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是品级，官名成为一种等级待遇的标识，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寓禄秩，序位品”，也称“寄禄官”，这个名头与官员所负责的具体事务毫无关联。
“职”——也称“帖职”，是一种加官、虚衔，诸如“殿阁”“待制”“学士”等文臣的荣誉称号，不但不代表实际权力，也和官员的职责所在没有关系。
“差遣”——也称“职事官”，这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是他们真正要干的事儿。所谓“差遣”，意思是皇帝“差遣”你去干的活儿，具有临时职务的特性，这单活干完了，马上另调他职。名称前头带着“权”字的，大都属于临时差遣，如“权知某军州事”“权知开封府”“权知贡举”等。
元代学者马端临这样描述宋朝官制：“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即皇帝的差遣)。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另有皇帝的命令)不治本司事。”(《文献通考》)
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在北宋朝廷：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等官衙，虽然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有皇帝特别的诏命，否则并不管自己本司的事务，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是分离的。反正有什么事，都由皇帝“分莅庶务”。
比如，尚书省其下设置了兵部，长官为兵部尚书。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衔，顶着这个名头却并不掌握本该它管的兵权。真正执掌军政的是皇帝“差遣”的枢密使。
官与职殊，职权分离，名与实混淆不一。这种极为特殊的官制，是赵匡胤煞费苦心想出来的，目的就在于弱化官员权力，强化中央集权。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一切都是临时“差遣”，官员因为频繁调动，谁都无法集中和强化他手上的权力，因为你刚在一个岗位上凝聚了威望，席不暇暖，就随时可能被调走，“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去接受皇帝新的“差遣”，从头再来。
赵匡胤和文臣士大夫的关系，还得从两颗牙齿接着说。
有一回，赵匡胤在皇宫后花园弹鸟雀玩儿，正玩得兴起，内侍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国事不能耽搁，赵匡胤扔下弹弓，即刻接见。一听完那大臣奏报，赵匡胤莫名生出一股火气来：
“朕还以为有什么急切大事，此等鸡毛蒜皮的寻常小事，也来烦朕，坏了朕的好兴头，你该当何罪!”
“臣以为，所奏之事再不急迫，也比陛下在后花园弹鸟雀要急!”
好个牙尖嘴利、口无遮拦的臣子!赵匡胤的火气噌地一下直往上冒，随手操起身边玉斧，往臣子身上扔，斧柄正正打中那人的脸，两颗牙齿掉了下来。
那臣子慢慢蹲下，轻轻拾起两颗染得血红的牙齿，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
“竖子!藏起两颗牙，难不成还准备去起诉控告朕吗？”
“依礼法，臣不能起诉陛下，自当有史官书写此事。”
赵匡胤一怔，登时醒悟，息怒停瞋，上前抚慰道：“暴怒失态，这都是朕的过失，赐卿金帛，给卿赔不是了。”
赵匡胤明白，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可皇权之上，还有天道大义、千秋史笔、功过评说，为君者当心存敬畏，戒慎恐惧。
诚如那人所言，后来秉笔直书的史官记下了这两颗牙齿的故事，让后人瞧见直言敢谏的臣子，以及知错能改、懂得反省的赵匡胤。
赵匡胤武将出身，脾气暴，虽然时常发火动怒，但拿斧头敲掉大臣牙齿的事并不常见。更多时候，他对臣属给予极大的优容善待。
赵匡胤一次用膳时，美味佳肴一道一道传递上桌，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停在其中一道菜肴上。只见碗碟边有一个黑乎乎的异物，凑近仔细一瞧，竟是只虱子在那慢悠悠地爬行。
内侍大惊失色，慌忙撤下碗碟：“官家勿恼，臣马上彻查……”
“且慢。”赵匡胤低声道，“不要让掌膳者知道，无须声张。”
“这……”内侍先是疑惑不解，很快明白赵匡胤的良苦用心。掌管御膳房的内廷官员要是知道了，必定会重重责罚今日掌勺的厨子。皇帝心有不忍，大肚能容人过，正如史书中对赵匡胤性情的形容：“宽仁而多恕”。
对待一个厨子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待文官大臣了。
开宝四年(971年)，右拾遗梁周翰被任命在皇家织造绫锦的场院作坊担任监工。后来，绫锦院发生生产事故，梁周翰杖责肇事者甚重，差点打出人命，织锦工人于是向朝廷告发，称梁周翰每次杖责工人，打板子比法条规定的还要打得更重更多。
赵匡胤最重法治规章，听闻此事，抓来梁周翰问罪。
“你给场工多打了多少板子，都照数一个不少在你小子身上打回来!”
“不可!”
“有何不可？”
“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此人的确颇负才名，是宋初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昂首挺胸的骄矜憨直之态，把赵匡胤给逗乐了，畅快大笑之余，皇帝也体悟到保全士大夫尊荣体面的重要性。于是不打板子，改为罚俸。
上文曾说到，赵匡胤立下一座神秘誓碑，碑文所言，除了庇护柴氏子孙之外，另一条同样意义重大：“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这是赵匡胤为他的继任者立下的“祖宗家法”。
刚刚结束的五代乱世，武人当道，文人备受轻视，朝不保夕，更遑论治理政事。文人势微，于是大道不行。赵匡胤想要拨乱反正，就必须首先保障文臣最基本的生存权，给予士大夫应有的尊严及安全感。
乾德四年(966年)，赵匡胤曾与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等人谈论历代帝王得失，言道：“则天，一代女主，虽刑罚枉滥，然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对于前代帝王，赵匡胤尤其不喜欢武则天，批评她启用酷吏，用刑太过严苛，唯一肯定她的一点，就是不杀大臣。
“不杀士大夫”，并不是说文臣犯法就可以免罪，这不符合法治原则。后世有人统计，赵匡胤在位十六年，总共杀了八十八位臣子，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罪八人。这些人大多是谋逆叛乱、贪赃枉法等依法当斩之徒，且多为中下级官吏，不是誓碑中所指的“士大夫”。
所谓“不杀”，准确含义是不轻率杀人，而不是绝对不杀。
宋仁宗时，参知政事范仲淹曾评论道：“祖宗(指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宋哲宗时，宰相吕大防以“宽仁”盛赞赵匡胤：“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宋神宗时，陕西边境战事不利，皇帝下令斩杀一批负责漕运的官员以儆效尤，宰相蔡确反对：“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愿从陛下这儿开始破例。”宋神宗恨恨道：“那就脸上刺字，发配边疆!”另一位大臣章惇跳出来反对：“若如此，还不如杀之。”神宗问其缘由，对曰：“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朕连一件快意事都不能做吗!”章惇回答：“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可见，赵匡胤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对整个宋朝影响深远。
赵匡胤和文臣士大夫的关系，还要从几个碗碟继续道来。
即位不久，在一次太庙祭祖活动中，赵匡胤瞧见案堂上摆放着一个个形状各异的碗、罐、盆等器物，心生好奇：“此何物也？”
礼官答：“回禀官家，这是笾、豆、簠、簋……皆为祭祀礼器。”
“礼器？不就是碗碟儿吗？哪来这许多讲究？劳什子玩意儿，我都认不得，我祖宗哪里认得!都撤了!”
见天子怫然不悦，礼官只能遵命。
祭祀典礼开始，赵匡胤叩拜行礼完毕，起身离开，走到太庙门口忽然止步，若有所思，回头对礼官道：“古礼不可废。方才那些碗碟儿，都取回来摆上，让后面的大臣、儒生行礼祭拜。”
礼器这件小事，极为典型地显露出赵匡胤身上矛盾复杂的思想与性情：一方面，他武将出身，豪爽洒脱，不拘小节。不就是个碗儿吗，竟然还有笾、豆、簠、簋这么多区分，让人头都大了。就以他的本性来说，最是厌烦这些繁文缛节。但另一方面，敏锐聪慧的赵匡胤又能够很快意识到，祭祀礼器绝不仅仅是几个碗碟这么简单。礼者，国家之纲常。礼器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地位，代表尊卑有序、远近有别的伦理秩序，断不可废弃。乱世百年，正是需要重建礼乐秩序的时候。
建隆元年(960年)某日，翰林学士窦仪入宫接受天子口谕以起草诏令，来到后苑，在苑门口远远往里一瞧，只见赵匡胤未穿朝服，只着宽袍大袖的便装，松松垮垮，跣足(赤脚)盘腿而坐。时值夏夜，天气炎热，几案上摆满各色瓜果、佳酿，内侍在旁轻摇蒲扇，送来习习清风，赵匡胤悠哉恣意，正在消暑纳凉。
窦仪眉头微皱，停下脚步，敛容伫立，一动不动。
“窦学士，窦大人？”合门使负责官员接引，见窦仪闭着眼，像根柱子似的杵在那儿，怎么叫唤也不理会，只能入苑来向皇帝报告。
赵匡胤扭头往门口一瞥，再低头瞧瞧自己的穿着，马上领会窦仪的意思。
“哈!窦学士好似一株苍松傲立宫门!且让苍松再立一会儿……”
赵匡胤大笑着，起身入寝殿。不多久，穿戴整齐归来，命人撤掉瓜果杯酒，正襟危坐，准备妥当，这才由合门使传唤窦仪觐见。
“苍松”来了，还没等赵匡胤开口，就抢先道：“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臣虽不才，不足以劳驾圣顾，只恐四方豪杰听说此事后会弃之而去。”
天子有天子的礼仪规范，赵匡胤点头称是，于是收敛笑容，不再嘻嘻哈哈，与窦仪交办政事。
太祖皇帝虽然读书不多，谈不上精通文章辞赋、谙熟学问典故，但可贵的是，他能够听取臣子的谏言，懂得反躬自省进而及时纠偏。他视野广阔，思想通达，富有远见，其见识、格局、胸怀远远超越历史上其他的武夫皇帝。
赵匡胤有一次巡查朱雀门，指着城门牌匾，询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写‘朱雀门’，中间要加个之字呢？”赵普抬头一瞅，牌匾上果然写着“朱雀之门”四个大字，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急智妙对，只能如实回答：“之是语助之词。”赵匡胤笑道：“之乎者也，能对什么事情有帮助呢？”(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录》)
赵匡胤对皇子的老师讲得很明白：“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
可见，赵匡胤对文章辞赋并不感兴趣，对掉书袋、文字游戏甚至有些厌烦与轻蔑。赵匡胤重“文”，重的不是繁文缛节、舞文弄墨的“文”，他重的是“文”之大道，是孔夫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那个“文”。
所以，赵匡胤与文臣士大夫的关系，不仅仅是君王对臣子的善待优容，背后牵连出更为重大的议题：文治，乃是大宋的立国之本、根基所在。
清平盛世，皆为文治。《周易》贲卦象辞上言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教化，正是古代圣德明君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
从开国君主的喜好与风尚，就大概可以预测这个朝代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宋朝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尚文”，这与开国太祖皇帝紧密相关。(“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赵匡胤)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宋史·文苑传》)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政治。”这是赵匡胤的名言，他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确立了偃武修文、“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具体而言，重文抑武，其“重”有三：重用文臣士大夫，看重知识学问，重视文化教育。
赵匡胤曾发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感慨。
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决定变更年号为“乾德”，特地让宰相们查一查历史档案，确认自古以来没有王朝曾经使用过这一年号，倘若与前代重复那可就尴尬了。
乾德四年(966年)，大宋灭后蜀，一些蜀国宫女随蜀主孟昶来到汴梁，进入大宋皇宫。赵匡胤偶然瞧见后蜀宫女妆奁盒中有一面旧铜镜，赫然镌刻着“乾德四年铸”五个鎏金大字。
这就奇了，此时刚到乾德四年(966年)五月，就有新镜铸造入宫了？也不对，这面铜镜破旧成这个样子，绝不可能是新近铸造。
赵匡胤思维敏捷，对于个中缘由已然猜到七八分。他召集宰相赵普等大臣，也不说明铜镜由来，命他们好好解释解释这“乾德四年铸”究竟怎么回事。大臣们一个个汗如雨下，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唯有窦仪解开了这个谜团：“此镜定是蜀地之物，前蜀国主王衍曾有‘乾德’年号，此镜当为前蜀乾德四年所铸。”
博学多闻的窦仪佐证了赵匡胤的猜测。从前蜀乾德年间到大宋乾德年间，相距不过才四十多年，竟然犯了两朝年号雷同的稀罕事，赵匡胤觉得丢人至极，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经由这件事，太祖皇帝愈发敬重儒者学士，尤其偏爱窦仪这样学富五车又刚直端正的读书人。窦仪去世后，赵匡胤悲痛不已：“朕薄祐无福啊，上天为何这么快夺走我的窦仪!”
五代十国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那些叱咤风云的武将、军阀、节度使，作为配角的文人无足轻重，甚至受到蔑视与打压。国家权柄掌控在一众武夫之手，宰执文臣不能有效管理政事，造成政局动荡、道德沦丧、价值失序等一系列恶果。
宋朝则来了个乾坤大挪移，逆转了重武轻文的风气，文臣成了香饽饽，武将靠边站。北宋中期，宋英宗的大臣、书法家蔡襄这样形容当时的政坛：当今朝廷选官用人，大都任用文士，“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国论要目》)
大量文人进入仕途，从朝廷大臣到州郡官员，大都由儒士担任，甚至像枢密院长官、边防大帅这样负责军事的职位，也由文臣领衔。并且在制度上规定，文臣的升迁要快于武将。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翻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绝对主角。有诗为证：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北宋汪洙的这首《神童诗》脍炙人口，正是由于“天子重英豪”，才有了“满朝尽是读书人”的局面，才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共识。
赵匡胤的一大爱好，就是不厌其烦地劝人读书。
自登基后，他始终倡导百官读书。以赵普领衔的宰相班子，犯下重复乾德年号这样的低级错误，虽然赵普是他的心腹亲信，但赵匡胤也对赵普直言不讳：“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玉壶清话》)赵普精于吏道，但并不博通儒道学问，再不读书，可就要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俊秀文臣超越了，对此难道不羞愧吗？赵匡胤忠言逆耳，殷切期望赵普能够知耻而后勇。赵普受此鞭策，从此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
不仅文臣，他还劝武将读书。
“现在这些个武将文臣，我想要他们全都去好好读书，这样做的可贵之处，就是让他们能够多少知道些治国爱民之道。”建隆三年(962年)二月，赵匡胤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左右近臣不知如何回应，难以理解皇帝的用意。
让武将读书，不是要莽夫们吟诗作赋，而是要让他们明白忠孝节义的大道，改掉从前飞扬跋扈、目无纲纪的臭毛病。这是赵匡胤根治五代武将作乱之弊的重要手段。
劝武将读书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武将党进，原本大字不识一个，粗鄙无文。他外派戍守边关，临行前向皇帝辞行，按规矩应当举行致辞仪式，由大臣奉上一段辞藻华丽的颂词。赵匡胤知道党进是个大老粗，不愿为难他，传谕免掉这个环节。不料，党进不干了，非坚持致辞不可。礼仪官员帮他写好稿子，让他背熟，照本宣科即可。可真到天子面前，党进一紧张，大脑突然一片空白，背好的词儿到嘴边全溜走了，他大脸涨得通红，伏地跪着，半天憋出一句：
“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
这没头没尾、不着四六的一句话，已经是他绞尽脑汁能想到的最文雅的句子了，也是难为党进了。在场的仪仗卫士掩口而笑，几乎要御前失仪。赵匡胤微笑不语。后来，身边人问：“太尉当时为什么忽然念出那两句？”党进倒耿直得可爱，坦言道：“我尝见措大们(读书人)爱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了。”(《玉壶清话》)
史家形容赵匡胤的性情：“严重寡言，独喜观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赵匡胤不止劝人读书，本人也垂范天下。一个“喜”字值得玩味咂摸，他并不是书生、学究似的“苦读”，他读书常常不求甚解，只是观其大意，融会贯通。最重要的是，他能够从阅读中收获喜悦和乐趣。称帝之前，他就经常抽空读书，即使是出外征战也不例外。显德年间，他征讨南唐时运回一车一车书籍，多达几千卷，还一度被世宗柴荣误以为他贪渎金银财物。等到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平定南唐，他对南唐后主李煜的大量藏书觊觎已久，下令将所有书籍全部运到京城来，如获至宝。
在赵匡胤眼中，书籍当然也是某种金银财宝。“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耳熟能详的名言，出自他的后代宋真宗赵恒之口。赵匡胤开了个好头，有宋一代，整个社会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形成一股尊重知识、以读书为荣的风气。
重用文臣、看重知识的同时，太祖皇帝高度重视文教，尊崇儒学。
赵匡胤以圣贤之道教化天下，在宫城内设立隆儒殿，以示对儒生士大夫的尊重。登基首月，他便亲临国子监巡视，第二个月又来一趟，向外界释放“隆儒师古、躬化天下”的信号。下令修葺扩建国子监的学社、祠宇，在国子监的板壁上，令画工绘制“先贤十哲”画像。赵匡胤亲自为孔子、颜回撰写赞词，其余圣贤赞词由宰执大臣执笔。赵匡胤为孔子所写的《宣圣赞》云：
王泽下衰，文武将坠。尼父挺生，河海标异。祖述尧舜，有德无位。哲人其萎，凤鸟不至。
赵匡胤称颂孔子在“王泽下衰”的世道，能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捍卫贤明圣王之道。建隆二年(961年)，他下诏要求，凡是中贡的举人，都必须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在位期间，他本人也时常来此瞻仰先贤圣人。每到国子监开学之日，不忘送去御酒、瓜果表示祝贺，以及对学子的勉励。
文明就在这一点一滴中生长，文化就在这一言一行中哺育。
诚如近世史学大家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人们常将唐、宋并举，如果说，大唐是威武雄健、蓬勃昂扬的大唐，那么大宋则是文质彬彬、温润儒雅的大宋。三百年文教昌明、文化兴盛、文德政治，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宋文化。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宋太祖赵匡胤的“建隆之治”。
攻心为上，谈笑间杯酒释兵权
天下有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政权分则事无统，兵权专则事必变。
——赵普
对待武将，赵匡胤同样宽容厚待。对这一点，他的两位老相识最有感触。
建国之初，有一回赵匡胤与群臣宴饮，酒过三巡，似醉非醉的皇帝抬手指向一员武将：“你，出来。”
那武将惶然起身，低头不敢直视皇帝。
“卿昔日在复州，朕前往投奔，为何不接纳？”赵匡胤眯着眼，似笑非笑。
赵匡胤年轻时外出游历，前去投奔复州防御使王彦超，王大人拿十贯钱就将他给打发了。世事难料，当年那个落魄的年轻人，如今贵为九五之尊。王彦超心里打鼓：此刻旧事重提，莫不是要秋后算账？
他急中生智，疾步走下大殿台阶，顿首跪拜：“一勺浅水，如何令神龙栖息？当年陛下未留滞复州小郡，而今君临天下，皆天意也。”
赵匡胤爽然大笑，令王彦超平身，没有再逼问什么。
王彦超大概以为终究难逃处罚，第二天主动奉表请罪。赵匡胤派遣中使宦官前往他的住处，宽慰惶恐不安的王彦超。
后来，他照例入朝觐谒，君臣面对面时才发现，赵匡胤根本没有把那些陈年旧事放在心上。后来，王彦超历任永兴军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不仅未受责难，反而被委以重任。王老爷子一直活到了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享年七十三岁。
当年得罪赵匡胤的，可不止王彦超一位。
赵匡胤有一天心血来潮，在便殿召见武将董遵诲。
董遵诲一入大殿，没等皇帝发话，便匍匐跪地：“罪臣该死，死不足惜，请陛下赐罪!”
赵匡胤道：“岁月如梭，董卿可还记得昔日城楼紫云、黑蛇龙化之梦？”
董遵诲哪能不记得。当年赵匡胤离开复州之后，投奔随州刺史董宗本，其子董遵诲时时挑衅，逼得赵匡胤只能离开随州。董遵诲曾对赵匡胤说道：“我经常看到城楼上空，紫云弥漫如同车盖。又梦见自己登上高台，遇见一条黑蛇，长百尺有余，俄而化作神龙，伴随电闪雷鸣，往东北飞去。不知奇观怪梦何意？”那时，赵匡胤笑而不语，没有理会。
此刻，二人再次相遇，身份已然是天差地别。
赵匡胤往事重提，董遵诲急汗如雨，慌忙回道：“紫云压城、黑蛇化龙，乃天子降临之兆。臣当时年少无知，有眼不识泰山，竟不识得天子就在眼前，惭愧惶恐……”
后来，董遵诲部下有军卒敲登闻鼓，状告董遵诲不法之事十余件，赵匡胤没有追究。董遵诲听说了，越发惊惧不安。
赵匡胤对他直言道：“圣朝方立，朕正赦免群臣罪过，赏赐百官功绩，岂会念旧恶不放？这也未免太看轻朕!你大可安心，卿乃将帅之才，朕还打算委以重任呢。”
董遵诲再次叩拜，感激流涕。
“汝母安在？”赵匡胤突然问。
“母氏在幽州，罹经战乱，两地分隔许久。”
“哦……”赵匡胤若有所思，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董遵诲外调离京。某一日，离散多年的老母亲竟然回来了，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董母道：“多亏了圣德天子皇恩浩荡。”
那时候，幽州被契丹人占领，赵匡胤暗中派人前往边境，贿赂边民，想办法把董母接回来，安然无恙地送归儿子身边。
董遵诲既诧异又感激，费心挑选一匹汗血宝马送往京城，委托在京的表弟刘综敬献天子。
赵匡胤也很欣喜，脱下身上穿的真珠盘龙衣，交给刘综：“替朕赐予董将军。”
“这……”刘综拜谢推辞道，“遵诲乃人臣也，岂敢当此!”
“无妨。朕正要将一方军务委任于他，传朕的话，让他无须避嫌顾虑，替朕尽心竭力守卫边疆便好。一件常衣而已，朕赐的，穿上便是!”
乾德六年(968年)，董遵诲被任命为通远军使，负责西北边境防务。到任后，他召集各族酋长，晓谕朝廷威德，平定边关骚乱，把军政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赵匡胤嘉奖其卓越功劳，拜罗州刺史。董遵诲在通远军边境十四年，安抚一方，西夏人对他心悦诚服。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两朝，西北边境大体上安然无事，董遵诲总算没有辜负赵匡胤的宽容恩遇。
赵匡胤驭将有道，不念旧恶，胸襟广阔，能容人过，除非犯下了贪赃枉法、谋逆叛乱这样的大罪，一般不以重刑处罚功臣武将。
然而，对于手握兵权的武将，仅有优容亲善这一招远远不够。
“自唐代镇兵拥立留后，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钱穆《国史大纲》)
不受控的武将，堪称五代一大乱源。君王控制不了将帅，将帅控制不了手下的兵。骄兵悍将甚至能够左右皇帝的废立，郭威和赵匡胤都是在军队拥立下登临大位。后汉大将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后周大将赵匡胤有样学样，推翻后周建立大宋。赵匡胤绝不希望这样的剧情重演，大宋王朝想要国祚绵长，必须从根子上解决武将擅权问题。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那些功勋卓著、位高权重的武将们，可都是跟着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老伙计，在陈桥兵变中从龙有功。赵匡胤对他们既要优赏恩遇，又要收权抑制，两项目标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冲突。鱼和熊掌，如何兼得？
赵普数次向赵匡胤进言，建议撤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在禁军中的职位，授予其他官职。
赵匡胤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直接回绝。赵普很有耐心，一有机会就见缝插针，旧事重提，赵匡胤终于忍无可忍，索性把话挑明：
“石、王诸将，追随朕多年，忠心耿耿，必定不会叛朕，卿究竟在担忧什么？”
“臣并不担忧他们背叛陛下。只是臣仔细观察石、王等人，皆非统帅之才，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军中若有图谋不轨者，到时他们怕是身不由己，难以控制局面。”
赵普说得含蓄，点到为止。兵士拥逼主将上位的场景，不是刚刚在陈桥驿站发生过么？赵匡胤默然，若有所悟。
最终，他下定决心彻底解决武将擅权问题，一场千古闻名的宴会拉开帷幕。
宴会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七月的汴京皇宫。盛宴的主人自然是大宋皇帝，宴请对象全都是禁军高级武将，包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人。
酒酣耳热、气氛欢畅之际，赵匡胤以目示意，屏退左右。大殿之内，没有外人，赵匡胤一脸诚恳地对弟兄们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登此大位。每每感念诸卿恩德，无有穷尽。”
“陛下有这份心，我辈为陛下肝胆涂地，赴死亦心甘情愿!”
赵匡胤话锋一转：“诸卿有所不知，天子也有他的难处，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自从登基以来，我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啊!”
诸将不明其意，皆问何故。
赵匡胤半醉半醒，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缘由也不难知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谁不想取而代之？”
“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不然。弟兄们虽无异心，朕也信得过，但难保麾下兵将没有图谋富贵之徒，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候即使不愿意就范，诸位恐怕也身不由己喽!”
诸将大惊失色，纷纷起身，顿首道：“臣等愚钝，未能考虑到这一点。唯愿陛下哀矜垂怜，指示臣等一条生路。”
“都起来吧。人生如白驹之过隙，但求富贵而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后代不再贫苦，便是圆满。既所求如此，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外出镇守大藩，购置良田好宅，为子孙立下永不可动之产业。平日里，多置歌儿舞女，日日饮酒畅怀，以终天年，岂不美哉？到那时，朕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陛下顾念臣等至此，真令臣等白骨生肉、死而复活啊!”诸将拜谢再叩首。
第二天，参加此次宴会的诸位将领，全都不约而同地称病不朝，同时上表请求卸去军职。
赵匡胤顺水推舟，对禁军人事安排进行重要调整：
原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改封天平军节度使。
原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改封归德节度使。
原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改封忠正军节度使。
原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改封镇宁军节度使。
就在不久前，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两位领兵在外的大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入朝觐见，皆被免去禁军职务，慕容延钊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韩令坤改任成德节度使。
至此，宋初六大核心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全数被罢去军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可不是喝喝酒划划拳闹着玩儿，全都是来真的。
首先，诸将皆被免去禁军职位，只领地方节度使之衔。唯有石守信还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不变，但也已经没有实权，一年后，石守信自请解除军职。
其次，在节度使职务上，对每一位将领进行一次“移镇”，将他们调去别处藩镇，防止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势力滋长。这种调防移镇的做法，在后来赵匡胤着手削弱藩镇之权时也得到推广运用。
再次，“殿前都点检”职位不复存在。“点检作天子”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赵匡胤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夺取帝位的，使得“点检”一职被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立国之初，殿前都点检暂由慕容延钊出任，一年之后被免。空缺了一段时间后，赵匡胤决定，从此禁军中不再设立“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声言与卸职的武将“约为婚姻”，并非虚言。
开宝三年(970年)，昭庆公主嫁给王审琦之子王承衍。
开宝五年(972年)，延庆公主嫁给石守信之子石宝吉。
一顿酒宴，皇帝几多感慨、推心置腹，武将深明大义、感恩戴德。君臣推杯换盏，谈笑间赵匡胤尽收将帅权柄。这一出“杯酒释兵权”可谓精彩纷呈，极富戏剧性。然而，热闹的大戏背后，还有更多复杂深刻的意味值得细品琢磨。
“杯酒”只是抢戏的道具而已，真正“释兵权”的，当然不是“杯酒”。赵匡胤真正的杀手锏，叫作“赎买之术”。
他以丰厚财富、高官贵爵作为交换，换取统军大将手中的兵权。只要愿意交权，朝廷毫不吝啬，慰抚赏赐甚为优厚，足够颐养天年，福荫子孙。
从这个角度解读，本质上，“杯酒释兵权”是一场交易。
对此，北宋文学家曾巩曾有一段评论：
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养之以关市之租，则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挠其权，则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任将》)
为帝王者最忌惮手握重兵的武将，于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一再发生，君臣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功臣良将往往结局悲惨。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大行诛杀功臣。由此观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难能可贵。
宋太祖的驭将之道，隆恩、厚诚、富财，全都是一以贯之的怀柔策略，因怀柔而仁义生。那顿酒宴的表面欢畅之下，实则暗流涌动，觥筹交错之间是皇帝与武将你来我往的权力博弈。但这博弈文明、理性，没有血腥杀戮，没有激烈冲突，未流一滴血，功勋武将各得其所，最终皆大欢喜。这是属于大宋王朝的政治文明。
革命尚未成功，“杯酒释兵权”只迈出了第一步。
功勋武将一个个归隐田园，但问题也来了：禁军各司主将的位置总不能一直空着，谁来接替？
建隆四年(963年)二月，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入朝来拜，赵匡胤给予其大量赏赐。此时，他已有意让符彦卿接替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执掌禁军大权。
赵普提出反对意见：“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
赵普劝谏多次，但还是没有改变皇帝的主意。一来，皇弟赵光义娶了符彦卿小女儿，符家与皇室已结为姻亲；二来，陈桥兵变后，符将军是第一位站出来对新朝表示拥护的藩镇大员，赵匡胤对他很信得过。
委任符彦卿的诏书还是下发了。赵普这牛脾气可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他竟然私自拦截诏书，藏在怀里，又来觐见皇帝。
“还是符彦卿的事吗？”赵匡胤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是的话那就不聊了。
“非也。”赵普东拉西扯禀奏一堆其他事情，说了半天，这才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诏书，毕恭毕敬地呈上。
“哈!我就知道，果然还是此事。诏书为何在你手中？”
“陛下恕罪，臣假托诏书文辞尚存怪异难解之处，便擅自截留。如此妄举，唯愿陛下深思利害，审慎决断，将来不要后悔。”
赵匡胤叹了口气：“卿如此苦苦猜疑彦卿，不依不饶，究竟是为何？朕待彦卿甚厚，彦卿岂能辜负朕？”
“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
“这……”
因为关系好，就笃定符彦卿不会辜负你，那当初柴荣待你同样甚为优厚，你又为何辜负了柴荣呢？赵普祭出这致命一问，赵匡胤默然。后来，关于符彦卿的任命诏书终究没有发出去。
赵普直言不讳，点醒了皇帝，人心惟危，在禁军将领接替人选的选择上，交情关系是靠不住的。经过此事，赵匡胤重新思考，调整了选人思路。他剑走偏锋，兵行险招，最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选择。
韩重赟，新任殿前都指挥使，资历名位较低，为人低调不张扬。
张琼，新任殿前都虞候，一员猛将，但也只是一介莽夫，并没有将帅大才。
刘光义，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才能平庸，无所知名。
崔彦进，新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无甚野心，只是贪财，并不热衷权势。
赵匡胤换上的新一批禁军将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资历尚浅，名望不足，才能平庸，尤其与那几位刚刚被罢免的威名煊赫的大将军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一般而言，用人肯定都选择强人能人，赵匡胤反其道而行之，选用“庸才”。这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意为之，是在建国之初这一特殊时期，针对禁军这一特殊领域的非常之策。因为“庸才”同时意味着忠心耿耿，容易摆布，对皇权的威胁最小。
这一独特的用人法则影响深远。后人发现，北宋禁军将领多以德才庸碌、憨厚忠直者任之。而且将帅位置时常空缺不授，或者以低级别武将权且代领。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武将做强做大。
哪怕让庸才上位，也不能一劳永逸。只要这些接任者一旦出现了不安分的苗头，赵匡胤总是当机立断决不轻饶。
韩重赟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老赵交情颇深，他出任殿前都指挥使，执掌殿前司。后来，有流言蜚语传到皇帝耳朵里，说韩重赟挑选部分殿前司将士，作为亲兵心腹。
武将培养私兵，这无疑是犯了大忌。赵匡胤龙颜大怒，哪里顾得“义社十兄弟”的情谊，正要缉拿严惩韩重赟，赵普劝道：“陛下九五之尊，不必自掌亲兵，须挑选善任者，将亲军交付于他。如今韩重赟之事，只有流言，尚无实证，若仅以谣传便诛杀大将，禁军上下必将人人惧罪，谁还愿肝脑涂地为陛下掌兵？”
赵匡胤听劝，暂且放过韩重赟。
传言虽然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但在不久之后的乾德五年(967年)二月，韩重赟还是被解除军职，外派为彰德军节度使。从此事可以窥见，赵匡胤对武将的防范到了怎样谨小慎微的程度。
杯酒释兵权，以庸将接任，完成这两步走，“人”的问题总算圆满解决。
“人”的问题解决了，但“权”的问题仍未从根上破解。
赵匡胤明白，拿掉几个武将，只是一时之策，表面上解除了眼前危机，但治标不治本。想要长治久安，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构建起一套完备的兵制，从体制机制上杜绝武将专权的可能，这才是抽薪止沸的长久之计。
制度，表面上不过一纸文书，看似死板教条，但其实一项好的制度，都有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都有它活的灵魂。
由赵匡胤主导创制的宋朝军制，它的灵魂就是“分权”与“维制”。
赵普曾有高论：“天下有兵、政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原因是兵权如果集中在一人、一机构、一藩镇、一军队，那么哗变作乱几乎是一种必然。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赵匡胤高擎一把刀，大刀阔斧地劈向唐末五代以来武将擅权的乱局。如果说，天下兵权是一块大饼，它被大卸八块，被反复细致地切割，切得支离破碎，然后重新归置。每一位将领、每一家机构、每一处藩镇、每一支军队，都只能各自分到大饼中的一小块。
赵匡胤改兵制、分大饼，核心一个字，就是“拆”。
拆机构：禁军“二司”拆成“三衙”。
禁军分为侍卫与殿前二司，侍卫司长久以来权柄甚重，二司力量对比失衡。柴荣改革禁军，有意识地削弱侍卫司，扶持殿前司，赵匡胤由此执掌殿前军，登基之前始终在殿前司任职。
当赵匡胤黄袍加身，完成从殿前都点检到大宋天子的华丽转身，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也随之改变。他极为清醒地从殿前司主帅的角色中脱身出来，站在更宏观更全局的视角看待禁军二司力量配比问题。
不需要再强化殿前司势力，如前所述，极端敏感的“殿前都点检”这一职位已经不再设置，副都点检也不再任命将领担任。
侍卫司还需进一步削弱，于是被一拆为二。根据侍卫司内部原有的马军、步军之分，侍卫司被拆分成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两个部门，与殿前司鼎足三立。原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统领马、步二军，是当之无愧的禁军一把手，如今随着侍卫司的瓦解，这一职位自然也不复存在，从此，禁军再无总统将帅。
这正是与机构设置同时并进，赵匡胤埋下的后手：拿禁军高职开刀。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虞候，这五个最高级别的军职，赵匡胤有意让它长期空缺，不授予任何人。椅子既然久无人坐，索性就连椅子也撤掉吧。于是这在前朝名头震天响的五大军职最终全被撤销。
经过这一番调整，宋朝的禁军机构从“二司”逐渐过渡到“三衙”体制，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鼎立的格局，长官分别为殿前都指挥使(殿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马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步帅)。“三帅”各管各的，互不统属，谁也管不了整个禁军，都听命于皇帝一人。
就这样，赵匡胤一步步地将原本那些位高权重的禁军职位或撤销、或虚置、或削权，朝野内外再也没有权势煊赫能够威胁到皇权的骄悍武将。一切改革的核心目的，都是抑制单个机构、职位、将领的权柄。禁军“三衙”中没有老大，没有话事人，没有任何一个武将能够独掌大权统辖整个禁军，因为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拆兵权：握兵之权、调兵之权、统兵之权相分离。
宋朝兵制改革的重头戏，是兵权的再分割。赵匡胤一刀切下，“兵权”这个笼统复杂的大概念，被细分为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
握兵权，也称掌兵权，掌握在禁军“三衙”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