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理学学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就是说，再普通的人也可以通过刻苦的心性修炼，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是圣人。所以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一
在我们的想象中，古代官员都很富有。然而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
我们翻开史料，随处可见京官生活贫困的记载。比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 [1] 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悴不堪，观其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2]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藤阴杂记》中记述顺治年间的京官张衡也是“贫不能举火”。
京官之穷在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成为人们调侃的一个话题。有《都门竹枝词·京官》描写一品大员的穷状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北京市井更有许多嘲讽京官的谚语。“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
京官为什么这么穷呢？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一下。
二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
除了这些“家”，曾国藩还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官僚，他科举出身，从“副处级”的翰林院编修起家，九年内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在那之后，他由文官转为武官，创建湘军，带兵打仗。后来他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最后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可以说是“出将入相”。曾国藩经历了传统官场低、中、高三个级别阶段，又经历过京官和地方官两种类型。所以说，他的经历在传统官场比较有代表性。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是一个心很细的人。我们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还保留有曾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给曾国藩算算账，看看曾国藩做官赚了多少钱，他基本工资多少，补助和津贴多少，他这些收入都花到哪儿去了，他的衣食住行水平如何，他住多大面积的房子，坐什么级别的车。通过曾国藩这个具体典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清代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观察一下清代官场的潜规则具体是如何运转的。
三
要说清楚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曾国藩的出身背景。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出身”。在我上学的时候，填表时要填“出身”一项，填你家出身是贫农，还是富农，还是地主。那么曾国藩如果需要填表的话，他应该会填“小地主”。
为什么说曾国藩出身小地主呢？
嘉庆十六年（1811年），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有八口人，一共有田地“百余亩”（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人均十二亩半，按后来土改的标准正好是小地主。其实，曾家一开始只是一户普通中农，是在他祖父曾玉屏手上发达起来，勉强进入小地主阶层。
不过和我们想象中的大鱼大肉的地主生活不同，晚清的小地主其实也只不过是能吃饱糙米饭，顶多说家里的大家长在晚饭的时候可以拿半个咸鸭蛋来下酒而已。我们知道曾国藩参加过两次会试，第二次去北京时，家里就已经拿不出几十两银子的路费了，是亲戚们东拼西凑才把他送上路。所以，曾国藩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一家人从小拼命供他读书，希望他通过考学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起码把自己的四个弟弟都带出去，找份好工作。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十七周岁时中了进士，并且被“点了翰林”，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翰林院乃储材养望的轻闲之地，翰林的职责是“充经筵日讲，撰写典礼册文，纂修校勘书史，以文学侍从之臣入值侍班” [3] 等，地位清要，职务闲简。官品虽然不高，但因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翰林院里设有掌院学士（秩从二品，清后期多由大学士兼任）、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秩从四品）、侍读、侍讲（秩从五品）、修撰（秩从六品）、编修（秩正七品）、检讨（秩从七品）等职。
“翰林院检讨”这个官职有多大呢？县令是七品，今天的县处级大致相当于过去的七品，则这个“从七品”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打个比方，这个从七品的翰林检讨，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的研究员。
曾国藩科举成功，成了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那么，他是否马上从一个凤凰男变成高富帅，家里人是不是都沾光了呢？那倒没有。曾国藩在北京做了十三年京官，在这十三年中，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穷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就是他做京官的第三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跟他的一个叫陈升的仆人发生了一场冲突。按理说，过去主人和仆人拌个嘴也是常事，但是冲突完了之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欠了人家好几个月工资。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
谁知傲奴乃过我！ [4]
就是说，我又穷，脾气又大，人家早就看不起我了。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朋友都很关照，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了进士之后，曾经衣锦还乡，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临走的时候，他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跟他们告别。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比大舅强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三间茅草房，东倒西歪。二舅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做）烧火夫也。” [5] 外甥你将来如果做外官，我一定给你做烧火夫，就是说你让我跟你享几天福吧。曾国藩握着舅舅的手，潸然泪下。结果，曾国藩到北京整整当了五年的官，没有给两个舅舅寄过一文钱。这个二舅最后没有等到享外甥的福，到第五年因贫病而死。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号啕大哭了一场。
作为一个从七品的翰林，一个副处级官员，为什么这么穷呢？
四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翰林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除此之外，每正俸一两，还有一石禄米。
雍正年间，考虑到这个收入水平太低，根本不够花，所以对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改革。改革完之后，地方官的薪俸水平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比如总督的收入增长了100倍左右，知府增长了10—30倍，知县也增长了9—50倍，其养廉银最低400两，最高达2259两。但是京官只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就是工资大约增加一倍。
所以按这个标准，曾国藩这样的从七品京官薪俸内容是正俸45两，加上45两“恩俸”，此外还有45斛（22.5石）“禄米”。一般禄米每石值银一两三钱，所以曾国藩的禄米值银29.25两。加上双俸，曾国藩的薪俸总数为119.25两。
除此之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也就是办公经费。看起来这是很合理的一项规定，不过朝廷核定的公费银水平极低，一品大员每月公费不过5两，曾国藩这样从七品翰林的公费标准是一两半，但是国家还要克扣一点，全年实发不过10.71两。将薪俸与公费两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6两。这就是曾国藩的全部收入。
关于白银的币值我们可以用购买力换算，也就是用晚清的1两白银能够买今天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结果是1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所以今天电影电视剧中有一些常见的场景是不合理的，比如一个大侠，到一个酒楼吃饭，吃完了，扔下一锭白银，20两或者50两，就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编剧对白银购买力不太了解。其实普通人吃饭，两三个人，吃一顿，几钱银子就够了。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工资是多少钱呢？两万五千多块钱，平均一个月两千一百块钱。一个月挣两千块钱，今天在北京能生活吗？不可能。何况清代妇女是不工作的，所以这是曾国藩全家的收入，曾国藩老婆孩子好几口人，这样的收入当然不够花。
所以，曾国藩没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第二个呢，也很简单，花费大。
学者张德昌说：“和同时期的其他阶层的人来比较，京官的官职收入并不菲薄”。比如，李慈铭所用的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可折银九钱五分。也就是说，一个仆人的年工资不过十两多一点而已。 [6]
然而，官员与社会底层仆役的支出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由京官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的。曾国藩这样级别的副处级的京官，他一年大约要花掉多少钱呢？
五
我们先来看住。今天一个人从外地到北京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曾国藩时代也是这样。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任何福利，不但没有公房或者集资房，也没有住房津贴之类。所以需要自己买房，或者租房。清代北京房价就已经很高了，刚到北京就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曾国藩的选择自然是租房。
在传统时代，等级观念很严重，一个官员必须要保持他的尊严和体面。不管朝廷给他开工资开得多么低，他要维持一个官员的体统。比如说住房的话，作为一个京官，他就不可能采取合租的方式，和那些拉洋车的、卖白菜的、卖煤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他必须租一个像样的四合院，独门独院，门口还得挂块牌子：某某官宅。那么，一个像样的四合院那个时候在北京租金就不低。
曾国藩到北京后不久，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了一处很小的四合院，全年租金六十七两白银，相当于他全年收入的一半。到第二年，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又搬到了菜市口的绳匠胡同，租了一个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很漂亮，不过租金更高，一百六十两白银。所以仅房租一项，就比他全年的工资还要高了。
曾国藩为什么要搬到绳匠胡同呢？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传统时代，官员大多很迷信，选择住房的时候非常讲究风水。有一天，曾国藩的朋友王翰城到家里来拜访。王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他一到曾国藩的家里就说这房子风水不好，“言余现所居棉花六条胡同房冬间不可居住”。说这个房子三面悬空，不利于堂上老人。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 [7] ，问他怎么办。王翰城掐算了一下，说后两个月不适合迁居，因此必须这个月就搬家。曾国藩一听，心急火燎，放下手中所有事儿，东奔西走去找房子，最后，在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宅。
绳匠胡同在清朝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这里住过清代三十多位重要的人物：乾隆朝的名臣徐乾学、洪亮吉、毕沅，以及晚清同治皇帝的老师大学士李鸿藻，湘军领袖左宗棠，著名诗人龚自珍，“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以及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这些人都在这条胡同住过。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名人都跑这儿来住呢？因为风水先生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一条胡同。京官都渴望着能当主考，因为能收到一笔厚礼。后来晚清官员刘光第也曾经在家书中解释说他为什么住到这里，他说：“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所以曾国藩也跑到这里来住。
说起来也有意思，曾国藩搬到这里，过了两年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果然被外放为四川乡试主考官。这是题外话了。
再以后，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房屋二十八间，年租金需二百五十一两。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宽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这是第一大支出——住。
曾国藩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换句话说，就是今天随份子、请客吃饭的钱。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巨大的压力是随份子。有人算过，中国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花到随份子上了，其实清代时的压力更大。清代礼仪烦琐，随份子比今天多。亲戚朋友生日节庆娶媳妇生小孩子，样样你都得随。除此之外，请客吃饭也是一个重要支出。京官生活很清闲，很多人只需要初一、十五去两次衙门就可以了，剩下大量的时间是彼此交往，彼此唱和，请客吃饭。
我们说过了，京官生活很苦，是赔钱的买卖，那么大家为什么还要待在北京当京官呢？当京官有两大好处，一个是升官快。因为京官经常和皇帝、各部尚书直接打交道，容易被赏识，容易被发现，比如曾国藩，他就是因为有机会和道光皇帝打交道，道光觉得他是个人才，十年七迁，很快就做到了副部级。但如果在地方上，绝对没有这个可能。第二个优势就是结交方便，可以编织起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认识很多有用的人。清代有一本笔记叫《平圃遗稿》，其中说，京官剧院，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入人数。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了之后，你也不能不回请，要不然时间长了，你就会被大家排除在圈子之外，没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所以，当时北京城的各大著名饭庄门口，每天晚上都停满了官员的车马。当然，京官吃喝不能报销，要自己花钱。
曾国藩很爱交往，人很热心，朋友非常多，社交开支也不少。我算了一下，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给朋友的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的生日送的寿礼，加起来是七十多两白银。他自己请客吃饭用了四十多两。这两项加一起就是一百一十多两。
这可以列为第二项——食。
第三项开支大的就是买衣服。很多人对曾国藩的感觉是，他是一个比较简朴的人，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但是他在做京官期间可不是这样，在做京官期间，曾国藩有很多很好的衣服。仅帽子这一项，在道光二十一年时他就买了大呢冬帽、小呢小帽、大毛冬帽、小毛冬帽、皮缝帽等，大概有十一顶 [8] ，这些帽子便宜的七八两，贵的大概有一二十两。
曾国藩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帽子、衣服呢？这和清代的官场体制也有关系。因为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琐碎。春夏秋冬，一个官员的帽子、衣服、鞋都有严格的要求。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官帽上的顶珠皆以贵重材料制作，比如暖帽周围有一道檐边，须用名贵皮料，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然而，清代没有公款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你进京当官，这一套都置办齐了，至少得五百两到八百两，所以很多官员买不起官服，那怎么办呢？租，向官服店租官服穿。比如晚清另一位京官，也是大名士李慈铭，就租了十多年官服，到后来当上了御史才有钱自己买官服穿。 [9] 作为一个翰林，我们前面讲到他经常要出席一些重大场合，有的时候还要见皇帝。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曾国藩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人，所以他在买衣服方面花了很多钱。连曾国藩的夫人和孩子们，基于社交需要，也都衣着体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10]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
这是第三项——衣。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当时北京的高级大臣交通费支出是非常昂贵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曾宝慈说曾广汉在做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午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月工资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 [11] 。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清代不但不配公车，连交通补助都没有，这些都得自己掏钱。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有些场合总不能徒步参加。北京平时暴土扬尘，一下雨，到处都是泥，你去见皇上，见部长，到了目的地，衣上都是黄泥点子，那也不行，所以隔三岔五就要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我算了一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在这方面花了三十多两白银。
这是第四项——行。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需要在生活日用，买米买面，文化生活，买书买纸等方面花钱。我把这些都加到一起，发现道光二十一年，他一共花了六百零八两白银。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他全年收入不过是一百二十九两白银，算下来，他一年的赤字是四百七十九两，约合人民币95800元。
这么大的赤字是如何弥补的呢？
六
清代京官弥补赤字的途径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很多人到北京当官的时候就知道京官是赔钱的买卖，因此就要从家里带一大笔银子到北京去当官。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了进士之后，被授予京官，他曾经一度不想到北京当官，因为他家里比较穷，他自己也拿不出做官的资本，后来因为他的一个叫刘举臣的远房族叔觉得家族多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进士，还做不了官，实在是太可惜了，答应每年资助他二百两白银。这样刘光第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这是第一个来源，就是家里的资助。
那么曾国藩有没有从家里带钱呢？
带了，而且没少带，一千五百两。
我们说过，曾国藩出身小地主，家里没多少钱。这些钱是哪来的呢？是曾国藩自己化缘来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而且点了翰林，这就意味着湘乡曾氏从一个普通农家变成了官员之家，曾家生活起居的排场马上发生了改变。新打造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大门，曾玉屏、曾麟书出门有了跟班，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曾国藩刚中进士，还没有工资，怎么曾家就一夜变富了呢？靠的是曾国藩的进士身份。一个人一旦成了进士，在当时人看来，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所以，进士在社会上会受到与现职官员相同的待遇。顾公燮描述：
明季……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 [12]
《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是范进在未中举前，家里穷得连碗米都借不到。他的老丈人胡屠户非常看不起他，成天对他骂骂咧咧。但是中了举人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胡屠户再也不敢跟范进耀武扬威了，在范进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原来范进连穷朋友都没有几个，一中举人，城里的张乡绅马上坐轿来拜访。“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一看范进家太穷，马上把自己一座大院子借给范进住。自那之后，紧接着又有许多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干脆投身为仆，给他做仆役。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全了。周进中举后也是一样，“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
曾国藩家里的情况和范进家非常相似。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那要是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不过能认识衙门里的几个衙役。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曾麟书心里那是非常得意。
刚中进士，虽然没什么工资收入，但是曾国藩社会地位提升，使得老曾家有了几条收入渠道：第一是接受馈赠，收受贺礼；第二是借钱，大家都乐意借钱给他家；第三则是作为士绅调解民间的纠纷，也可以获得报酬。
先讲第一条。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衣锦还乡，在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他没闲着。干什么呢？到湖南各地去拜客，通过收人家的贺礼，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为什么拜客能筹到钱呢？因为新科进士主动登门拜访，那么一般人家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还得送上几两银子做贺礼。一家送几两，走的人家多了，积少成多，就有钱了。
所以从道光十八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老家一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花了一百九十八天来拜客。也就是说，回家这一年，他十分之七的时间都用于拜客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临走时都会给一笔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岳父送给他大钱十二贯零八百文，相当于八两白银。 [13]
除了拜自己的亲戚朋友，曾国藩最重要的拜访对象是各地的官员。为什么？因为官员都有钱。说不好听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送曾国藩钱，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除了亲戚、朋友、地方官员，曾国藩拜客还有一类对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湘乡人在其他县里所开店铺，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当铺、纸行、布店还是杂货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敛财了。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自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给点钱，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因为在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曾国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一路风餐露宿，足迹遍布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多个县州。我在地图上画出他的拜访路线，一段一段加一起，算出他二百天之内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简直是个迷你版的长征。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简直像一个化缘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钱，真是不容易。那么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收入还是不错的。在曾国藩留下的账本中，每一笔收入都有详细记载。我一笔笔加起来，细细算了笔账，最后的结果是，折算成白银，收入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多少钱？五六十文，就是五六十个大钱。鸭蛋一个二文，就是两个大钱。黄瓜每斤二文，葱每斤五文。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六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这笔钱不是小数。
但是有了这些钱，到北京当官可能仍然不够用。所以曾国藩还曾经主动向他人借钱，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载：“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向他人借钱，这是他筹资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就是“干预地方公事”。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当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结交官府，不要干预地方公事。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他自己就干预过好几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 [14] ，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里告状。他当时就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关系很密切。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曾氏家族和别的家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令“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曾国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15] ，也就是写了封信，去骂宋县令。
曾国藩帮人打官司调解地方纠纷，并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张仲礼先生说，做调解工作是许多乡绅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大致估计，曾国藩调解这类案子，每次可获得几十两银子。
所以通过这三个渠道，曾国藩从家里带来了一笔巨款，让他能在北京立下脚跟。
七
除了从家里带钱，京官弥补赤字的第二个经济来源是冰敬和炭敬，就是地方官到北京办事的时候，都要给自己认识的京官每个人送上十两八两的银子，数目不多，冬天就让你拿这点钱买点炭，夏天就买点冰，消消暑，所以就叫炭敬、冰敬，这个严格来讲也是一笔灰色收入，但是在清代，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规则。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时候，曾国藩刚到北京当官，这一年他收了九次这方面的馈赠，加在一起是九十七两白银。
京官弥补赤字的第三个渠道就是借钱，北京的商人比较愿意借钱给京官，因为大家知道京官一旦发达了，还钱很容易。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就花光了，借了五十两勉强过了这个年，我们看曾国藩之后的日记、账本上借银的数量逐年增长，最后达到了一千多两。
除了以上的三个途径，还有一些京官弥补赤字有一个比较大的来源渠道，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因为京官虽然收入不多，但很多部门手里有权，可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所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在北京为自己探路。这些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有灰色收入，曾国藩却不这样做呢？
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了。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正式到北京做官。北京是个人文荟萃之地，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从这些朋友身上，他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跟他在湖南乡下所结交的那些读书人大不一样。所以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开始专心研究理学。理学学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圣贤”，就是说，再普通的人也可以通过刻苦的心性修炼，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是圣人。所以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理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十的一段日记，他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也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的份子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我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曾国藩的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 [16] 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普及到了穷乡僻壤的常识。
八
曾国藩在京官时期升迁非常迅速。曾国藩自己在家书中有一句话，说自己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就是说，曾国藩在十年之内，升了七次官，品级由从七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升到正二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在当时，曾国藩这个升官速度也是创了纪录的。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曾国藩很穷，做了副部级高官之后，他的经济状况如何呢？仍然非常窘迫。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曾国藩兼属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不仅侍郎是穷官，其实清代连尚书的生活也算不上特别富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陈宏谋由地方上内调，任吏部尚书，晋太子太保衔。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十八日，他写家信诉苦说：
太宰（吏部尚书之别称——作者注）每年饭银约一千二三百两，今停捐之后，饭银减少，每年不及千两，入不敷出，又无来路，不得不事事省减。“以俭养廉”，今日之谓也！决不肯到处告穷，向旧属借索，有损晚年志操，重负“宁仅苦节称”（乾隆赐诗中句——作者注）之圣训也。 [17]
此封家书中他还提到：
每年九卿及各京官俱蒙圣恩，许买官参一票，吾得买二斤。从前诸公无银兑库，将票卖与商人自领，可净得银四百余两不等。今年人参壅滞，止卖得银二百两上下。但吾尚须自己吃用，只得设法兑票领出，酌留自用，余者设法卖去。
堂堂尚书需要将皇帝赐予的特权人参卖掉来补贴生活，可见生活迫窘，并非虚言。
这是乾隆中期的事情，到晚清，情况也大致相似。《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诒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差事。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在光绪七年（1881年）调户部，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未赶上户部大卖实官的高潮期，加上他以清廉自持，故手头显得很紧。
曾国藩也是这样，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到：“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但京寓近极艰窘”。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无法回家。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地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他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然而困窘并没有因此离他而去，因为他在北京欠了一屁股债。
从曾国藩书信中判断，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也就是离开北京十二年之后，曾国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钱还清。同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弟京居时所借西顺兴店萧沛之名光浩银项，……兹接沛之来信，索及前项，因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纹一千两，函属沛之约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 [18] 到这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的两江总督了。可见做了多年总督之后，曾国藩才有能力彻底将京官生涯的欠账了结。
[1] 《越缦堂日记》光绪七年九月十日，广陵书社，2004年，第9182页。
[2] 《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年三月五日，广陵书社，2004年，第4951页。
[3] 清高宗敕撰：《皇朝通志》卷六十四《职官略一》。
[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43页。
[5]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76页。
[6]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51—52页。
[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0页。
[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373页。
[9] 光绪十六年，李慈铭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叹道：“行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转从五品，强号迁官（人们一般认为御史较郎中尊贵），始具舆服，衰颓冠獬，潦倒乘骢，草创威仪，屏当匡 ，未曾上事，已欲倾家，亦可笑矣。”（《郇学斋日记》，后甲集之下，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转引自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66页。）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4页。
[11] 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曾国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107页。
[12]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缙绅之横》，商务印书馆，1917年。
[13]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1页。
[1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8页。
[15]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8页。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2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