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由于单艘铁甲舰体积庞大，造价较昂贵，因此舰队里的舰艇不会太多，所以不必再进行分级指挥。但是，不管是否采取分级指挥，都会不影响分组编队的问题。如果只注意构成理论的原则，而不顾这些特殊编队呈现的战术弱点，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原来的舰队司令和各舰舰长之间自然形成的两级指挥之间，是否要加入第三个人为的指挥机构呢？这一级人为指挥机构一方面能部分代替舰队司令进行指挥，另一方面可部分限制舰长的指挥权限。还有一个困难是由于狭义的支援原则所引起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分组编队依据的特定舰船的支援原则。由于舰长要注意与特定舰船保持一定的适当位置，当他不能看到信号时，要履行对自己舰艇和对整个舰队的职责就更加复杂。这些特定舰船必须能及时到达非常突出的位置，以便舰长能够看到它们。这种分组编队在古代曾作过试验，但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后来也就没有人再提过。过去这种分组编队的方式今后是否会有人重新实施，时间会来回答。在结束这个课题之前，顺便提一下，舰队的航行队形相对陆军的便步行军，是一种松散的分组编队队形。这种编队有一定的优点，采用这种队形，各舰不需要严格保持确定位置。对舰长和甲板军官们来说，要使自己的战舰昼夜严格保持确定的位置肯定是一项极度劳神的工作。但是，除非一支舰队在战术协同上已具备高度准确性，否则绝不可能保持这样的航行队形。
再回到纵火船和鱼雷艇的问题上。人们经常说，鱼雷艇一般总是在敌对的舰队双方都形成混战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在出现烟雾和混乱的时刻是鱼雷艇攻击的最好时机。听起来这种说法好像有道理，鱼雷艇确实有纵火船没有的机动能力，而两支舰队出现混战不是纵火船攻击的最好机会。我们引用另一位法国军官的话，期刊上最近刊登了他非常清楚地论述英荷海战的文章，那些论述是很有启发性的。他说：
因为很难在确定方向行动，在1652年战争的几次混战中，纵火船根本没用或几乎没用。但是从最近分舰队活动的规律和整体效果来看，似乎对纵火船有利。纵火船在洛斯托夫特海战、加莱（多佛）海峡海战和北福兰角海战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依靠战列舰保持较好的队形，纵火船能够得到火炮的有效保护，也使纵火船能比从前更有效地向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挺进。[13]
在1652年的混战中，“可以说，纵火船是单独在行动，偶尔找到一艘能与之格斗的敌舰，却要冒犯错误的危险，由于不能防御敌舰炮打击，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被敌舰击沉就是被烧得完全无用，而在1665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纵火船要攻击的敌舰被清楚地指出，目标明确后，它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敌战列线中，占据比较固定的位置。另外，友军分队的舰船能够看到它，而且能尽可能远地护送它，用舰炮全程掩护。如果进攻意图很快被敌舰察觉，攻击暴露时，友军舰船可以在纵火船燃烧前离开它。很明显，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作用也经常靠不住（不能有另外的选择），但是和过去比起来，成功的机会更大”。这些有益的评论，大概还需要一些限定的或附加的说明，就是当敌人的队形混乱，而你自己的舰队仍然能保持着有序的队形时，才可以提供猛烈攻击的最好机会。这位作者继续追溯纵火船的消失：
这里我们看到纵火船的重要性已到极限。这种重要性将逐渐降低。当舰炮的性能变得越来越完善，射程更远、命中率更准、射速更快时；[14]舰型不断改进，舵效更好，航行能力更强、更可靠，能够躲避进攻他们的纵火船时，纵火船也就不会在公海交战中再次出现，本身也随之消亡。最后一点，那时的舰队小心而熟练地按战术原则行动，这种战术将会在一个世纪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那时舰队为了不破坏他们非常好的有秩序的战斗队形，将会避免近战，而把决定战斗命运的任务交给舰炮。
在论述中，作者考虑到了主要的特点，它既便于说明纵火船的作用，同时也提示了1665年战争在海军战术史上的特殊意义。在这次战争中，首次发现迎风航行战列线无可争辩地被选为舰队作战队形。非常明显，当这些舰队像往常一样由80到100艘舰船组成时，无论这种战列线是不是连贯，每当急需投入战斗时都不能很好地组成队形，但不管实施阶段多么不尽如人意，整体目的很明确。发展这种战斗队形的荣誉一般属于约克公爵，也就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至于队形改进的功劳究竟应当归于谁，对今天的海军军官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从带侧舷炮的大型帆船诞生，到系统地采用最适于发挥舰队全部威力进行相互支援的战斗队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与这期间有益的事实相比，究竟是谁改进了队形确实无关紧要。对我们来说，已经掌握了问题的一些要素，而且了解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得出这种结论是很简单的，也是无须多证明的。但是为什么当时一些有才能的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呢？原因是——对今天的军官来说是个有价值的参考——无疑与现时作战队形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荷兰人最终遇到能与他们在海上并驾齐驱的英国人之前，虽然战争已不可避免，但并没有使荷兰人下定决心，而导致组成战列线的一连串想法是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尽管海军官兵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但只有那位法国的作者概括了这个问题，所以还是引用那位作者的话来阐述：
随着战舰动力的不断增大，航行能力和作战能力的不断完善，使用舰艇的艺术也同样取得长足的进步……随着海军展开和机动方式愈加熟练，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海军行动需要让他们能来回往返的基地。一支舰队必须始终处于战备状态，以便随时迎敌。因此，从逻辑上来看，舰队离开基地就要保持战斗队形。自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消失后，每一艘战舰上的所有火炮几乎全都安装在舰舷上。从此以后，在战斗中必须始终将舰舷对着敌人；另一方面友邻舰肯定不能妨碍其观测敌舰。因此只有一种队形能够充分满足同一个舰队里所有舰船的这些要求，那就是舰队成一列纵队。就这样，这种战列线被用作唯一的作战队形，随后又被用作所有舰队战术的基础。为了使这种战斗队形，这种长长的舰炮成一字排列的战线，不会在某一薄弱环节被伤害或被突破，必须由即使不是战斗力相等，至少也是舷炮火力强度相等的战舰组成同一条战列线。这样以来，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战斗队形被限定采用单纵队战列线的同时，必然形成战列舰与轻型战舰之间的区别，战列线必须全部让战列舰组成，轻型战舰就用于其他用途。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考虑导致战列线成为迎风航行的战斗队形的条件，那问题就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连串的推理，250年前与现在一样清楚，为什么这个问题用那么长的时间才解决呢？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过去的传统——那时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作战传统——已经支配并且干扰了人们的思想，更主要的是人们太懒惰，不愿意探索那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也不愿意在这些基本事实基础之上发展正确的作战理论。有长远眼光，发现情况产生本质变化，并且预见到结果的一个罕见的实例，是法国海军的拉布罗斯将军于1840年写下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字。他写道：“感谢蒸汽，给了舰船快速向任何方向行动的能力，以致使撞击的作用，像古代一样，有可能，甚至必将取代投射武器，并且再不需要熟练的机动测算。金属撞角只会有助于加快舰艇速度，而不会损害它的航海性能。只要一个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可怕的武器，所有处于明显劣势的其他国家因为忧虑，也会随之采用。于是，海战将成为金属撞角对金属撞角的战斗。”我们要避免无条件地迷信金属撞角会成为当今海战决定性武器的想法，实际上法国海军已经将它舍弃了。但是可以把上述简要的论证看成很好的研究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未来的战斗队形，会取得有益的结果。一位法国作家评论拉布罗斯的文章时说道：
从1638年建造“王冠”号开始，到1665年，从适合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的横队战斗队形到单纵队战斗队形，这27年对我们的前辈来说非常宝贵，从1830年第一艘蒸汽舰加入我们的舰队，到1859年建造“索尔费里诺”号和“马让塔”号产生逆转的变革，确定了使用金属撞角的原则，我们用了29年的时间。的确如此，真理总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见到光明……这种变化不是立即生效的，一方面因为新舰艇需要时间去建造和装备，但更主要的是新动力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不会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注意，这真的令人痛心。[15]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1666年6月著名的“四天海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仅是双方有众多的战舰参加这次海战，也不仅是因为在这场连续四天的激战中，人员能保持如此非凡的体力，更重要的是双方舰队总司令蒙克和德·勒伊特，都是优秀的海军将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17世纪英国和荷兰最优秀的海军统帅。在英国海军编年史上，蒙克的地位可能仅次于布莱克，而人们普遍认为德·勒伊特是最顶级的人物，不仅在荷兰海军，而且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海军军官中的最高级人物。以下叙述主要摘自近期的《海军与殖民地军队的核查》，那是发表在这份刊物中的、新近发现的，一位志愿者在德·勒伊特舰上服役的荷兰绅士写给他在法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他的描述非常清楚而真实，他所记述的内容并未在以前的战斗记录中发现过。令人高兴的是，在德·吉舍伯爵的回忆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叙述。吉舍不但是在德·勒伊特舰队里服役的志愿者，而且是在他自己的战舰被纵火船烧毁后，到德·勒伊特旗舰上去的。他的叙述在一些主要细节方面证实了前者的叙述。这种意外收获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两篇文章里，某些句子雷同；在进行比较之后，说明两篇文章叙述的内容不能被看作没有关联。但两篇叙述内在观点的差别，又说明这两个叙述完全可能是由两个不同的见证人提供的。这两个不同的见证人，在把他们的叙述送给朋友之前，或者是在写入航海日记之前，进行了核实和修改。
参加“四天海战”的两支舰队的战舰数是：英国约为80艘，荷兰约为100艘。这种数量上的不相称，由于英国战舰体积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战斗之前，伦敦政府犯了一个较大的战略性错误。英国国王收到消息，一个法国分舰队已经驶离大西洋前来与荷兰舰队会合，便立即把英国舰队一分为二，派出20艘战舰，由鲁珀特亲王指挥，西行迎击法国分舰队，其余由蒙克指挥，到东边对抗荷兰舰队。
英国舰队当时处于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对指挥官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英军遭受的压力很大，为对付敌人两个方面的进攻，是否要像英王查理二世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兵力一分为二呢？事实上，除非拥有绝对优势，否则分兵只能是一种错误，它使舰队两个部分都处于挨打的状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实际上在战斗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开始两天，蒙克指挥的英国分舰队遭到惨败，然后被迫撤回鲁珀特分队。这种及时撤退也许能使英国舰队免遭严重损失，或至少避免被封锁在他们自己的母港里。140年后，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在比斯开湾进行的令人兴奋的战略性运动中，英国舰队司令康沃利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将舰队一分为二，使他们之间不能互相支援。拿破仑当时把它描述为愚蠢行动的典型。这个教训在所有时代都是一样适用的。
荷兰舰队乘有利的东风向英国海岸驶去，但是，后来风向转向西南，天气变糟，风很大，德·勒伊特为避免被风吹得太远，在敦刻尔克和唐斯之间锚泊。然后，他又令舰队向西南偏南方航行，前锋位于右翼，原来的后卫队司令特龙普位于左翼。由于某种原因，左翼位于最上风，德·勒伊特指挥的中央主队位于下风，而右翼的前锋部队又位于中央主队的正下风。这就是1666年6月11日白天，荷兰舰队的阵位部署。尽管不能确定就是这样部署的，但从整体叙述来看，很可能就是这样，总的来看，荷兰舰队的队形不是很理想。
当天早晨，仍在锚泊的蒙克了解到荷兰舰队处于下风位，尽管他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仍然决定立刻进攻，希望通过保持上风的有利条件，尽量使自己在最好的条件下投入战斗。他一直沿荷兰舰队的右舷戗风航行，与荷兰舰队右翼和中央主队之间的距离超出舰炮射程，最后与特龙普指挥的荷军左翼并肩航行。当时蒙克率领的战舰足有35艘，但后卫已经散开，而且逐渐远离主队，这是长纵队易于发生的问题。蒙克率领35艘战舰一起转舵迎风驶向已砍断锚链，也在右舷戗风航行的特龙普指挥的前锋。交战双方的两条战列线就这样一同驶向法国海岸，海风使战舰倾斜，使得英军不能使用低甲板舰炮。荷兰舰队的主队和后卫也砍断锚链随英国舰队进行运动，但由于仍然位于下风，一段时间内不能投入战斗。正在这个时候，一艘大型荷兰战舰脱离舰队并遭到攻击，最后被英国纵火船烧毁。德·吉舍伯爵很可能就在这艘舰上。
当荷兰舰队驶近敦刻尔克时，英国舰队来到附近的阵位，很可能他们是一同前往那里的。因为，在英国舰队掉转航向，先向北然后向西行驶时，原来的前锋部队遇上了德·勒伊特亲自指挥的荷军主队，并遭到猛烈攻击。这种命运本来很可能落在后卫头上，但是同时掉转航向已使原来队形位置颠倒。英国参战的舰船于是位于了下风位，使得德·勒伊特能够赶上他们。激战中，两艘英国分舰队旗舰既失去了战斗力，又无法撤退，其中一艘“快速”号在年仅27岁的分舰队司令阵亡后，投降了。一位当代作者写道：“贝克莱海军中将的坚毅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尽管他的战舰脱离战列线，遭到敌人围攻，舰上大批人员被杀，他的舰很快丧失行动能力，荷兰人从各个方向强行登舰，但他仍然独自继续战斗，亲手杀死了一些荷兰水兵，并且不肯投降，直到最后一发步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咽喉，他才退出舰长室，平躺在一张桌子上，死在那里，尸体上几乎都是血。”另一名被荷兰人分开的英国将军，同样相当勇猛，但是结果却比贝克莱幸运。他的事迹尽管不那么有教益，但也是值得引用的，因为它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激烈的战斗场面，并为那种枯燥乏味的细节叙述增添了一些色彩。
约翰·哈曼将军的旗舰在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能力，敌人的一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右舷。经过他的海军上尉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努力后，这艘舰又可以自由行动了。这位上尉在烈火中取下钩住右舷的铁钩，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甲板上。荷兰人决心摧毁这艘时运不济的英舰，派第二艘纵火船钩住了它的左舷，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成功，帆布立即起火，舰员惊恐万状，50人弃舰跳水。分舰队司令约翰·哈曼爵士看着混乱的情景，便手握出鞘的剑，在余下舰员中来回督促，威胁道：“谁敢首先弃舰，或不竭尽全力灭火，立即处决。”舰员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控制住火势，但是多数帆缆被烧得残缺不全，一条中桅帆桅桁掉下来，砸断了约翰爵士的腿。在这种危急关头，第三艘荷兰纵火船又准备钩住它，但还没等它完成任务就被舰炮击沉。然后荷兰海军中将埃弗森的旗舰向这艘舰逼近，并声称只要投降，就能给予人道救援，但约翰回答道：“不用！不用！还没到那种地步。”他用全部舷炮向敌舰齐射，打死了这位荷兰指挥官。而后，失去指挥的荷兰分舰队全部转向撤退。[16]
我们引用的这段文字记载英国损失2艘旗舰，其中一艘被纵火船烧毁，都是意料之中的。那位作者继续写道：“英国主将仍继续左舷戗风行驶。夜幕降临时，我们能看到他非常得意地率领战舰通过了‘北荷兰’和‘西北岛’分队（原来的前锋，战斗中成了后卫）。这两个分队从中午到天黑一直处于下风位，所以没能与敌军接触。”蒙克的进攻，作为一种大战术运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与纳尔逊在尼罗河的行动非常相似。蒙克及时看出了荷军队形的弱点，采用了使优势敌人只能用部分兵力投入战斗的进攻方法。尽管英军实际损失更大，但他们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并且在荷兰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很大程度地沮丧和妒忌。目击者继续写道：“战斗继续到晚上10时，敌我双方乱成一团，很可能两败俱伤。我们将会注意到英军在这一天的成功和不幸，不幸是由于他们兵力过于分散，战列线拉得太长造成的。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为了节省时间和篇幅将它放过。蒙克的错误，在于没能较好地把舰船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说蒙克没有缩小舰与舰之间的距离。虽然评论是公正的，但对他的批评则有些牵强。在如此长的一支帆船纵队里，战列线中出现缺口不可避免；蒙克则正是想要利用这些机会。
英国舰队远离港口，左舷戗风向西或西北偏西方向行驶，并于次日返回，重新进行战斗。荷兰舰队当时按正常队形，左舷戗风位于右边，率先向西航行，并准备占据上风位。但是英舰更适合戗风航行，而且他们训练有素，很快占据了上风位。这一天英军有44艘战舰、荷军约有80艘战舰参战。许多英国战舰如前所述，体积比较大。两支舰队相向接舷而过，英军位于上风位。他能这样做，是因为荷军的战列线太长，并且与他们舰队并行的英国舰队正偏离风向。“此时，位于荷兰舰队前锋的两位将军相距甚远，将尾部暴露给英国人。德·勒伊特大吃一惊，企图制止他们，但已无济于事，于是他不得不模仿他们的行动，以便使他所直属的分舰队聚集在一起。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一些战舰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位于前锋的一艘舰由于对顶头上司不满，也加入了他的分舰队。特龙普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英国舰队在中间把他同自己的舰队分割（这样的局面开始是由于他自己的行动，后来是由于前锋的行动造成的），幸亏德·勒伊特看到情况危急，迎风追了上去，不然特龙普的旗舰可能早已被摧毁了。”荷军的前锋和主队退向后卫，航向与参战时相反。英国人怕德·勒伊特会占据他们的上风位，因为他们数量上处于劣势，不能放弃已占据的上风位置，所以终止了对特龙普的持续进攻。特龙普和前锋那些年轻将军的行动，尽管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战斗热情，但同时充分说明了在荷兰海军军官中，缺少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而且缺少已经被批评过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军事意识。当时在英国舰队中却没有出现过这种迹象。
德·勒伊特对他的部下们的行动是那样敏锐，可以从特龙普登上他的旗舰时，他的讲话中看出来。“特龙普在那次局部战斗结束后，一登上旗舰，舰员们就向他欢呼，但德·勒伊特说，‘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应该感到悲伤。’的确，我们的处境很糟，各分舰队各自为战，形不成统一的战列线，所有的战舰像一群羊那样混乱，这样的状态，英国人就会用他们的40艘战舰把我们包围起来。英国舰队的队形很好，但它没有利用这个优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都不应该。”无疑是那些妨碍帆船利用有利条件的原因——残缺不全的桅杆、帆桁和帆缆使舰船丧失了战斗力，而数量的劣势使英国舰队不适于冒险进行一次决战。
尽管德·勒伊特遭到英国舰队猛烈攻击，但他依然能够把他的舰队拉出英军射程之外，重新组成战列线。两支舰队再次相向而过，荷兰舰队位于下风，德·勒伊特的旗舰位于纵队的最后。在他的旗舰通过英国舰队后卫时，失去了主中桅和主帆桁。再次遭遇进行局部战斗后，英国舰队向西北方向的英国海岸驶去，荷兰舰队跟随其后。那时仍然是西南风，但风力很小。英国舰队完全处于撤退状态，荷兰舰队整整追击一夜，德·勒伊特的旗舰没有主中桅和主帆桁，航行缓慢，远远落在舰队后面。
第三天，蒙克继续向西撤退。据英国人的战报说，他烧毁了失去行动能力的3艘战舰，把受伤严重的战舰调到队列前面，而他自己和那些仍然能战斗的战舰成为舰队后卫。蒙克当时掌握的舰船总数众说纷纭，英国记载为28艘或16艘。英军一艘装备90门舰炮的最大最好的战舰“王家亲王”号在格洛泊浅滩搁浅，并被特龙普俘获。但总体来说，蒙克的撤退相当从容，井然有序，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荷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临近傍晚，蒙克终于看到正在赶来会合的鲁珀特分舰队，而英国的所有舰船，除了在战斗中负伤，不能正常航行的之外，终于都集中到了一起。
次日，刮起了猛烈的西南风，使荷兰舰队处于上风位。英军取消了原先打算相向航行的计划，依靠舰船的速度和技巧向荷兰舰队尾部迂回。这样就使交战全部在左舷进行，英军处于下风位。这次荷军运用纵火船的效果不好，没能对英国舰队造成任何损害，而英军却烧毁了2艘荷兰战舰。就这样，两支舰队继续向前行驶，舷炮射击对射持续2小时，最后大部分英舰成功通过了荷军战列线，所有标准的队形都不存在了。目击者说，“此时，成败很难说，因为我们的战舰和英舰都被分散了。但幸运的是围绕着德·勒伊特将军的绝大部分战舰仍位于上风，而英军司令周围的大部分战舰仍位于下风。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原因。我方的德·勒伊特将军率领旗舰与其他舰队共35或40艘战舰。其他战舰已经离开主力，根本没有什么队形可言。前锋分舰队司令范尼斯率14艘战舰追赶3艘或4艘英舰，英舰利用满帆一度占据荷兰舰队前锋的上风位。特龙普和后卫分舰队已经处于下风位，并且不得不跟在范尼斯分队后面，为了重新与舰队总司令会合，只有绕过英军主队。”德·勒伊特和英军主队间的激战仍在继续，并一直持续不断地逆风换戗行驶。特龙普张帆赶上了范尼斯，而且让范尼斯的前锋分队转向加入他的分队，但由于英军主队不断地逆风换戗行驶，使特龙普和范尼斯始终位于英军主队的下风位，无法与位于上风位的德·勒伊特会合。德·勒伊特看到了这一点，向他周围的舰船发出信号，命令主力乘当时强劲的风力离开。“很快我们发现已经插入英国舰队中间，遭到夹攻的英军，看到由于我们的行动和大风把他们的队形完全打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战斗进入最激烈的时刻。我们看到英国舰队的高级将领脱离了舰队，跟随他的只有一艘纵火船。由于他占据了上风位，并且成功通过了‘北荷兰’分舰队，使他再次位于重新聚集的15艘或20艘战舰的前方。”
这场大海战就这样宣告结束，它的某些方面是值得引人注目的，而且也是过去的海战中罕见的。在众多相互矛盾的报道中，我们只能尽可能估计海战的结果。一份较公正的、没有偏见的战报说：“荷兰在战斗中失去3名海军中将，2000名水兵和4艘舰船。英国有5000名水兵丧生，3000名被俘，损失17艘舰船，其中9艘被荷兰人俘获。”[17]无疑英国人的损失更大一些，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开始时向另一个方向派遣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削弱了舰队实力造成的苦果。有时敌人的一支大规模分舰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灾难，可是在这次海战中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即使荷兰的盟国法国舰队逼近，英军的正确方针也应该是在法军到达之前，用整个舰队进攻荷军。这个教训，今天和过去一样适用。第二个教训今天可能同样适用，即无论何时都需要完善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制度来灌输正确的军事思想、荣誉感和组织纪律。英国最初的大错虽然导致惨重失利，但如果不是由于高昂的士气和纯熟的技术，使蒙克的部下能够很好地执行他的计划；如果不是由于荷军对德·勒伊特缺少这种支持，英军的结局无疑会比这更坏。在英国舰队进行机动时，我们没有听说有两个部属在紧急时刻逃跑，也没有人受多余的热情驱使，错误地驶向敌舰队的另一侧。英国人熟练的技术和精确的战术，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注意。法国人德·吉舍目睹了这次“四天海战”后写道：
没有什么能够和英国舰队在海上的漂亮队形相比，也没有一条线比他们的战舰组成的战列线更直，所以他们能使所有的舰炮都对准那些靠近他们的敌舰开火……他们像一队训练有素的骑兵，完全按照规则进行战斗，而且能独自尽力迫使进犯的敌人后退。反之，荷兰人就像脱离阵列的骑兵中队那样前进，各自为战地冲锋。
荷兰政府反对扩大军费支出，它的非军事化状态和长期以来由于轻易战胜衰落的西班牙海军造成的轻敌思想，使它的舰队完全沦为武装商船集合体。英国的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荷兰海军的情况最糟糕。北方联合省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在一位有才能的领导者管理下，为改变现状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当时还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法国海军的一位作者写道：
1666年与1653年一样，战争的好运看来向着英国一边。在三次较大的战役中，英国人两次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三次战役，尽管对英国不利，但也为英国水兵增添了荣耀。这归功于蒙克和鲁珀特的机智勇敢，归功于部分海军将领和舰长们的才能，以及他们领导下的水兵和士兵们的纯熟技术。北方联合省政府所做的英明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德·勒伊特无可争议地胜过所有对手的丰富经验和才能，仍然无法弥补荷兰部分军官的软弱和无能，不能弥补部下士兵们明显的能力差距。[18]
就像前文曾说过的那样，英国仍然受克伦威尔铁腕统治对它的军事组织机构和制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越来越淡薄。蒙克在下一次对荷兰的战争前去世了，接替他的是处境麻烦的骑兵军官鲁珀特。英国宫廷的奢侈如同荷兰吝啬的市政官员那样，削减了海军军备，宫廷的腐败破坏了纪律，当然也不会关心贸易。六年之后，当这两个国家的舰队再次交战时，这种影响的结果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在那个时代，所有国家的海军中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对此需简要说明一下，因为人们未必能看到或无法全面地看到它的确切意义和作用。这就是舰队和单舰的指挥权常常交给陆军士兵，交给不熟悉海洋和不知道怎样操纵舰船的军事人员，他们又把操纵舰船的任务交给另一类军官。仔细研究这些事实，能够看出，它使作战指挥和舰船航行指挥之间出现了断层。这是事情的本质，无论舰船的动力是什么，操作和指挥原则都是一致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种体制带来的麻烦和低效都是明摆着的，而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逐渐地使这两种职能全部由一种特定军官来承担。结果就产生了广为人知的现代海军军官。[19]不幸的是，在这种职能结合的过程中，次要的职责占据了第一位，起初海军军官感到更骄傲的是熟练地操作舰艇动力装置，而不是熟练地发挥舰艇的军事功能。当操纵舰队的目的达到后，对军事科学缺乏兴趣引发的消极作用就变得非常明显，因为在这时只有熟谙军事技术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要掌握军事技术，事先要进行学习和研究，即便对单舰的指挥也是如此。此后，特别在英国海军里，海员的自豪已取代了军事人员的骄傲。英国海军军官想得更多的是把自己当成商船船长，而不是使他成为那种富有军事经验的人。在法国海军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可能是由于法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贵族阶层，军官的位置是为他们设置的。对法国海军军官来说，他们交往的全部都是军人，他们的朋友都把战争当成绅士的终生事业，因此，比起帆和帆缆，他们会更多地想到舰炮或舰队，而英国海军军官的出身更加多样化。作者认为他们的来源比麦考莱[20]名言里描述的还要多：“在查理二世时代的海军里，有海员，有绅士；但海员不是绅士，绅士也不是海员。”问题不在于有或没有绅士，而在于那个时代，实际上绅士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军事团体中的一流人物；在英荷战争后，海员逐渐把队伍里的绅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不同于单纯勇敢的军事气氛和精神也离开了舰队。霍克勋爵的传记作者说道，甚至“像威廉三世的海军将军赫伯特和拉塞尔那样的一群人，确实都是水手出身，但是他们只能采取狂暴水手们的野蛮方式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法国人的民族特点使他们变成不称职的海员，但也让他们成为出色的军人，这不是指勇敢，而是指技能。至今上述这种倾向仍然流行，在拉丁语系国家的海军，对舰艇动力操作不像对军事职能那样看重。法国人的特点是仔细认真，有比较强的组织能力，这就会让法国军官受益，只要他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就能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法，去考虑和发展战术问题。这使他们不仅只作为一名海员，而且作为一名军人来操纵舰队。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一部令人痛心的政府忽视海军的历史，但结果表明，海军的军人素质是该放在第一位的，尽管军人式的海员资历不如他们的敌人，但他们在战术运用上完全能超过敌人的水准。实际上，在舰队操作方面他们处于优势。之前已经说明了法国指导舰队的错误理论，他们在作战活动中，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而是用来保存自己，尽管法国人的战术运用能力被用于错误的战略目的，但这并不影响军人在战术运用上优于海员的事实。对荷兰军官的主要来源没有切实记载过，据1666年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的说法，荷兰舰队的大部分舰长是有钱的市镇官员的儿子，为了政治原因，被安排到海军服役，根本没有经验可谈。1676年，当时法国海军最有才华的将军迪凯纳，在评论荷兰舰长们在有关科目的精确性和技能熟练程度，与他自己的舰长相比时，很不以为然。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很可能是普通商船上的海员，原本几乎就没什么军事素质，但国家和民众对失职军官的口诛笔伐和严厉惩罚，似乎已驱使这些完全不缺少个人勇敢的军官，意识到所需要的军事忠诚和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他们在1672年的表现，已和1666年完全不一样了。
最后在结束对“四天海战”的研讨之前，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作为结束语：
这就是四天血战，又被称作加莱海峡海战，是近代最值得铭记的海战。它之所以值得纪念，实际上不是因为结果，而是由于它在不同阶段的多变态势，由于参战人员的勇猛，指挥者的胆略和技能，以及它赋予海战的新特点。更重要的是，这次海战清楚地说明，作战方式已从旧式战法过渡到17世纪末叶的战术。这是我们第一次能按计划循照交战双方舰队的主要行动。看来很明显，荷军像英军那样也已经有了战术手册和信号代码，或至少这种信号代码已经有了广泛而准确的书面细则。我们发现当时每一个海军将领手里都有自己的分舰队，连舰队总司令在战斗期间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他舰队里的各个分队。把这次海战与1652年的那些海战比较，一个明显的事实就在眼前，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海军战术已经发生了一次变革。
这些变化使1665年的战争不同于1652年。和后来一样，舰队司令仍然认为，占据上风位置对于他的舰队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从战术角度看，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条件，我们甚至几乎可以说，这纯粹是一种思维定式。现在舰队司令的最大希望是让他的舰队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良好而紧凑的队形，以便战斗期间发挥协同作战的优势，对各分舰队进行调动。请看德·勒伊特在“四天海战”接近尾声时的情况，他曾克服很大困难，占据英国舰队的上风位，但为了使被敌人分成两部分的舰队能够会合，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有利的上风位置。后来在北福兰角外海海战中，荷军各分舰队之间距离太大，后卫又不断撤离主队战线，后来德·勒伊特痛苦陈述舰队被分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他在正式报告里不仅这样惋惜，甚至还控告特龙普（他的私敌）不忠和胆怯，这种控告并不公正，但它说明今后在战斗时把舰队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极其重要。[21]
这个评论从它指出的基本目的和趋势来看是正确的，但结果就不像推断出来的那样圆满了。
尽管英军在“四天海战”中损失惨重，但让荷兰人意想不到的是，只过了两个月，英国舰队就再次出现在海上，而且8月4日在北福兰角外海进行了另一场激战，使荷军遭到彻底失败，被迫退回本国海岸。英国舰队紧追不舍，成功地进入一个荷兰港口。英军在港内摧毁了一支较大的商船队和一座重要的城镇。到1666年底，双方都被战争弄得十分疲惫，战争不但让双方的贸易蒙受巨大损失，同时还削弱了双方的海军实力，而让法国从中得利，迅速发展它的海上力量。于是英荷两国开始寻求和平谈判，但因为查理二世对北方联合省政府没有好感，而且相信路易十四会不断对西属尼德兰提出新的要求，最终会让荷兰和法国之间的同盟崩溃，加上荷兰在海战中大败，查理二世提出了苛刻而傲慢的要求。为证明这种对荷兰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能继续坚持执行，查理二世应该保留舰队规模，随着舰队的胜利，就会大大提高它的威望。然而由于战争引发经济不景气、宫廷的铺张和查理二世的国内政策，使他反过来任由海军规模被缩减，大批舰船被封存。他还很乐意地接受了一个迎合他目光短浅做法的意见。这种意见在海洋史的各个时期，都有过一些鼓吹者，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并给予评论：
因为荷兰的经济主要依靠贸易支撑，他们海军的补给也靠贸易，经验已经说明损害荷兰贸易是对荷兰人的最大打击，因此陛下应全力破坏荷兰的贸易，这样才能最有效地打击荷兰人的士气，而且用来破坏荷兰贸易所需的耗费要比每年夏天英国在海上维持这样强大的舰队少得多……
出于上述考虑，英国国王作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封存大部分战舰，只留几艘快速帆船在海上巡航。
英国按照这种节约理论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结果是荷兰省长德·威特在战后头一年就对泰晤士河河口的水深进行了测量。1667年，他派出德·勒伊特指挥的60艘或70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进入泰晤士河。同年6月14日，荷兰舰队沿着河道一路来到格雷夫森德，摧毁了在查塔姆和梅德韦河里锚泊的英国舰船，而且占领了希尔内斯。伦敦市区都可以看到开炮的火光。直到6月底，荷兰人一直占领着泰晤士河河口。遭受这种打击之后，跟着又是瘟疫和伦敦大火，查理二世被迫同意媾和。1667年7月31日，两国签订《布雷达和约》。战争最为永久性的结果是荷兰把纽约（原名新阿姆斯特丹）和新泽西割让给英国，从而让英国在北美洲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连成一体。[22]
在继续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总进程之前，最好先讨论一下，1667年使英国遭受惨败的这种理论，即主要通过打击敌方贸易来维护海上霸权的理论。这个只保留几艘快速巡洋舰和一些不需要国家负担费用的私掠船，能长期节省支出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不可否认，这种方法会一定程度上打击敌人的财富和繁荣，尽管商船在战争期间可以悬挂外国国旗来进行掩护。这种战争被法国人叫作商船劫掠战，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破坏贸易战。如果这种战争本身成功的话，必然使外国政府麻烦不断，而且让其人民遭受危难。但这种战争不能单独进行，用军事术语来说，必须得到支援；这种战争本身是不可靠和瞬息间的，因为它不能远离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是巡洋舰的母港，要不就是国家力量坚实的海岸或海上前哨站，还需要得到一个远方领地或一支强大舰队支援。没有这种支援，巡航舰只能匆忙离开母港到不远的海上去，施予的打击虽然也能给对方造成麻烦，但不可能是致命伤。1652年，克伦威尔强大的战列舰舰队执行的政策是把荷兰商船封锁在港内，最后让阿姆斯特丹的街上长满了野草，而1667年英国执行的政策却不一样。同时，荷兰吸取了失败教训，经历两次耗尽精力的战争后，还是一直在海上保持强大的舰队，尽管荷兰贸易遭到巨大的损失，但他们还是挑起了与英法同盟作战的担子。40年后，由于法国财源枯竭，路易十四被迫执行查理二世因为吝啬而采取的政策。当时法国较大的私掠船首领有让·巴特、福尔班、迪盖-特鲁安、迪·卡塞等人，在海上十分活跃。实际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2—1712），法国正规舰队已撤出了大洋。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
因为不能更新海军装备，路易十四在法国经常活动的海域增派了一些巡洋舰，特别向英吉利海峡和日耳曼海增派了巡洋舰（大家会注意到这些地方都离法国本土不远）。在上述这些海域，巡洋舰总是处在便于截击或拦阻敌军装载部队和补给物资的运输船队的位置。在位于世界贸易和政治中心的这些海域，巡洋舰总能有所收获。尽管没有己方强大舰队的支援，使它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它们有利于法国和西班牙人民的事业。这些巡洋舰要靠运气、勇气和技术去面对英国和荷兰的强大海上力量。我们的海员不缺少这三个条件，但他们有什么样的首领和舰长呢？[23]
另一方面，英国历史学家承认巡洋舰使英国人民贸易承受巨大损失，不时地严厉指责其政府管理当局的同时，也反复提到整个国家仍然日益繁荣，其中贸易最为兴旺发达。相反，在1689年到1697年的前一场战争中，当法国把强大的舰队派到海上争夺海洋霸权时，情况截然不同。一位英国作者在谈到那次战争的情况时说道：
就我们的贸易来说，确实损失很大，不仅比法国（这从我们拥有众多的商船是能够料到的）要多，而且比从前任何战争的损失都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行海盗作战方式的法国人的高度警惕性造成的。不用怀疑，总的来说，我们的贸易损失已超乎寻常，我们的很多商船遭到了毁坏。[24]
麦考莱在谈到这一时期时说：“在1693年的大部分月份，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几乎全部中止。一艘离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商船，如果没有护航的话，绝不可能安全驶抵世界各地，途中肯定要遭到法国私掠船的劫掠。然而，商船却很难得到武装舰船保护。”原因是英国军舰都用来监视法国海军舰船的行动，他们被迫监视法国海军舰船，而不是法国巡洋舰和私掠船，这样法国就构成了对破坏贸易战必不可少的“支援”。1696年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谈到同一时期的英国时说：“国家财政状况极其糟糕，资金匮乏，海上保险只能高达30%，《航海条例》事实上已中止执行，英国商船被迫悬挂瑞典和丹麦国旗。”[25]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政府因为长期忽视海军，不得不再次进行巡航战。结果怎样呢？首先，这位法国历史学家说道：“从1756年6月到1760年6月，法国私掠船共捕获英国商船2500多艘。1761年，尽管能说法国在海上没有一艘战列舰，而英国人已捕获240艘法国私掠船，可他们的同伙仍然捕获了812艘英国商船。”他继续说道：“这些捕获数字，说明了英国海运的增长惊人。”[26]换句话来说，英国这么多商船被捕获，必然会严重伤害某些人的利益和引发不满，但是，它并不妨碍整个国家和海运业的不断发展。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谈到这一时期时说：“那个时候法国的贸易几乎全被摧毁了，而英国的贸易船队却遍布各海洋。它的贸易额逐年递增，战争消耗的钱财已经用其工业品出售的收入换回来了。英国商人一共雇用了8000艘商船。”他在指出英国从外国领地把大量硬通货带回王国后，概述这场战争的结果时说：“英国的贸易逐年递增，在进行一场长期的高代价血战时，国家会出现这样一种繁荣景象，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从前不曾见过的。”法国海军历史学家谈到这场战争的最初阶段时说：“没有什么力量能与英国舰队抗衡，他们遍布各个海洋。我们的私掠船和势单力薄的巡洋舰，得不到舰队支援，压制不了那么多敌军舰队，注定无法长久。后来有2万名法国海员被关进了英国监狱。”[27]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法国重新执行科尔贝尔和路易十四统治早期的政策，并且在海洋上保持庞大舰队时，再次取得了图尔维尔时代取得的成就。由于遗忘，或者对1693年的经历根本不知情，而且只铭记最近几次战争荣耀的《年鉴》写道：“这是第一次迫使英国商船利用外国的旗帜掩护。”[28]最后，在结束这个课题时，我们可以聊聊法国在远隔千里的马提尼克岛有一个强大的远方属地，那里是法国进行巡航战的基地。七年战争期间和以后的第一帝国时期，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是众多私掠船的避难所。“英国海军部的记录记载，英国在七年战争的最初几年，在西印度群岛有1400艘商船被俘或被摧毁。”据此，英国舰队攻占了上述这两个岛，不仅让法国的巡航战体系完全垮掉，而且使法国贸易的损失远超过法国巡洋舰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但是，在1778年的战争中，由于有大舰队保护，这两个岛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