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小金库：清代地方官员的真实收入
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和光同尘，有意识地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因此我将他定义为“非典型类清官”。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一
我们前面介绍了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收入。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这个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京官很穷，但一旦做了地方官，马上就会变富。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而且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地方官在税收上弹性非常大，国家规定你一亩地收一两，你可以收到一两半，甚至二两，所以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两江包括今天的江苏、江西、安徽，总督既管民政，也管军队，所以清代的一个两江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三个省的省长加上大军区司令的权力。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元。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今天形容贪官有句话，叫“老婆基本不用，工资基本不动”，清代就是这样。因为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
只此一项，比起曾国藩的穷京官时代，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什么呢？是陋规，或者说灰色收入。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的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是十八万两，合人民币三千六百万元。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曾国藩差不多能排进大清帝国的富豪榜了。
那么，成了富豪，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确实是有变化，但是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差了。别人眼中的富豪曾国藩活得像穷人一样。
我们先来看穿着。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1]
也就是说，曾国藩穿着一件料子非常普通的衣服，而且帽子和鞋子都很破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1863年），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首领、英国人戈登在安庆跟曾国藩见了一面。戈登的秘书写了本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2] 就是吃饭时候不小心，上面落了些汤汤水水。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国藩在北京时候，经济那么困难，却穿得非常讲究，当了总督之后，手里有钱了，却穿得这么破旧呢？这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对穿着并没有什么要求，在北京穿得好，是因为他经常要见自己的上级。到了两江之后，他就是最大的官员，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下属，所以，穿衣服就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当了总督之后，就把家里人都接到总督府和他一起生活，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女孩，干不了太多的活。人手不够，怎么办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还给她们制定了一个“功课表”，要求她们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干活，一直忙到晚上。
曾国藩给她们制定的工作日程表，今天还保留在曾国藩孙女的回忆录中，内容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之类，这是食事。
上午，纺棉花织布，这是衣事。
中饭后，要刺绣、绣花，这是细工。晚上，要做鞋子，这是粗工。 [3]
那么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到缝衣做鞋，这些活都是总督侯爵曾国藩家的女眷亲力亲为的。她们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晚上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点上蜡烛，在大堂的一边批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另一边的麻油灯下做鞋织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那么，我们说的那十八万两白银，都去了哪儿呢？
其实，这陋规中的大部分，曾国藩都没收。
过去官场上的陋规，很大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三节两寿”的节礼。也就是过年过节、官长生日，下属都要给上级送礼，主要是送钱。
但是曾国藩规定，凡是送钱的，一律不要。这就相当于拒收了大部分陋规。
当然，除了送钱，还有人送礼品。对于礼品，曾国藩没有全部拒收。
既然成为地方高官，如何处理礼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你身在官场，一点礼不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礼物不只代表着金钱，也代表着感情，片礼不收，不利于曾国藩与下属及朋友的情感交流。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曾国藩也会收礼。不过他收礼很有特点。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湘军名将鲍超亲自来到安庆给曾国藩贺寿。鲍超是一个粗人，大字不识几个，性格很豪迈，同时他也很有钱，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一共带来十六大包礼物，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一看，很高兴，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鲍超把礼物打开，曾国藩细看了一遍，然后挑了一顶绣花小帽收下，说这顶帽子我很喜欢，其他的，你都带回去。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 [4]
鲍超知道曾国藩说一不二，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这十六大包东西带回去了。
我们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人，学成之后回国，和曾国藩一起办洋务。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派他到美国采购机器。买来机器后，他到曾国藩家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带些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的“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5]
就是说，容闳送的东西，如果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那么可以收下，要是超过了，就退还掉。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那就是二十两白银，相当于四千多人民币。
二
以上我们讲的是曾国藩身上非常清廉的一面。从这些内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清官。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和一般官员一样，经常大吃大喝。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到苏州去阅兵，他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情况。我们看他在苏州是天天请客吃饭，开始是苏州本地官员请他吃饭、喝酒、听戏，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回请当地官员。可见，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
第二点，曾国藩也会给别人送礼。两江地区是南北交通要道，经常有人出差经过这里。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除了请他吃饭，还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也就是路费。
我们讲过，曾国藩在做京官的时候，收了很多冰敬和炭敬。那么现在他做了地方官，而且是总督，当然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曾国藩家书中有相关记载，比如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写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所谓别敬，就是地方官进京办事，离开京城时，给自己在官场的熟人送的礼金。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需要进京见皇帝和太后。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送别敬。他已经多年没有进京，那些穷京官早就盼他去了，所以他送的别敬当然不可能太少。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
以上是第二点，送礼。
第三点，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消灭，天下恢复太平，军费报销的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需要到户部报销。
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送交户部。由户部审核，看看账目是否合理。
那么，户部凭什么来确定合不合理呢？凭“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送的多少而定。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关。各地为了顺利报销，就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所以在报销前，曾国藩就托李鸿章到北京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跑北京一问，给曾国藩写了封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若辈溪壑，真难厌也。 [6]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这封信今天就收在《李鸿章全集》中。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两实在太多，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到北京，请户部的人吃吃喝喝，沟通感情。公关工作很见成效，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八万两，显然，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7]
恰好这时皇太后的批复到了。出于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说，曾国藩一直很忠诚，而且他们的军费很多是自筹的，所以同意他们免于审核，直接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但是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他还是照给了。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这次不给，下次就没法再进户部。
三
那么，以上这些开支加到一起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啊，曾国藩给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我们说过，总督的陋规平均一年会有十八万两之多。陋规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下属官员三节两寿送的礼，另一部分是一些下属部门以“公款”名义送的钱。对于这些钱，曾国藩有选择地收了一部分。他属下有一些油水很多的部门，比如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他都收下了。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清代实行食盐专卖，所以盐运司就如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钱很多，要是不收，他们年底也就给职工发福利了。
收这些钱的用途主要就是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送的别敬，给户部送的八万两，平时请客吃饭的钱，都是“小金库”中的钱，他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
他的养廉银主要是供自己家庭的开支所用。
所以说，曾国藩当官有和光同尘的一面，他的很多做法和各地贪官是一样的。
但是，和贪官不一样的是，其他各地官员，为官任满，走的时候，“小金库”中的钱都要带回老家。曾国藩不这样做。在曾国藩不做两江总督，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他查了一下，“小金库”中还剩了一万两白银。
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说：其下余若干……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8] 就是说，剩下的钱，你想办法捐掉，但是不要署名。
曾国藩要求匿名捐款，说“凡散财最忌有名”，他说，“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一个人捐款出了名，就会有很多事找上门来，所以不能使任何人知道。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9]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和光同尘，有意识地不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清官。因此我将他定义为“非典型类清官”。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清官办不成事。海瑞就是代表。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恪守低得可怜的薪俸，以致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在官场上，海瑞受到大家的排挤。对同事来说，你做清官，显得我们都是贪官了。所以海瑞一到哪儿做官，不久之后，当地官员就会联名向朝廷表扬他，说他做得太好了，品质太高尚了，太清廉了，建议朝廷赶紧升他的官，让他走人，海瑞一生有几次升官都是这样升的。所以我们看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
曾国藩却不想以这样的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人。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他的这种做官方式，也许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第344页。
[2] 伯纳特·M.艾伦：《戈登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3]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曾宝荪回忆录》附录，岳麓书社，1986年，第15页。
[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671页。
[5] 锺叔河评点：《锺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孝亲编、教子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04页。
[7] 见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曾纪泽的信。《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45页。
[8]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43页。
[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