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一
不管情不情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并入了全球化大潮。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得不频繁地与世界交流。
那么，被裹入全球化大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中华民族出现巨大的心理创伤。
中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几千年来，中国自居“天下”中心，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却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断割地赔款而无丝毫还手之力。这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我还清楚地记得中学历史课堂上讲到近代史时，教室里的压抑气氛。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我的心中涌起强烈的悲愤和屈辱。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为什么遭遇这样蛮不讲理的侵略与欺凌？
这种断崖式的心理冲击造成了多方面的心理后果。一方面，它使精英人物“开眼看世界”，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漫长而充满挫折的学习西方的过程。
另一方面，很多国人形成了“受害者心理”，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敌意，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多灾多难，都是拜西方列强所赐。“天无雨，地发干，全因鬼子闹中原。”
同时，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发现自己在世界的眼中，已经从原来最优秀的民族，变成了“半开化”的“东亚病夫”，对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负，一变而为弱者的深刻自卑，对外界的任何一点表扬、批评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当然，这种自卑的另一面，则是发愤图强，“争气”。百年国耻使中国人积蓄起强大的心理能量，渴望迅速“赶超”西方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再一次扬眉吐气地站在世界之巅：这才是中国人习惯的位置。
其次，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使中国丧失大面积国土，对外赔款累计10亿余两白银 [1] ，导致清王朝财政屡次濒临崩溃，也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除了这些影响，全球化也有另一面的作用，比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改变了哪些规律呢？
首先是人口曲线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损失。这个我们前面有比较多的论述。
中华民国时期无疑是乱世。我们一提起民国，常用的词都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看起来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很相似。按理说，这样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乱世，人口应该从晚清的4亿，掉到3个亿甚至2个亿吧？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
太平天国内乱结束后，中国人口就开始恢复增长。《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显示，1911~1936年间，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的研究证明，清朝从1644年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49%，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 [2] 因此，侯杨方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3] 。
而且这种增长是一种质变。
侯杨方认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模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变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的现代发展中国家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原因很简单，晚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医疗条件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二
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的第二个中国历史规律，是经济增长规律。
和人口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长、乱世崩溃的规律。一有战争和动乱，经济也迅速残破。
比如安史之乱，数年之间就造成“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政府办公机构十中有九被毁，民居更是大面积烧光，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断绝，物资空乏，一片荒凉。 [4]
关于近代以来的经济状况，相信大部分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团糟。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经济入侵，迅速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破产，大量民众陷入贫困化之中。
然而事实上，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更新了这个结论。“1840年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外来的机器制品并没有真正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直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对华贸易的商路大为缩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国机制工业品的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才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出现瓦解。 [5]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平息下去，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结束，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另一方面，以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海底电缆的铺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把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晚清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之路，让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扎下根来。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是有限的，因为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民营经济没有起步，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只迈开了一条腿。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起始于甲午战争。
历史教科书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然而凡事都有两面，中国经济发展曲线，恰恰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迅速上扬。
因为《马关条约》允许开放中国市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投资，直接设立企业。为了抵御外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励民族资本发展，许多领域被迫不再由官办企业垄断，而是向民间资本开放。1898年，清廷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1904年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民族企业普遍引入西方企业管理方法，实行了董事会制和监事会制，与官办企业相比发生质的变化，促进了近代工商业迅速成长。
我们来看几组数字：
1894年中国民营资本总额是710万元，到了1913年则达到1.62亿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是467公里，到1911年达到9292公里，增长了19.89倍。
1895年中国轮船吨位只有32708吨，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吨，增长了2.76倍。
甲午战争前的2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4%，出口增长率为2.54%。甲午战争后，1910～1914年间，出口平均增长率为5.9%，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4%。 [6]
吴承明估计，中国市场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长率为1.25%，而1894~1908年为4.02%。按照汪敬虞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结论是，1895~1913年，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20%。这一现象“不仅过去所未有，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 [7] 。
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民国最乱的是北洋时期，也就是“军阀混战”时期。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比甲午战争之后增长还要快。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在现代铁路建设、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这是因为大一统崩溃，没有了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现在大家经常说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黄金十年”，不过是北洋时期经济成果的延伸与壮大。
秦晖先生综合民国经济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
三
近代以来的人口增长，还与中国城市的卫生文明进步有关。当然，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很多社会变化一样，这种进步也与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贴着“顺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着金钱马尾发式的满族军队。1900年，他们再一次在门上帖上顺民的黄纸，战战兢兢地迎接另一种“蛮夷”即洋人的到来。
洋人的记载：
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
八国联军进北京，当然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河东一带，时有洋兵强奸妇女情事。”“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然而与此同时，侵略军也促使北京城的卫生面貌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传统时代的北京是脏乱差的典型代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中。”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臜了，满街屎尿无人管。”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京师无厕”，随地便溺是唯一解决办法，因此大街胡同里屎尿纵横，“以我所到过的地方而论，街中虽然未必比北京好到什么地步，然而总不至于像北京这样肮脏，满街路都是屎尿”。再加上当时北京没有垃圾站点，也没人清运垃圾，垃圾都是随便倒的。“人家扫除之物，悉清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 [8] 家家把垃圾堆在街边，有的地方，垃圾甚至比房子都高。
其实这不是北京独有的情景，前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卫生问题。1600年曼彻斯特茴香街（Fennel Street）上的粪堆和垃圾堆达到了让市民无法“用脚走路”的地步，17世纪50年代的巴斯市民，同样因为街道上的垃圾、粪堆和石堆头疼无比。 [9]
近代西方文明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全新体系，对旧的人类社会进行了全面变革。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革命，解决了流体物质提升问题，而材料技术和施工方式的发展，又使下水系统的铺设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让自来水系统和抽水马桶在西方社会实现普及。1844年，英国女王的丈夫下令在温莎城堡内安装了马桶和排污系统。1852年，巴黎市长下令“街上所有的新建建筑物及进行重大修缮的建筑物都必须装设下水管线”。 [10]
因此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生事业进步，让人类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安全、最清洁的时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的平均寿命预期不到30岁。而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的平均寿命预期超过60岁。 [11]
1900年，完成卫生革命其实也没有多少年的西方征服者捏着鼻子进了北京，面对满大街的粪便和垃圾，在近代化卫生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征服者感觉实在受不了。他们出于本能反应，立刻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因为他们要在这座城市里驻扎相当一段时间。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洋人“热切期待这次短暂的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的冲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的陈旧而顽固的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一击，北京也会从一个封闭的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德国人、联军统帅瓦德西入京后，倡议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地方性事务。
管理北京委员会要求“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12] 。生活垃圾如“炉灰秽土”等乱倒亦被禁止，“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对此，英美等国界内，“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北京从此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垃圾清运车。
为了改变北京市民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占领军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1902年，北京民间报人彭翼仲等自办的《启蒙画报》，发表《防疫歌》，描写联军当初在北京的情形说：
回想联军在北京，大街小巷打扫清，禁止污秽罚洋钱，防疫无如洁净先。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
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此君将来管街道，一定不准乱撒溺，此君将来修路程，一定多设官茅坑。
京城虽是旧京城，肮脏风俗急须更。
当时的中国市民对此非常不适应。有人在回忆录中抱怨说：“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对此，美国辖区内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在“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这是中国公厕的初始。到11月中旬，除德界，“各国界内”均已“建设茅厕，尚称方便”。 [13]
从此，北京有了公厕，也不再沿街倾倒垃圾，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没想到自己到西安“旅游”一圈儿，回来北京大变样了，清政府因此把洋人的这套做法保持下来。
就这样，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起源于西方的“卫生”观念进入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当然，不论如何，这些变化丝毫不能减轻八国联军的罪责，不过西方卫生文明传播到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城市传染病发生率，这也是民国年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马克思说，殖民主义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这“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当然值得深切同情。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为什么东方大清帝国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为什么印度居民长期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 [14] ，马克思的答案是因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15]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 [16]
因此，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着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1] 王年咏的《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中对近代以来中国给外国到底赔了多少钱，有几种估计。多的说法是19.53亿两，较少一些的，也是更多人采用的，是“近13亿两”和“十多亿两”这两个数字。历次条约都在，为什么数字差距如此巨大呢？因为中国的货币体系很混乱，对外赔款有用两的，有用元的。两又分实银两与虚银两，虚银两还有库平银与关平银或海关银（亦称为“库平两”“海关两”）等名称。王年咏据此综合算出，近代中国战争赔款总值为银圆13.75亿元（折库平银为10.45亿两、折海关银则为8.83亿两）。
[2]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835页。
[3]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575页。
[4] 傅筑夫的观点，引自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
[5] 赵津主编：《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系列教材·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16页。
[6] 韦森：《法治缺位与市场自发扩展：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2007年全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2007，第247页。
[7] 同上。
[8] 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下），商务印书馆，1973，第413页。
[9] 储恩涛：《近代早期其国城镇污染与治理》，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8。
[10] 蒲仪军：《卫生设备与卫生间：现代舒适生活的发展简史》，《建筑史》2013年第2期。
[11] 金碚：《世界工业革命的缘起、历程与趋势》，《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33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第52页。
[14] 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10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5，第252页。
结语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一
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的特点。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以有文字和建筑能证明国家的出现而论，中国比苏美尔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国后发先至。在西周时期，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统封建制度，比欧洲早了近1800年。 [1]
接下来，中国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同样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实现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统治和严密控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资源。这是同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不能梦想的。欧洲国家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构建统一集权国家的过程。而直到17世纪达于顶峰的法国中央集权，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这样对社会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况统一欧洲。
二
中国这种相对西方近2000年的领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面貌的“现代化”，流动性增强。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就已经从制度上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大一统国家之内，语言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这种状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国内重重封建税收关卡。日本做到这一点，要到明治维新之后。印度直到今天，种姓制度还有强大影响。
其次是大一统带来了比较长的和平时期。中国的地理特点和文化心态，决定了分裂状态下，群雄通常争战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结果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能享有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也经常经历分裂时期，但是大一统郡县制度总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统一。
因此，在所谓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却进入了高峰期。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贞观、开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也留下许多雄伟的建筑和工程，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和大运河。
三
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国大一统郡县制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体制下，自治社会传统一直没有中断。
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打散，用郡县制对全国进行了格式化。这与罗马帝国相当不同。因此秦汉帝国是一元刚性结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如臂使指，步调一致。而罗马帝国的文字没能统一，政治制度没能统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2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 [2] 罗马帝国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有机结合之上的。一方面，“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也许更接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结合郡县制和封建制长处的政治构想。
罗马帝国远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到了中世纪，官僚系统在欧洲干脆消失了，因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一直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的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内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了社会的自治功能。在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联合起来，从封建主手中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国的中央集权受到的约束很小，而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中央集权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的约束。
正如封建制是国家的早期形态一样，中央集权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欧洲的崛起与统一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不过，西欧中央集权国家和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过程相当不同。欧洲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才出现中央集权国家的。因此，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中，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
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在其他国家发挥约束力量的世袭贵族、教会、商人组织等力量，都无法约束传统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 [3]
欧洲的中央集权之路，还进行过多种探索和比较。英国之所以后来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为它的体制既比荷兰松散的城邦联合体更有凝聚力，同时又比西班牙的君权受到更大的约束。通过光荣革命，“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因此，英国到后来一家独大，并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中国一直没有机会驯服利维坦，皇帝在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实力，以保证皇权的独大。因此郡县制下的皇权只受“天命”的软约束，没有制度上的硬约束。
四
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国和欧洲社会面貌的不同。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是整齐划一的一元化结构。
中国大一统大王朝的面积极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为了保持国家的一元化和一致性，大一统王朝通常会对全国进行格式化的整齐划一。
这种整齐划一令西方人惊叹。就像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英国人说：“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4] 中国在和平时代的社会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远优于同时代的欧洲。
但是整齐划一也有代价。在中央集权制下，因为皇权的独占性，君主通常对地方社会的动态发展表现出恐惧，对其他社会力量始终处于压制防范状态。 [5] 因此总是采取“消极性带防御性”的做法，“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比如很多朝代经常命令大片区域种植同类作物，结果加重了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明初为防海盗骚扰，下令“片板不许下海”，清初迁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迁30里，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大一统王朝制定政策，出发点总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经常在全国范围内远距离大规模征调人力资源，被征调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服役的时间，大大加重了民众负担，秦朝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贾谊说，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而明代实物赋税制下，百姓负担的运费居然5倍、7倍于皇粮本身，这也是长途征调的结果。
葛剑雄先生说，在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如果政治设计更关注民生，应该更多地照顾地区差异。他观察到，有的时候，地方性“政权的领土大大缩小了……统治层次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而获得较多实惠”。
因此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长时间和大面积的和平，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也压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欧洲因为一直没有完成统一，各民族国家出现强烈的竞争态势。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因为皇帝的一道简短的命令突然停止，这在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小国林立虽然动荡不休，但另一方面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发挥。
第二，中国传统王朝的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后的力量，用于提供公众服务的并不多。我们看传统时代的财政结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皇室和贵族们的消费，另一个就是供养军队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葛剑雄先生说，有些人认为传统政权既然集中了大家的力量，“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那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 [6] 。
管汉晖和李稻葵的研究证明了葛剑雄先生的这个说法。他们曾经将明代中国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财政结构进行过具体比较，结果发现，“总体来说，明代中国和英国的政府规模相差不大”，但是两国政府的钱，花到了不同的地方。明朝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宫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费，对宫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军费开支。除了几次治理黄河水患之外，整个明代很少进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政府也没有投资于道路的修建和保养，更别提“投资在工业制造或者其他生产性的事业上，因此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
欧洲的中央集权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君权又受到更多约束，君权通常不得不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政府，汲取能力也很发达，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带动了国内其他投资的上升，投资的乘数效应为2.25，这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研究显示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改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之一” [7] 。
第三，正是因此，中国王朝出现了周期性的崩溃。
与中国君权缺乏有效约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统非常庞大，权力同样缺乏有效监督。如我们分析过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税赋，官僚系统可能会额外贪污10分。因此中国传统王朝到中后期，总是出现汲取能力过度的问题。在皇帝穷奢极欲的同时，官僚系统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结果是“皇帝与官僚共享物质财富” [8] ，导致一个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积腐败当中。
由于中国传统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用来促进经济成长，因此这种过度汲取总是表现为压垮脆弱的小农经济。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中，没有妥协性渠道，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战争，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欧洲在持续的小规模的动荡中发展，人口发展曲线比较平稳。而中国大一统王朝总是“脆断”，崩溃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损失，要远超过封建制的西欧。
中国历代很多思想家都发现，在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的运转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宋代罗泌在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也就是说，封建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失德，不会带来全天下的崩溃。因为各地并不在统一领导之下。而到了郡县时代，皇帝一个人不靠谱，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霉。
王夫之说，从秦代之后，中国历代皇帝“贪天位、戗人伦”，以致“盗贼、夷狄交相蹂躏中国，不知其所终”，即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交替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这种历史规律还找不到终结的办法。
黄仁宇则解释说：“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的威权，不过矫揉造作的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的小自耕农作抽税的对象，财政的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地、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执行。”
五
“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 [9]
确实，放眼世界，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其中所谓发达国家20多个，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谓的“后发国家”。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
相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
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其艰难与中国高度相似，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君主立宪”的重重失败，直到凯末尔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却在近些年开始走上了回头路，离欧盟越来越远。其原因是凯末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虽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触角难以深入到边远而广大的土耳其农村。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仍然浓厚，20世纪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后，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开始显示力量，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显存在，到近些年达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选政治也步入泥潭。在贫富差距和社会动荡中焦虑不安的拉美民众很容易受到那些激进口号的影响，他们喜欢那些提出诱人目标和简单快速的解决方式的领导人，谁的气质和姿态最权威，最像“父亲”，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最容易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要为穷人提供“超福利”（免费住房、免费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上台之后，为了兑现承诺，查韦斯大力推行国有化，把所有行业都收归国有。但赶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国投资者之后，委内瑞拉本国却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接手，国有企业陷入效率低下和严重腐败当中，激进的国有化不久之后就导致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已经沦落到需要进口石油，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获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为泡影。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这么多国家遭遇重重失败，是因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这种移植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艰苦，并且成活率很低。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现代化还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够提供这种土壤的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清教文化，另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是积极进取，推崇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选择”的证明。“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新教推崇勤勉这一品质，认为饥饿和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 [10]
儒家文化则更为入世，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种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正在生动地向世界展示华人强大的竞争能力。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讲的，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3年还没有升职，就会感觉不满。而印裔工程师30年不升职，仍然心平气和。秉承这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遗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求变意识。
与清教和儒教比起来，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国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它宣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前提。既然凡事上帝已经天定，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一切都托付给了上帝，索性就万事不着急了。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时间观念比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 [11] 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现在都已经完成现代化。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儒教主体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勤奋进取，同时又拥有借鉴自西方的法治环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儒教文化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点，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比较公允的看法是，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表现为强烈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能相信一个40多岁的人，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态度吗？早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初始选择”，一直到清朝都无法摆脱这个刚性的轨道。“早熟国家的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的中国发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路径。” [12]
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汇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说法，是上天所决定的，无所谓对错。
儒家精神的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它的大一统趋向。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充分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在每个人更幸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更强大。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 如果这一制度从周朝建立（前1046年）开始计算，而欧洲成熟的封建制度从普瓦提埃战役（732年）开始算的话。8世纪20年代初，阿拉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732年，阿拉伯军队沿通往巴黎的罗马旧道北上，进抵普瓦提埃。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率军迎击，并成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者，因而获得“锤子”（音译为马特）的称号。阿拉伯帝国因此确认了地理扩张的极限。
[2] 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194页。
[3] 张孝芳：《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
[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5] 如果出现宽松的情况，那通常是因为统治阶层本身的懈怠，而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比如明代后期皇帝懒政，结果却使江南民间经济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