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的欧洲形势
1665—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我们要研究的历史时期大致从17世纪中叶开始，确切时间是1660年。这年5月，英王查理二世在全体人民的欢呼声中复辟。第二年3月，法国红衣主教马萨林刚去世，路易十四便召集他的大臣说：“我召你们前来是为了告诉你们，现在使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可以做那些被已故红衣主教左右的大事，从今以后我就是自己的宰相。除了我的命令，任何法令都不能确立；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没有我的命令，不能签发任何法令。”这种完全意义上的独裁法国政府，就这样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英国和法国的政局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混乱期后，国家生活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仅一年之内，就看出这两个国家尽管彼此发展不平衡，但是已经在现代欧美海洋史上，或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海洋史只是整个国家历史中关系国家兴衰的其中一个因素，如果忽视了与海洋史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将会产生一种，或者言过其实，或者相反的，忽略其重要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与海洋没有多大联系的民族，特别是19世纪的美国人民，如果实际上没有忽视，也大大地低估了海洋史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要去研究海洋史的原因。
研究起始时间为1660年，紧接着标志欧洲事态和解，历史上有名的“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约，即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面。在这个和约里，西班牙正式承认实际上已经独立的尼德兰北部联合省；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又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上述两个条约使欧洲呈现出一段表面上的全面和平时期，然后很快爆发了一系列几乎影响全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与路易十四的寿命一样长。毫无疑问，战争使欧洲各国的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新国家，一些国家走向衰败，而且所有的国家，或是在领土范围方面，或是在政权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海上力量直接或间接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首先必须关注本书叙述的历史开始时期欧洲各国的总态势。在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终结点的斗争当中，著名的奥地利皇室家族（即哈勃斯堡家族）已拥有使其他各国恐惧的强大实力。在查理五世[1]皇帝长期统治时期，这位哈勃斯堡家族的魁首已把奥地利和西班牙，连同这两个国家所有领地的两顶王冠戴在他一人头上，这些领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而且在意大利也有占据性的优势。查理五世退位后，奥地利和西班牙这两个较大的王国才被分开。虽然这两个国家被不同的人统治，可是他们仍属于同一个家族，因此有助于两个王国相互谅解，拥有共同的目标，在此后200年和睦相处。此外，他们还有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前的一个世纪里，不断扩大的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是政治活动最强大的两股推动力。在这一时期的宗教战争，充斥着国家之间、诸侯之间，而且常常会成为一个国家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长期斗争。宗教迫害引起荷兰新教徒起来反抗西班牙的统治。经过长达80年的持续战争，迫使西班牙最后只得承认荷兰独立。宗教信仰的差别，有时会导致内战，它使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精力分散，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内外政策。这个时代前后出现了圣巴托罗缪惨案[2]，亨利四世被天主教徒刺杀事件、拉罗歇尔围城和西班牙罗马天主教与法国罗马天主教之间不断勾结等动乱。宗教势力过去经常在原本不属于它的领域活动，照理说，宗教在这些领域里，没有合法地位。随着宗教势力被逐渐清除，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利益才开始拥有适当的权力。在前一时期，国家利益虽然不是全部被无视，但宗教仇恨或者蒙蔽了政治家们的眼睛，或者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在法国，由于新教徒少数派的数量和特点，自然成为宗教狂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该先看到这种情况并给予极大关注。法国位于西班牙和德意志各邦国之间，而奥地利当时是最大的德意志势力，完全没有对手。当时法国政治生活需要的是保持内部团结并且扼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幸亏法国连续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他们没有偏执的宗教倾向，而且当他们不得不在执政领域内承认宗教时，会去主宰宗教，而不是成为宗教的奴隶。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法国的治国人才得到了一种明确指示，黎塞留规定将这种指示当成一种长期贯彻执行的传统基本方针，它们包括：（1）加强王国内部的团结，平息或镇压宗教冲突，把权力集中到国王手里。（2）抵制奥地利皇室的势力，实际上这就表示必须和新教徒掌权的德意志盟邦和荷兰结盟。（3）向东扩张法国的边界，这样遭受损害的主要是西班牙。当时西班牙不仅占领了现在的比利时，还占领着其他很久以前曾并入法国的省份。（4）创建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以增强王国的财富，同时专门用来对抗法国的宿敌——英国。为了这一目的，法国再次期望与荷兰结盟。这些就是天才政治家们为指导这个国家制订的政策大纲。这个国家的人民已不再无故地要求成为欧洲文明的最完美代表，最重要的是在前进过程中把政治进步和各项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政策被马萨林继承，后来又被路易十四接受。可以看出，路易十四怎样忠实于这种传统政策，以及他的行为对法国产生了何种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会注意到法国强大必需的这四种要素，海权就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因为第二种要素和第三种要素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可以说海权是使法国对外强大的两种重要因素之一。这样英国在海上，奥地利在大陆，就成为法国应该对付的两个国家。
根据1660年法国的形势，以及法国准备继续沿着黎塞留选择的途径前进的状况，可以说法国内部的和平得到了保证，贵族势力已被彻底地打垮，宗教矛盾的问题得到解决；宽大的《南特敕令》[3]仍然有效；新教极端分子的残余势力已被武力镇压。所有权力完全集于国王一身，但在其他方面，尽管这个王国处于和平时期，情况却不能让人非常满意。实际上它没有海军，内外贸易十分不景气；财政混乱不堪；陆军规模也不大。
15世纪之前，西班牙曾经让其他国家胆寒，但它早已衰退，并且到了几乎难以收拾的状态。中央政府的软弱影响了所有行政机关与部门，但其疆域依然广大，它拥有西属尼德兰，还占有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直布罗陀此时还未被英国人占据；西班牙在美洲的大片领地，除几年前被英国人占领的牙买加外，其余仍然没有被别人触及。有关西班牙海上力量平时和战时的情况，前面已简单介绍过。黎塞留曾与西班牙缔结过短暂的同盟，凭借这种同盟，法国得到了40艘西班牙战舰的支配权。但这批战舰状况极差，绝大部分装备不良，指挥不当，因此不得不退回给西班牙。西班牙海军当时处于全面衰退状态，法国红衣主教一眼就看穿了它的软弱无力。1639年，西班牙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进行的一次遭遇战，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支曾傲视群雄的海军已经破败，而西班牙已经在衰落中难以回头。
对西班牙海军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时的西班牙海军遭受了一次打击，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它会接二连三地承受这种打击，使它从东西半球海上霸主的宝座坠落到在海洋强国中备受鄙视的地位。它的国王准备派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把战火烧到瑞典海岸，并且为了装备这支舰队，国王命令从敦刻尔克运送援兵和补给品。这支舰队奉命起航，却遭到荷兰舰队攻击，一些战舰被俘，其余的被迫返港。不久以后，范·特龙普抓获从加的斯驶向敦刻尔克的中立国英国的3艘舰船，船上装载着1070名西班牙士兵。他卸下部队，但释放了舰船。他留下17艘战舰封锁敦刻尔克，自己率其余12艘战舰去迎战即将前来的敌舰队。很快他就看到进入多佛海峡的西班牙帆船舰队，总共有67艘帆船，船上装有2000名士兵。在德·维特[4]率领的4艘战舰与特龙普会合之后，特龙普用较少的兵力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决定性攻势。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直到西班牙舰队司令率舰躲进唐斯港为止。如果西班牙舰队敢出来，特龙普决心与他们战斗。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奥肯多率领的、不少舰船装备60门至100门舰炮的强大舰队在被封锁的港内避而不战。当时英国舰队司令告诉特龙普他已接到命令，一旦开战，他将加入西班牙一边。于是特龙普向国内请求指示。英国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荷兰动用大批海军兵力。特龙普很快得到由96艘帆船和12艘纵火船组成的增援舰队，并受命可以进行攻击。他留下一个分舰队监视英国，一旦英国人帮助西班牙，该分舰队就实施攻击。特龙普开始是在极其不利的大雾中战斗的，西班牙人利用大雾的掩护砍断锚链出逃。许多西班牙战舰逃跑时因离岸太近而搁浅，余下的企图撤退的绝大多数舰船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获，还有一些被赶到法国海岸。荷兰海军取得了空前大胜。[5]
当一支海军在执行上述这样一种作战方针时，战斗作风和自豪感已经荡然无存，这支海军随着西班牙的全面衰退日益破败。从此以后，它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作用逐渐减弱。
基佐写道：
在它奢华的宫殿和华丽的辞藻当中，西班牙政府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寻求把这种软弱掩盖在安定当中。腓力四世和他的大臣们对只能被征服的斗争感到厌倦，除了寻求和平保障，只能把所有需要他们努力，而又难有作为的问题搁置起来。分崩离析的奥地利皇室，既没有实力也没有野心，因此，除非受到实际威逼，否则一种虚荣的惰性就成了查理五世继承者们的政策。[6]
这就是当时西班牙的情形。它的那部分领地，当时被称为低地国家，或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尼德兰（现在的比利时），已成为引起法国及其天然盟国荷兰之间不断摩擦的一种根源。荷兰这个国家，政治名称为北方联合省，影响和实力当时已经达到顶峰——如上所述，这种实力是完全以海洋为基础的，并且充分运用了荷兰人民庞大的海运和贸易天赋形成的有利因素。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荷兰的贸易和殖民地被一个法国现代作家描述为超越了英国之外的任何现代国家，这充分说明了富饶的海洋能让一个本来弱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富强起来。这位作家写道：
荷兰曾经成为近代的腓尼基。北方联合省作为斯海尔德河的霸主，封锁了安特卫普的出海通道。在15世纪，一位威尼斯使者曾经认为安特卫普可以与他的城市并驾齐驱，而在当时，荷兰继承了安特卫普的贸易权。荷兰除了接管西班牙的一些主要城市外，还收留了逃避西班牙暴政的低地国家工人。荷兰的服装制造业、亚麻织品制造业等，雇佣了60万工人，为以前甘于奶酪、渔业贸易的人开辟了新的货源。仅凭渔业本身就足以使荷兰人致富。鲱鱼捕捞业养活了荷兰20%的人口，每年制造30万吨咸鱼，收入800多万法郎。
北方联合省的海军和贸易能力迅速发展，单荷兰的商船队就有1万艘帆船，16.8万名水手，并且供养26万居民。荷兰的商船队曾经承担大部分欧洲运输业。自从议和以来，不仅承担了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商品运输业务，也为法国港口提供运输，经常性收入达3600万法郎。经过波罗的海进入勃兰登堡、丹麦、瑞典、俄国、波兰等北方国家的航道均对荷兰开放，荷兰让这些国家变成了一个用处多多的交易市场。荷兰人在那儿出售自己的产品，购买那里的小麦、木材、铜、大麻和毛皮供应运输业。荷兰货船每年在各海洋上运输的商品，总值超过10亿法郎。用一个现代词汇来描述，就是荷兰人已使自己成为海洋上的马车夫。[7]
荷兰共和国利用殖民地，迅速发展海上贸易，曾垄断所有东方物产的贸易。每年它从亚洲运入欧洲的产品和香料，价值1600万法郎。创建于1602年，强大的荷兰东印度贸易公司，曾在亚洲建立起一个帝国，包括了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一些领地。1650年，荷兰帝国控制了好望角，为它的舰船获得了一个泊地，同时获得了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统治权，并且控制着印度的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这个帝国已经使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成为它的政府所在地，把交通线延伸到中国和日本。与此同时，虽然发展迅速但寿命不长的西印度公司已拥有800艘战舰和运输船。它曾利用这些舰船在几内亚和巴西沿海俘获残存的葡萄牙舰船。
当时北方联合省已成为集聚各国产品的货栈。
荷兰的殖民地遍布东方海洋上，分布于印度、马六甲、爪哇、摩鹿加[8]和澳大利亚以北广大群岛的各个部分。荷兰在非洲西海岸也有领地，而且当时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仍然掌握在荷兰手中。在南美洲，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几乎拥有巴西从巴伊亚州到北方的900英里海岸，只是最近大部分海岸已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北方联合省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权力，归功于他们的财富和舰队。海洋曾像一个顽固不化的敌人连续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海岸，但是已经被征服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而陆地却将成为他们毁灭的根源。他们一直在与一个比海洋更加凶猛的敌人西班牙王国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斗；斗争成功了，荷兰共和国取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但败亡的丧钟也在敲响。只要西班牙的力量依然强大，或西班牙有能力维持它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英法便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而支持北方联合省独立并扩充实力。西班牙多次蒙受耻辱，说明它的衰落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表面迹象。当西班牙真的垮台后，英国和法国的其他企图便代替了他们先前对西班牙的畏惧。英国觊觎荷兰的贸易和海上的统治地位，而法国则企图得到西属尼德兰。因此，北方联合省既要对抗英国，也须防备法国。
北方联合省在英法两个国家夹攻下，很快就暴露出内在的软弱性。荷兰容易被从陆地进攻，人口少，加上政府不善于团结人民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不能保持充分的备战状态，因此这个共和国的衰落比兴起时更惊人也更快。即使这样，直到1660年，荷兰即将垮掉的迹象还不明显，仍然处在欧洲强国前列。如果说1654年北方联合省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显示出一支曾在海上如此长时间压制西班牙人嚣张气焰的海军，此时却令人惊讶地处于无准备状态，但1657年，北方联合省却有效地制止了法国对它贸易的直接侵害。一年后，“荷兰积极干涉丹麦和瑞典两国的波罗的海争端，制止瑞典在北欧建立优势。他们强迫瑞典保持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开放。在这片海域，没有其他海军敢和他们争夺海洋的控制权。荷兰舰队的优势地位，部队的勇敢善战，外交人员的能力和坚决态度，使政府的威望得到公认。尽管最近和英国的一场战争使荷兰的力量被削弱，蒙受耻辱，但他们已重新加入欧洲强国之列。就在这个时候，英王查理二世复辟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荷兰政府的基本特点，这里只需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政府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它受一个可准确地称为贸易贵族的阶层支配。因此，这个政府具有贸易贵族阶级所有的政治软弱性的全部特点。在战争中肯定存在很大危险。地方之间的相互猜忌和商业精神，对海军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和平时期无法保持一支适当的舰队，而舰队内部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倾轧，所以确切地说，这样一支舰队是一种海事联合体而不是统一的海军，军官也缺乏真正的军人气质。没有比荷兰人更勇敢的人民，荷兰海战编年史确实提供了不少关于荷兰人民冒险进取和不屈不挠精神的实例，并且肯定找不到能够和他们相比的民族。但是，荷兰的编年史也确实提供了很多背叛和表明缺少军人气质、处置不当的例子，而背叛和缺少军人气质显然是由于缺乏专业精神和专业训练造成的。这种专业训练在当时所有的海军中几乎都不存在，但在君主制国家，由于军事特权阶层的感情，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仍然需要讲明的是，这个政府由于之前已经提过的原因，已经变得非常软弱；由于荷兰民族分裂成相互敌视的两大派别，使其更加软弱。这两大部分中，一部分是当时执政的商人（市镇领导人），他们赞同所描述的联合体共和国；另一部分则希望建立奥兰治家族统治下的君主政府。共和派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与法国结盟，并且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奥兰治一派则支持英国，因为奥兰治亲王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极其密切，主张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加之人口数量不足、幅员狭小，所以说1660年北方联合省，以及它的大量财富和对外活动，就像是一个靠兴奋剂维持的人一样。人为的力量不能无限期维持，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国尽管人口数量和幅员无法与英、法两国相比，却经受住了任一个国家的单独进攻和长达两年之久的联合进攻。它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没有丧失在欧洲的地位。他们把这种伟大的奇迹部分归功于一个或两个人的能力，但是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海权。
英国的情况和荷兰、法国都不同，介入即将爆发的战争是较合适的。尽管它是君主制政府，而且国王手中握有很多实权，但国王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决定来左右王国的政策，他不得不认真对待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在法国，路易十四却用不着顾忌什么，路易为自己得到的战利品，也就是为法国获得的战利品，他的光荣就是法国的光荣。英王查理二世首先考虑他自己的利益，然后才会考虑英国的利益。但查理总是无法忘记过去，所以他决心尽一切办法不重演他父亲的悲剧，也不再过自己经历过的那种流亡生活。因此，当危机迫近时，他会顺从英国人民的意愿。查理本人憎恨荷兰，憎恨它是一个共和国，憎恨荷兰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在荷兰国内反对他的亲戚——奥兰治家族。令他更加憎恨的是，在流亡时期，荷兰为了同英国的克伦威尔政府讲和，把他从荷兰赶了出去。法国接纳了查理，这可能是由于政治上得到将要成为独裁统治者的路易十四的同情，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罗马天主教的偏爱倾向，而最大的可能是因为路易给他钱，使他基本上摆脱了英国议会的控制。但是，查理在追求自己的意愿时，必须考虑英国人民的一些既定愿望。英国人和荷兰人同属一个种族，并且具有类似的条件，在控制海洋和贸易上，双方都将对方当成竞争对手，而且由于荷兰人是当时种族的领先者，使英国人更加希望得到这些利益，也更加不快。一个英国人抱怨的特殊原因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做的一切，“这家公司要求垄断东方的贸易，并且与远方的王公达成协议，让他们对外国关闭领地，这样不但把英国人赶出了荷兰殖民地，而且还把他们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势力范围里都赶了出去”。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有较强大的实力，希望压制荷兰的政治行动，甚至在英国共和时期，曾寻求强迫两国政府结成同盟关系。于是英国公众对荷兰人的普遍敌对情绪和仇恨，首先支持了查理的意愿，而且几年来法国在欧洲大陆已经不令人生畏之后，这种意愿就变得更为强烈。但是，当路易十四的扩张意图被普遍察觉时，英国贵族和平民百姓，很快都感觉到法国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西班牙一样，存在巨大危险。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归属法国后，对法国征服欧洲的企图有利，而且会同时给荷兰和英国的海权带来沉重打击，因为不能指望路易会允许斯海尔德河和安特卫普港继续关闭。这两个港口是因为荷兰迫使软弱的西班牙签订条约才关闭的。一旦安特卫普港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对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都是一个沉重打击。随着英国恢复传统上与法国的对立，种群关系就开始起作用了，而且让他们开始回忆起过去反对西班牙专制的英荷同盟，而近似的宗教信仰，仍然是一种将两国拉到一起的强大驱动力。同一时期，科尔贝尔为法国逐渐建立贸易和海军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显著成果，引起了英荷两个海上强国的戒心。他们原来是竞争对手，但都本能地回过头去反对闯入他们势力范围的第三个国家。查理抵不住心怀这些念头的人民的压力，于是英荷战争停止，而且在查理去世后不久，就结成了亲密同盟。
1660年，虽然英国的贸易范围不大，但是其海军领先荷兰，特别是在组织体制和效率方面的优势更加突出。坚定的、热衷于宗教的克伦威尔政府，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已对其舰队和陆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护国主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几名高级军官中，蒙克排名第一，他不断地出现在描述查理领导的第一次与荷兰的战争史料中。但英国人精神状态和严明纪律的优势，在腐败的宫廷特权影响下，在一个放肆的政府里逐渐消失。1665年，荷兰在海上基本上被英国打败，而1672年它却成功地抵抗了英、法两国海上同盟军的进攻。至于这三个国家舰队的舰船状态，据我们所知，法国战舰的排水量和相关的火炮和补给品重量都比英国战舰大，因此当它们满载时，可以保持较多数量的舰炮。法国战舰的船体外形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自然应该归功于那些使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法国海军重新振作起来的各种精心筹划的措施。它对于眼下处在相似条件下的美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荷兰的战舰由于受到本国海岸的特点限制，多是平底舰船，吃水浅，当他们被紧追时，能在浅滩中找到隐蔽处，但也因此使他们不能在恶劣天气里航行，舰体各部的尺寸都普遍比英、法两国的舰船小。
我们已尽可能地概括介绍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这四个当时主要濒海国家的形势、实力等级，还有它们已经提出的、及处于支配地位的政策的目的。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国家将是最主要的，也是经常最让人们注意的国家。但其他国家对重大历史事件也会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的目的不仅是研究海军史，而且要评价海军和海上贸易对历史整体发展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简要叙述一下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到当时为止，美国还不曾在历史篇章上占据突出地位，也没有在各国内阁的政策上起过一种明显的作用，所以暂时略去不谈。
德意志当时分裂成许多小政体和一个较大的奥地利帝国。这些小邦国的政策摇摆不定，而法国的目的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小邦国，对它们产生影响，使它们遵从法国传统的反奥地利的政策。奥地利一方面遭到法国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遭到逐渐衰败，但仍很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不断进攻，处境极其危险。法国的政策早已长期倾向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这不仅可以牵制奥地利，而且还有希望能够让法国独占与黎凡特地区的贸易。科尔贝尔热切期望法国能够拥有较强大的海权，赞同与土耳其结盟。我们还应该记住，当时的希腊和埃及都还属于土耳其帝国。
如现在所知，当时普鲁士这个国家尚未形成，未来普鲁士王国的核心，小邦国中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当时还不能完全独立，但是它非常小心，避免沦为强国的附庸国。波兰王国仍继续存在，由于它的政府软弱和不稳定，使它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最不确定和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国家唯恐由于某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对自己的对手有利。法国的传统政策是使波兰独立和强大。当时的俄国还没有崛起，尽管正在进入，但还没有完全进入欧洲各国的政治舞台，也还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它和其他波罗的海各国自然是为争得这一海区的竞争对手。其他国家，特别是所有海洋国家，因为各种海军物资主要来源于波罗的海各国，与这个地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时的瑞典和丹麦已长期不和，而且他们在各种争端中会站在对立面。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还有路易十四早期进行的战争中，瑞典由于和丹麦敌对，绝大部分时间都与法国结盟。
欧洲的整体形势如上面所述的那样，能让各个环节运转起来的动力掌握在路易十四手中。周围的邻国都较弱，而他的王国资源丰富，只待开发，他专制独裁的权力形成了权力集中的格局，他本人的实际才能和不知疲惫的努力，加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期，集中了诸多才能突出的大臣，所有这些使欧洲的每一国政府，或多或少要看法国的脸色，就算不跟从法国，也会受到这个国家的影响。让法国强盛是路易十四的目的，使法国强盛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通过陆地或通过海洋，但不能完全非此即彼。法国尽管当时很强大，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从两方面着手。
路易选择从大陆扩张的道路。他已与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女结婚。尽管按照婚约规定，腓力的长女放弃了继承父亲遗产的所有权利，但要找到无视这些条款的理由也并不困难。路易从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的部分遗产中，找到了使婚约无效的法律依据，开始与西班牙宫廷谈判，以便废除全部婚约。这是一件大事，因为王位的男性继承人很软弱，显而易见，西班牙国王的奥地利王室系最终会因此断送。路易十四一心想让一位法国亲王或者他自己来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样就能把两个王国的王冠戴在他一人头上，或者把西班牙王冠戴在他家族的另一人头上，这样波旁家族的势力就能分布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两边。这是一种让路易十四后期的统治误入歧途的错误看法，最后导致法国海上力量毁灭，使法国人民陷入贫穷和悲惨的境地。路易没有认识到，这样做使他不得不和整个欧洲对抗。路易虽然一心想登上西班牙王位，但还需等西班牙王位空缺，但他已准备好了立即向法国东面的西班牙领地推进。
一方面，路易为了使他的进攻策略更有效，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切断了西班牙与外界一切可能的同盟。研究这些外交策略，有助于证明战略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但是，路易这样做，犯了两个严重损害法国海上力量的错误。20年之前，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曾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西班牙一直没有放弃对葡萄牙的权利。路易考虑到，如果西班牙重新占领葡萄牙王国，将会使西班牙十分强大，不易让他达到目的。因此他采取了一个防范性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促使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和葡萄牙公主结婚，结果葡萄牙把印度的孟买和直布罗陀海峡有名的良港丹吉尔割让给了英国。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法国国王，由于急切地希望在陆路扩张，反倒把英国请进了地中海，而且还促成英国与葡萄牙结盟。后者并不令人费解，因为路易早就看出西班牙王室正在衰落，他应该期望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王国能够统一。然而事实上，葡萄牙变成了英国的附庸和前哨基地，这个基地使英国在拿破仑时代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半岛上登陆。确实，葡萄牙是个弱小的国家，即使它不受西班牙支配，也必然会被海洋强国英国控制，而英国正好有这个打算。路易继续支持葡萄牙反对西班牙，并且使它获得独立。与此同时，法国还介入荷兰事务，强迫荷兰归还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的巴西。
另一方面，路易从查理二世那里得到克伦威尔曾占领并使用过的敦刻尔克港。查理放弃敦刻尔克，是为得到路易的资助，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敦刻尔克是英国进入法国的一个桥头堡。对法国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私掠船的避难港，而对英国来说，是它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贸易的祸害。随着法国海权逐渐衰败，英国在一个接一个条约里，要求拆除敦刻尔克的各种设施，可以说敦刻尔克是法国著名的让·巴尔和其他主要私掠船主来往的母港。
与此同时，路易时代最伟大、最聪明的大臣科尔贝尔正为建立一种行政体制在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这种体制通过不断增加国家财富，并使其具有坚实基础，来达到使国家强盛的目的，比国王浮夸的进取心会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真正的繁荣。除了附带提到科尔贝尔对农业和制造业都非常关心外，本书不会更多关注当时法国国内发展的细节，但必须指出，法国在海上开始执行一种巧妙的政策，去侵犯英国和荷兰的海运和贸易，立即引起了他们对法国的不满。法国通过成立一些大规模贸易公司，把事业引向波罗的海、黎凡特、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修改关税法则来鼓励发展制造业，而且允许把货物储存在一些大型港口的关栈里，利用这些方法企图让法国能够取代荷兰，成为欧洲的主要贸易货栈，而法国的地理位置使它很适合起到这种作用。法国一方面对外国船舶征收吨位税，另一方面也直接鼓励国内建造舰船，而且利用细致严格的殖民地法令，使法国船舶垄断了殖民地之间往来的贸易，所有措施都是为了鼓励法国商船业的发展。英国立即采取报复行动，而荷兰的运输业虽很发达，但他们的国内资源贫乏，所以受到的威胁更大。然而，荷兰开始只是抗议，但在三年之后，也开始实施报复。科尔贝尔依据法国的有利条件，对让它成为一个实际的和拥有发展前途的制造商充满信心，但他担心法国不能在规定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条道路就是在建立一支强大商船运输队的同时，要为发展军用船舶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国家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在推动军用船舶迅速发展，而且呈现出一片发达景象。当年科尔贝尔开始接管财政和海运时，法国的情况还十分混乱，但12年之后，各行各业都很兴旺发达，物资非常丰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
在科尔贝尔领导下，法国在和平时期就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取得了迅速发展，科尔贝尔巧妙地从事关税战和保险费战，有助于在合理的范围内，限制荷兰用损人利己的贸易和海上力量过快地发展；并且也有助于抑制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海上霸权和在欧洲情况危急时使用它的急迫意图。看起来当时法国关心的是在欧洲和美洲保持和平，但法国过去以及后来的政策却把好战行为带到其他海岸上去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法国的这种企图是通过莱布尼兹的话表达出来的。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曾向路易十四指出，法国应该调动武装力量去进攻埃及，这将会帮助法国在控制地中海和东方贸易方面压制荷兰，价值超过陆上进行的最成功的战役，而且还可以在保证法兰西王国内部急需的和平的同时，在海上建立起确保法国在欧洲处于优势的权力。这个建议将使路易从追求陆上荣耀，变为寻求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使法国能长期兴盛下去。正是由于科尔贝尔的才干，使得路易掌握了拥有强大海权的条件。一个世纪后，一位比路易十四更伟大的人物拿破仑，试图按照莱布尼兹指明的道路，提高他自己和法国的地位。但是，他没有路易所拥有的那样一支海军，能够来完成他所制定的各种任务。有关莱布尼兹的方案，在讨论它的时候，会进行详细介绍。路易在他的王国和海军效率达到顶峰时，站在了十字路口，但他后来选择了一条注定使法国难以成为海上强国的道路。这个决策使科尔贝尔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也断送了法国强盛的前途，结果影响到以后的世世代代。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荡平各大海洋，通过艰苦奋斗确保了这个岛屿王国的财富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法国贸易的外部资源日趋干涸，必然的结果是使法国遭殃：从路易十四开始的这种错误政治路线，在他继承者的年代里，使法国在印度丢掉了本来美好的前景。
这一时期，英国和荷兰这两个海洋国家，尽管都对法国存有疑忌，但他们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而且还在加深。在查理二世的精心策划下，这种积怨导致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真正原因无疑是对贸易的妒忌，但冲突的直接原因起源于两个贸易公司之间的利害冲突。敌对行动从非洲西海岸开始。1664年，英国的一个分舰队在那里强夺荷兰的几个泊地后，又驶向新阿姆斯特丹，而且占领了那个地方。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665年2月正式宣战前。这次战争无疑在英国广受欢迎，蒙克一语道破英国人的天性，据记载，他说：“不管哪种原因都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贸易，就像荷兰现在所拥有的那样。”毫无疑问，尽管两个贸易公司都主张战争，但是北方联合省政府却尽量避免战争，这是因为头脑清楚的荷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正处在英法两国之间的微妙位置上。他们依据1662年制定的防御条例要求法国支援。路易虽然批准了这种要求，但极不情愿，而仍然很年轻的法国海军实际上没能给荷兰任何支援。
英荷海上两强之间的战争几乎全部在海上进行，并且具有所有海战的基本特点。他们共进行三次大规模海战，第一次是1665年6月13日，在诺福克海岸的洛斯托夫特外海；第二次是1666年6月11—14日，在多佛海峡进行的著名的“四天海战”，该海峡常被法国称为加莱海峡；第三次是1666年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三次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次海战对荷兰有利。我们只详细叙述第二次海战，因为只有这次海战，才能够找到一份详尽、连贯的，可以清楚、准确地叙述战况的战报。总的来说，这些海战中都有一些要点，研究这些要点，比起研究某些过时的战术运动细节，对现在更加有用。
在洛斯托夫特外海的第一次海战中，荷兰舰队司令奥普达姆，看上去不像一名海军，而像是一名骑兵军官，他接受的战斗命令非常明确，但是，却没有得到舰队总司令在战场上应当拥有的随意调动部队的权力。内阁通常都非常喜欢这样干预陆上或海上指挥官的指挥权。一般来说，这会造成一种极大的灾难。路易十四时期，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图尔维尔由于受到干预，被迫否决自己的判断，使全部法国海军遇险。一个世纪后，英国海军将领基思由于服从他的生病在港内休养的顶头上司的强制命令，又使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逃脱。
在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荷兰舰队的前锋败退，不久，荷兰舰队主力，奥普达姆分舰队的一位年轻的海军将领阵亡，舰员们惊慌失措，从军官手中夺取指挥权，退出战斗。随后，12艘或13艘战舰也跟随这艘战舰离开，使荷兰战列线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发生这种事情，再度说明荷兰舰队纪律涣散，军官们风气不佳，尽管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良好的作战素质，在荷兰人当中确实存在比英国舰长更好的海员。荷兰人天生的坚定不移和顽强作风，不能完全弥补职业自豪和军事荣誉感，而这些正是一个健全的军事机构应当鼓励达到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对海洋的普遍感觉也很相似，官兵的个人勇敢和整体军事效率之间，没有什么衔接措施。
奥普达姆看到战斗对他越来越不利，似乎觉得已被推入绝境。他企图咬住英国舰队总司令，当时英国王弟约克公爵的旗舰厮杀。但是他失败了，在后来进行的拼死战斗中，他的旗舰发生爆炸。接着，荷兰舰队的3艘（一说是4艘）战舰相撞，还被英军的一艘纵火船烧毁，其他3艘或4艘战舰也随之逐一被毁坏。当时荷兰舰队乱作一团，开始在范·特龙普（前文出现过的老特龙普的儿子）的分舰队掩护下撤退。这位范·特龙普是那位大胆在桅杆上悬挂一把扫帚驶过英吉利海峡的著名海军老将的儿子。
在这次海战中，我们已看到纵火船起到了令人关注的作用，与1653年相比，纵火船更加可靠，尽管在这两次海战中，它们都是舰队的附属。表面看来，纵火船的作用和现代海战中鱼雷巡逻艇相似。主要相似点是它们都有极其猛烈的攻击力，船体都较小，实施攻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操作人员的勇气。主要不同点是现代舰船性能更可靠，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铁甲舰优于老式战舰，更加容易操纵；鱼雷造成的损坏是瞬时性的，它的攻击是否能够成功，在瞬息之间就能够确定，而纵火船要达到目的需要一定的时间；鱼雷和纵火船的打击效果都是彻底摧毁敌舰，而不是让敌舰丧失行动能力或者投降。正确评价纵火船的作用，和研究纵火船用处能够最大化的环境，以及纵火船最终消失的原因，可能会对一些国家做出是否完全用鱼雷艇充当舰队主要武器的决定有帮助。
一位一直从事法国海军史料研究的法国军官指出，纵火船作为舰队的一种武器，首次出现于1636年，详细描述如下：
不管是专门为纵火目的建造的，或是用其他舰船改装成适于执行专门任务的纵火船，都有一种特殊装备。纵火船指挥权会交给不是贵族出身的船长，船员会配备5名下级军官和25名水兵。通过帆桁上安装的铁钩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8世纪初期，纵火船的作用已逐渐减弱。最后，由于它速度慢，拖累了整个舰队，而且使队形展开复杂化，因此被舰队淘汰。由于战舰体积不断加大，它们与纵火船一起协同作战已日趋困难。另外，想把纵火船同战舰一起编组，形成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的几个编队的想法早已被放弃。当组成迎风行驶的战列线时，通常会把纵火船部署在二线位置，距敌舰最远达1.5海里，这样他们越来越不适合完成既定任务。1704年马拉加海战开始后，很快制定出正式计划，说明纵火船在这次战斗中的位置和保罗·霍斯特主张的完全一致。最后一点是弹体内装有炸药的高爆弹的使用，可以使舰艇更容易迅速起火，高爆弹就是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个时期被战舰采用的，尽管普遍使用的时间要更晚一些，但正是它的使用最终使纵火船在海军队列消失了。[9]
那些通晓理论、熟悉我们现在讨论的相关舰队战术和武器课题的人们，根据以上简要介绍，将会清楚地认识到在论证长期废弃的舰种中发现的正确思想并没有过时。纵火船从被它“拖累速度”的舰队中消失了。在坏天气里，较小舰船的速度总是较慢。现在，据我们所知，在中等海浪的海洋里，鱼雷艇的速度将从20节[10]降到15节以下，航速17节至19节的巡洋舰就能摆脱正在追击它的鱼雷艇，或者能将鱼雷艇置于它们的速射炮和舰炮射程之内。这些鱼雷艇如果远洋航行，“而且设想无论它们可以全天候坚持在海上活动，但是在一艘110英尺[11]长的鱼雷艇上，即使海上天气非常好，据说也很不舒服。高温、噪音和发动机的快速振动使人难以忍受。炊事就更加成问题了，而且据说即便食物烹调的很美味，几乎也没有人有心品尝。在这样的条件下，加之鱼雷艇的快速运动，船员要得到必要的休息是极为困难的”。有人主张建造较大的鱼雷艇，但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它依然可能减低速度，除非鱼雷艇的船体增大到除了装备鱼雷外，还能装备更多武器的程度。和纵火船一样，小型鱼雷巡逻艇拖慢它们加入的舰队的速度，还会使舰队难以变换队形。[12]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使用了高爆弹和燃烧弹，加快了纵火船被淘汰的速度。所以，为了进行远洋作战，把鱼雷安装在较大一级的舰艇上，来取代用途单一的鱼雷艇，不是不可能的。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纵火船仍然被用来攻击锚泊的舰队；同样，鱼雷艇在港口里进行近距离攻击通常也是会有效的。
200年前，海军实践的第三阶段，在我们引用的摘录里，提到一种在现代讨论中大家很熟悉的概念，即编队。“把纵火船和战舰放在一起组成几个编队，每个编队都能攻守兼备”，这种想法过去曾一度被采纳。据我们所知，后来这种编队还是被放弃了。将一支舰队里的舰艇分成两个、三个或四个编队，让它们专门在一起行动，这种编队模式目前在英国备受欢迎，而法国却不太喜欢，并且遭到强烈反对。这类由任何一方大力提倡的编队方式问题，在没有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以前，不能由个人的判断来决定。但是，它可以说明在一个组织较好的舰队里进行两级指挥是很自然和有必要的，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忽略。这种两级指挥，其中一级是以整个舰队为一级单位来指挥，而另一级是将每艘舰艇当作一个单位，由舰长指挥。如果舰队建制太大，不适于一人指挥时，必须进行分组编队。因此在激战时，被分开的两支舰队，实际上是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就像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重要命令中所说的那样：“第二级指挥官，在了解了我的企图之后（‘之后’两字打上着重号，可以明确说明舰队总司令和第二级指挥官的职能），将全面指挥他的战舰，对敌人进行不间断的攻击，直到他们被俘或被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