有完全形成所谓团体协作精神的时代里，尚武精神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等级情绪和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脱离等级制，将出身微贱的人提拔成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从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中涌现的。在这一点上，英国高级阶层的特点显然与法国人不同。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贵族家庭。
1815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落入一般平民手里。英国海权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英国海权仍然是以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机械工业队伍和一个范围广大的殖民体系为依托的。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对国家荣誉和地位非常敏感，是否有远见，是否在和平时期用足够的钱维持国家强大，这些都是军备需要的条件，而且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民众与政府，不管多么需要，通常都不愿意在军事上消耗过多。因此英国已经出现衰退趋势。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荷兰怎样从海上获得生存和繁荣，甚至一度远超英国。但是，荷兰政府的政策和特点对给予海权一贯支持相当不利。由七个省份组成的荷兰，按权力实际分配状况可以概略地视为美国州权扩大的翻版。每一个濒海省都有自己的舰队和海军部，于是各省之间的猜忌也随之而来。这种无序的倾向，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荷兰省自己提供了5/6的舰队和58%的税款，所以它在引导国家政策时就拥有一份相应的实力。尽管荷兰政府也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并愿意为自由做出牺牲，但由于政府内被深深渗透了贸易的精神，荷兰贸易贵族阶层把持的政府不愿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为军备耗费必要的开支。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当危险还没有迫在眉睫时，荷兰的一些主要行政长官不愿为国防支付款项。在共和政府继续存在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怎样，政府至少对舰队方面的开支还是不会吝惜的。因此，到1672年约翰·德·威特去世和1674年与英国议和之前，荷兰海军的数量和装备，都足以对抗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无疑，此时荷兰的海军实力使英法共同策划的灭亡荷兰的计划破产了。随着德·威特去世，荷兰政府瓦解了。此后出现的是威廉·奥兰治君主政府。虽然奥兰治亲王只执政18年，但他的一贯政策，是反对法国扩张势力。为了对抗法国，荷兰的陆上发展明显优先于海上，英国退出战争后，这种发展趋势更加明显。早在1676年，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就知道分配给他的舰队不足以对付法国海军。由于奥兰治政府的注意力一直在陆地边界上，荷兰海军迅速衰落。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到英国去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委员的反对，因为海军实力已大不如前，一批有才干的海军指挥官被免职了。那时，威廉在继承英国王位后，继续兼任荷兰执政，并且仍在荷兰执行其欧洲总政策。威廉在英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海上力量，而且可以利用荷兰的资源进行陆战。这位荷兰亲王同意荷兰海军将领在英荷联合舰队和战争委员会里，应当位于资历较浅的英国舰长之下，于是荷兰的海上利益就像荷兰的自尊一样，为满足英国的要求很快被放弃了。威廉去世后，荷兰政府仍然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陆上，集中精力为结束延续40多年的一系列战争而签订《乌德勒支和约》，在这些战争中，荷兰在海上一无所获，既没得到权力，也没得到资源，殖民地扩张停滞，贸易大幅萎缩。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阐述最后一场战争时说：“荷兰的经济状况极大损害了它的名声和贸易。地中海的军舰经常缺少粮食，护航船队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装备极差，以至于我们每损伤1艘舰船，对方就要损伤5艘。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即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具有良好信誉的运输者。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而不是萎缩。”
从此以后，荷兰不再拥有强大的海权，并且迅速丧失了领导地位。这恰恰说明了荷兰这个小国尽管很坚定，但面对坚持敌视的路易十四，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都无法使其免于衰落。如果法国对荷兰友好，就能确保荷兰陆地边界的安全，至少能够使其在较长的时间里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荷兰如能和法国结盟，两国海军则有可能会遏制刚刚开始迅速发展的英国海权。因为英国和荷兰都想争夺海上霸权，彼此要想实现海上和平，唯一的可能就是其中一方屈从于对方。法国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和平则是另一种情况，所以荷兰开始衰退未必是因为国小人少，而是由于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至于判定哪个政府应负更多的责任，就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了。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拥有海权的极好条件。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对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做出明确指导。法国政府应该把从陆路向东扩张，进攻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计划，与从海上对付英国的计划结合起来。法国为了实现在海上对付英国的计划和其他一些原因，应当与荷兰亲善并与之结盟。与此同时，应鼓励发展贸易和渔业，并且准备建立一支海军。黎塞留在政治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有机会获得海权。因此，法国作家把黎塞留看成法国海军的实际创始人，不仅因为他为法国装备了舰船，更因为他的高瞻远瞩和务实措施，确保法国海军能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得以稳步发展。黎塞留去世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意愿和总的方针政策。但是，马萨林不具备他那种远见和尚武的精神，因此在马萨林统治时期没有出现新组建的海军。1661年，当路易十四开始亲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仅有3艘装备60门舰炮。科尔贝尔追随过黎塞留，而且已经完全领略了黎塞留的精神和政策。科尔贝尔以法国人所独有的精神追求他的目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组织地进行，都必须由内阁做出决定。科尔贝尔的目的是，“把生产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大的队伍，让他们接受一种积极和明确的指导，以便通过指令和共同努力确保法国工业取得成功，并且让所有的工人使用公认的最佳工艺程序进行生产，以获得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程贸易组织起来，像制造业和国内贸易那样，组成一个庞大的团体。为了支持贸易，要打造一支具有坚实基础的海军，至于它的规模，迄今还不能预测”。上述这些就是科尔贝尔论述的有关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至于第三个环节，法国殖民地也在有意按照政府的指示和组织进行规划，因为政府开始从当时拥有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地主手中购买这些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国政府为了使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正以一种丝毫不受限制、独断专行的权力，逐渐将所有用以指导国家发展和与发展休戚相关的各种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
详细讨论科尔贝尔的政务活动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上一节的内容已经足够让人们看到法国政府在建设国家海权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而且能够看到科尔贝尔这个伟大人物，不仅注意海权的一种基础，排斥其他因素，还让他领导的英明的、有远见的政府统管一切。当时法国的农业产品不断增产，制造业通过人们的勤奋工作，产品也在成倍地增长；国内的贸易航线和贸易规则都为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产品交易打开了大门；有关海运和关税的规定，使贸易运输落入法国人之手，进而促进法国发展海运业，利用海运使本土同殖民地之间相互进行产品交易，通过殖民地的管理和开发，使一个远离本土受本土贸易垄断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对法国贸易有利；对外国船舶和外国货物征税，对法国阻止竞争国的贸易有利——所有上述措施，包括无数个详细规定，都是为了逐渐扩大法国的生产、海运殖民地和市场。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海权。如果有人运用一种合乎逻辑的程序来概括研究这个课题，要比耗费时间去研究一个比较复杂的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简单方便得多。我们看到了法国在科尔贝尔执政的几年里，把海权的全部理论有系统地，以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方式付诸实施，而在英国和荷兰的历史中，对相同理论的阐述已经流传了几代人。尽管这样，法国发展海权还是很勉强的，而且取决于专制政权对它的兴趣能维持多久，因为科尔贝尔不是国王，一旦他在国王那里失宠，他对法国政府的控制就会停止。然而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他在政府活动的领域里，即在海军，所取得的成就。前文已经说过，1661年他上任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装备60门舰炮；1666年，已经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纵火船；1671年，舰船已从70艘增至196艘；1683年，装备24门到120门舰炮的战舰共107艘，其中12艘装备76门以上舰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型舰船。法国造船厂实行的制度和体制，使他们比英国船厂的效率高得多。当科尔贝尔将取得的成就交到他的儿子手里时，还能够起作用，一位被监禁在法国监狱里的英国舰长写道：
我最初在那里被俘时，在布雷斯特的一家医院里养了4个月的伤。在那里，我对法国人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感到震惊。到那里之前，我还在觉得他们配备船员和装备舰船的速度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英国，英国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我们的海员也应该是他们的10倍。但是在那里，我看到了20艘帆船，每艘约有60门舰炮，只用20天时间便一切装备就绪。他们把帆船拖进船坞，卸下船员，根据巴黎来的命令，将这些帆船有的侧倾，有的翻转，进行修理，然后装上索具和帆桁等，储备食物、配备船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十分从容地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一艘装备100门舰炮的战舰只用4或5个小时就把火炮全部拆掉。在英国我从未见过能在24小时内毫不费力、不出一点事故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我在医院窗底下亲眼看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