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衙”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及管理，包括禁卫戍守的统筹安排、全军将士的升迁赏罚等，只要不打仗，禁军士兵平时都归属于“三衙”，因此“三衙”被视为拥有“握兵之重”。
然而，战事一起，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三衙”没有战时调遣军队的权力。
调兵权，也称发兵权，掌握在枢密院手中。
枢密院是朝廷内阁中的最高军事机构，总理兵政，掌管全国兵籍、武官选授、军队调发以及兵符颁降。一旦战事爆发，由枢密院来调动全国军队，相当于战时中央指挥部。枢密院临战可以调兵遣将，但兵却不在它手上，平时枢密院也不参与军队日常管理。
北宋史学家范祖禹这样评议这一奇特体制：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将掌兵权和发兵权相分离，枢密院与禁军“三衙”互相牵制，两大军事机构从职权上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这样充满智慧与远见的分权制度，正是北宋成功避免武将兵变的关键原因。
更有趣的，还在后头。
乍一听匪夷所思，禁军殿帅一般来说并不领兵出征。真要打仗了，别说枢密院里的文官了，赵匡胤甚至都不愿启用“三衙”的将领，而是临时任命其他武将作为主帅，称为“率臣”。
“率臣”临时授命，作为主帅统率大军征战。战事一结束，帅与兵一拍两散，士兵们回归“三衙”的统辖管理，“率臣”也回归他此前的本职，与临时带领的这支军队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说，将握兵权(三衙)、调兵权(枢密院)之外，进一步分离出战时的统兵权(率臣)。在军队系统内部，兵权虽然被切分得如此细碎，但实质上，一切大权最终都收束归集于皇帝一人手中。
一百多年之后，赵匡胤的子孙宋神宗计划推行变法，有臣子建议，废除枢密院，相应职权统归入兵部。宋神宗断然拒绝：“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互相维制”之语，可见宋神宗深切领会太祖皇帝的良苦用心。
拆关系：拆散兵与将之间的密切联系。
五代乱世，军队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但实际掌控者却是武将、军阀、节度使。一支又一支各自为政的武装部队，往往成为某一位大将军的私兵、亲兵、家兵，士兵们才不听命于羸弱的朝廷、无能的皇帝，只听从他所归属的强悍将军。藩镇军队成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甚至有节度使毫不遮掩地称呼麾下部队为“义儿军”——“士兵们可都是我的干儿子”，兵与将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跋扈武将拥兵自重的问题必须解决，士兵们应当听命于天子，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为此，赵匡胤发明了“更戍法”。
部分禁军前往全国各地屯驻外戍，每隔三年更换一次驻地，兵卒轮流分遣，频繁调动，奔波往来于漫漫路途之中，谓之“更戍”。
这么做，美其名曰是为让将士们多吃苦，提升战力，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兵与将分离。部队不停更戍，将军手下的士兵时常轮换，才刚刚混熟了，又马上改替另一拨人，将领很难专制其兵，形成自己的派系势力。对于士兵来说也是如此，反正没多久就要调走，又何来誓死效忠眼前这位临时上司的决心？
宋朝的军队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更戍法”巧妙地从制度上拆散了将军与士兵之间的亲密关系。
与“更戍法”异曲同工，赵匡胤在军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
五代时期，武将义结金兰、结党立社蔚然成风。乱世之中抱团取暖、团队作战是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郭威有“十军主”，赵匡胤有“义社十兄弟”，想当初，好交朋友的他可最热衷于结社。但此一时彼一时，孤家寡人岂能再有义社兄弟？赵匡胤下令，殿前、侍卫诸军将帅，不得擅自于军中挑选骁勇善战者组建为牙兵、牙队，不得结党营私，不得培植私人势力，一切“义社”团伙全部解散。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春秋乱世，乱源何在？孔子将其归咎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如此，后来的乱世又何尝不是如此？“礼乐征伐”能够“自圣明天子出”，这是儒家圣贤对清平盛世的期待。
从杯酒释兵权，到帝国兵制的锐意改革，赵匡胤的一系列努力都致力于这样的期待。诚如明朝文史学家陈邦瞻的评论：“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也!”(《宋史纪事本末》)
强干弱枝，内外相维制约藩镇
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吕中
“天下自从唐代以来，数十年间，皇权不稳，帝王先后换了十姓人家，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在与赵普的一次对谈中，赵匡胤发出“时代之问”：“五代之乱究竟根源何在？”
“陛下能够思考这件事，实在是天地人神、苍生万民的福气!”赵普先是肯定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继而直抒己见，“唐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原因没有别的，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
赵普一针见血，直指五代动荡的根源在于藩镇，更准确地说，是朝廷与藩镇权力的失衡。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开始，各藩镇节度使割据一方、势力日盛，而中央政府越发孱弱。藩镇一旦做大，就萌生“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在麾下骄兵悍将的拥护下，起兵推翻朝廷，形成五代十国“皇帝走马灯”的局面。
对于藩镇之乱，南宋学者吕中有一段完整论述：
至于五代，(方镇)其弊极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引吕中评论)
也就是说，藩镇之弊是全方位的，五代十国的四分五裂、兵戈不休、百姓困苦、严刑峻法、政令不畅等一系列问题，都与藩镇权势不受约束密切相关。
循着症候，找到了病因，那么药方是什么？
赵匡胤接着发问：“我想要平息天下兵戈，为国家筹划长久之计，应当从何处入手？藩镇专权之弊如何根治？”
赵普早有成算：“臣以为，没有其他奇巧办法，唯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然安定。”
赵匡胤一琢磨，大喜道：“卿不必再多言，朕已明了。”
藩镇问题的要害在于，节度使不仅手握重兵，而且掌管地方财政，各州郡事权与兵权不分、行政与军事合一，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
赵普对症下药，开出“稍夺其权”的药方，中央朝廷必须要收回地方藩镇的权力，而且是全方位地收回。具体而言，必须削夺藩镇三权：事权、财权与兵权，使之再无力与朝廷对抗。
如此来看，削藩是一项系统性的浩大工程，盘根错节牵涉甚广，难以一蹴而就。赵匡胤并不着急，没有推行疾风暴雨的变法运动，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渐进式改革，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稍夺”藩镇权力。
首先褫夺的是政事权。
赵匡胤先拿“支郡”开刀。
唐末五代以来，节度使除了治所驻地之外，往往还占据周边许多州郡，称为“支郡”。支郡的存在，意味着名义上的国家领土，事实上成为某些藩镇军阀的私人地盘。
乾德元年(963年)，平定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之后，赵匡胤就着手废除支郡制度，下令潭州、朗州这些原本隶属于节度使统治的支郡，不再归藩镇，从此直属于京师朝廷管辖。此后大宋每灭亡一个割据王国，都如法炮制，支郡一个个减少，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大宋的国土上再无支郡。支郡制度被彻底废除，节度使的势力范围被严格局限在治所驻地的那一州，中央朝廷真正掌控天下九州。
赵匡胤这一刀，首先是“切”，果断切割掉支郡与节度使之间的骨肉相连。然后是“系”，系上地方州郡与中央朝廷之间的统属关系。
赵匡胤曾问赵普：“既然已经知道，唐代祸乱根源在于诸侯藩镇难以有效辖制，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革除这一弊端？”
赵普回答：“以京官治理州县，三年一轮替，则藩镇无虞。”(王君玉《国老谈苑》)
这一招，叫作“以京朝官权知军州事”。
五代时，州县政事皆由军阀武人把持，可是军人哪里懂得行政治理，将地方政事搞得一团糟。为了收回地方行政权，赵匡胤改用文官治理州县，代替武将负责行政事务，回归地方治理应有的正常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官还都是“京朝官”。朝廷从京城特派一批精明强干的官员，下到基层担任县官，知县虽然只是九品芝麻官，但这些人以京朝官出身来到州县，能够与地方节度使相互制衡。由朝廷派遣京官治理州县，逐渐成为宋朝一项常制。
“权知军州事”，更妙在这个“权”字。“知州”，是“权知某军州事”的简称，“知”是治理、管理，“权”是权且、临时的意思。赵匡胤规定，文官在州郡的任期原则上只有三年，期限一满，就调往其他地方任职。地方官永远不能在一个州郡经营日久，永远只能是“权知”的状态，由此杜绝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
“权知”还不够，赵匡胤另设“通判”一职，分割知州的权力。
通判也由京官出任，既不是知州的搭档，也不是知州的下属。通判独立于知州，直接向皇帝奏事，对中央朝廷负责，有权过问州郡行政事务，有“监州”之名，对知州形成监督与钳制。
开宝四年(971年)起，通判的职权进一步明晰，主要掌管一州财政事务，同时负责监视知州。史称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官均礼”。通判由朝廷派到地方，具有鲜明的监察官性质。曾有通判直言不讳对州郡长官言道：“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
有个笑话广为流传：说一位爱吃螃蟹的杭州人，想补一个外郡的官缺，别人问他打算去何处做官，此人答道：“别管是哪儿，只要那儿有螃蟹、无通判，就行!”
当然，通判也不能为所欲为，在赵匡胤对地方行政体制的设计之下，通判与知州之间，权力的制衡是双向的。
乾德四年(966年)，为防止通判权力过大，赵匡胤下令：“诸道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联署，文移方许行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也就是说，行政文书需要通判与州郡长官共同联名签署才能生效，二者相互制约，谁也无法独擅其权。
以文臣代替武将治理州郡，派遣京朝官权知军州事，再设置通判与知州分权……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宋朝的地方治理实现了由军人管理向文官管理的成功转型。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曾不无得意地对赵普言道：“五代藩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
就算是那百余名文臣全都贪赃枉法，也比不上一个骄悍武臣的祸害啊!更何况，太祖皇帝早已从制度设计上，杜绝了大臣贪渎的可能。
事权之后，当“制其钱谷”，轮到财政大权。
五代时，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对百姓横征暴敛，盘剥无度，还以种种手段名目，截留本应上交朝廷的赋税，美其名曰“留使”“留州”。正是因为藩镇财力雄厚、富甲一方，才能够养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有底气与朝廷相抗衡。
藩镇的钱袋子，赵匡胤早就盯上了。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诏令各州县，从今以后，各州县每年所得百姓租税，除了必要的支出用度之外，凡是缗帛之类的货币或实物，全部用车辆运送到京师，收归中央国库，各州县不得私自截留。有趣的是，诏令里还特地强调，别说没车运输，如果官府没有车马的话，就先征用百姓车马，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必须将缗帛一笔不落地送归朝廷。(“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车辇送京师。官乏车牛者，僦于民以充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下令：“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这是重申收缴地方财政的政令。赵匡胤还特地设立了“左藏库”，用来贮存各州县上缴的钱财。
乾德三年(965年)五月，赵匡胤派遣常参官十八人，分别前往各地收取民租。由中央特派专员直接负责租税征收，州县长官不得过问。再往后，地方上负责征收租税的机构“场院”，也由朝廷外派官员接管。朝廷设置专官，消除了藩镇肆意征收的弊病。
乾德三年(965年)，设置“诸路转运使”一职，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和水陆转运，成为各“路”[宋代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郡)、县三级]的财务大总管。除了朝廷派来的转运使之外，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地方上其他官员无权干预赋税之事。与知州、通判一样，转运使同样直接隶属于中央朝廷。
中央朝廷越来越富，地方藩镇越来越穷。藩镇的财务受到严格控制，可以说是被釜底抽薪。失去了拥兵自重的经济基础，地方分裂割据也就失去了物质力量的凭借。
在与藩镇大员的一次宴会上，赵匡胤问道：“你们在本镇，除奉公上缴之外，每年用度钱财几何？”
藩镇大员们不敢隐瞒，都据实以告。
“看来你们的用度也不宽裕啊。”赵匡胤做出吃惊的样子，“那这样吧，朕以财物代替租税收入，扶助你们的私人用度，诸位归朝入京，日日与朕宴乐，岂不美哉？”
藩镇大员都拜谢而去。
这是赵匡胤屡试不爽的赎买政策。藩镇财权收归中央，节度使的收入必然受到影响，赵匡胤并非一味剥夺打压藩镇，而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补偿。
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这位颇受赵匡胤信赖器重的大将，为了获得更多租税收入，在收租时动了手脚，中饱私囊。
赵匡胤得知后，派遣常参官前去他的驻地，代替符彦卿直接管理租税。有趣的是，他还做出一项特别举动。
符彦卿正闷闷不乐、忐忑难安，突然迎来天子赏赐。
无缘无故的，为何赏赐？符彦卿纳罕不解，当使者报出赏赐银两的数额，他的心在那一刻被重重一击。
“……多少银两？”
使者再次报出金额，符彦卿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原来，赵匡胤比照符彦卿贪污的租税，从国库中取出相同数额的财物，以天子名义赏赐于他。
符彦卿一屁股坐下，良久无言。这赏赐比当面的辱骂、严厉的责罚更令他羞愧难当，内心深受触动。
赵匡胤此举无疑是在告诫全天下的节度使：想要钱财，朕可以赏你，毫不吝惜，但违反朝廷法度，侵吞国家财产，我老赵绝不允许。
根据“削藩三部曲”，“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后，应当是“收其精兵”。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多位藩镇大员进京述职，赵匡胤设宴款待。
天南海北的节帅强将齐聚一堂，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安远节度使武行德、定国节度使白重赞、保大节度使杨延璋、护国节度使郭从义等，他们大都从后周时起就雄踞一方，资历深厚，颇具威望。
杯酒正酣，赵匡胤忽然没来由地发出一声叹息。
“陛下何故叹息？”
“朕并非为己叹息，乃为诸卿一叹。卿等皆是国家宿将旧臣，久临大镇，在外掌兵许久，政务繁杂，操劳忙碌，这可不是朕礼敬贤臣的本意啊。”
言谈的艺术，在于话语表面一层意思，内在别有一层深意。
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正是那位早年间在复州拒绝过赵匡胤的王将军，或许因为那一段特殊经历，他对皇帝的一言一行格外留心，联想到近年来禁军将领一个个被罢去军衔，登时听明白了皇帝的潜台词。
“臣本无勋劳，久忝荣宠，而今年岁衰朽，若有幸得乞骸骨，归老田园，实乃臣之夙愿也。”
赵匡胤喜上眉梢，离开座位移步王彦超身边，与之共饮，并对他大加赞许。
有趣的是，在座另外几位节度使却没这么精明，脑筋不会拐弯，还以为皇帝怜惜他们为将艰辛，于是打开话匣子，纷纷夸耀自己过去如何攻城掠地，如何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如何立下赫赫战功威震八方，喋喋不休话当年。
赵匡胤先是一语不发，静静听着，越听眉头皱得越紧，独自一人自斟自饮，最后实在不耐烦，起身拂袖，冷冷甩下一句：“此皆前代旧事，何足多论!”
都是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更重要的是，这不是赵匡胤真正关心的事。
第二天，王彦超等五位武将全被免去节度使之衔，改任他职。武行德改任太子太傅，王彦超改任右金吾卫上将军，郭从义改任左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改任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庭璋改任右千牛卫上将军。根据赵匡胤的安排，这些藩镇大员从此不在地方任职，调入京城，他们的新职位论品级都是从二品、从三品，名头响亮，俸禄优渥，但无一不是散官虚衔，没有实际权力。
这场宴会可视为“杯酒释兵权”的续集。第一杯酒，喝倒一片禁军将帅；如今这第二杯酒，轮到藩镇节度使了。
与解决禁军问题的程序一样，先撤武将，再立制度。
五代皇帝的龙椅为什么坐不久？因为藩镇掌重兵，而朝廷军力羸弱。赵匡胤紧紧抓住这个乱源症结，对症下药，作为大宋帝国兵制的总设计师，从体制机制上重构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兵力配比。其核心要义在于八个字：
“强干弱枝，内外相维。”
在赵匡胤的构想中，如果将举国上下全部军队视为一株参天大树，那么中央军即“禁军”应该是那粗壮的树干、定海的神针；藩镇部队即“厢兵”是四散延伸的枝叶。枝繁叶茂可以，前提是树干巍然矗立、不可撼动。
对此，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有一段总结：
太祖即纳韩王(赵普)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技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赐粮，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制治于未乱故也。(《涑水纪闻》)
一方面，尽收藩镇精兵强将。从建隆年间开始，朝廷就时常派人到各州郡，从地方军中挑选勇武士兵，送到京城来，补充禁军的不足。渐渐地，藩镇兵力大为削弱，多是老弱病残。有些州郡厢兵甚至不再训练，只服杂役，成为不能作战的役卒。
与此同时，天下精锐归集中央，强悍勇武者都集中在京师禁军。赵匡胤聚精兵于京畿，在汴梁附近重兵布防，配置了拱卫皇室的强大兵力。
赵匡胤武将出身，熟稔军务，对于什么样的战士才是真正的精兵内行得很。他亲自上阵，遴选出一些强健士兵，作为“样兵”，分送到各州郡，让地方官好好瞧瞧，并按照这样的模子去招募、精选、训练士兵，最后将他们通通送往京城。
赵匡胤选定的“样兵”与众不同，并非单纯以高大威猛为标准，九字口诀为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张舜民《画墁录》)
“琵琶腿”，即腿部粗壮，大腿、小腿都肌肉健壮，形状看起来就像琵琶一样。
“车轴身”，即肩宽腰细，身体形似车轴，身高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183厘米-193厘米)为宜。
“取多力”，专挑那些力气大的。检验力气的方式也很奇特，就看他能否将射箭的弓把、弓弦一把扯断。弓箭弹性强，没有超越常人的神武勇力难以扯断。
若不是真正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的军人，提不出这样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专业标准。当琵琶腿、车轴身的骁勇将士一批批送来京师后，赵匡胤亲自教习检阅，给予他们优于州郡的俸禄。
天下精兵云集京师，“强干弱枝”的兵力布局由此成形，扭转了五代藩镇强朝廷弱的局面。
必须指出，赵匡胤并非一味地加强中央军、打压地方军。“内外相制”是他治军另一大妙招。他致力于推动全国兵力达到动态平衡、和谐相安的理想状态。
“内”是京畿之内，“外”是州郡藩镇。北宋初期，兵力总数为二十多万。赵匡胤统筹全局，其中十多万为禁军，戍卫京师；十多万为藩镇军，分散于各州郡。在数量上，京外兵力的总数才与京内禁军大致相当，任何一个州郡都不足以对朝廷形成威胁。内外相制，再无兵力轻重失衡之祸患。
而且，禁军内部再度分割。经过几轮编练新军、淘汰冗员，赵匡胤在位后期，中央禁军约二十万人，其中十万殿前军驻守京城，十万侍卫马军、侍卫步军外派分驻各地，戍卫四方。禁军分为“守京师”与“备征戍”两个阵营，互相牵制。万一京师禁军反叛作乱，外派的禁军联合州郡军队就可以平乱；万一外派的禁军叛乱，在京的殿前司精锐也完全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分权制衡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
事权、财权、兵权这三权一收，藩镇不再割据，节度使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节度使这一头衔在宋朝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唐朝、五代时称霸一方的藩镇军阀，逐渐转变为一种地位崇高但没有多少实权的荣誉官衔。宋朝的节度使，再也不能兴风作浪搅得国家动荡不宁。
尊京师，抑郡县。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南宋学者吕中妙论如是：
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引吕中评论)
朝廷政令下达到州郡，就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层层下达，十分通畅，没有什么阻碍和难处。这一譬喻形象描绘了朝廷与州郡本为一体、手足相连、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也点明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通过一系列针对藩镇的改革措施，赵匡胤重新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终结了百年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乱局。
垂范天下，宽刑慎罚尽揽人心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中庸》
五代乱世，苍生涂炭，民不聊生，最痛苦的是黎民百姓。
因为法制崩坏，别说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对他们来说，连活命都是一种奢侈。
“五代以来，典刑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宋史·刑法志》)
藩镇军阀擅权，各州郡皆以军校治狱，由武人掌司法。武将一来不懂法律，二来多性情残暴之徒，于是法度纲纪废弛，草菅人命，枉法杀人，冤案频仍。
赵匡胤从二十岁起游历四方，深知民间疾苦。有一次在阅读《尚书·尧典》时，有感而发：“尧舜之时，四大凶罪的惩处，也只不过是流放而已，为何近代法网如此严密？”
相传上古尧、舜的时候，圣贤治世，刑法宽松。当时有四个谋逆的罪人，没有被诛杀，只是被流放到边境。“四凶”尚且可以被宽恕免死，为什么唐末五代以来的刑罚却如此严酷、法网却如此深密？这是赵匡胤对当时法治现状的质疑。
怀柔天下百姓，首先要保障民众的生存权，让人活下来。
礼崩乐坏，亟需拨乱反正、重构法度。
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下诏书，确立了大宋刑律的指导方针：为了禁止民众为非作歹，国家才设置法度律令。司法条文应当简明扼要，立法者务必怀有一颗哀悯同情的心。(“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宋史·刑法志》)
乾德元年(963年)，由窦仪、苏晓正等人修订的《宋刑统》正式颁布。这部法律在《大周刑统》基础上进行修订补充，全书分二百一十三门，共三十卷。《宋刑统》颁行天下，结束了五代司法混乱的局面。
对于五代时那种毫不爱惜人命、滥用刑罚的风气，宋代刑法进行纠偏。赵匡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文臣断狱，禁止武将干预司法。
此前藩镇节度使多以心腹牙将负责本州司法审判，武将判案不遵法度恣意妄为，且用刑严苛。建隆元年(960年)十月，赵匡胤下令，诸州马步判官这一负责案件审理的职位，不再由藩镇牙校担任，改由朝廷吏部派遣文士出任。赵匡胤果断收回藩镇武将的司法权，以文臣断狱，用士人执法，杜绝滥施刑罚现象。
赵匡胤曾对御史台官员冯炳感慨道：“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没有冤民，这正是我寄望于你们这些文臣能够做到的事情。”张释之、于定国都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优秀法官。张释之法不阿贵、依罪量刑，于定国“罪有疑者皆从轻处理”。西汉时就流传一种说法：“张释之任廷尉，天下没有被冤枉的人；于定国任廷尉，百姓都认为不会受到冤枉。”这也正是赵匡胤对大宋法官寄予的厚望。
在律令刑罚设置上，赵匡胤摒弃严刑峻法，以“宽仁多恕”为原则，践行儒家明德慎罚的司法理念。
建隆四年(963年)，赵匡胤订立折杖之制，发明了“折杖法”。杖刑是一种常见刑罚，俗称“打板子”，分为脊杖(打背部)、臀杖(打臀部)。比起死刑、流放、徒刑、鞭笞来说，杖刑属于轻刑。“折杖法”，简而言之，就是将流刑、徒刑、笞刑等各种较重的刑罚，折算为相对应的责杖数目，实现以轻刑代替重刑。
譬如，“折杖法”规定：被判流放三千里，可改为脊杖二十、配役一年，免去流远；被判徒刑三年，可改为脊杖二十后释放；被判笞刑五十下，可改为轻得多的臀杖十下，然后释放。(笞刑与杖刑类似，刑具略有不同，笞刑多用竹、木板、鞭子，杖刑多用荆条、竹板、棍棒等。)
“折杖法”的实施，除死刑外，笞、徒、流等重刑以“打板子”代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大大降低刑罚的严酷性。
又如，五代旧法中有一条：“强盗赃满十匹者绞死。”只要偷盗的赃物价值达十匹(以绢匹作为计赃单位)，就要被处以极刑，由此可见刑罚之严苛。大宋新法将其改为“钱三千足陌者处死”，将判处死刑的数额标准设置为“钱三千足陌”。足陌即足百，三千足陌就是整整三十万钱，一般的小偷小摸根本达不到这个数额，大大抬高了盗窃罪判处死刑的门槛。
说到死刑，赵匡胤明确了中央司法机关的死刑复核权。
赵匡胤曾对宰臣慨叹：“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责成各道州府，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经由刑部复审，州郡没有擅自行使死刑的权力，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随意对罪民生杀予夺。
据统计，仅从开宝三年(970年)到开宝八年(975年)，五年间，被赦免的死刑犯就有四千一百零八人。慎用死刑，体现出赵匡胤对生命的敬畏。
乾德元年(963年)七月，赵匡胤莅临武成王庙参观，忽然指着一座塑像，怒斥道：“此人怎配在此受祭!”
众人一瞧，那塑像是秦国名将白起，此人战功赫赫，为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众人皆茫然迷惑，不明白赵匡胤为何发怒。
“诸位难道忘了埋骨长平的四十万生灵？秦赵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人伦丧尽，如此滥杀嗜杀，怎配在我大宋庙宇享受祭祀!”
赵匡胤成长于血腥乱世，但他却不是一位嗜杀的君王。《孟子》中一则典故，是对赵匡胤“不嗜杀”最好的注解。
孟子曾经拜见梁襄王，梁襄王问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孟子回答：“天下安定在于统一。”
“谁人能统一天下？”
“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
梁襄王不以为然：“这样的人，谁会归附他呢？”
“天下人没有不归附他的。现在各国君王，没有一个不嗜好杀人。如果有一位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仰望他、归附他，就像大水往低处流一样，哗啦啦的汹涌势头，又有谁能够阻挡得了？”
不嗜杀戮才能一统天下，怀柔远人才能八方归顺。
雄武而不嗜杀，勇猛而不残暴，武人出身却大兴仁德文治。赵匡胤身上没有五代军阀常见的戾气，许多时候不经意间流露出柔善温和的一念之仁。
他对于自己主导创制的大宋法制颇为自信，曾对赵普说道：“朕与卿平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国祚绵延百世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宋太祖并没有吹牛。开宝九年(976年)，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当年九月，开封府上报：“京城诸官司狱皆空，无系囚。”汴京全城的监狱中竟然出现没有一个囚犯的奇观，也从侧面反映出，犯罪骤减，人们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宋初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怀柔天下百姓，作为君王，更要以身作则、反求诸己。
赵匡胤具有难能可贵的“自省”精神，这贯彻在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好酒贪杯，就连削罢武将兵权这等国之大事，也是在酒宴谈笑畅饮之间搞定的。一喝起酒来，赵匡胤便显露出草莽英雄的豪迈气派，把酒持螯，不醉不休。
对于草莽英雄而言，嗜酒无伤大雅。但对于一国之君就不同了。
赵匡胤曾经自我反省：“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每每因宴饮至醉，不省人事，经宿醒来，未尝不自悔也。”
除了喝酒，出身行伍的太祖皇帝还喜欢狩猎。
在一次田猎中，赵匡胤纵马飞驰，正肆意畅快之时，马失前蹄，嘣的一声将他重重摔落。赵匡胤爬起来，怒发冲冠，拔出佩刀，直刺入马身。马儿血流如注，倒地而亡。
事后，赵匡胤很快就后悔了，懊恼不已：“吾为天下主，耽于逸乐，乘危走险，颠越坠马，实乃咎由自取，这是我的过错，马儿又有何罪？”
从此，他不再以狩猎为乐。
一年夏日，赵匡胤于宫廷后苑摆宴，与群臣欢聚。天公不作美，瓢泼大雨袭来，露天的宴席才刚刚开始，看来只能作罢。
赵匡胤闷闷不乐，意兴阑珊，侍从上前服侍，他大声呵斥，发无名火。
“恭喜官家，贺喜官家!”
赵匡胤斜睨了进前来的赵普一眼，气不打一处来：“你这是唱的哪出？”
“今年全国多地遭逢大旱，百姓正殷切盼望天降甘霖，官家的宴会淋点雨又有何妨？只不过损失些许器物，淋湿几位乐人衣裳而已。臣以为，不妨令乐人在雨中演剧唱戏如故。夏日喜雨，殊为难得，黎民百姓欣然快活之时，官家与众臣正好吃酒、赏剧，与民同欢共乐，岂不美哉!”
赵普的劝谏，话说得温和妥帖，但无疑隐含着对皇帝轻易动怒的批评指摘之意。赵匡胤听进去了，马上意识到自己那无名火发得无聊可笑，于是转怒为喜，宴会照常，在夏日喜雨中与群臣、与万民同乐。
赵普一番话，点破了赵匡胤“自省”精神的内核：与民同乐，与民同忧。
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先贤教诲，凡事应当知道反省，从自己身上查问题、找原因。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人自然会归服。君子如此，君王更是如此，只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为君难!”
赵匡胤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还是来自他的母亲。
他登基称帝，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拜母于殿堂之上。众臣皆道贺，喜气洋洋。杜太后却愀然不乐，凛然肃穆。
身边人问道：“臣听闻，母以子贵。今日儿子作天子，太后为何不乐？”
当着赵匡胤及群臣的面，杜太后回答：“我听闻，‘为君难’!天子置身于兆庶黎民之上，倘若治国得其道，海晏河清，则帝王之位可称尊荣；倘若治国失当，山河动乱，天子就算想要放弃尊位做个普通老百姓，也已经不可能了，这正是我所担忧的啊!”
母亲这一席肺腑之言振聋发聩，赵匡胤再次叩拜，高呼：“谨受教!”
从此，“为君难”三个字，就像是一把悬在他头顶上的宝剑，时刻提醒他反躬自省，戒慎恐惧，心存敬畏。
一次退朝后，赵匡胤一人独坐偏殿，怏怏不乐。内侍宦官王继恩问其缘故。
“你以为做天子很容易吗？”赵匡胤一声叹息，“方才朝堂之上，只为一时快意，贸然指挥一事，此刻想来，不甚妥当，但君无戏言，悔之晚矣。为帝王者，一着不慎便无可挽回，决策定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让朕如何乐得起来啊!”
京都汴梁的皇宫始建于后梁，规模建制比不上古都洛阳的皇宫，不符合皇家规制。赵匡胤下令比照洛阳扩建宫城。完工之日，正殿所有朱雀大门全部打开，赵匡胤端坐龙椅上，眼前视野开阔，皇宫全景尽收眼底。
“朱雀大门就如同我的心。大门洞开，一览无余，哪怕有一点点歪曲邪恶的念头，天下人都能够看到。”
赵匡胤主动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置于天下百姓的监督之下，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其实他的“自省”，本质上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因为深知“为君难”，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借助百姓这一外力，对自己形成监督约束的力量。
这一自我约束，并非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具体而微。
譬如生活用度方面，赵匡胤大概是历史上最穷酸的皇帝之一，史称他“专务节俭，乘舆服用，一皆简素。”(《宋朝事实》)
赵匡胤生性豪爽不拘小节，原本散财如流水，并不是个吝啬的人。但登基之后，身边人却发现，他越发节俭悭吝，甚至都有些刻意矫饰。
譬如宫中的垂帘、帷幕，全都禁止使用绫罗绸缎，材料只能用芦苇制成的苇箔，再加上点普通青布缠绕包装一下即可。赵匡胤身上的常服，洗了又洗，反复穿戴，与民间贫苦人家无异。
有一回，皇帝寝殿内的一根梁柱坏了，需要换新。宫人上奏，正好库存里有一根合抱之木，取来砍伐截取后可为之用。没料到，赵匡胤骂娘了，在奏折文书上直接批示：“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原来，他早就对宫中滥用林木、截长补短的浪费现象大为光火，顾不得什么礼节文饰，口无遮拦直接开骂，伐木之事自然作罢。
天子御驾出行，排场最为重要。但赵匡胤的车辇却十分简陋，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就盖着一块普通的素布，完全瞧不出帝王御辇的样子。
王皇后、永庆公主劝道：“官家作天子日久，岂能不用黄金装饰肩舆？如此乘以出入，方才彰显皇家气派、君王之威啊!”
赵匡胤笑道：“我以四海之富，莫说以黄金装饰轿辇，就是以黄金打造巍峨宫殿，也不是什么难事。”
“官家既富有天下，何苦如此悭吝守财？”
“我不是为己守财，而是为天下守财，为百姓守财，岂可随心所欲妄用民财？古人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若为君者只顾奉养自己一人，那么令天下之人仰仗他什么呢？”
赵匡胤对帝王一人与天下众人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独到的认识：帝王一人肩负治理天下众人之责，而并不是要让天下人来侍奉帝王一人。由此出发，他奉行“为国守财，为民守财”——这才是赵匡胤节俭、穷酸、吝啬背后的真义。
这样的真义，起初他的家人未能完全理解。
永庆公主是赵匡胤的第三女，开宝五年(972年)下嫁右卫将军魏咸信。一次回宫，做父亲的一瞧，登时拉下脸来。
“瞧瞧你穿成什么样!朕没有这样的女儿!”
永庆公主身上这件“贴绣铺翠襦”，短袄上贴了绣花，铺上翠鸟羽毛作为配饰，金光璀璨，好看极了，但在赵匡胤看来却尤为刺眼。
“女儿精心打扮来见父皇，有何不妥？”
“你应当将此绣襦换下，从今往后不要再穿这样华丽的衣饰。”
永庆公主觉得委屈：“父皇的女儿，大宋的公主，难道连一件绣襦都穿不起吗？”
“穿得起，却穿不得。”
“民间富贵人家的女儿都穿得，我为何穿不得？”
“民间女儿自然穿得，但你不同，你是大宋公主，朕的女儿。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大宋公主穿成这样，以奢靡为荣耀，宫中就会先开始效仿，而后传到民间，人人仿效公主穿着，你可知，到时将会有什么后果？”
“那有什么不好？能有什么后果？”永庆公主撇撇嘴。
“到那时，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居高不下，商贾逐利，哄抬物价，搅乱市场。一来广害翠鸟生灵，二来受伤受苦的还是做工、织锦的平民百姓。而这一切，都是由你爱慕虚荣的一念所起!”
永庆公主低下头，不说话了。
“汝生长在富贵之家，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
做父亲的语重心长，永庆公主惭愧道：“女儿知错了。”
赵匡胤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皇室家人。他深知，皇室一举一动都是对天下人的示范，示范好了就是楷模榜样，示范不好就是恶之源头，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样的连锁反应，不仅仅会搅乱市场，还可能导致亡国灭族。
乾德三年(965年)，大宋灭亡后蜀政权，大批财宝被送往京城，其中一件宝物极为特别，引起皇帝的兴趣。
这个类似圆桶的器物，以七种不同的宝石珠玉镶嵌其上，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极尽奢华之能事。
“这是何物？”
来自后蜀的宫人回道：“此乃……此乃蜀主所用溺器……”
溺器？用来装污秽排泄物的东西竟然被打造成这般模样，赵匡胤哭笑不得，生出一股怒气来：“砸碎它!”
后来，赵匡胤当面质问投降入京的后蜀国主孟昶：“你用七宝珠玉装饰溺器，那请问用何等器皿来盛装食物啊？奢靡自奉如此，还想不亡国，可能吗？”
孟昶无言以对。
有孟昶这样不好的示范，也有赵匡胤这样的榜样垂范。赵匡胤始终坚守的节俭之风，从皇宫吹到了宫外，吹向了更广阔辽远的天地。上行下效，蔚然成风。“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
当时，坊间有位高人处士，名唤王昭素，年逾古稀，精通《易经》之学，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开班讲学，桃李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