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列举了一个让人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子，他说4点钟开始安装一艘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龙骨，9点钟这艘桨帆战船就全副武装离港了。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法国造船工业的制度和体制非常完善，而且还有充裕的工作设施。
但是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是政府行为促成的，就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支持时，就必然会衰败。这段时间很短，不可能使这种发展在广大法国人生活中固定下来。科尔贝尔的工作就是直接执行黎塞留的政策，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似乎还在继续执行使法国在陆上占有优势的同时，还要成为海上强国的方针政策。法王路易从一开始就对荷兰怀有强烈敌对意识，由于英国查理二世也同样仇恨荷兰，便促使这两个国王决心消灭荷兰共和国。这场战争在1672年爆发。尽管进行这场战争违背了英国人的固有感情，但对英国来说，还不能算政治上的失误，特别对海权而言，更不能说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帮助英国去消灭法国自己的一个潜在的，并且确实不可缺少的盟国，而英国则在为自己去消灭最强的海上竞争者，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竞争对手在贸易上仍占有优势。当路易十四登上王位时，法国正处于负债累累、财政混乱的状态，1672年由于科尔贝尔的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法国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前途。这场战争持续了6年，使科尔贝尔的大部分工作都白费了。农民阶层、制造业、贸易和殖民地都受到了冲击。科尔贝尔的行政机构活力衰减，财政确立的体系被推倒重来。因此，路易独揽大权的行为冲击了法国海权的基础，同时疏远了最好的海上盟国。这一时期法国的领土和军事力量不断地扩大，但贸易和海运却大伤元气，尽管法国海军在若干年里保持了它的光荣和效益，但没多久就开始衰落，法国海军在路易十四执政末期就名存实亡了。上述有关海权的错误政策标志了路易十四长达54年的统治结果。路易十四越来越不顾及海上利益，或许是他没发现，或许是因为他无知，不懂如果平时支援战舰的海运和工业衰败了，战舰便没有什么用处，它的命运也就很难预料了。路易的政策是利用军事实力和领土扩张在欧洲取得最高权力，但是这种政策迫使英国和荷兰结为同盟，这种同盟直接的结果是将法国赶出海洋，而间接的结果是让英国压制了荷兰的势力。科尔贝尔建立起来的海军从此衰败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10年，尽管在海上仍接连不断地发生战争，但法国已没有强大的舰队可以驶向海洋了。
路易十四的后半生就这样亲眼看着法国海权逐渐走下坡路。这种衰退是由于海权根基的贸易和贸易带来的财富逐渐减少造成的。继任政府同样独裁，由于它的既定目的和接受英国的要求，法国放弃了保持一支有效海军的一切企图。原因是路易十五尚未成年，而摄政由于对西班牙国王心怀刻骨仇恨，为打击西班牙国王和保存自己的势力，与英国结盟。法国帮助英国，让自己的宿敌奥地利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建立强大的势力以损害西班牙，并且让奥地利与英国携手摧毁西班牙海军和造船厂。当时法国再次出现了一个忽视法国海上利益的统治者，毁灭了一个天然盟友，如同路易十四那样，间接地或无意识地帮助一个海上霸主不断发展壮大。1726年，随着摄政去世，这种瞬变的政策结束了，但是从那时起直到1760年，法国政府仍然对海上利益漠不关心。据说，法国由于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主要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改革，法国与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确实出现剧增，并且使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兴旺起来了。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因为法国海军处于衰退期，它的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凭英国摆布。1756年，情况最坏时，法国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当这45艘战舰需要配备武器和装备时，没有材料，没有帆缆，也没有补给，甚至没有足够的火炮，一无所有。
一位法国作家写道：
由于政府里缺少制度，造成官员们缺乏责任心，行政混乱，纪律松懈。不正当的提升从没有这样频繁，人民大众也从没有这样普遍不满。金钱和阴谋代替一切，利用它们可以得到地位和权力。贵族和暴发户利用在首都的权势，在海港里飞扬跋扈，却丝毫不觉得羞耻，滥用国家和造船厂的税收。荣誉和谦虚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好像这些罪恶还不算大，更糟的是政府尽力使人们忘却曾使法国免遭彻底毁灭的光荣传统。继路易大王统治时期的激烈斗争之后，海军又奉宫廷之命，执行“谨慎从事”的方针，为保存几艘无用武装舰船，时常把一些有利的机会送给敌人。因此，法国被束缚在防御态势上，上述原则不符合法国民族精神，只对敌人有利。人们在敌人面前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受到命令约束，结果是违背了民族感情，而且由于制度的弊端还导致了无纪律和临阵叛变的行为。这种例子在法国前一个世纪的历史里是绝无仅有的。
法国错误地执行大陆扩张政策，耗尽了国家的资财。这种政策具有两重危害性，使法国殖民地和贸易处于无防御状态，进而中断了最主要的财源。事实上这些都发生了。法国出海的小型舰队被占绝对优势的敌舰队歼灭；商船航运业消失了；加拿大、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印度的殖民地落入了英国人手中。一位英国作家曾这样描述他对法国这个时期政策的看法：
法国对德战争的热心，已大大削弱了它对海军的注意力和海军能够获得的利益，这使英国能狠狠打击它的海上力量，尽可能地使它无法恢复过来。由于法国从事对德战争，放弃了对殖民地的防御，这就意味着英国可以夺取它占领的某些最重要的地方。对德战争也使它放弃对贸易的保护，致使贸易遭到彻底破坏。与此同时，英国的贸易，得益于和平环境，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由于从事这场对德战争，法国使自己遭遇难以挽回的损失。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损失了37艘战列舰和56艘快速帆船。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这场战争时说道：“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在几乎没有任何盟国的情况下，战胜了拥有强大援军的法国。英国完全是依靠政府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不错，但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在使用海权这个强大的武器方面占有优势，这种强大的海权，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目的的政策产生的必然结果。
从1760—1763年议和，这一时期，法国蒙受的耻辱登峰造极，这对美国贸易和海军来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应该从法国经受的那种耻辱中吸取教训，从它后来的事例中取得经验。在同一时期（1760—1763年），法国人民也曾不断起来反抗，而且与1793年一样，公然宣称他们应该有一支海军。“政府巧妙地引导民众的感情，向全国提出‘必须重建海军’的要求，用各个城市、公司和私人的捐款制造舰船。从前死气沉沉的港口，焕发了生机，到处都在制造和修理舰船。”这种活动坚持下来了，军工厂又开始生产，每一种物资都有了充足来源，炮兵进行了整顿，上万名受过训练的炮手进行了实际操练，并被保留下来。
那时法国海军军官的思想和行为很快就受到法国民众鼓舞，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不再只是等待，而是开始行动。海军军官所表现的这种崇高精神和业务上的积极行动能力，是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之前，由于政府的涣散，几乎曾使他们的舰船完全遭到破坏。一位法国著名军官这样写道：
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海军的状况让人觉得悲哀，军官们的大胆进取心被挫伤，无法从事成功的战役，服役期内没有建树，迫使他们依靠自己设法改变。他们从研究中获得他们希望几年后准备投入实践的知识。就像孟德斯鸠说过的那样，“逆境催人奋进，繁荣会随之到来”。到1769年，法国海军出现繁盛景象，法国海军军官的活动延伸到天涯海角，在他们的著作和调查研究中包含了人类的各种知识。创建于1752年的海军学院又重新组建起来了。[12]
海军学院第一任院长比戈·德·莫罗盖曾经是一名海军上校。他写了一篇详细阐述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霍斯特以来第一篇有关这个课题的原创文章，见解独到，比霍斯特更胜一筹。莫罗盖正是在法国没有舰队，而且是在海上被敌人打压得不能抬头时，研究并系统阐述了战术问题，而在此期间，英国却没有人撰写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仅仅翻译了霍斯特巨著的一部分。将近20年后，一位苏格兰无官绅士克拉克才发表了一篇有独到见解的海军战术研究论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利用这种战术体系，法国曾挫败英国考虑不周而协同不力的进攻。[13]“由于法国海军学院开展的学术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军官们的工作，就像后来显示的那样，法国海军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能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与之是不无关系的。”
前面已指出，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背离了传统的正确政策，使它从事一场远离本土的陆战。与此同时，强大的敌人正严阵以待，寻找机会从海上向它发动攻击。就像法国对德战争中那样，也好像后来拿破仑在西班牙战争中一样，英国过于自信，使朋友成为敌人，并因此使它力量的真正基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另一方面法国却避免了它经常陷入的那种陷阱。当时法国在欧洲大陆停止了野心勃勃的扩张，可以在大陆上保持中立，而且和邻国西班牙结成可靠的同盟，使得它能利用一支不错的海军和一批尽管经验可能不足，但相当有才能的军官进行对英战争。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得到支援，在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有自己的港口和同盟国港口可用。这种明智的政策和政府行动对海权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目了然。有关战争的细节部分，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课题，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对美国人来说，那次战争的主要利益在大陆，但是，对于法国海军军官来说是在海上，因为他们的战争基本上是一场海战。法国海军励精图治，终于取得了成果，尽管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但是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使英国的实力确实被削弱。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上任务和从事历次海战中，基本维护了法国的尊严。尽管在考虑总的课题时，难免会得出这种结论，即与英国相比，缺少经验、法国贵族出身的军官对那些出身不同的军官们的狭隘的排斥情绪，尤其是早已提到流传近75年的一项糟糕政策，即政府教育军官们首先要保存舰船、节省物资，束缚了法国海军将领们去获得更多的荣誉，妨碍他们去利用已经掌握的有利条件。蒙克说，一个国家要想控制海洋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国的海军规定了这个基本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海军军官的指示能一直灌输这种思想，那1778年的战争可能会比实际结束得更早些，结果也会更好。批评法国海军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厚道，美国之所以能诞生而没有胎死腹中，应该感激法国海军的支援，但是它本国作者的很多作品都对政府持明显的批评态度。一位法国军官在一部作品里用不太严厉，但略带有批评的语气说：
那些与德埃斯坦在桑迪胡克，与德格拉斯在圣克里斯托弗岛，甚至那些与德特尔南抵达罗得岛的青年军官们，看到这些将领回国后没有受到审判，他们会怎样想呢？[14]
后来另一位法国军官，在说到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段话里又一次证明了上述意见是正确的。他说：
有必要摆脱法国摄政时期[15]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让人不愉快的成见。但是，这种成见造成的灾难遍及各部门。由于一种令人很不快的犹豫不决，一度使英国震惊的法国舰队又缩减到常规规模。政府顽固地坚持一种错误的经济型方针，他们以保持舰队需要过多开支为理由，主张海军将领必须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好像在战争中老是半吊子做事不会总是导致惨败似的。与此同时，政府又命令分舰队司令，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在海洋上坚守，战斗尽可能不要采取会损失舰船的行动，因为舰船损耗可能很难补充。这已不止一次使原本依靠我们海军将领的技术和舰长们的勇敢能够取得的全面胜利，变成一些不太重要的小胜。海军体系受困于这一原则规定，舰队司令不能全力使用手中的部队，在与敌交战时，似乎预定的目标就是后发制人，而不是先下手为强。这种不断削弱士气、节省物资的规定，必然引发不幸的结果……这种可悲的规定，无疑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时期和第一帝国时期海军纪律松弛和令人吃惊的兵变比率的一个主要原因。[16]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和平不到10年后，法国就迎来了大革命。尽管这种巨变动摇了法国的根基，解除了原有社会制度的束缚，并且迫使原君主政体中依恋旧事物的军官几乎全部离开海军。然而，法国海军却没能够从一种错误制度中解脱。这就是说，推翻一个政体要比根除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容易。一位法国高级军官在谈到尼罗河口战役中指挥法国舰队后卫毫无作为的维尔纳夫将军，在舰队的前卫正在遭受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按兵不动没有离开锚地时，这样说道：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来临了，轮到他像从前的德格拉斯和迪谢拉一样，抱怨他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消极避战。我们已开始对这种不幸巧合隐藏的某些奥秘产生怀疑。在这么多可敬的人中间，我们觉得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如此经常地受到这样一种指责是不正常的。即便今天能把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名字与我们记住的灾难联系起来，仍然可以肯定，错误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自身。相反，我们必须责怪他们采取的作战行动的性质，责怪法国政府制定的防御式作战体系。皮特（小威廉·皮特）曾在英国议会中明确指出这种防御式作战体系预示着必然的失败和覆没。这种防御式作战体系，当我们希望抛弃它时，早已成为我们的习惯。它彻底地削弱了我们的武装力量，让我们束手待毙。我们的分舰队经常离港去执行一种特殊任务，但是他们有意避开敌人，偶尔遇到了敌人会是种极大的不幸。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我们的战舰才投入战斗，他们被敌人遏制，而不是迫使敌人就范。……如果布吕埃斯[17]在半路上遇到了纳尔逊能够与其交战的话，命运女神就会在英法两支舰队之间长时间举棋不定，也就不会产生这种对法国十分不利的结果了。由于英国海军某些将领的谨小慎微和坚持既定的战术传统，使维拉雷和马丁曾逃过的这种缩手缩脚、谨小慎微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尼罗河口战役打破了这种传统战法，现在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已经到了。[18]
几年之后进行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法国政府再次为海军采用一种新的政策。前面的那位作者又说道：
皇帝过去一直以他雄鹰般锐利的目光，像为他的陆军所做的那样，也为他的海军制订了战役计划。现在他对于这些意想不到的失败相当厌恶，他不再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他不走运的战场上，而是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地方围堵英国。他着手重建海军，可是在比以往更激烈的战斗中，不给他们指定任何任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丝毫懈怠情绪，法国造船厂的工作任务翻了一番。每年都有战列舰下水或者加入舰队服役。在他的控制下，威尼斯和热那亚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从易北河两岸到亚得里亚海海角，所有欧洲大陆的港口都竞相支持皇帝的独创的想法。在斯海尔德河、布雷斯特锚地和土伦集中了许多个分舰队……但直到皇帝去世之前，这支充满激情和自信的海军却没有得到一次机会来检验它的对敌作战能力……由于不断失利使皇帝感到沮丧，所以他保留这些武装舰船只是为迫使敌人实施封锁，因为这种封锁耗资巨大，当敌人的财政难以承受时，封锁自然也就随之停止。
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时，仍有103艘战列舰、55艘快速帆船。
抛开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的这些特殊教训，谈谈政府对它的人民在发展海洋事业上的影响的基本问题。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响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但又密切关联的方面能起的作用。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可以用政策支持工业的正常发展，支持它的人民利用海洋冒险和获利的癖好，如果这种工业和对海洋的厚爱本来不存在，就竭力培植和发展，或者与之相反，政府由于措施失当，就会抑制和束缚人民在各项事业中发展。因此，在平时贸易的各种事务中，都会感到政府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对国家海权的影响，就是说成败都与政府有关。所以，无论怎样经常强调平时贸易是一支强大海军的基础也不过分。
其次，在战争时期，将会发现政府的作用是以最合理的方式，保持一支人员和武装齐整的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同海运的发展和同海运有重要利害关系的行业发展相适应。比海军规模更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它应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思想和行动，战争期间能充分利用预备役人员和舰艇，并且能够考虑到人民的特点和追求，采取适当措施，将预备役力量整体动员起来迅速适应战争做准备。毫无疑问，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上，必须保持适当的海军基地，武装舰船必须跟随平时贸易商船到那些世界上遥远的地方。防卫海军基地必须直接依赖军事力量，像直布罗陀和马耳他那样，或者依赖周围友好人民的支援，如美洲殖民者曾一度对英国态度友好那样，而且可以推测出，现在的澳大利亚殖民者与英国人非常友好。这种友好的周边环境和支持，与适当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是最好的防御，当这种防御与海上的绝对优势结合时，就会像拥有分散的殖民地的庞大帝国英国那样高枕无忧。尽管一次意想不到的进攻，能够在部分地区造成某种灾难，但真正的海军优势会阻止这种灾难成为全面惨败或不可挽回的灾难。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英国的舰队能及时保卫这些基地，保持这些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反过来，舰队又依赖它们提供避风港。
所以，隶属宗主国的殖民地，在海外为它的海上力量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援。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各种办法激励殖民地依附宗主国的热情，并且促使宗主国和殖民地利益一致，形成一荣俱荣、一呼百应的局面。战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战时，使所有人员都感到这些组织和防御体系是对各方都会从中获利的成本的合理分配。
美国没有这种殖民地，并且也不可能有。至于纯粹的海军基地，一位英国海军史学家谈到当时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时，真实而精辟地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感情。他说：“军事政府不太赞成人民从事贸易行业，而他们本身与英国人民的特点迥然不同，以致使我对一些有见识的人和各党派人士同意像放弃丹吉尔一样放弃这些军事政府并不感到意外。”而美国在国外没有这种机构，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所以战时美国战舰将会像陆地上的鸟一样，不能远离自己的海岸。一个政府为自己提出发展国家海上力量的使命，首先要做的，是为战舰提供歇息场所，在那里它们能够补充燃料和进行维修。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对本国和行政部门适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以及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何种行动的时候了。美国政府从内战到现在，已经用全部的力量构筑海权的第一个环节。其国家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自给自足，都已成为政府要努力达到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努力的结果。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已经如实地显露了这个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要想使这些管理部门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美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它缺少殖民地，同样也缺少作为中间环节的平时海运，以及与海运有关的各种行为。简单来说，美国现在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过去的100多年里，海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变，以致人们怀疑现在的海战能否还能像英法之间的多次战争那样，对一方造成灾难性影响，或使另一方取得辉煌成功。当英国无所顾忌、傲慢地支配海洋时，它把桎梏强加给中立国，这种情况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所以国旗保护贸易货物的原则永远靠得住。除了实施战争禁运，或封锁港口，否则交战国一方的贸易货物可以安全地由中立国船舶来承运。至于封锁港口，现在已能切实进行，将不再是无效的纸上封锁。关于保护美国海港避免被占或被征用的问题，在理论上看法被一致认同，在实践中却漠然处之。这样一来，美国还需要什么样的海权呢？直到现在，美国的贸易仍需使用其他国家的船舶承运，如果美国有了海运船舶，不就需要花费巨资保护吗？这样来说，就是个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战争对国家造成的灾难和损失与海运有直接关系。因此，假设美国来来往往对外贸易都装载在敌人不敢侵犯的船上，除非它们必须驶往一个已被封锁的港口，否则怎样才能进行一次有效的封锁呢？有效封锁的定义是指能对一艘试图进入或离开这个港口的舰船构成明显威胁。对有效封锁的这种解释伸缩性很大。很多人能够回忆起美国内战期间，南方邦联对位于查尔斯顿外海的北方联邦舰队进行了一夜攻击后，第二天早晨支持南方邦联的一些人，派出一艘携载外国领事的轮船到海上去，领事们没有看到一艘北方封锁船，他们对此非常满意，并发表了一份声明。凭借这份声明的效力，南方一些权威人士主张封锁在技术上被突破之后，北方在没有发表一个新通告，重新召集舰船之前，不可能进行封锁。为了能够对偷越封锁的舰船构成实质威胁，是否必须使封锁舰队位于港口视线以内呢？如果有6艘快速蒸汽舰船在距新泽西和长岛海岸之间的20海里[19]海区巡航，就会对试图通过主航道进出纽约港的舰船构成一种真正的巨大威胁；采取同样的部署可以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湾和切萨皮克湾。如果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俘获商船，还要对付企图突破封锁的军事冒险，那么封锁舰船就不需要位于港口视线以内了，也不需要部署在能被岸上察觉的某个阵位上。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大部分战舰在距加的斯50海里的海面活动，只用一个小分队密切监视加的斯港。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是于早晨7时起航的，尽管当时的通信条件较差，可纳尔逊9时30分就发现联合舰队起航了。这样部署的英国舰队，仍然对它的敌人构成了实际威胁。在水下通信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封锁部队靠岸和离岸，港口之间的航行，用美国海岸上的电报就可以彼此联系，并能做到相互支援。如果军事行动配合得好，一个分队遭到敌人进攻，它能通知其他部队，并可以向友军方向靠拢。位于某港口外的封锁，即使也被粉碎，通知重新建立封锁的电报也能迅速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防范这种封锁，海上必须保持一支部队，这支部队随时可以对封锁舰队构成威胁，使敌人无论如何不敢在它的阵位上坚守。但是，中立国家的船舶——除了那些装满战时禁运物资的——可以自由往来，所以利用这些船舶可以使这个被封锁的国家仍与外界保持贸易关系。
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可能会让人认为对美国实施全线封锁不会有效。那些牢记北方联邦怎样对南方邦联海岸实施封锁的军官，比任何人都更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根据海军的状况来看，我们需要补充说，要进行的封锁没有超出政府[20]以前所提出的，对波士顿、纽约、特拉华湾、切萨皮克湾和密西西比河口这些地方的封锁。换句话说，想要封锁美国主要的进出口中心，对一个海上强国来说都不会比过去更加耗费精力，尽管法国在布雷斯特、比斯开湾海岸、土伦、加的斯等重要港湾部署了一些强大的分舰队，然而英国却在同一时间里将它们全部封锁。一旦全面封锁发生，从事贸易的中立国船舶，确实可以与美国其他的港口进行贸易，但这将会给美国的交通运输造成极大的混乱，经常都会造成供应不足，铁路和水路运输设备、船坞设备、驳船和仓库等设施都会短缺，随之发生的不就是资金浪费和经济损失吗？而且在经历了许多痛苦，耗费巨资之后，当你刚克服了部分灾难时，可能又会导致敌人如法炮制，去封锁这些新的入口。美国人确实不会饿死，但是，却要忍受深重的痛苦。至于战争禁运物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美国现在能否单独应付，这种担心难道真没道理吗？
这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应该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能起的作用，是要为国家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即或无法远行，至少也应能使本国的一些主要航道保持畅通。近25年来，美国已不再把其注意力放在海洋上，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和执行与它相反的政策的结果，可以用法国和英国的事例来说明。无须强调美国的国情同英法两国的差别。可以断定，尽可能地保护商业和贸易不受外来战争的影响，对整个国家的财力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为了做到这点，不仅要让敌人离开我们的港口，而且要使敌人远离我们的海岸。
值得怀疑的是，不重兴商业航运，这支海军能维持下去吗？历史已经证明像路易十四那样的专制君主完全能够创建一种单一的海上军事力量。但看似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却像无根草一样很快会干枯，而在一个代议制的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确信这种开支符合他们需要的强大的势力充当后盾。海权自身背后不存在这样一种势力，这种势力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不论通过补贴还是贸易来建立这样一支商船队伍，这是非军事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即使美国有了一支强大的全国性海运队伍，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不是就会出现，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离其他列强很远，一方面能起到一种保护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立强大海军的一种阻碍。
迄今为止（19世纪未20世纪初），我们已经结束了有关影响国家海权发展的总体性讨论，包括各种主要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目的首先是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固定倾向对发展海权有利还是不利，然后用具体事例和过去的经历来说明。这样讨论无疑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限定在与战术有区别的战略范围。战略范围的考虑和原则，属于不变的或者不可改变的事物。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因果关系，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仍然一样。事实上，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规律，关于它的稳定性众说纷纭，而战术则使用人工制造的武器为其工具，分享着世世代代人类的变化和进步，战术的上层建筑也不得不经常地改变或彻底解体，但是古代的战略基础依然没有变，像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一样。下面的章节会研究欧洲和美洲通史，特别要从广义上研究海权对欧美的历史、对人民的财富产生的影响。我一有机会就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回忆和加深过去已有的主要指导。因此，研究的大方向将是战略方面的。以前曾承认和接受的广义海军战略是：“海军战略的目的是平时和战时都要创建、支援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至于具体战役，我们一方面应直率地承认一些具体实施细节的变化已经使许多学说过时，而同时要尽力指出在运用或者忽略这些正确的一般性原则的地方，已经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我愿意介绍一些与最出色的海军军官的名字相伴随的战例，这些战例可以用来说明正确的战术思想，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部门取得了何种结果。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之间表面上呈现一些相似的地方，希望不需要过分强调它们的相似性，而是从它们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中受益。最后必须切记，在所有的变化中，人的本性没有变，尽管在具体事例中，数量和质量是不确定的，但是肯定会找到个人的综合特征。
[1] 即“永久性作战基地”，指一个国家能集中所有资源的地方，联络水路和陆路交通线的枢纽，军火库和武装哨所的所在地。
[2] 指属于三十年战争组成部分的荷西战争，荷兰在战争中转败为胜，海军屡挫西班牙舰队，双方于1648年签订《荷西和约》，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承认尼德兰南部城市及辖地归于荷兰。
[3] 新英格兰是美国最东北部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六州的合称。
[4] 1814年夏，英国海军进入切萨皮克湾，占领美国首都华盛顿，焚烧白宫等公共建筑。
[5] 黎塞留，即黎塞留公爵，法王路易十三时期的宰相。在任期间，他对内致力于加强法国的中央集权，对外展开各种措施与列强争雄，奠定了法国成为近代欧洲强国的基础。他在政治和外交上建树颇多，但因为对内压制严厉，也颇受争议。
[6] 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普列文之战共进行了四次，俄军前三次进攻普列文，都伤亡惨重没有得手。第四次土军突围，被俄军打败，退回普列文，日落前投降，结束了持续143天的抵抗。
[7] 科尔贝尔（1619—1683），法国政治家。出身富商家庭，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增加国库收入。他奉行的政策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法国传统的虚荣习气和贵族制度。
[8] 这是一种法国式的解释，同时期实行君主制的英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本质上应当说是违背了封建制的精神实质，即以血统出身，而不是能力，尤其是经商能力来确定社会地位。
[9]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这里指比利时。
[10] 在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史》的起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位伟大军事权威对英国海军力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证。他认为拟定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于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只能是针对英国来说的。
[11] 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
[12] 古热尔所著的《海军》《黎塞留与科尔贝尔》。
[13] 无论对克拉克自称的在组建海军战术体系方面的独创性可能是怎样想的，和这种独创性受到过怎样严厉的指责，但是毋庸置疑，克拉克对过去的批评是正确的。作者认为，他这样一个既没有受过海员训练，也没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在这方面能够提出独到见解是应当得到赞扬的。
[14] 拉塞尔：《法国海军历史和评论文集》。
[15]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时年仅五岁，由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1723年，路易十五开始亲政。
[16] 拉贝鲁斯：《法国海军史》。
[17] 德·布吕埃斯伯爵，1798年英法尼罗河口之战时法军的舰队司令。这一战法军两面受敌，遭到严重打击，只有两艘舰船幸免于难，布吕埃斯阵亡，旗舰被焚毁。
[18] 瑞里安·德·拉格维拉耶尔：《海战》。
[19] 1海里=1.852千米
[20] 自从上述文字写成以后，海军部长在他1889年年度报告里已经介绍过一支舰队应该能够实施这里所建议的非常危险的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