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蒂科将军把他的思想归纳如下：
“……我们被迫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
他又加上评论：“这是可怕的，但却是简单的。”事实上，这不能再简单了！没有比零更简单的东西了。按他的意思，面对很快就要我们接受的现实，我们还可以任其自然，安静地等待新的经验慢慢地来告诉我们本来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教我们了，那肯定是一种对任何人来讲都不难证明的事实。
我们真的应该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吗？这种想法是可怕的。是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特别当我们不小心成为新经验的牺牲品的时候。听命于不可知？什么是可知的？难道我们的头脑和眼睛不可以判断吗？我们可供使用的飞机和致命的化学品不够证明吗？我们还看不出它们的作战能力吗？我们不能事先通过实验了解它能产生的效果吗？至少我们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提示这一未知事物，我们不能像鸵鸟那样总是把头埋在沙土里，在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伞是否结实、是否能耐受风吹雨打之前，我们不能这样静待暴风雨的来临。
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就像是古代的佛教僧侣那样闭目而坐，但现在这个时代，就算是佛教僧侣也不能沉浸于冥思苦想中浪费时间。我厌恶这种消极、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必须是骨子里、头脑里和心里固有的，不是只靠语言就能获得的。我们需要进取精神，以便应付未来出现的事件。我们不应站在一边等待，空想事情发生之后能够忍受和幸存下来。
虽然我的反对者们被迫勉强承认独立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结论却是：
“……但既然还没有证明它将是决定性的，让我们保持现状吧！”
这种推理从根本上搞错了，既然承认了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的可能性，那就有充分的理由把我们的力量集中用于空中。在陆上推迟战争结局的到来是很容易的，因为阻滞敌人以赢得时间并不难。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被阻滞时我们建立起庞大的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后来就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在海上，小部分力量就可以阻止世界上最强的舰队，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相信陆上作战会迅速决定胜负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准备动用其工业在战时立即可以将国家资源转变为军火生产的原因。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当宣战时，各种手段都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每一种必需的费用都应付出。”
这样说是对的，但还不全面。把国家资源转变为武器或其他战时装备是需要时间的。在有空袭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做到。它需要安静和一定程度安全的环境下，因此不管怎样都不能在空中被敌人打败。在陆上，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可以用推迟决战的办法来赢取时间，但在空中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空中没有地方可以停留。双方空军很可能在宣战之前就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在关键的动员时期采取猛烈行动的好处，有最充分的准备和最快速度的空军将会取得空中战争的胜利。较强的独立空军不会给另一方增援的时间，较弱的空军也不可能逼迫强者等待自己支援的到来。
反对者们已经承认空中战争是可能获得决定性战果的，那就是说，战争能在空中决定胜负或不能在空中决定胜负。当集中力量于空中时，前一种情况将成为现实，后一种情况是不能的，但它不会对战争的结局起反作用。不把力量集中于空中是符合第二种情况的现实的，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会强烈影响结局，尤其是我们考虑到我国的地形特点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和另一些人提出的平均化办法将使国家陷入严重危险的境地，如果他们承认那种可能性会变为现实的话，我的办法，即使是空中战场不能证实是决定性战场时，也不会带来危险。由于他们承认有那种可能性，那么，听命于未知，就有可能意味着到处充满危险。
问题不仅如此，在前面我断言：如果夺得制空权者成功地使用空中进攻破坏了对方的士气，那么制空权就将决定胜负。如果空中进攻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则战争胜负将由陆上和海上决定。但即使在制空权不能证明是决定性的情况下，它仍然对决定战争的胜负有重要帮助。拥有制空权的一方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自己陆上和海上的部队不受严重的空中攻击；而失去制空权的一方，对敌人的空中进攻没有机会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空中进攻会打乱国家的活动，并阻碍陆上和水上武装部队的行动自由。因此，即使战争并不由空中战场决定胜负，集中力量于空中对自己也是很有利的。
我有必要把在1921年提出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如果我国可能的敌人之一，取得了制空权，将其航空兵部队派往我国，破坏我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么部署在阿尔卑斯山的强大的意大利陆军及获得周围海域制海权的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呢？”答案是：他们将一事无成。1921年时一事无成，现在也一样，时间在证明航空化学武器的力量在一天天强大。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在前方英勇作战，但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他们身后的国家正在蒙受苦难，他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被破坏，最后他们也许会取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弥补的重大伤亡。为什么我们不奋力去保持制空权，使我们的国家、陆军和海军的处境更优越一点呢？我们首先应该面对的是最迫切的危险，其他的在适当的时候再做处理。
转入正题吧！居民们能够也必须忍受战争的恐怖，但各种耐力都是有限度的，哪怕是人类的耐力也一样，没有哪个国家的居民坚强到能长期忍受空中进攻。英勇的人民在看到空中进攻将有尽头的时候，就可以忍受最可怕的进攻，但当空中战争失败后，战争没有希望结束，除非在陆上和海上作战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人民每天遭受轰炸，并且知道明天还会有，苦难看不到尽头时，他们终有一天会要求和平。这可能要两个星期、两个月或半年，要看空中进攻的强度和人民意志的坚定程度而定。即使人民知道他们的陆军已经越过边界攻入别国，也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而已，除非他们的陆军已经向敌国首都跑步前进，他们才会真正松一口气。
我们是否应该等候一种能对付这样一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新经验呢？我们不能像傻瓜一样等贼出了门才关门，这种情况下经验没有一点作用。上次战争的经验表明，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潜艇的重要性，因此犯了错误。这个前车之鉴应能使我们把新的空中武器的重要性评估很小之前，能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可是同样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我们这些指出新现实的少数人被认为是空想家、极端分子、离经叛道者，与世界大战前那些试图让人们了解潜艇重要性的少数人的遭遇一样。
当旧的经验已清楚明白地说明这种过时的经验并无用处，历史在同样错误的反复出现时，为什么还要等待新经验呢？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物力论”，即西欧一种流行的哲学思想，它以力及其关系来诠释宇宙。我承认，人是真正具有动力的，人们不会等待，人们会行动，而且会立即行动。
消极地面对紧迫和危险的现实是最坏的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试图去问它，它会给你一个答案的。因为明天并不是完全摸不着头绪的，除非是那些没有看到或拒绝去探索其形成原因的人。
世界大战沉痛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些陈旧观念是错误的，但至今还有人在相信它们，例如，巴斯蒂科将军写道：
“要是我们必须承认空军已经改变了战争，使斗争的目标不再是武装力量，而是敌国的抵抗意志等，……”
这段话表明他相信，至少到现在为止，战争的目标仍然是敌人的武装力量。这种概念不是巴斯蒂科将军独有的，很多战争的专家都有份儿，甚至说是大多数有份儿也不为过。
现在这种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那么空军作为一个军种、一种作战工具，就不会改变什么。敌人的武装力量仍然是目标，唯一变化的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不同，但事实却是战争的目标在任何时候从来不是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标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赢得胜利，也就是使得敌人屈从我们的意志，就像古代罗马人所讲的那样，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人类的意志是超越物质之上的，一个国家的精神越坚强，它的反击意志就越强大，就能顶住敌人强加的压力。但是人们在面对无法忍受的情况时，精神抵抗力就会崩溃，结果将迫使一国去接受危害较小的结局。因此，重要的是把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加在敌人的身上，这就是战争的目标，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陆上作战的实质是：直接用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努力打败敌人，以便进一步入侵敌人的领土。胜利的陆上部队，也就是成功地击退敌人抵抗力的一方，就可以侵入敌人的领土，占领敌人的重要地方，掠夺敌人的财富，把法律强加给敌人，奴役敌人的人民。换句话讲，它成功地把那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强加在敌人身上，摧毁了敌人的意志，逼迫其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所有要求。目标就是这样达到的，不是因为敌人军队已经瓦解，而是因为纷至沓来的后果，皮洛士的胜利就是这种证明。
但这种事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相同。当战争是因为某些人的私事，比如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或别的当权者之间的争斗，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政府首脑集合他们的军队，开始战争游戏。通常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就能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胜利者击败敌人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也没有力量进行下一步的抵抗。当决定性战争失败后，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设法寻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战争的表面现象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手段之间带来了迷惑。换句话讲，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
尽管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但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就认为他们是置身事外的，公民就相当一个付费观众的角色，对战争袖手旁观。更有一些人，他们宣称自己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与他们无关，战争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一样，只是公民之中有特殊身份的阶层和组织被托付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责任。当战争到来时，政府官员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责任，就委托一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他们坐在后面等待战争的结局。归根到底，这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给司令指挥官一切权力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就是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平民根本无须干预这种事务，面对这样一种目的，别的事情根本没机会考虑。
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错误在拿破仑时期就很明显了，对它忠诚的却又只做表面研究的人会误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用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人军队的崩溃，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力量的话，就不算是决定性的。他用规模宏大的军队和自身的天才智慧取得了胜利，而俄国用天气及广大的领土对付他；他拥有勇敢善战的将军，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抵抗对付他，而这位战神既没使俄国也没使西班牙屈服于他的意志，手段没有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来讲，确实是赢得了胜利。拿破仑最后失败的原因是，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了支撑力量。
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还没有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过时无用。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争并要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深刻地存在人民的头脑中了。武装力量并不神秘，它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的后面，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所有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战争是每个人的事，他们都为战争效力。政府自身也受到人民热情的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
军事首领们也认识到人民的高昂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
至今，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仍在被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但战斗却不是再按拿破仑时代的所谓经典方式进行，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消费，并直接影响到交战国。这些国家出于抗战的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这些战线上，慢慢地耗尽。有时整支军队大批伤亡、混乱不堪，但在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防止这些。
很明显，为了取得胜利，一方必须在自己的资源耗尽之前打垮敌人。伟大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变成了“蚕食”战略，双方都时刻计算自己剩余的可以使用武器的人数，十分关注工业生产，重视海上战线的态势。我们离拿破仑的时代也就一百年的时间。通常只有在战争双方都忍受到了极限，对胜利已经不抱希望时，典型的战场胜利才会是决定性的，这时，在战场上取胜就成为胜利的鲜明印记。
这种现象在海上的战争中更明显。斗争双方的海军为避免决战，各自保持自己的实力直到最后，双方的海上行动仅局限于尝试阻挠敌人的交通。这是战争工具对付民用工具的行动，是一种目标直接针对国家抵抗力的行动，而不是对敌人武装力量的行动，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行动几乎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协约国海军承认了间接决定战争结局的特点，不用怀疑，如果他们不对付潜艇的威胁，协约国就会失败。实际上对付潜艇威胁的功劳部分归于海军，部分归于协约国造船厂一天天增加的产量。如果造船厂不能及时补充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然后加紧生产超过被击沉的吨位，那么就算海军有防御行动，战争依然会打败。所以，海上作战一方面是用战争工具摧毁敌人的抵抗因素，另一方面是用民用工具的生产来支持国家的抵抗。
我们从巴斯蒂柯、博拉蒂以及我的其他反对者反主张的战争目标概念已经扯得很远了，这完全是依据上次的战争经验，而不是根据对未来的幻想。
空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目的，战争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空军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使得更容易采取行动对付敌人的反抗。陆上和海上的部队只能间接地对付敌人的反抗，而空军可能直接对付它，因而也就更有效，仅此而已，没有其他。
不管博拉蒂将军是怎么想的，恩德雷斯先生却正确地说：“在未来，战争主要是对城市的非武装居民和巨大的工业中心进行的。”他是对的，因为合情合理的、注定的那样做。说它合情合理是因为如果有任何可能在发现敌人的地方给予直接打击，谁都会抓住这种机会，因为他企图达到让敌人屈服的目的，而且知道在敌人的抵抗没有瓦解之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说它是注定的是因为空军有这种特点，虽然能到达敌国领土的任何地方，却没有采取任何守势的能力。
如果较强的空军处于主攻地位，而较弱的空军又希望采取防御的方法来击败较强的一方，则空中行动在转向敌国之前，首先要先对付敌人的空中军队。换句话说，一支空军首先要先打败另一支空军，只有获得胜利的空军才有机会攻击敌国的领土。
因为两敌对势力中较强的空军在对方不愿意交战的情况下，很难迫使较弱的一方进行战斗，而较弱的一方又不会自取灭亡，它会保存实力，所以空战将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难以逃避的必要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喜欢怎样，空中斗争较强的一方一定会对敌人领土采取行动，这时它享有足够的主动性，而较弱的一方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它的行动只是为了避免与较强方的冲突受到限制。由于需要，这两种平行行动都是让人恐惧的暴行，因为这两支队伍的眼前目标就是必须在尽可能短期内使敌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遭受最大可能的破坏。为了让敌人屈服，必须将其置于不能忍受的处境，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攻击敌国城市中没有防御的居民和大工业中心。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只要有这样一种可能直接攻击的办法存在，就会被使用。
的确，博拉蒂将军不用担心像恩德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敌人的公墓上签订和约”。公墓一定会越来越大，但肯定不会像《凡尔赛和约》签字之前那么大。
好吧，就算我们会认为这种灾难可能只是一种不能预测的事件，这样可怕的战争形式也使我们感到震惊，但我们不能希望可能的敌人会和我们的感觉一样，他们也不会和恩德雷斯先生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如果这种不测事件真的出现，我们在看到敌人攻击我们城市没有防备的居民和工业中心时，我们能向敌人说住手，你们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取消比赛吗？我所预言的灾难可能只是一件不能预测的事件，但肯定是最坏的不测事件，是我们应该做好准备面对的事件。
它会演变成现实吗？如果不会，那当然最好了。那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比赛规则强加给敌人。我们会喜欢这样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如果我们处在地面和海上反抗的地位，我们会有时间去完善作战准备，一支强大的空军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我把我的思想简化成下述的话：“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但是如果“抗击”一词用于地面军队时没有疑问的话，用于海上部队时就必须加以说明了。我是这样说明的：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该完全经过我们的同意，否则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的这个关于海军任务的想法没有被人采纳。然而尽管我还不配称为一个海军专家，我觉得我只要根据普通常识是能捍卫我的思想的，尤其是就一般情况来探讨时。
世界大战结束后，专家们已一致认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如有机会，要阻止或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很明显，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十分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是决定性的。至于在我国，我们的海上交通线是至关重要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缺乏原料，如果我国的进口被限制，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对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来讲，达到这一目的是很理想的，尤其在有了世界大战的经验之后。实际上，很多的海军大国用人道主义做借口，用大家都知道的海军协议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光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和环境。如果没有处于这样的环境，也没有必要的手段，那只能放弃这个理想目标，尝试去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怎么有限。在想到海上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和一个地中海的强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或者是两个国家聪明之间的战争。我们不可能想象在一场战争中，我国是地中海唯一的强国。因此，在这样一场意外的事故中，我们应考虑的强国是两个最大的，其中一个地中海本地的，另一个则是狡猾地蹿进来的。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在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海军设定什么样的实际的可行的目标呢？
显然，把敌人阻止在地中海之外是对的，保护地中海的商业交通线也是对的。保护我们地中海外的商业交通线和阻止敌人的交通，这显然是不对的，凭借我们在地中海的特殊位置，即使我们用有限的兵力也可以完成前两个在地中海的任务，但在地中海外，我们的地位就不同了。我们在大洋中没有合适的海军基地，我们的舰队已经因为缺少基地而变得很劣势，不可能强大到可以通过地中海的门户出去，即使这个大门并不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大洋交通线是不得已保持固定航线的，它会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我们不得已只能在没有大洋交通线的情况下作战，我想对我们的这种现实情况不能抱任何幻想。
显然，“不准敌人在地中海航行对我们可能的敌人来说，并不能决定胜负”。就像菲奥拉万佐上校所讲的，不准在地中海航行最多只能阻滞和混乱我们可能的敌人，但并不能打败敌人，因为敌人会很容易建立另外的交通线。但我们也会得到自由航行的好处，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果，虽然效果有限。但它也可能产生其他非常重要的结果，因为地中海还有别的强国，我们希望这些强国不全都是我们的敌国，尤其是在局部战争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帮助我们补充供给。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大洋交通线得到必需的供给，那对我们来讲，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如果不这样，而是既想保护我们的大洋交通线，同时又攻击敌人的交通线，我们就必须减少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我们会发现，我们将很容易在地中海被敌人打败，其结果是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行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现在，如果大洋交通线被破坏，我们就只能从其他地中海强国那里接受供给，而地中海交通线被破坏就把这唯一的希望也断送掉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完全孤立，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我们的胜负。
在我们与另一地中海大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提出最保守的目的是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生存所需的供应。我曾一般性地考虑过这种情况，即不把它区别为两种固有的两种可能：我们和本地地中海一个强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和一个狡猾地蹿入地中海的强国之间的冲突。但如果读者自己考虑这两种情况，他就会更好地领会我所提这一最保守目的的价值。
现在我们探讨如果是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国家和我们一样是地中海的强国，这些国家中，有部分的支持我们，或有部分反对我们，不管怎样，我们不是孤立的，总有一支或几支海军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因为除了巴尔干小国之外，所有别的强国都有地中海以外的出口，我们控制了地中海以后，就有可能让我们的盟国海军全部用于大洋中。如果敌国联盟中所有国家都不愿意在地中海航行，那这个海就在冲突过程中成为一个平静的内湖，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把潜艇及其他小部分海军部队派出地中海外，从大洋友好口岸出发进行活动。在地中海有敌人时掌控地中海，没敌人时提供充足数量的海军部队进大洋作战，这就是我国能提供给盟国恰到好处的贡献。而且我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完全是这样做的，一部分潜艇从德国和德占基地出发，对在大西洋或可能在别处航行的盟国航运队作战。
这就是我认为的很简单的推理。如果我们按各国海军中流行的标准方式行事，即按大洋强国的模式去组建我国的海军，那结果就是，不管是最高目的还是最低目的我们都达不到，因为我们的地位是特殊的，我们是闭锁在地中海内的国家。
我们在诗中常称地中海为“专属的海”，如果我们愿意现实一点的话，那就让其成为真正专属的海吧！至于想把大洋也据为己有的抱负还是算了吧。那是不现实的，至少就目前的情况看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足够强大，能做到限制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们就真的把地中海据为己有了。这种想法在潜艇未出现之前曾经被看成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不再是梦想了。哪怕我们只有不多的财力，我们也可以利用我国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我们的岛屿和殖民地、我们海上作战的新式舰艇的性能以及我们超高的海军士兵的技术和勇敢的优势来实现这一目的。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一支小型舰队不需要像现代大型海军舰队所需的那种巨大而复杂的海军基地，它们比较容易隐藏。在进攻可能来自空中的时代，我国全部大型海军基地都暴露给空中的敌人，巨大而明显的目标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躲避敌人。
但这还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像整支武装力量一支，用它的内在潜力来影响国际政治。如果我们的海军是照其他国家的模式标准来组建的，那么它就只能从数量上考虑。如果是按我的想法组建的海军就不一样了，不管数量多少，它都要能控制地中海，这是最大的不同。菲奥拉万佐上校写道：“阻止敌人进入地中海只是给我们的可能敌人设置的一种障碍而已。”这是对的，不过，地中海与三个大陆连接，占有地中海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看到几百年来这里发生过无数次战斗，一个大国虽然离地中海很远，却长期在它的门口处保持庞大的海军队伍，因此能够统治地中海必定是国际政治中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砝码。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一点，因为这已经是我专业范围之外的事了，但我认为如果意大利能指着地中海说“不准进入这里”，那将会大大提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有一个法国作者在他的书中提议，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密切的协约关系，这和我的想法相像。这位作者试图说明欧洲这种紧密协约的政治价值，他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由意大利控制地中海，而由法国到大洋活动。他认为此情况下，即使英国重新建立了从好望角去远东的海上航线也是没用的，因为这条新航线绝对是不安全的。根据法国作者的这种想法，英国将坚定地向法意协约靠拢，从而形成以西班牙和比利时为墙角的欧洲联邦，为了使旧世界与新世界平衡，人们已经开始感到有这种必要了。
菲奥拉万佐上校在阐述了禁止其他国家进入地中海不是决定性的目的之后，又断言基本目的应该是“保卫我们的交通线”，这要靠“通过控制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来达到，他说：“别国不能在地中海航行应是它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实在理解不了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怎么就可靠地保卫了我们的交通线，因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说再多的道理也没用，首先我们的船必须到达这些入口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可靠的保卫只有控制入口处以外的大洋海域。我也不能理解控制了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怎么会使别的国家不能进行交通运输，因为这些国家都有通往大洋的出口。
菲奥拉万佐上校阐述完这一诊断后，又假想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敌人驱到了大洋中去，故而我们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他说：
海军感到欣慰，但是因为它很小（小如尘埃这是几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对意大利海军所用的词），现在它就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保卫我们在大洋的交通线，或至少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域的交通线，并阻挠敌人在大洋的交通线。
我们不能占领直布罗陀所以我们必须从地中海基地出发在大洋作战。让我们设想，我们已经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这是较征服敌在大陆上的港口更易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这些岛屿上具有某种优势，但是我们的“尘埃”不能很好地统治大洋，它只有很小的自主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大型的快速巡洋舰和大型潜艇，再辅之以舰载飞机。但是我们不能临时凑齐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在地中海里来回巡航，甚至我们的商船也将无货可运，因为敌人不准它们出入。
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结论是，他要说明下述主题：
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意大利的航空兵愈强，愈能成功地迫使别国的海军部队撤离地中海的外缘，我们的海军就必须更强大和更适合于大洋航行。因此，谈到意大利，“集中力量于空中”也需要“集中力量于海上”；要是有了这双重的集中，我们就能够保卫我们的海上交通线，能够使我们国内工人的工作不受干扰，能够打击敌人的抵抗中心，我们就为我国英勇的步兵进军敌国领土，实现其美梦，建立了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真是好极了。但这只是梦想，就像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应沉浸在梦想中，而要睁大眼睛看现实。把敌人海军部队逼出地中海外缘的任务不属于航空兵，它应由海军去完成，如果完成，功劳当然也属于海军。一旦这一任务顺利完成，在保卫我们大洋交通线和阻挠敌人大洋交通线方面，就不会因为它们力量太小而失败，而是因为我们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和财政条件，靠自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我们把大部分国家预算都用来建造大型舰船，也不能改变我国的这种特殊情况，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不能限制别的国家船只在我们海域中航行。
德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够重视造船计划，也因为它没有集中资源制造潜艇。它拥有的强大的舰队有远大的航程和方便停泊的基地，它们适合在大洋航行，但归根结底除了使敌人的舰队保持警戒外一无是处，最后遭到惨败。昨天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它最初的目标现实一点，不是企图控制整个海面，而满足于阻止对方航行，多使用小部队，少使用大部队，它是会胜利。
菲奥拉万佐上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说：“意大利的特殊地位使海军和空军如此互相依存，因此两者都必须非常强大。”意大利的特殊地位并不是促使海军和空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只是指出两者在某个时刻的实际目标几乎是一致的，对于海军目标是控制地中海，对于空军目标是控制自己的天空。如果我们有一支控制海洋的海军和一支控制天空的空军，那我们英勇的步兵就可以无论都到哪儿都能胜利了。但我们还没有力量实现这双重理想，因为尽管我们不缺人，我们却缺乏兵器，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保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但我们仍能大力帮助我们英勇的步兵执行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告诉他们：
坚守组成我们神圣边界的山脉的每一块岩石，叫喊如雷：“不准在此入侵”。保持高昂的斗志吧，因为你们在空中的弟兄们将阻止敌人残杀你的同胞，保卫他们，使他们能工作，以供应你们食物和军火。他们也将蹂躏敌人的领土，而你们的海上的弟兄们则将把敌人扫荡出地中海，并保护供应你们物资的运输。牢牢地站住吧，我们的步兵兄弟，即使敌人的人数超过你们，也要牢牢地站住，让他们在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由于你们的坚忍不拔，使祖国不受玷污。不管他们头角多硬，也会磨破的，等到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在空中力量的打击下消耗殆尽时，他们就会焦头烂额。然后起来进攻他们，你们的前进将会势如破竹，我们的旗帜在敌人领土上招展的喜悦将属于你们。
但如果我们换成下面的语言，我们英雄的步兵就不会太高兴了：
前进！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野前进吧！一尺一尺地将其占领，用你们的鲜血浸透大地。前进吧，不要去想敌人在你们家里纵火和放毒。前进吧，要是我们不能送上武器和弹药，请忍耐一下，因为敌人正在从空中破坏我们的工厂、仓库和交通线。前进吧！要是饥饿折磨你们，请忍耐一下，我们曾试图控制大洋却遭到了失败，相反，敌人却甚至把我们关在地中海之外。前进吧！你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前进吧，胜利吧！
[1] 易·德格朗梅松（1861-1915），是法国的军事理论家、将军。
结论
这场耗费时间的讨论，虽然像所有其他讨论一样，并没有使参与者的信念有所动摇，但却至少证明了人们对“未来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有巨大兴趣。这是目前随处都能听到的话题，到处都弥漫着一种错觉，某种新的事物正在酝酿中。
现在，我相信，也希望我的反对者们同意，这个问题对整个国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需要一个组织去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只能引用我在1928年2月写过的话：
至于谈到这样一种战争组织，可以看到我们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把各军种融合在一个单一的指挥部之下了。不幸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融合的好处，但军事思想家和著作家似乎认为人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特殊利益之外的东西。
陆军的学员主要谈论陆军，海军学员主要谈论海军，空军学员则谈空军，当他们谈到总的战争时，每个人都强调他所属的那个军种有兴趣的部分。有陆军专家、海军专家和空军专家，但没有战争专家。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战争的目的也是不可分割的。
我认为，这种情况很难得出一个可靠理智的战争学说的结论来。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培养一批总体战[1]作者。
当然，新的战争学说应该以各军种合成使用为基础，领导这种合成使用的人应把各军种看成实现同一目标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必须训练能掌握这三种工具的人员，也就是组织一个由胜任指挥全面作战的军官们组成的最高指挥部。
陆军包括三个主要兵种，即步兵、骑兵和炮兵。因为这三个兵种一起使用于同一目的，就需要在这三个兵种之外挑选军官，一个能使用三个兵种的人，因此军事学院建立的目的就是培养三个兵种的军官的专业才能。
我的意见是，现在对于总的作战也应该这样做，在使用三个军种时应把它们看成为同一目的而战的一个整体。当然现在不可能立即成立一所总体战争学院，我们没有教员和要讲授的军事准则。我想，首先，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称军事学院，我们从三军中挑出最有才能、好学上进和思想开明的军官一起探讨研究这些疑难的新问题。在这所军事学院里可以自由交流思想，不管肯定也好否定也罢，经过怀疑、犹豫、否定、不确定，最后能产生一个一致意见。根据这些达成一致的意见形成一个新的学说，由于这些学说的来源，它将容易被承认和接受。
另外，这个机构还可以使从不同军种挑选出来的军官密切和诚恳地接触交流的目的，每一方都能了解和认识到其他军种的真正价值，它反过来又使这个整体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一种热忱和紧密的和谐。
总之，这个机构就是鼓励和组织这些出于个人爱好和研究这些新问题的人的场所。目前这项工作因为缺乏手段，缺乏指导，还很不顺畅，因此不能带来满意的结果。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人们能够在一所真正的军事学院里讲授新的军事学说，可为总参谋部训练军官，他们在平时是总参谋长的天然助手，在战时则是三军最高统帅的天然助手。
[1] general war一词作总体战，但这个词现代的含义指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常被翻译为全面战争。总体战一词，现最常用的是total war，指动员国家全部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等力量进行的战争。“总体战”的概念是德意法西斯国家军事学说的基础。
第五篇
序
杜黑去世后的几天，《航空技术杂志》发表了《19××年的战争》，这是他的遗著。兹为序：
我认为《航空技术杂志》编辑部给出的邀请让我很高兴，我马上就接受了。我在思考怎么动手去做时，才发现原来我太仓促了。
这个课题讲的是未来假想的大国博弈。无论如何，这是个有难度的问题，在我觉得不是瞎想的时候，尤其这样想。确切地说，我必须严格遵守逻辑和合乎情理，因为我现在是在给一家著名的军事杂志写文章，我要想想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来作为现实的教益。如果我没有正式接受邀请，杂志也没有新做广告的话，我将不会从事这项工作，不过现在，我只能勉强试试看了。
我把我的劳动结果公布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对它提出批评，而且要记住的是，所有假想敌的思想、理论、行动、组织和事件都没有针对性。我没有什么内部消息，一切都是假想的，两种不同战争观和空军。
导言
一战中，空军首次参战，它的出现，使得此战有个特殊的意义。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从双方统帅部的一些官方作战报告出发，然后用汇总材料来讲述此战的经过，当然，主要是空军部分。
不过，历史学家毕竟也是人，作品中肯定有自己的主观性，所以，虽然我尽可能地客观书写，但是毕竟也会携带私人情感，如果说因此而出错，我要请大家原谅。
第一卷，我简述了战争起因，以及各参战国的精神、理论、物资等各种准备工作。第二卷，是开战时刻，各参战国的战斗计划和战争过程，其中，陆军和海军的战斗比较简略，而空军则比较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