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代诉人一来一往发表这些控诉和反驳，卢莎娜和乔凡尼的案件也持续朝结局的方向推进。在审判的最后阶段，乔凡尼代诉人所运用的策略，透露出他们对判决结果感到焦虑。10月27日，多明尼科呈交一份宣誓书给法庭，表示斯蒂法诺两年前曾被罗马教廷财务院的稽核员开除教籍，但斯蒂法诺表示这个说法是假的。同一天，卢莎娜的哥哥安东尼奥以代理人身分现身，要求副主教宣布案件的判决结果。多明尼科又一次尝试延迟司法程序，指控安东尼奥也曾被非索列的主教开除教籍，原因是他攻击了身为教士的弟弟马可。安东尼奥否认这项指控，副主教受不了多明尼科持续运用计谋、企图影响判决，愤而离开法官席，宣布他那天没办法再处理这起案件。
判决结果出炉
法官的不悦没有影响乔凡尼的代诉人，他们继续使用拖延策略。10月29日，琵耶罗和多明尼科告知副主教，他们已被迫卸下乔凡尼的法律代理人身分，并主动表示可以提交代诉人权力遭到撤销的证明文件。卢莎娜的代诉人认为法官不应接受这份宣誓书。经副主教裁定，代诉职责被撤销是发生在证人提供证词之后，无论如何都跟案件的判决没有关联。他下令乔凡尼的代诉人当晚把委托人带来总主教宫殿，听他宣布判决。情急之下，三名显赫的律师──瓜斯柯尼(Zanobi Guasconi)、安布罗西尼(Piero di Jacopo Ambrosini)和阿科蒂(Benedetto Accolti)──最后一次试图延误审判，他们在法庭上起身，表示要替乔凡尼辩护。他们要求副主教公开说明「他对这起案件、相关证人及证词有什么疑虑」。假如副主教没有任何疑虑，那么他们要求推迟判决，以便有时间呈交法律抗辩(legal argument)来支持乔凡尼的说词，证明卢莎娜的控诉是「不公不义」。
拉费洛难掩愤怒，拒绝三位律师的要求。他重申，已下定决心在当天稍晚公布判决，不愿再聆听任何抗辩，「因为他已经听了好几次抗辩，也有拿到书面宣誓书」。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律博士索西尼(Mariano Sozzini)也支持这项决定。三名律师担心自己的行为被解读成不专业，因此坚称他们从没有针对这起案件做过任何口头或书面声明，「也不曾刻意拖延任何司法程序，会这么做完全只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以及他们和法庭的荣誉着想」。他们再次请求法官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呈交抗辩，「因为时间太少、这起案件太过艰难，而他们在处理每一起案件时向来诚实无欺」。然而这项请求，以及乔凡尼哥哥亚柯波那天下午最后一刻递交的异议，都没有动摇拉费洛的决定。他将亚柯波的异议形容成「无关紧要、没有依据」，仍决意宣读法庭的判决。
副主教代表总主教安东尼努斯宣读判决结果，法庭上聚集大批神职人员、一般民众，其中包含两名法令博士、两名咏礼司铎、圣保罗医院的院长，以及律师与公证人行会会长等正式证人。卢莎娜由新的代诉人尼可洛．弗朗切斯奇(Niccolò Francesci)代表，然而即使副主教命令乔凡尼和他的代诉人出席，他们仍然没有到场。宣读的开头是：「以上帝之名，阿门。我们──身为宣道兄弟会……佛罗伦萨总主教……由教宗加理多三世特别指派，担任这起案件的法官和教宗特使的安东尼努斯修士，获得授权调查和判决以下当事人的婚姻案件。」审判文本收录了教宗写给安东尼努斯从而启动整个司法程序的信件，并列出程序的每一步，包括宣誓书的呈交、代诉人的异议、证人的证词和后续的抗辩。「我们裁定……卢莎娜和乔凡尼之间的婚姻为合法……根据法律和神圣法典的形式完成。」因此，乔凡尼跟玛丽埃塔的第二段婚姻被视为无效，因为它违反了法典和神圣罗马教会的礼仪。法庭命令乔凡尼公开承认卢莎娜为他的合法妻子，「如同夫妻之间相亲相爱」那般对待她，否则将被开除教籍。乔凡尼因为重婚而违反教会法，被罚款一千四百弗罗林：其中的一百弗罗林上缴总主教公署，作为救济穷人之用；一千弗罗林缴给负责供应谷物的公社机构；三百弗罗林上缴教廷财务院，「用来建造船只，用以攻打土耳其人──基督信仰的敌人」。此外，也向乔凡尼征收这漫长司法程序衍生的法庭费用。
总主教安东尼努斯和副主教宣布这起案件的判决时，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形式，除了引用授权他们调查卢莎娜诉状的教宗信函，也说明漫长诉讼过程所经历的每个阶段。然而，他们没有提及自己如何评估证据或解读教会法，最后做出卢莎娜胜诉的裁决。从《神学概要》的相关章节推测，安东尼努斯完全理解教会法中有关婚姻的部分。他和副主教主持教会法庭的经验都很丰富，而且我们绝对可以假定，他们曾审判过多起类似的婚姻案件，并且非常熟悉相关法律，也会向婚姻法律的法学家请教。但，要公正处理这起案件，仰赖的是他们评估手上信息的方式。关于乔凡尼和卢莎娜之间的关系和事件，应该相信谁的说法？
何者为真：证人的可信度
在《神学概要》中，安东尼努斯大篇幅阐述执行正义的方式、教会或世俗法官试图履行责任时可能面临的问题。他写到，法官应该要学识渊博、勤勉、公正，他们要关怀穷人和地位低下者的权益，就像关心富人和有权之人的权益那样。如同案中一位证人贡迪所言，治安官总是不断受到引诱、背离这项原则。他在作证时说到，他曾经在乔凡尼因没缴税被关进监狱时，代替他向现任的执政官说情，「那是朋友该为彼此做的」。安东尼努斯坦言，由于司法判决「是以他人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审判案件难免有出错的时候。法官在审问证人和评估证词时，应考虑到每位证人的身分地位和证词的合理度。当事人的亲戚朋友并不是理想的证人，他们的证词难免令人怀疑。法官应整理所有的证据，假如在重要议题上出现不一致，那么「应该选择大多数『证人』的证词，除非提出对立说词的证人，拥有极高的可信度，胜过人数带来的优势」。
审问双方代诉人传唤的证人时，总主教和副主教遵循既定程序，针对代诉人的宣誓书来讯问证人。因此，菲利波将斯蒂法诺的宣誓书翻译成当地方言给卢莎娜的嫂嫂寇莎听：她认识卢莎娜多久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她？安德里亚死后，卢莎娜住在哪里？乔凡尼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安东尼奥的家，跟卢莎娜讨论婚事？卢莎娜的代诉人表示，她和乔凡尼在1453年5月某日结婚，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有谁在场、说了哪些话？婚礼结束后，他们的互动如何？乔凡尼拜访卢莎娜的频率，又是如何对待她？卢莎娜在家中和在外头，穿着什么样的服装？法官没有只问卢莎娜代诉人提出的问题；他们也询问寇莎知不知道在安德里亚去世前，乔凡尼和卢莎娜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知不知道乔凡尼证人所描述的，两人在其员工皮耶罗和尼可罗家中幽会。寇莎响应，在1453年春天以前，她完全不知道卢莎娜和乔凡尼有幽会或发生性关系。
法官和菲利波仔细审问卢莎娜和乔凡尼代诉人传唤的每一位证人。他们认识当事人多久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关于这对恋人的关系，他们记得什么细节？尤其是当乔凡尼在卢莎娜的鼓动下，承诺在她丈夫死后一定会娶她，当时有什么细节？他们有没有参与或听过1453年5月举行的婚礼？乔凡尼是否曾说卢莎娜是他的妻子？关于两人的社会地位和名声，他们知道或听说过什么？法官不断追问证人对某些讯息的回忆，试图了解他们对当事人的看法。关于乔凡尼及其家族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证人知道或听说过什么？卢莎娜、她的父亲和第一任丈夫属于佛罗伦萨哪个社会阶级？
法官试图透过详尽的审问过程，抽丝剥茧地寻找证人是否可信的线索，藉此建构这起案件的真相，并评估公众意见。卢莎娜的证人大多是她的近亲，他们显然想把卢莎娜描绘成遭丈夫背叛的贞妇。那么，唯一看似独立、但却遭乔凡尼代诉人抹黑的证人费利斯．阿希尼修士，他提供的证据可靠吗？支持乔凡尼的关键证词来自卢莎娜的邻居，他们本来与卢莎娜一家关系亲近，后来却变成对她不利的证人。他们的变卦要怎么解释？他们──特别是女性证人──是否因为卢莎娜想嫁给一个富有又地位显赫的男人，而对她心生怨念？皮耶罗和尼可罗是否因为乔凡尼曾是雇主，现在又是自己子女的教父，而倾向支持乔凡尼？他们是否被贿赂？茱莉安娜表示，卢莎娜的哥哥安东尼奥给了她两百弗罗林，要她和丈夫、儿子「作证时，说他们看到乔凡尼跟卢莎娜举行婚礼」。这场贿赂真有其事，还是茱莉安娜其实是在描述她跟乔凡尼之间的对话？
从非尔特雷主教法庭1545～1547年间审理一起案件中的证词，可看出企图收买证人的情事时常发生，甚至有可能是惯例。案件当事人乔班尼．克罗齐(Giovanni Andrea Dalla Croce)和他的妹妹费欧伦萨(Fiorenza)声称，费欧伦萨跟杰罗拉莫．梅萨恩(Gerolamo de Mezzan)之间存在合法婚姻。可是，杰罗拉莫否认他曾答应要迎娶费欧伦萨。根据几位发过誓的证人说，杰罗拉莫曾经要求他们在作证时顺着他的故事版本，「以挽救他的声誉和财产」。其中一名证人更表示，杰罗拉莫警告她，要是敢做出对他不利的证词，就要指控她作伪证，「让她的家族蒙羞」。杰罗拉莫请一位名叫维托雷(Vittore)的公证人，代他向证人博尔托洛塔(Bortolota)求情，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甚至是远房亲戚。」费欧伦萨和哥哥乔班尼也运用类似策略跟证人谈过。据说，费欧伦萨跟一个名叫碧昂卡(Bianca)的农妇说：「如果妳为了帮我不得不说谎，那就不是罪过，因为帮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比帮一个男人还好。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可以在这个世上无拘无束。」然而，碧昂卡拒绝作假证，坚称这个罪不会获得赦免。费欧伦萨告诉她，她认识的一名修士会赦免她，但是碧昂卡却回答：「我不要去找什么修士，只要我的告解神父西孟尼还活着，我就只要找他！」
裁量正义的天秤
对乔凡尼而言，有关两人在皮耶罗和尼可罗住所幽会的证词十分关键。假如法官接受声称当时在场那六名证人的说法，那么卢莎娜说她在第一任丈夫过世前跟乔凡尼毫无关系的说法就是假的。对卢莎娜而言，最重要的证词当然是安东尼奥、米亚、寇莎和费利斯．阿希尼修士出席的那场婚礼。这几位证人也说尼可罗和他的妻儿都有在场，尼可罗和他的儿子安通尼欧还到圣十字圣殿去请修士过来。然而，尼可罗否认这些说法，说他不曾在卢莎娜哥哥安东尼奥家中吃过饭，也从未跟费利斯．阿希尼修士说过话。他的妻子茱莉安娜和他的儿子安得烈亚也表示，他们没有出席婚礼，也没有在安东尼奥的家用餐。根据这些证词，法官只能确定有某些证人作了假证。
乔凡尼的其中一个证人──茱莉安娜坦承，她在法庭作证时说了谎。9月29日，茱莉安娜于圣萨尔瓦多教堂里，在安东尼努斯和专职司铎面前发誓，然而她的证词只有一部分是事实。乔凡尼在她家时，她有听到乔凡尼说：「我承诺过卢莎娜，如果她的丈夫死了，我会娶她。」茱莉安娜还补充：「我没有看到或听到其他事情……我提供的其他任何证词都不是真的，我要收回。」因此，她要全数撤回关于这对恋人在她房间幽会、她没有出席婚礼，以及卢莎娜说她用银粉下毒谋杀安德里亚的证词。
从安东尼努斯的判决可以看出，他接受卢莎娜对她和乔凡尼之间关系的说词，也接受她从来没有不贞。安东尼努斯在《神学概要》中写道：「如果通奸者其中一方在配偶还在世时，即承诺跟另一方结婚，这样的婚姻是无效的。」安东尼努斯描述一起跟乔凡尼代诉人所言一模一样的案件：一个名叫贝尔达(Berta)的女子若要求情夫承诺，她的丈夫死了，他就会娶她为妻，那么这桩婚姻是无效的。罗马的圣赦院经常收到请求，希望能核准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婚约。1457年，住在瑞士琉森(Lucerne)教区的法朗西斯科．马提尼(Francesco Martini)和他的妻子丽娜(Lena)坦承，他们还处于前一段婚姻时就曾通奸，并承诺彼此只要配偶过世，两人便结婚。再婚后，他们不确定自己的婚姻有没有效力，于是希望寻求教宗宽免。
因此，安东尼努斯判定，正直贞洁的寡妇卢莎娜确实有在哥哥安东尼奥的家中，在一群证人包含主婚修士面前，跟乔凡尼交换誓言，并收下他给的戒指。安东尼努斯在《神学概要》中写道，有效婚姻的必要条件为双方都同意这桩婚事。假如这位总主教被说服，相信乔凡尼并非自愿同意这桩婚事，他就会宣布这段婚姻无效。这段婚姻没有公开，因此可以形容成保密婚姻。安东尼努斯不认同没有见证人和未预告的婚礼仪式，但是他允许某些例外的保密婚姻。在某些地方（如佛罗伦萨），习惯上不会发布结婚消息，但教区神父或公证人，会在教堂大门或私人住宅中公告双方订婚。在其他情况下，安东尼努斯也同意不公开结婚仪式。包括情况特殊、甚至不正常性质的联姻，像是财富、年龄和社会地位悬殊的双方所缔结的婚约，因为将婚事公诸于世可能会让新人蒙羞。以上都符合乔凡尼与卢莎娜的婚姻，再加上亲戚很可能反对这桩婚事，所以保密是合理的。
安东尼努斯之所以会判卢莎娜胜诉，除了跟他如何诠释这起案件的证据有关，也反映他给自己设定的牧民目标──成为「穷苦百姓之父」。在他看来，这个社会背景和他一样平凡的寡妇卢莎娜，是佛罗伦萨那些有权有势统治阶级手下的受害者。安东尼努斯跟那些人交手过好几次，相当熟悉他们冷血无情的伎俩。乔凡尼是个富有的银行家和放贷业者，可能有经营高利贷（教会不赞成此种行为）。众所皆知安东尼努斯对此类人深恶痛绝，所以有一次，佛罗伦萨领主甚至要驻罗马使节安排，把一件安东尼努斯法庭的高利贷案件转移到教廷，「因为这样他们（被告）才能获得公平正义」。安东尼努斯可能也认为乔凡尼收买证人，要他们作假证。他一定能明白像茱莉安娜这样的可怜女子，为什么会受到金钱的诱惑，却又因为太害怕作假证的后果，最后撤回自己的证词。这位总主教所做出的判决，呼应了他对法律的认识、对牧者角色的看法，以及他的社会认知。之后，罗马的教会法官也会采用类似的评断标准，对这起案件做出不一样的判决。
四、爱情、婚姻与社会秩序
习以为常的外遇、私生子
在证人提供的证词中，「像陷入爱河的人那般」这句话出现好几次，显示证人在观察乔凡尼与卢莎娜的关系时，将自己的印象套用在常见模式上。他们注意到乔凡尼会在卢莎娜的房子前走来走去、跟着她走去教堂、两个人交换含情脉脉的眼神并亲昵交谈。富人与穷人、已婚和未婚人士、俗人与教士之间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做出这些行为不算罕见，因此小说、流行诗词和歌曲也会加以描绘。无论什么阶级的佛罗伦萨年轻男性，都常在闲暇之余追求女性，有钱且家世好的男子特别如此。社会自然会尝试控制这些行为，设下界线并惩罚越界的人。这些限制有效规范上层阶级的女性，无论是单身、已婚或丧偶的女子，都有一套规范需要遵守。女性的贞洁对一个家族的声誉非常重要，男性亲属会小心翼翼地守护，宛如保护自己的财产。家族名声只要出现一个污点，就会对其社会地位产生负面效应，进而影响未出嫁的女儿找到好人家。前述考虑解释了男子的反应：1383年一个名叫保罗．萨塞蒂(Paolo Sassetti)的男子，他提到已故亲戚蕾塔(Letta)时，愤怒地说：「愿魔鬼带走她的灵魂，因为她让我们家族蒙羞。」原来，蕾塔是一个名叫乔万尼．波尔切利尼(Giovanni Porcellini)男子的情妇。
乔凡尼和卢莎娜在她的丈夫过世前就在一起了，死后仍继续维持恋人关系，这一点似乎无庸置疑。有太多证人看见他们卿卿我我，再加上这段恋情的谣言在邻里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导致卢莎娜坚称自己绝对贞洁的说词必须打折扣。这段恋情从1440年代开始，当时双方都只有二十几岁，卢莎娜已结婚五年。两人见面的机会不多，因为双方都有家庭义务，而且乔凡尼时常要到外地出差。像乔凡尼这种年纪和背景的年轻男子，通常要到三十几岁才会结婚，所以在此之前，他们通常会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之中寻找性伴侣，如仆人、农家女孩和穷苦寡妇，偶尔也包括已婚妇女。纳税申报文件和佛罗伦萨孤儿院纪录登记的数百名私生子，都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在1458年的申报文件中，乔凡尼列了两个私生子卡洛和马科（1453、1455年生），以及父亲的私生子吉卢拉莫（1452年生）。
乔凡尼和卢莎娜这段恋情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持续的时间：从1443年直到1455年，总共十二年。假设乔凡尼一开始的痴恋是源自肉体的吸引力和性欲，他对卢莎娜的感情，显然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加深了。卢莎娜对费欧拉说：「乔凡尼爱我爱得痴狂。」这句话显然有几分真实性。他们婚后一起住在卢莎娜的哥哥家中，乔凡尼送她很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一名奴婢卡特莉娜，这在手艺人家庭相当罕见。他担心卢莎娜的名誉受损，因此努力在城里隐藏这段关系，但是在贡迪、加斯科尼、努提(Cipriano Nuti)和奥古斯蒂尼(Matteo Augustini)等熟人面前，则坦承卢莎娜是他的情人。即使跟玛丽埃塔．鲁切莱结了婚，他还是有去拜访卢莎娜、讨论她的未来、替她安排婚事。可是，在恋情结束之前和之后，他都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丝毫愧疚或懊悔。虽然通奸违反世俗和教会法，乔凡尼的代诉人却在教会法庭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委托人在卢莎娜还是有夫之妇时就跟她发生性关系。显然，乔凡尼不怕自己因为这个罪名被起诉，因为通奸实在是太常见，又普遍受到容忍，在佛罗伦萨法庭上很少受罚。只有像博尔托(Antonio di Berto)穷苦的妻子托马莎(Tommasa)与她「地位和名声卑微」的罗莫洛(Nanni di Romolo)，才有可能在佛罗伦萨的世俗法庭上因通奸被定罪，而像安卓亚．鲁切莱(Andrea di Nicolò Rucellai)这种高高在上的市民，则可以跟情妇在一起二十年，也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或社会谴责。除非乔凡尼诱奸了未婚的望族成员或侵犯修女，他才会受到责难。然而，就算是这种过错也有可能被原谅，修士菲列波．里皮(Filippo Lippi)诱奸普拉托某修女院的修女露可蕾琪亚．布提(Lucrezia Buti)便是一例。
所以，乔凡尼的行为大体上符合他的性别、年纪和阶级的成规。二十几岁的他还在商界打拼，没有成家的念头，于是跟一个美丽的女子──手艺人的女儿和妻子──展开外遇。他承诺卢莎娜如果她变成寡妇就会娶她，这无疑是在安抚她，确保这段关系能继续下去。可是，他参与婚礼、跟卢莎娜交换誓言和戒指，这个行为又该怎么解释？难道说，他当时对卢莎娜的爱强烈到他真的想娶她为妻？还是说，他以为没有公证人记录的保密婚礼是无效的，他只是在配合对方演戏？这是有可能的，毕竟在1563年的脱利腾大公会议之前，欧洲的婚姻法律和习俗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
爱情与面包的抉择
典型的佛罗伦萨婚礼是充满仪式感的公开活动，双方家属和朋友会进行漫长费神的协议，并由专业媒人在旁提供协助。双方首先会私底下进行初步协议，以握手表示协议达成。接着，双方家族的男性成员公开会面，这通常是在教堂举行，相当于订婚仪式。新郎和新娘的父亲或监护人，会接受公证人拟定好的结婚契约。若违反契约内容，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可能导致官司或甚至成为世仇。在正式订婚后，新娘和新郎会在各自亲友的陪同下来到新娘家中，接着在公证人惯例的提问后，交换誓言和戒指并举行婚宴。就跟订婚仪式一样，公证人会将隆重的婚礼记录下来，并在登记簿中建立副本。接下来，新娘和她的随同人员将喜气洋洋地穿过大街小巷，前往夫婿家中，完成圆房。值得注意的是，佛罗伦萨神职人员并不是这些复杂订结仪式的正式参与者。
虽然无法确定，但是证词暗示，乔凡尼曾接受他与卢莎娜之间这段保密婚姻是合法的。可是，他的父亲在1455年2月过世后，乔凡尼完全没有想要公开这段婚姻。假如他不确定1453年的婚礼有无效力，他大可像其他陷入同样困境的人一样，请圣赦院(Holy Penitentiary)进行裁定，确定他跟卢莎娜的婚姻合法。但是，他去罗马却不是要让婚姻合法化，而是要解除这段婚约。无法成功撤销婚姻的他，决定忽略自己的已婚状态，继续安排与玛丽埃塔．鲁切莱的亲事。迟至1453年，不是长子的乔凡尼还可以继续当个吊儿郎当的单身汉，不愿承担家庭责任。然而，他的哥哥安托尼欧在1454年去世，留下遗孀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他的父亲也在一年后死去，或许这终于说服他应该要娶一个能带来大笔嫁妆的「贵族」女孩，因为这种传统的婚姻，对家族的福祉和声誉非常重要。
卢莎娜是个非凡的女子，不愿当个符合时代和社会地位的模范女性，她既不是贞洁的妻子或寡妇，也不是离群索居的修女。她显然是个感情丰沛的女人，在婚姻中没有得到满足，宁可冒着败坏名声的风险，也要听从心的指引，她至少两度主动安排跟乔凡尼的幽会。假如潘贾提基和尼可罗的证词可以相信，那么她与乔凡尼以外的男人也发生过性关系。费欧拉听闻她跟某个男子私通的谣言，在作证时说，她曾为卢莎娜淫乱的行为责骂她。卢莎娜对她说，她对乔凡尼的爱一直都比其他男人还要深，只是他之前不在，但是「现在他回来了，我和先前一样爱他，所以我不会再（跟另一个男人）有牵扯了」。尼可罗和妻子茱莉安娜都提及，卢莎娜家的门楣曾被钉了兽角，她的丈夫安德里亚也曾被妻子的其中一个情人「在全村众目睽睽之下，站在稻草堆旁、安德里亚的家门前」叫他龟儿子。安德里亚对妻子的行为和名声似乎毫不在意，会不会是因为他性向特殊？若是这样的话，卢莎娜的处境有可能跟亚丽珊德拉．巴尔迪(Alessandra de' Bardi)这位悲愤交加的少妇很类似：她的丈夫拉法耶尔．阿乔欧利(Raphaele Acciaiuoli)不但不要她，还跟别的男人有亲密行为。
不孕之谜
卢莎娜的邻居说她爱慕虚荣，举手投足充满魅惑，是有一个或甚至好几个情夫的已婚女子。她一直无法生育，或许促使她在不正当关系中寻求满足，说不定她还希望可以藉此怀孕。费欧拉提到她跟卢莎娜曾有过一段对话，假设费欧拉没有说谎，便能从中看出卢莎娜的性格和心理状态。1451年，费欧拉到卢莎娜继母米亚的家中拜访，遇到卢莎娜。卢莎娜告诉费欧拉她怀孕了，费欧拉说：「妳不可能会怀孕，因为妳结婚那么多年，都没有怀过身孕。」她又接着说：「让我摸摸妳的肚子，判断妳究竟有没有怀孕。」卢莎娜羞愧地坦承她骗了费欧拉，然后哭喊道：「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有孩子？」费欧拉告诉她，她认识一个怀孕的奴婢，她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卢莎娜。卢莎娜反对这项提议，说：「乔凡尼爱上了我，他的家人会以为那个孩子是他的。」费欧拉继续告诉法官，她有一次去造访一个名叫圣塔(Santa)的奶妈，这位奶妈常常喂城里一间孤儿院的弃婴喝奶。但圣塔不愿意为卢莎娜找婴孩。她说那会被判死刑，然后又说：「妳知道做这种事会有什么下场，有人会丢掉脑袋。」费欧拉告诉卢莎娜的嫂嫂寇莎：「我不想扯入这件事，因为这会被判处死刑」。
乔凡尼的代诉人刻意强调卢莎娜不能生育，说乔凡尼绝不会考虑跟她结婚。然而，卢莎娜的代诉人却驳斥这样的说法，坚称她有一个名叫弗朗却斯克的儿子，「活得好好的，会走、会吃、会说话」。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这个男孩，他似乎就跟费欧拉提到的假怀孕一样是虚构的。有关卢莎娜有没有孩子的证词充满矛盾，显示佛罗伦萨的街谈巷语并非可靠的消息来源，邻居之间也不一定清楚彼此的家庭生活。蒂塔说，有人告诉她卢莎娜正在哺乳，但是想要查看她的乳房却被拒绝。曾经和卢莎娜第一任丈夫一起工作的潘贾提基和安得利亚听到的传闻却恰恰相反，一个听说卢莎娜生了小孩，一个听说她没有。安得利亚还提到自己跟母亲茱莉安娜怪异的对话：茱莉安娜声称费利斯．阿希尼修士（他似乎无所不在）告诉她，卢莎娜真的当了妈妈。根据安得利亚的证词，修士建议卢莎娜训练那个男孩成为神职人员，这样他就不会继承父亲所有的家产。
手艺人的道德观
卢莎娜的名声是这起案件的关键，而邻居提供的证词，十分难得地揭露佛罗伦萨手艺人阶层的道德观。乔凡尼找来的证人说卢莎娜是个坏女人，违背结婚誓言，让她自己、丈夫和家族蒙羞。在门上钉兽角是地中海地区常见的做法，意味着这家人违反社会规范，同时警告他们要纠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卢莎娜的邻居如此批评她，却没人把她形容成妓女，他们也没有因为她的行为就与她断绝往来。蒂塔和费欧拉时常拜访卢莎娜和她的继母，为她跟乔凡尼之间的关系提供建议。邻居对卢莎娜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尊敬，最具体的证据就是在安德里亚死后，有好几位追求者争相取得她的青睐。媒人会来找她和哥哥安东尼奥，给他们看看丈夫候选名单。若卢莎娜决定放弃乔凡尼，她还是可以嫁给社会阶级跟她一样的男人，或甚至是像切基这样地位比她高一点的男子。然而，她坚持强迫乔凡尼遵守诺言，接受两人合法的婚姻关系。
卢莎娜的名声虽然不是完美无瑕，但她也没有被邻居视为堕落的女子，或者像贱民一样遭到排斥。她在公共场合穿着寡妇服装，避免跟乔凡尼有接触，试图表现出庄重可敬的形象。卢莎娜握有两百五十弗罗林的嫁妆和家族人脉，她其实不像许多佛罗伦萨的寡妇那样弱势，必须靠他人的施舍过活、以第三会（Third order，有别于男性、女性修会，是具慈善性质的基督宗教组织）会友或领抚恤金者的身分住在宗教会馆，或是被迫在商人和教士家中帮佣，甚至变成情妇。虽然讲道和世俗法律的道德规范，适用于卢莎娜这样的女子，但在实践上会因为她的特殊状况而没那么严苛。比起去哪里都要有年长女性陪同的贵族女子，手艺人阶级的女性享有更大的社会自由，她们可以在街上穿梭、跟邻居聊八卦、上市集买东西、参加当地教会的仪式。有些女性会在丈夫的店里帮忙，若是守寡了，她们也可以自己开店，或在佛罗伦萨的布料产业找到纺纱织布的工作。但是，由于相关证据实在太少，我们无法对这些女性的性爱道德观做出确凿的结论，或是判断卢莎娜的行为是否属于特例。
这才是卢莎娜
从前述模棱两可、甚至互相矛盾的证词，可以建构出卢莎娜什么样的性格？对乔凡尼的爱是她成年人生的主轴。她的感情如此浓烈，使她愿意藐视社会的道德规范，冒着荣誉和名声尽失的风险，想尽办法要爱人娶她，是因为她深爱乔凡尼，并渴望受到尊重，同时也可能是想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她跟安德里亚结婚之初或许有过混乱的性生活，但她跟乔凡尼在1453年结婚后，显然对他十分忠诚，她的人生就是在等待乔凡尼愿意公开承认她是妻子的那天。但是，在乔凡尼的父亲死后，他没有信守承诺，让卢莎娜开始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感到不安。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左证，但她很有可能考虑过跟乔凡尼断绝关系。媒人马萨在作证时提到他跟卢莎娜在1455年5月的谈话，他问卢莎娜有什么打算，卢莎娜回答：「我正在等待教宗赦免，因为乔凡尼给了我一枚戒指，告诉我教宗会赐予赦免，让我们两人都可以各自再婚。可是，赦免还没下来，所以请你不要有进一步的动作。」然而，当她发现这个策略会让她在情感和社会名声损失惨重之后，便决定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荣誉。她对费欧拉说：「乔凡尼那个叛徒欺骗了我！我是他的妻子，但他却娶了鲁切莱的女儿，而且他也有给我戒指！」
卢莎娜性格的矛盾之处不容易解释。她有时很凶悍、执拗、善于操纵人心，有时却又温驯被动。在她跟乔凡尼的关系中，她先是一个充满魅惑的妖妇，接着成为善于让男人许下承诺的情妇，最后变成遭到背叛、决意报复的妻子。自从跟乔凡尼展开恋情后，卢莎娜必须在亲友邻居面前掩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渴望。活在这样虚情假意的阴暗世界里，无疑影响了她的性格。她可能故意散播自己生养小孩的谣言，变相实现自己的心愿，同时驳斥她不孕的说法。卢莎娜似乎认为，乔凡尼答应娶她，就给了她和爱人发生性关系的正当理由。茱莉安娜因卢莎娜在她家跟乔凡尼同床共枕而责骂她，卢莎娜却说：「我来这里不是要做坏事，而是有良好的目的。」即她想说服乔凡尼重申跟她结婚的承诺。但是，茱莉安娜不服这种说法，反而有些夸大地对卢莎娜说：「妳有两个丈夫，会被处以火刑！」邻居费欧拉的证词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揭露卢莎娜「编织如网」的谎言。费欧拉质问卢莎娜跟乔凡尼交换戒指的事情，但卢莎娜的说词矛盾，让费欧拉气得大叫：「妳这骗子！妳说的全是谎言！妳说妳在茱莉安娜（马加尔迪）的家收下戒指，现在米亚又说妳是在这里收下戒指……妳们两个的话我都不相信！」
卢莎娜的故事，描述一名女子努力在男性主导的世界取得一丝独立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整个欧洲，爱情和婚姻很少会成为后来西方世界理想且常见的幸福状态。卢莎娜非常特别，因为她下定决心要把一段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转变为法律上的誓约。她要乔凡尼在证人面前承诺婚姻，是想让自己的未来有保障。指控她毒害丈夫是不可信的，因为安德里亚似乎是死于黏膜炎(catarrh)。不过，有些佛罗伦萨女性的确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逃离婚姻。刑法法庭的纪录描述了不少她们的悲惨故事和命运。卢莎娜接受乔凡尼的提议，在没有公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秘密婚礼，因为她相信，在证人面前交换戒指和婚后同居就足以使婚姻合法化。在乔凡尼试图脱离这段关系的那几个月，卢莎娜仍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起全责：她拒绝媒人牵线，并请费欧拉询问鲍尔蒂纳修是否有意愿跟她成婚；她找女性邻居支持她，一起说服乔凡尼承认两人的婚姻；最后，她说服哥哥安东尼奥把她的要求带到总主教法庭上，因为女性只能由法定监护人代理。
上流社会的生活
乔凡尼和卢莎娜的关系，跨越了两个不同的社会背景。案件在总主教法庭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既罕见又有启发性的观点，使我们得以一窥佛罗伦萨在梅蒂奇家族统治下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文献详细记载、探索乔凡尼所属的上流世界，其显著特色广为人知。想要成为上层阶级，主要是凭借社会地位和家世。1480年，贝涅蒂托．罗西(Benedetto di Roberto de' Rossi)呈交给总主教法庭的一份案例摘要写道：「佛罗伦萨有一个非常显赫、古老且高贵的家族存在了三百年以上，他们是罗西家族，成员有众多值得尊崇的男士和骑士……也有两种法律（世俗和教会）的博士，拥有许多城堡和土地，于佛罗伦萨、沃尔泰拉(Volterra)和阿雷索等教区，掌握有俸圣职的任命权。」虽然这份文件没特别提及财富，但那也是社会阶级的重要评断标准之一。另一个重点是会以家族成员担任的官职，来衡量该家族的政治地位。乔凡尼找来的证人在证词中，列出了上层社会的全部特质。根据加斯科尼和贡迪的证词，德拉．卡萨家族在佛罗伦萨上层阶级的地位稳固，成员担任共和国最崇高的职务。乔凡尼和其兄长都是名声显赫的商人和银行家，在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日内瓦和伦敦都有公司。潘贾提基说，他认识乔凡尼十八年了，「他名声很好，在商界受到高度尊崇。」努提则说，乔凡尼「是出了名的富裕，并认为乔凡尼会选择出身高贵的女子为妻」。史卡拉蒂尼(Michele Scarlattini)更指出，乔凡尼兄长们的婚配对象家世都很显赫，包括卡瓦尔康蒂(Cavalcanti)、卡尔杜奇(Carducci)和曼奇尼(Mancini)家族。
乔凡尼的社交圈包括他的亲属、圣罗伦佐和周遭地区的邻居，以及佛罗伦萨和国外的商业同侪。从他在1458年跟哥哥亚柯波一起呈交的纳税申报文件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乔凡尼人在伦敦，有可能是去替已故的哥哥安托尼欧收讨欠款。安托尼欧在罗马、威尼斯和日内瓦皆有成立公司，所以乔凡尼跟哥哥的商业活动遍布欧洲各地，虽然规模无法和梅蒂奇的商业帝国匹敌，但涉及范围与之不相上下。两兄弟除了有国外的债主，也有分别向证人贡迪、圣罗伦佐邻居吉诺利(Piero Ginori)，以及一名染工罗伦佐(Luca di Lorenzo)借钱。欠他们钱的债务人则包括科西(Piero Corsi)、加斯科尼和英希拉米(Jacopo Inghirami)等几名佛罗伦萨商人，还有在他们穆杰罗农地耕作的佃农，以及两位可能是乔凡尼为丝绸生意雇用的纺织工。
乔凡尼的关键证人全都来自佛罗伦萨的手艺人社群，包括工匠、零售商和织布工（及其妻子）等，是介于贵族和底层平民之间的中间阶级。皮耶罗和尼可罗都曾受雇于乔凡尼，替他的丝绸生意工作。这层经济依附关系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们虽心不甘情不愿，却还是让乔凡尼跟卢莎娜到自己家中幽会。乔凡尼和皮耶罗之间还有另一层重要连结，那就是乔凡尼曾抱着皮耶罗的四个孩子领洗，是孩子们的教父。乔凡尼应该非常懂得如何跟员工、员工的家人建立亲近关系。皮耶罗的母亲古莉耶玛证实，乔凡尼和卢莎娜经常跟皮耶罗一家一起吃饭。乔凡尼会带酒和食物来，「因为这个家庭买不起这些珍馐，他们（乔凡尼和卢莎娜）白吃皮耶罗这个穷人家的饭也很不恰当」。乔凡尼陪同卢莎娜一起去她哥哥位于皮蒂亚纳附近的农舍时，也轻松地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他会跟安东尼奥的家人、宾客一起用餐，还参加邻居儿子的庆生会。证人特隆奇证实，乔凡尼和卢莎娜在那充满喜庆的场合跟农民一起饮酒，接着「按照习俗」探访刚生下孩子的妇女。
两个世界的距离
除了特殊事件、受洗宴或葬礼，佛罗伦萨的手艺人和工匠通常不会跟贵族有所往来。比方说，科西莫．德．梅蒂奇不会邀请同样住在圣罗伦佐的面包师傅或纺织工到他位于拉尔加路(Via Larga)的宅邸共进晚餐。手艺人们也只会跟彼此居住的各个小区──以教区的教堂、一条街或广场为中心──建立社交网络。他们的友谊和对彼此的责任感，来自血缘、姻亲、地缘关系，以及工作上的连结。卢莎娜一家跟马加尔迪夫妻之间的关系，可追溯到1420年代晚期，因为当时卢莎娜跟父母住在可可梅洛街，隔壁就是尼可罗已婚姊姊的住处。茱莉安娜说卢莎娜八岁时就认识她。卢莎娜的丈夫安德里亚自己的亚麻布工作坊，雇用马加尔迪家的男孩做学徒，更强化了两个家庭的社交连结。从卢莎娜和安德里亚结婚，到1453年安德里亚过世的这段期间，皮耶罗和妻子蒂塔是他们在圣加洛街的邻居。对卢莎娜说出不利证词的费欧拉，则是她哥哥安东尼奥的教母。卢莎娜并没有找邻居替她作证，而是仰赖近亲安东尼奥、米亚与寇莎、仆人阿曼那托、费利斯．阿希尼修士，以及皮蒂亚纳的农民。若不是因为她熟识的邻居不愿当她的证人，就是因为代诉人担心那些人的证词可能对她不利。
卢莎娜和她家人所生活的手艺人世界，在地理空间和社交领域上比乔凡尼的上层阶级世界还要狭隘。从证人叙述可以得知，这两个阶级有很广泛的接触，但证词却也显示，贵族与手艺人联姻违反社会规范。贡迪和潘贾提基根本不相信乔凡尼会考虑与手艺人的女儿和遗孀结婚。而卢莎娜的邻居虽然也是手艺人家庭，却也没有支持她与贵族结婚。费欧拉提到她对卢莎娜说过的话：「妳看，我说得没错，他（乔凡尼）永远不可能娶妳为妻。」就连卢莎娜的继母也对这段婚姻抱持保留态度，「因为乔凡尼比安东尼奥和卢莎娜富有许多」。丝绸纺织工尼可罗、丈夫在商人法庭工作领薪的蒂塔也说，这桩婚事很不合宜，因为乔凡尼的社会地位比卢莎娜优越太多。看着卢莎娜想高攀贵族而产生的忌妒心和不满，可能影响他们的观点，不过证词中也可清楚看出，这些社会地位居中的人接受如此的阶级制度，而根据社会阶级的规则，手艺人的女儿不该嫁给贵族之子。
乔凡尼的代诉人将宣誓书呈交给总主教法庭时，特别强调委托人与他的情人（卢莎娜）之间有道难以跨越的社会屏障。他们用乔凡尼优越的社会地位跟卢莎娜父亲贝尼蒂托比较，说贝尼蒂托「是一个地位和出身低微的裁缝，不是佛罗伦萨人，而是来自斯拉沃尼亚(Sclavonia)，还娶了来自卡森蒂诺的女仆」。裁缝在佛罗伦萨属于较低下的职业，卢莎娜不能指望自己可以嫁给一个地位崇高的男人。乔凡尼那些来自上流社会的证人──潘贾提基、贡迪和加斯科尼──也同意这种说法，说卢莎娜的第一任丈夫是亚麻布制造者、其父是面包师傅，两者都是低下卑贱的职业。商人与手艺人这两种职业的区分，同时也区隔了佛罗伦萨较卓越和较次要的行会；或者应该说，划分了是否依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的两类人。手艺人证人不用这种贬低的词汇形容自己的职业，但是努提和史卡拉蒂尼的确表示，这些行业并不「高贵」，也比不上商人。尼可罗说亚麻布制造业不高贵但也不卑贱，而是普通或中等的行业；他还认为隶属于行会的独立创业手艺人，与行会的领薪劳工并不一样。这些手艺人承认自己跟乔凡尼所属的商人阶级，在社会和职业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也坚持他们的职业在佛罗伦萨占有一席之地，具有相当的价值。努提回答关于卢莎娜丈夫安德里亚（父亲为面包师傅）的社会地位时说：「也有面包师傅曾经任职于领主政府（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行政机关）」。
高利贷：不光彩的商业行为
在佛罗伦萨的社会，根据「高贵」程度排序职业贵贱是习以为常的规则，很少人会直接指出来。在这个结构的最顶端为法律、医学、人文领域专家等行业，其从业人员拥有大学学历。接下来是在各国经商的商人，然后是零售商店老板和手艺人，最下层则是领固定薪水的劳工和奴仆。卢莎娜的代诉人没有质疑这个概念，但是他也强调手艺人是个值得尊重的行业，同时对乔凡尼自称拥有值得敬重的职业这一点表示怀疑。他称赞卢莎娜的父亲贝尼蒂托，说他「靠自己的双手与汗水」养家，「过着光明磊落的生活，是令人敬佩的佛罗伦萨行会成员」。他确实承认德拉．卡萨家族的部分成员十分优秀，在政府机关担任高官，但他认为乔凡尼不属于那类成员。他的祖父法兰切斯科［Francesco，别名巴切洛(Baccello)］「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私生活混乱，经常造访酒家和赌场，身分卑贱」。除此之外，乔凡尼和他的哥哥都有经营高利贷，透过不法手段累积财富。为证明此说法，代诉人声称乔凡尼的房子曾被人涂上红漆，「根据佛罗伦萨的习俗，只有高利贷业者和犹太人的房子才会被涂上这样的记号」，而乔凡尼的证人努提则坦承他有听说这件事。历史文献并未记录类似的公众谴责举动，但它们在当时可能很常见。科西莫．德．梅蒂奇位于拉尔加路的新宅邸也曾被人泼鲜血，是否也有人想公开将梅蒂奇家族贴上高利贷业者和奸商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