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建国后，面对前朝皇室、文臣武将、藩镇节度使等诸多难题，他总能通过揣摩人心，找出智慧的解决方法，不强悍蛮干，更不嗜杀戮，开启了属于他的“王道”……
立碑作誓，善待前朝柴氏子孙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太祖誓碑”
新朝初立，赵匡胤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怎么安排逊位的前朝皇帝。
正月初四，周恭帝柴宗训发诏禅位，赵匡胤改封其为郑王，奉符太后为周太后，使其搬离正宫，暂居西宫。不多久，又使母子二人迁居洛阳。
大宋建国，开太庙、立宗祀。原本的后周太庙并没有被拆毁，而是随郑王西迁。建隆元年(960年)五月，赵匡胤下令在西京洛阳建造周太庙，供奉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给足了周室尊荣。此后逢年过节，赵匡胤还不忘派遣礼官前往祭祀，并对郑王、周太后表示慰问。
柴宗训前朝皇帝的身份终究太过敏感，赵匡胤宅心仁厚，选择保全柴宗训的性命，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王朝嬗代之际，各方势力尚未完全归附，周恭帝只要还活着，就可能成为前朝拥护者反宋的一面大旗，不能不加以防范。
建隆三年(962年)，柴宗训年满九岁，赵匡胤将他迁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后来，柴宗训年纪越来越大，此时需要一位信得过、靠得住的人前往房州。赵匡胤忽然想起一人，那白衣飘飘潇洒俊逸的身影如在眼前。
赵匡胤登基后，将他少年时的授业恩师辛文悦任命为太子中允、判太府寺事。开宝二年(969年)十二月，赵匡胤下诏命辛文悦出知房州，这既是对柴宗训的看护照顾，也是监察防范。赵匡胤考虑得周全，他的这位老恩师有长者风范，深明大义，为人宽厚仁善，既能盯住柴宗训，也必定不会苛待他。
大宋开国十三年，也就是开宝六年(973年)，柴宗训病死于房州，享年二十。死讯传到汴梁，赵匡胤在便殿素服发丧，辍朝十日，派遣内官使者前往房州料理丧事。当年十月，他将柴宗训遗体送往其父柴荣的陵墓庆陵(今河南新郑市内)旁边安葬。有司拟定柴宗训谥号为“恭”，他的陵墓称为顺陵。
至于周太后小符氏，她的父亲符彦卿在朝中身居要职，她本人也寿终正寝，一直活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
“事奉太后如母，养育少帝如子，慎勿有负先帝之旧恩。”
赵匡胤总算没有违背当初对范质许下的承诺，也没有辜负柴荣对他的恩情。
但，柴荣留在人世的，可不止郑王一个儿子，后周宗室子弟如何妥善安置？赵匡胤率军进入皇宫的第一天，这道难题就猝不及防地摆在他面前。
那日，太监、宫女纷纷列队前来迎拜。黑压压的人群中，忽然响起尖厉的啼哭声。两名宫女各自怀抱一名幼童，跪拜在队列之间。宫女被勒令出列，正哇哇大哭的两名幼童锦衣华服，看来身份不一般。
“这是谁家娃子？”赵匡胤问道。
“这是先帝幼子，纪王、蕲王……”宫女战战兢兢，头都不敢抬。
“哦……”
柴荣的两个小儿子，也就是柴宗训的弟弟——纪王柴熙谨和蕲王柴熙诲。虽然只是两个小娃娃，可这么特殊的身份，如何处置的确颇费思量，赵匡胤向身边亲信征求意见。
赵普上前，在他耳边轻声细语但清晰无误地吐出两个字：“去之。”
赵匡胤侧脸瞅了赵普一眼，没有回应。他又何尝不知道，这时候斩草除根最简单最稳妥最无后顾之忧。可他内心深处对此并不满意，除了杀人，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在场其他人都和赵普意见一致，纷纷附和，唯有部将潘美行为怪异。他远远躲在众人身后，伫立在一根殿柱旁，低头皱眉，双手紧抓柱子，使劲往里掐，青筋暴露，都快挠出血来。这一幕没有逃过赵匡胤的眼睛。
“潘将军，上前来!”
潘美在众目睽睽之下快步来到赵匡胤跟前。
“怎么？”赵匡胤朝俩幼童抬抬下巴，“你以为去之不可？”
潘美头埋得更低了，他明白说什么都是错，只能静默以对。
赵匡胤叹息一声：“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此言一出，众臣皆惊。
潘美的头终于抬起来，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道：“此事陛下自有决断，臣岂敢以为不可!只是臣心中惶恐，于理未安。世宗皇帝，昔日臣与陛下北面事之，劝陛下杀此二子，即辜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辜负陛下，因此两难无措。”
赵匡胤点点头，突然上前拉起其中一名幼童的手，把他带到潘美面前，将幼童稚嫩小手递给潘美：“世宗之子，不可以做你的儿子，那便做你的侄儿吧。”
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潘美更是张大了嘴，一时没反应过来。
“怎么，不想要？”赵匡胤微笑道。
“不!不!臣叩谢陛下。”
就这样，潘美将柴熙谨领回家，改名潘惟吉(一说惟正)，作为潘家子侄收养。君臣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赵匡胤自此再也不和潘美提及此事，好像这桩奇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另一位宗室子柴熙诲，赵匡胤如法炮制，由荣禄大夫、开国上将军卢琰收养为义子，改名卢璇。
赵匡胤终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放下屠刀，采用如此独特、充满智慧与仁善的方式，保全了本有杀身之祸的柴荣幼子们。
赵匡胤不仅保全柴宗训母子和柴荣幼子，对后周宗室的怀柔优容更绵延后世，恩及柴氏子孙后裔。
这就不得不提起那座神秘的“太祖誓碑”。
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秘密镌刻一座石碑，谓之“誓碑”，立于太庙偏殿的一间夹室中。碑身高七八尺，宽四尺余，镶嵌金线的黄色丝幔遮盖住石碑表面。平日里，夹室门锁紧闭，没有人可以入内。
赵匡胤向他的继承者定下规矩：每当祭祀典礼或新皇登基，大宋天子拜谒太庙时，必须入此密室。
天子入室前，先由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太监)检验密室封条无误，然后取出钥匙，开启室门。小黄门一人先行入内，焚上一炷香，点上一支蜡烛，揭开笼罩在石碑上的金黄布幔，不得抬头仰视，哪怕他目不识丁，也须得低头快快转身离开。
其后，皇帝才能独自入室，烛光微弱，香气萦绕，皇帝在石碑前恭恭敬敬地跪拜，瞻仰誓词，默诵碑文。
此时，大臣、近侍等其他人只能远远站在室外，不得入内，不得窥探。
许久，皇帝再拜而出。密室由小黄门再一次锁上，一切如初。
除了一代又一代大宋皇帝，没有人知道石碑上究竟刻着什么。北宋末年，靖康之变爆发，金兵攻陷汴京，进入太庙大肆劫掠，将珍贵礼器祭器尽数掳走。经此浩劫石碑得以曝光，世人这才知晓碑文内容。
这碑文，是赵氏祖训，是祖宗家法，是大宋开国皇帝以“太祖”之名，与他的子孙后继者之间的一场约定。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约定一共三条，第三条是一则毒誓，有实质内容的是前两条。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姑且按下不表，容后详谈。且看第一条，正是关于柴氏子孙。赵匡胤告诫他的后继者，将来柴氏子孙犯罪，不能处以死刑。纵然犯了谋逆造反这样的滔天大罪，只能在监狱中赐其自尽，不能在市曹上公开处刑，也不能连坐家属。依照第三条，赵氏子孙如果违背这个誓言，必将受到上天惩罚。
自古以来，新朝创立，前朝皇室难逃厄运，少有能保全者。站在新朝皇帝的立场上，前朝皇室杀之不仁，不杀遗患，是为两难。赵匡胤以他的宽厚仁善和处事智慧，为如何妥善处理前朝皇室问题留下堪称完美的范本。
恩威并施，戡乱二李稳定政权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
初生的大宋帝国，表面的宁静祥和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赵匡胤登基后，第一次出宫巡视京都。
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舆辇缓缓驶过御街，登上大溪桥，突然电光一闪，“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从车辇黄伞上方飞掠而过。
“护驾!有刺客!”侍卫高喊，四散搜罗追击。
赵匡胤久经沙场身经百战，从容若定地走下车辇，索性敞开黄袍，朗声大笑：“教他射!教他射!”
刺客第一箭射偏，再也没有动静，消失在暗处。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回宫后，禁卫军还是急忙前来领罪，并立下军令状，表态将在全城进行大搜捕，非将刺客绳之以法不可。
“兴师动众，图扰民生。罢了，几个小蟊贼而已，由他去吧。”
“可是……”
“天命在我，岂是几个小蟊贼可以阻碍!”
赵匡胤不再追查，开国之初这场刺杀背后究竟谁是主谋，成为永远无解的谜。
受禅之初，赵匡胤喜欢微服出行，走街串巷体察民情。身边的大臣劝谏他，为安全起见还是减少外出。
“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昔日世宗在时，传言方面大耳者有异心，于是世宗见诸将中有方面大耳者，皆杀之。我终日侍奉世宗身侧，不也活下来了吗？”
赵匡胤浑不在意，微服出行不减反增且愈发频繁。
身边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新朝方立，为了确保政权平稳交接，前朝各级官员悉数留用。即便如此，在表面的归服之下，究竟有多少人持观望态度？有多少人仍然忠于前朝？又有多少人心怀谋乱异心？
立国之初，赵普多次在赵匡胤耳边提及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在赵普贫贱位卑时曾与他发生过龃龉、闹过不愉快，许多人也和赵匡胤有过节。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今赵普因“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就建议皇帝动手收拾这些仇人以绝后患。
“不可!当年又有谁人知晓我将登得大位？若在红尘之中，可以认得出未来的天子、宰相，那么人人都去找寻贵人去了，世上哪有这等事!”(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宋史·赵普传》)
比起赵普睚眦必报的小心眼，赵匡胤胸襟宽广如海纳百川。他并非不重视那些存在作乱风险的政敌，只是有他独到睿智的解决方案。
孔子曾经谈论为政之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为政之道，宽与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应当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政策宽厚，民众就有可能怠慢，就要用刚猛的措施来纠正。政策刚猛太甚，民众有可能受到伤害，就需要施予宽厚仁政。以宽厚来中和严厉，以严厉来调剂宽厚，政事因此而和谐。
在政敌问题的处理上，赵匡胤包容、笼络、施恩、震慑、征伐等多措并举，走出一条宽严相济的道路。
先说文臣。
翰林学士王著颇为典型，代表了王朝嬗代之际对新朝新君消极抵抗的前朝旧人。
王著才华横溢，当年柴荣对他极为赏识，每次见面都尊称一声“学士”而不直呼其名。临终前，柴荣嘱托身后事，特意交代范质：“王著，朕藩邸故人，朕若不起，当拜为相。”
王著有一个毛病，嗜酒如命，举止散漫，狂放不羁。柴荣生前就多次想要拜王著为相，考虑到他在朝堂中颇受非议，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范质在柴荣面前虽然应允下来，出宫后却对另外两名宰相王溥、魏仁浦说道：“王著终日遨游醉乡，乃一酒徒，岂堪为宰相!慎毋泄露此言。”
半年后，大宋代周，王著被赵匡胤加官为中书舍人。
建隆二年(961年)，全国各地纷纷进献祥瑞之物，为新王朝歌功颂德。王著写了篇应景颂文，字里行间却流露讽刺之意。赵匡胤雅量宽宏，不仅没有问罪，反而对其文采大加赞赏，下诏嘉奖。
又有一次，赵匡胤在广德殿宴请文武群臣。王著酒瘾又犯了，酣饮烂醉，借着酒劲，吵吵嚷嚷，大声喧哗，内侍怎么劝都劝不住。
“快扶学士归去。”赵匡胤微笑道，并未动怒。两名内侍伸手扶他下殿。
“腌臜人，休要碰我!”王著高声呵斥，甩开内侍，摇摇晃晃，在众目睽睽之下踉跄着来到屏风边，突然掩袖失声痛哭起来。
众臣仔细听，才听明白王著在为柴荣痛哭。
赵匡胤依然面不改色，任由他哭个尽兴，再放他回家去。
翌日，御史台上奏弹劾王著：“狂徒御前失仪，宫门前恸哭，思念世宗，是为大不敬，当严惩不贷!”
赵匡胤道：“他就是个酒徒而已，当初在世宗幕府，朕就了解王学士脾气秉性，忠直耿介狂放不羁，何必与他较真？”
“大殿之上，陛下、百官面前，为前朝君王痛哭，这成何体统？”
“世宗于朕有恩，朕也时常缅怀。一介书生哭一哭世宗，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
虽然赵匡胤一再宽容厚待，但是心在前朝的王著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时常违反禁令，夜宿于娼家妓馆。底下人报告上来，赵匡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追究。
乾德元年(963年)春天，王著在皇城禁中值夜班，又喝得酩酊大醉，头发垂散，衣冠不整，猛敲滋德殿大门，高声嚷着要见天子。
这一次王著终于如愿以偿将天子惹怒，被罢免翰林学士之职，贬黜为比部员外郎。不过，第二年王著很快又被起用，担任知制诰，负责起草文书。乾德六年(968年)，赵匡胤再次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加官兵部郎中。
对于以王著为代表的前朝文臣，赵匡胤优容、忍让、宽恕、厚待，最终赢得多数大臣的衷心归附。
再说武将。
文臣还好对付，最多就是闹闹脾气、哭哭鼻子，手握重兵的武将们可比文臣麻烦得多。
赵匡胤即位后，派遣使者携带诏书告谕四方。忠武军节度使张永德、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率先表示归顺。
张永德是赵匡胤在殿前司的老上司，从高平之战起，张驸马就对赵匡胤刮目相看、大为敬服，于公积极举荐提拔，于私更是倾心结交。赵匡胤原配贺氏去世，显德年间准备续弦迎娶名臣王饶之女。他的家境本不优渥，且为官清廉，家中用度并不宽裕。张永德平日里就时常给予赵匡胤经济援助，大婚之时更是慷慨拿出缗钱金帛数千，让赵家婚事办得风风光光。二人交情匪浅，可见一斑。赵匡胤称帝后，仍然延续后周时的习惯，称呼张永德为“驸马”。张永德每次回京觐见，赵匡胤总要邀请他到后苑喝酒叙旧，对张永德的敬重优待，后周旧臣中无人可比。
符彦卿也是当时实力强悍、地位尊贵的皇亲国戚。两个大女儿嫁给周世宗柴荣，即宣懿皇后和周太后；还有一个小女儿许配赵匡胤弟弟赵光义，被封为汝南郡夫人。大宋开国之前，符彦卿就与赵家结为儿女亲家，此时自然坚定不移地拥戴新君。
除了张永德和符彦卿，其他节度使大都没有第一时间明确表态，都持观望态度，以沉默作为回应。毕竟，这年头换个皇帝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手下有兵，龙椅人人可以坐得，能不能坐得稳，能坐多久，才是需要观察的重点。藩镇大将们一个个态度暧昧、模棱两可，既不明确表示效忠，也不贸然与赵匡胤撕破脸。
大宋使者携带诏书前往藩镇，宣谕新皇登基的消息。许多节度使连珠炮似的不停追问：“如今宰相其乎谁？”“枢密使其乎谁？”“禁军其乎谁？”当使者回答，朝中百官任免一切如旧，还和后周时一样，他们才稍稍放心，向新天子下拜。这一细节颇耐人寻味，表露出当时藩镇大员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担忧，以及在“反宋还是不反”之间犹疑不定的微妙心态。
对于藩镇武将，赵匡胤的应对手段更为复杂多样：收买笼络、许予官爵、密切监视、武力威慑等，多管齐下，恩威并施，文武相济。但有一个大前提作为基石，就是坚守他一以贯之的柔性策略，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动武就不动武。
郭崇，驻守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的成德节度使，当年曾追随郭威发动澶州兵变建立后周，从军履历可比赵匡胤还要资深得多。宋朝建立后，此人时常追忆郭威、柴荣对自己的恩遇，痛哭流涕。
监军陈思诲向赵匡胤密报：“常山(正定县东北的古北岳恒山)邻近契丹，郭崇心怀怨望，宜早日处置。”
赵匡胤回复：“我素知郭崇其人，笃于恩义，涕泣之举，感怀世宗恩遇，人之常情，何必苛责深究。”
虽然没有动手处置郭崇，但赵匡胤还是派出使者前来真定府视察。郭崇做贼心虚，慌了心神，忧懑失据，对身边人急道：“使者来此，不知得了陛下什么旨意，我该如何应对是好(苟使命不测，将奈何)？”左右无言以对。
观察判官辛仲甫献计：“将军当时率先向陛下投诚，平时治军治民也合乎法度，朝廷哪里找得到理由来降罪于您呢？使者到了之后，您一定要率官吏亲迎，礼数周到。就算使者居于此地，但只要您没有造反的实际行为，又何必担心他在暗处监视呢？这样陛下一定能看到您的忠诚。”
郭崇听从其言，以礼妥善接待来使。使者仔细观察郭崇，除了日日与僚佐饮酒赌博之外，并未发现什么图谋不轨之举，归朝后如实禀报。赵匡胤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喜道：“我就知道郭崇不会反!”
最后，郭崇主动请求入朝觐见，自此忠心归顺大宋。
袁彦，驻守陕州(今河南陕县)的保义节度使，比郭崇更加明目张胆，得知赵匡胤称帝，日夜缮甲治兵，磨刀霍霍。赵匡胤派遣潘美前往晓谕，潘美单骑入城，威风八面，气势汹汹。袁彦慑于其威势，乖乖束装入朝，随潘美回京，当面向新天子表示臣服。赵匡胤事后评论道：“潘美不杀袁彦，能够令他前来觐见，成全了我的志愿。”不行杀戮而以威势慑服，这样的处事手段赢得赵匡胤的高度评价。袁彦归附后，被改封为彰信节度使。
杨庭璋，驻守晋州(今山西临汾)的建雄节度使，他的姐姐是郭威的妃子，这位后周皇亲国戚也是心怀异志的可疑人物。赵匡胤“伺察”之法故伎重施，派遣郑州防御使荆罕儒出任晋州兵马钤辖，防范监视杨庭璋。荆罕儒每次出入杨府，故意全副武装，随从挺杖持剑，杀气腾腾。杨庭璋哪敢轻举妄动，最终向大宋俯首称臣。
杨承信，驻守河中府蒲州(今山西永济)的护国节度使，传言此人图谋兴兵反宋。赵匡胤命作坊副使魏丕前往，名义上为庆贺杨承信生辰送礼而来，实则秘密监察他的一举一动。最终，杨承信打消谋反的念头。
大多藩镇武将扬言造反，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可有两位大将死活不领赵匡胤的情，真刀真枪地与大宋开打，他们是昭义节度使李筠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二李”名震天下，都不是省油的灯。按兵不动、观望局势的各地节度使，都将“二李”反宋成功与否，作为自己是否归顺大宋的重要参考。这一点，赵匡胤看得比谁都明白。新生的大宋王朝想要国祚绵长，建国之初的叛乱者非彻底铲除不可。平定“二李”之乱，成为开国第一年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头等大事。
第一个冒出头来向新王朝发起挑战的，是驻军潞州(今山西长治)的李筠。
李筠其人，强悍跋扈，狂傲骄矜，常以老臣、功臣自居。后周时，李筠就奉命镇守潞州，防御北汉入侵。在边境重地一待就是八年，山高皇帝远，渐渐恃勇专恣，招集亡命之徒为己用，还曾经因为私人恩怨擅自囚禁朝廷派来的监军使。当时，柴荣虽然憋了一肚子气，对李筠颇为不满，但因其戍边责任重大，对他尚且有所倚赖，一时无可奈何，只是下诏责备几句草草了事。
赵匡胤对骄横的李筠延续了优容笼络的策略，给他加官晋爵，封其为中书令，派遣使者前往潞州宣谕新皇登基。
面对大宋御使，李筠横眉瞪眼，一副气鼓鼓的模样，怎么也不肯屈膝跪拜称臣。也许那时候他心想：哼!老子清泰年间就从戎闯荡天下，那时候，赵匡胤还是个小娃娃呢!论资历、军功、名望，老子哪一项不如他，哪里轮得到他做天子!
左右幕僚进言劝说，剖析眼前形势，历数利害关系，好说歹说，李筠才勉强下拜接旨。他心里也明白，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与新朝撕破脸，八成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
李筠这一跪，跪得不情不愿。在随后招待使者的宴会上，大厅墙壁挂出一张巨幅画像。众人抬眼一瞧，都吓出一身冷汗。画像上不是别人，正是周世宗柴荣。
众人惊诧之际，李筠缓缓起身，来到画像前，掩面痛哭，一边哭还一边历数陈年往事，回忆柴荣对他的深厚恩德。
这当然只是一出戏。当着新朝使者的面，哭吊前朝皇帝，场面别提有多尴尬难堪。李筠就是要让远道而来的使者尴尬，更是让远在汴京的赵匡胤难堪。
李筠的幕僚赶忙跳出来打圆场，对使者做苍白无力的解释：“令公定是醉了，酒后失仪，幸毋见怪。”
使者归京，如实上报。赵匡胤静静听完，“哼”了一声，嘴角挤出一丝冷笑，没有对无礼狂妄的李筠过多责怪。
对付李筠这样的刺头，十分考验赵匡胤的智慧与谋略。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招、先发制人。赵匡胤下诏，命李筠之子李守节入京都，担任皇城使一职。
这一招的灵感，或许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质子”制度——将宗室子弟送往他国作为人质，以换取两国邦交互信。在李筠问题上，不到万不得已，赵匡胤并不想硬碰硬，希望通过命李守节入京，让李筠有所顾忌，进而打消反宋的妄念。
而另一边，李筠在送走使者之后，一刻也没闲着，紧锣密鼓地谋划起兵事宜。李守节认为谋反之事难成，多次劝谏，无奈李筠不听。当李守节入京调令下达潞州时，李筠竟然爽快答应。他有自己的小算盘，李守节临行前，他密令儿子借此大好机会，在京城密切查看朝廷军政动向，充当间谍，及时向他报告。李守节摇摇头，叹息一声，满怀无奈地动身出发。
其后，不断有李筠勾连北汉、与李重进结盟的消息传到赵匡胤耳朵里。当李守节风尘仆仆赶赴京都入殿拜见天子时，赵匡胤似笑非笑，劈头盖脸第一句话竟然是：
“太子，汝何故来？”
李守节先是一怔，领会赵匡胤的意思后，矍然失容，不住以头叩地，磕得噔噔作响：“陛下何出此言？必定是有人进谗言，离间臣父也!”
“起来吧。”赵匡胤面色稍缓，“朕听闻，你数次劝谏，乃父却不听，而今更是连儿子性命也不顾惜，一边派你前来，一边密谋造反，这是要借朕的刀杀了你啊!”
李守节的心骤然往下沉，心想今日怕是大难临头，难逃一死了。
但赵匡胤不按常理出牌，一没有杀掉李守节，二没有扣押李守节作为人质，选择了第三条路。
“你回去吧，告诉你父亲，此前我未为天子时，任由他为所欲为。如今，我既为天子，他难道就不能有所收敛、小让于我？”
言辞之间，赵匡胤已然把姿态放得足够低，直到这时候，宅心仁厚的他还没有放弃和平收服李筠的努力。
李守节回到潞州，将皇帝的话原原本本向父亲传达。李筠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加速推进造反行动，索性将原本的密谋筹划全盘公开，摆明了要与大宋决裂。
至此，赵匡胤彻底打消了和平收服李筠的念头，一场大战终究不可避免。
李筠命李守节驻守潞州，自己率三万大军攻取泽州(今山西晋城)，杀死泽州刺史张福，抢占先机。
这可是大宋开国第一战，全天下人的目光都盯着呢，关系重大。李筠反宋大旗一举，四方藩镇如狼似虎，蠢蠢欲动。对于大宋而言，此战只能胜，不能败。赵匡胤当机立断，决定像当年刚刚即位的柴荣一样，御驾亲征!
建隆元年(960年)五月，大宋王师从汴梁开拔。
与此同时，前线传来捷报：高平会战，前军主将石守信、高怀德大破三万叛军，斩首三千级，李筠遁入泽州城，闭城自守。
六月初，赵匡胤来到泽州城下，亲自督军攻城。
李筠大为惊惧，怎么也没想到，刚刚登基的赵匡胤会离京远征。潞州的将领也十分意外，认为李筠大势已去，不少人从潞州逃出，临阵倒戈前来投奔宋军。形势对李筠越来越不利，他只能龟缩在泽州城中，依赖高峻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死守不出。
十多天过去，泽州城依然没有被攻破。赵匡胤召来控鹤左厢都指挥使马全乂，赐食赐座，问计于这员良将。
马全乂道：“当前情势，李贼困守孤城，如瓮中之鳖、笼中之雀。宜当加强攻势，全军并力急攻，一鼓作气，一举而下。若缓缓进击，恐生变数。”
赵匡胤点点头，下令诸军奋击，并集火力，昼夜攻城不息。
马全乂一马当先，领一支先锋敢死队数十人，如猿猴儿一般攀缘城堞(城墙上的矮墙)，守城士兵从城楼高处急射飞箭。箭矢如雨而下，飞矢射中马全乂手臂，血流披体。这虎将昂首怒吼，声震城门内外，猛力拔出箭头，继续进击。赵匡胤也亲上前线指挥攻城，皇帝、将领皆毫不惧死，威猛如此，宋军士气大振，终于攻破泽州城门。
烽火连天，大军如潮涌入，李筠见败局已定，仰天长叹三声，投火自焚而死。
泽州既破，宋军马不停蹄转攻潞州。镇守潞州的李守节，本就不支持其父反宋，眼见王师兵临城下，他没有犹豫，开城门献降。
时隔一个多月，李守节与赵匡胤再次见面，境况却与之前迥然不同。
赵匡胤道：“我已下令，将汝父尸骨好生安葬。哎，倘若当初他听你劝谏，今日又何至于此？”
李守节再也绷不住了，号啕大哭。
“斯人已逝，逝者已矣。李守节，代替你父亲，入朝做官如何？”
李守节又一次被赦免，被赵匡胤任命为单州团练使。
李筠叛乱平定之后，一系列优容安抚举措迅速落地。赵匡胤发布严令，禁止士兵骚扰剽窃泽州、潞州百姓，并且免去二州当年租赋，壮丁役夫免除三年劳役，抚恤录用阵亡将校后辈子孙。
建隆元年(960年)七月，安国节度使李继勋接替李筠，出任昭义节度使，镇守潞州抵御北汉。
赵匡胤的下一个对手，可比李筠更难对付。
“黑大王”李重进，后周时便坐禁军头把交椅，柴荣临终前为防范李重进篡权，名义上仍然保留他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职务，但将其调离京都，远离朝堂中枢。赵匡胤登基后，一方面改由韩令坤顶替李重进执掌侍卫司，剥夺其禁军职位；另一方面，加官笼络，封李重进为中书令——品阶高，享尊荣，但无实权，明升暗贬。
随后，赵匡胤与李重进之间一场微妙的博弈悄然展开。
李重进先出招，上书表示希望以节度使身份入京觐见，以此试探赵匡胤对他的态度。
同不同意李重进来京？见还是不见？赵匡胤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他召来翰林学士李昉。
“李翰林妙笔生花，凤采鸾章，替朕拟一诏书，婉言回绝‘黑大王’，让他好生在淮南为朕守边，勿生异心。”
李昉倚马千言，斐然成章，诏书言道：
“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
诏书以天子口吻，晓以君臣大义，并且明确拒绝李重进入京的请求。李重进收到诏书后，内心愈发不安，招集亡命之徒，修缮加固城池，为举事起兵做准备。
潞州李筠反宋的消息传来后，李重进大喜，书写密信一封，派遣亲吏翟守珣秘密北上，试图与李筠联盟。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翟守珣中途拐了弯儿，潜入汴梁。
翟守珣与赵匡胤是旧相识，他将密信呈给赵匡胤。赵匡胤读罢，没有动怒，平静地沉思许久后，询问翟守珣：“我欲赐丹书铁券予重进，他能相信我吗？”
翟守珣一愣，大感意外。
“丹书铁劵”是帝王赐予功勋重臣的特权凭证，具有奖赏与盟约的性质，最初以朱砂填字，故称“丹书”。持有者可免于死罪，民间俗称“免死金牌”。
翟守珣回道：“陛下胸襟海纳百川，然而以臣愚见，重进终究没有归顺之意。”
“明白了。”赵匡胤叹了口气，“接下来就有赖翟卿了，归淮南后，还望翟卿以三寸不烂之舌，劝说重进稍缓其谋，勿令潞州、淮南二凶并作，分我兵势。”
那时候，处置李筠叛乱是当务之急，若山西与淮南两地同时起兵，将顾此失彼，难以收拾，必须先将李重进安抚下来。
赵匡胤给予翟守珣优厚赏赐，并许予官位。翟守珣回到扬州，当起双面间谍，不停给李重进吹耳边风，说什么“养威持重，未可轻发”，劝他按兵不动，姑且先观望李筠反宋态势如何。
李重进是个优柔寡断没主意的，一听有理也就顺从了，白白错过大好时机。
很快，赵匡胤亲征潞州，两月之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李筠，而后马上着手经略淮南，转头应对蠢蠢欲动的李重进。一开始，他恩威并施，希望李重进能够回头。
第一招，移镇削权，施加压力。改封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从淮南移镇青州(今山东益都)。他若接受移镇，表明还有归降大宋之心；若反意已决，必然抗旨不遵，并将有所行动。
第二招，御赐铁券，优容安抚。赵匡胤并不吝啬，“免死金牌”最终还是送了出去。下达移镇诏命的同时，六宅使陈思诲作为皇帝御使，前往扬州赏赐李重进丹书铁券，传达天子口谕，同意李重进先前的请求，即日便可动身入朝。赵匡胤的意思很清楚：即便明知他李重进正图谋造反，只要及时收手，宽仁的天子仍然愿意接纳他。
面对赵匡胤施压与笼络的软硬兼施，李重进又开始踌躇不决，左思右想，一度都已经置办行装打算动身赴京，最终还是被左右僚佐极力劝阻，未能成行。李重进一咬牙，拒绝移镇青州，下令拘禁陈思诲，缮甲治兵，终于还是谋反了。
此前李筠谋反，赵匡胤从他的儿子李守节身上做文章，如今故伎重施，只不过不再需要大老远征召，李重进的两个儿子就在京城担任宿卫。
这一次，赵匡胤没有调侃二人为“太子”，而是单刀直入，呵斥道：“可知你们的父亲正在扬州干什么好事？”
李家二子当然早有耳闻，齐刷刷跪下求饶。
“重进谋逆，又是何苦？江南既无精兵，也无良将，又有何人愿意归附于他，追随他行那杀头之事？你二人速乘驿车快马回归江南，替朕转告重进，只要忠心归顺，朕不会杀他。”
赵匡胤没有以李家二子作为人质要挟李重进，他作风正派，不屑于用这种卑鄙手段。不到最后一步，赵匡胤依然不愿意兵戎相向，仍在努力挽回李重进。
李家二子颤颤巍巍起身，拜谢不止，赶忙复归扬州。他们见到父亲时，李重进正在军营辕门前与诸将商议扬州防务。见到风尘仆仆的俩儿子李重进十分惊讶，但听完二子传达赵匡胤的话，却并不领情。
战事已然无可避免。
赵匡胤向众臣咨询：“江南这一仗怎么打？当急攻，还是缓攻？”
枢密副使赵普认为：“李重进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
赵匡胤点头同意，开国乱局不可久拖，越快解决越好。
出征之前，赵匡胤向全军将士作战前动员：“朕于周室旧臣之间，并没有什么猜疑嫌隙，但李重进不能体察朕的苦心，图谋造反，统领六师，在野不朝，朕当暂且前往慰抚他们。”
赵匡胤表明他对于前朝旧臣的明确态度。只要你不谋反，我不杀任何一位旧臣，并且全都留任，甚至加官晋爵。闹到征讨扬州这一步，完全是李重进一意孤行不知悔改的结果。他既然统领着“六师”不来归顺，那么我只能亲自前去“慰抚”他们了——这是兴兵讨伐的隐讳修辞。
继显德年间“三征南唐”之后，赵匡胤再次踏上江南的土地。建隆元年(960年)十月，他乘舟顺流东下，亲征扬州。
李重进见宋军来势凶猛，竟然向原本的敌人南唐求救。南唐君臣将眼前局势看得一清二楚，一致认为“李重进想要凭借残破扬州，数千弊卒，抵抗大宋万乘之师，就算韩信、白起复生，也没有成功的道理”。于是断然拒绝施以援手。
王师不日来到宋州，这可是龙兴之地，大宋的国号即源自于此处。赵匡胤原以为将受到宋州军民的热情迎接，却发现不少人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一问才知道，城中不少百姓都有儿子在扬州城当兵，如今皇帝兴兵征讨江南，做父母的都惴惴不安。
赵匡胤命令中使安抚城民，申明大宋王师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执意造反的是李重进，普通将士何罪？只要扬州军早日归降，必定赦免、优待降虏。宋州城民这才稍稍安心，叩谢天恩。
在此之前，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已经领前锋军，先抵扬州围城猛攻。在强大的攻势下，扬州城摇摇欲倾，危若累卵。
赵匡胤大军行至大义(今江苏仪征)驿站时，收到石守信的军报：“扬州眼看就要攻下，还请圣上亲临视察，见证破城一刻。”
赵匡胤大喜，快马加鞭杀向扬州。宋军士气高涨，送上致命一击，茫茫暮色中，扬州城与夕阳一起陷落。
李重进的结局与李筠如出一辙，带领家人赴火自焚。
叛乱既平，赵匡胤颁布一系列抚恤善后措施：安抚扬州百姓，开仓赈济粮食，每人发放一斛大米；赐予被李重进抓壮丁强迫从军的城民衣裳，放其归家；被征调的役夫，因战事死于城下的，免除他们家属三年赋税徭役，赐绢三匹；赦免李重进亲属、部下，逃亡者允许自首认罪，既往不咎；城中有尸体骸骨暴露于外的，这些阵亡将士不论王师还是叛军，都安排有司收棺埋葬。
大宋王朝的第一年，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面对危机四伏的复杂局面，赵匡胤亲征南北，如秋风扫落叶，干脆利落地平定“二李”之乱，迅速稳定人心，掌控宋初政局。
御前撤座，一张椅子明君臣之分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赵匡胤
赵匡胤和文臣士大夫的关系，得从一把椅子说起。
大宋开国第二天，宰相范质上殿奏事。
依照古已有之的惯例，宰相与天子议政，赐座赐茶，君臣坐而论道，这叫作“坐论之礼”。
范质正准备落座，赵匡胤发话：“朕近来眼目昏聩，范相持奏章，进前来奏事。”
范质移步上前，皇帝正襟危坐，他侍立一旁，恭恭敬敬呈上文书，禀奏政事。赵匡胤一边静静聆听，一边若有所思。
奏报完毕，范质回身，却发现椅子不见了，环视大殿，空空如也。
原来，内侍趁君臣议事之际，已悄然撤掉座椅。除了天子御座，殿堂内再也没有留给臣子的椅子。
范质是聪明人，没有多问，恭谨地站立着，神色如常继续与皇帝交谈。
从那一天起，“坐论之礼”被废止。椅子事小，背后牵连重大。
宰相座椅被撤，从此觐见天子，与文武百官一样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皇帝若给宰相赐座，那是特殊礼遇。表面上撤掉的是一把小小的椅子，实际上撤掉的是宰相过高的权柄。在这里，椅子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皇帝坐着，大臣站着，不能平起平坐，以此彰显君臣之分。唐末五代以来，皇权衰微，权臣当道，于是朝政动荡。赵匡胤可不同于五代那些孱弱无能的皇帝，其开国之初就致力于加强皇权。
与皇权此消彼长、紧密相连的，是相权。
宋初三相的阵容——范质、王溥、魏仁浦，从后周延续下来，他们都是前朝旧臣。建隆元年(960年)二月，皇帝诏令，以范质加侍中、王溥加司空、魏仁浦加尚书右仆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赵匡胤最青睐的宰相人选是与他关系更密切的赵普。在陈桥兵变后，赵普先是担任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后被擢升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并没有马上登临宰相大位。
为了宋初政局的平稳，赵匡胤与赵普之间似乎达成了不言自明的默契，赵匡胤不急着酬谢赵普在陈桥兵变中的拥立之功，赵普也不急着登堂拜相。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范质上书主动请求罢相，称赞端明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可为天朝宰辅。当时，开国刚一年多，赵匡胤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应允。
到了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屡次请求引退，赵匡胤这才松口，三位来自前朝的宰相同时被免，赵普终于官拜宰相。
史家评述道：“(赵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待范、王、魏三人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宋史·赵普传》)
撤掉一把椅子，启用亲信担任宰执，这还远远不够。目光长远的赵匡胤从顶层设计上做文章，重构内阁机构设置，奠定了宋朝中央行政制度。
宋朝的中央行政机构，可概括为“二府”“三司”“台院”。
中书门下，也称“中书省”，掌握行政权。长官就是宰相，官职名为平章事、同平章事。设置宰相一到三名，又设副相参知政事一到三名。宰相办公府衙称政事堂。
枢密院，掌握兵籍、虎符，负责兵戎军事。长官名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枢密使与中书门下的宰相地位相当。
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即政府(东府)与枢府(西府)，一政一军、一文一武。二府长官互相独立、分班奏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一先一后御前议政，所言两不相知。
二府之外，还有“三司”。
三司，也称“计省”，掌握财政权。长官名“三司使”，称“计相”。所谓“三司”，指的是盐铁、度支、户部三个经济民生相关部门。
二府、三司属于行政机构，此外还少不了监察机构。
御史台与谏院，掌握监察权。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官员犯错即弹劾；谏院负责监督皇帝，帝王有失则谏诤。
君弱臣强是五代历朝一大通病，权臣祸乱朝纲之事不胜枚举。赵匡胤重构内阁，核心目的就在于加强皇权，使皇帝一人总揽权柄、独制天下。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史·范镇传》)，互不统属，都听命于皇帝。相权分割，权柄散落于各府司，再难有哪个大臣能够权倾朝野，乃至于危及皇权。
宋朝官制的独特之处，不仅体现在中央行政制度上，还体现在“官与职的分离”上。
虽然说自古以来公职人员都是“铁饭碗”，可宋朝的官员却一点儿都不稳定。每一位官员身上，都被赋予了三重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