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高薪养廉”的得与失
北宋晚期，贪污腐败已经由下至上，遍及整个官场。高级大臣也常有沦陷者。当然，北宋晚期腐败普遍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低薪制原因，也有制度崩坏的原因。宋代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薪制导致的底层官吏腐败普遍化。到了南宋，低薪状况加剧，对贪腐的惩罚力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党争越来越严重，权力约束越来越弱化，官僚体系也日益呈现整体性沦落。
一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 [1] 。清人赵翼讲：“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2]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宋代俸禄制度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体来说，宋代初期，官俸并不高，以致百官生活多有困难者。后来历经调整，逐渐增长，到北宋中期后达到较高水平。南宋时期，因为财政困难、物价上涨等原因，俸禄水平又有所下降。此外，宋朝与汉朝一样，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初年，和很多王朝初创时一样，官员俸禄并不太高。宋初俸禄沿袭北周，名义上俸禄水平大约是唐代的一半，但是经常八折发给，其中三分之二又是实物而非铜钱，所以，总算起来，俸禄只有唐代的四分之一（见《中国俸禄制度史》）。因为制度未备，有的职务甚至没有俸禄。因此有人称，“士大夫俸入甚微”，“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 [3] 。太宗至道二年（996年），馆陶县尉查道“与妻采野蔬杂米为薄粥以疗饥” [4] ，后来穷得没有办法了，与妻子商量辞官改去卖药以糊口，“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 [5] 白州知州蒋元振“亲属多贫，不能赡养……啜菽饮水，缝纸为衣”。 [6] 居然穿着纸衣。
宋朝立国的方针是崇文抑武。这主要是鉴于五代武人不断篡位的历史教训，但除此之外，赵匡胤也认为，相对武人在地方治理上表现出的贪婪残暴，文官治国对老百姓的危害毕竟更小一些。宋太祖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治）大藩（节度使辖区），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7] 以文官治国，总是划算的，即使多给他们些钱，也比军阀治理地方要合算得多。
因此，宋太祖确立了高薪养廉的思路。他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 [8] 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经常讲人话的皇帝。他说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你给人家的钱少，你就没法要求人家廉洁。所以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同时提高官吏待遇。宋太祖一共废了十六个州，州县的官吏也尽可能精简，二百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一人，一州官员，最多只有四人。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
总体来说，赵匡胤及其弟弟太宗皇帝的治理是成功的。宋太宗登基后，对自己治下的官风做出了这样乐观的评价：五代时期，“外则侯伯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 [9] ，而近些年来，这些弊端多被清除，“臣僚守法，兆民舒泰，虽未能还淳返朴，亦可谓之小康矣” [10] 。
不过，宋太祖“省官益俸”的思路，在后世子孙那里只是部分得到执行，“省官”也就是官僚队伍的精简未能被继承，但是宋代俸禄确实越来越优厚，对中高级官员的实际生活需要考虑得越来越周密。宋代进行过好几次公务员工资改革，越改水平越高。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重定百官俸禄，执行增俸益禄之策，以致“三司估百官奉给折支直，率增数倍” [11] 。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进行官制改革，颁行《元丰寄禄格》，对官员的福利待遇考虑得更加周到，官员可以配有仆役，最低级的官员配给一名，宰相则可配给一百名。高级官员的仆役由国家发给衣粮钱，普通官员的仆役国家发给餐钱。考虑得可谓无微不至。所以史称“元丰制禄复倍增矣” [12] 。此外，宋代各级地方政府还设有公使库，专门用于宴请、馈赠，官员赴任、免职，官员往来的支出。
宋代官员俸禄体系比唐朝还复杂，大体可划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宋代官员的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三种。加俸则主要有职钱、侍从衣粮、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各种添支等项。职田又称“职分田”“圭田”，是用作官员在职补贴的官田。除上述收入之外，宋代官员还享有给券、公使钱及多种赏赐，可以视为变相俸禄。“动辄为银五千两，或钱五十万缗。云：有人臣赐第，一第之赏，数十万缗，稍增壮丽，非百万不可。”如果把以上各项折成米斤比较，宋代官员俸禄大多数时候稍高于唐朝水平。
所以，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来讲比较优裕，高级官员更是腰缠万贯。“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 [13] 宋朝的著名宰相吕蒙正出身贫寒，任官期间也算廉洁。然而吕蒙正退休后，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 [14] 。中级官员如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三十千，春冬绢各十三匹，春罗一匹，冬绵三十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四十五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二
不过，宋代也存在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
宋代州县级官员收入较低。以《嘉祐禄令》为例，最高等的节度使，料钱为四百千，最低的内侍郢、唐、复州内品才三百，差距非常明显。元丰时期大幅度提高俸禄标准，主要是针对中上层官员进行的，品级较低的官员受惠较少。总体来说，宋代五品以上官员收入很高，但是五品以下的收入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州县官员及幕职官员，其收入一般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家口多者，养家糊口都有困难。宋代州县官及幕职官等低级官员称为“选人”（因其是京官的“候选”官员），其数量占整个官员队伍的五分之四，“选人”普遍低薪，因此在整个宋代官员队伍中其实也是薄俸者居多。而且，每当国家经费不足时，朝廷首先会克扣、迟发州县级官员的俸禄。乾道七年（1171年），曾有臣僚上言：“沿边诸州，访闻除守倅外，郡县官请俸至累月不支，何以养廉？” [15] 有很多州县官员从上任那一天直到离职，俸禄一直被拖欠，比如罗仲谋在永州东安县“摄邑凡八月，去之日，有未给俸钱四十万，以邑之匮也，置之而去”。 [16] 汉阳军汉川县令“既去，俸之未给数十万钱”。这在宋代并不是个别现象。
所以，低级官员普遍感觉生活压力巨大。有人抱怨说：“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亲。”更有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17] 大中祥符年间，翰林学士李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王）旦前后资借甚多” [18] 。宋真宗时，张逸“（知）青神县，贫不自给，（王）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 [19] 。低级官员甚至有贫至生不足养、死不得葬者。如“观察推官柳某死，贫不能归，乳妪挟二子行丐于市” [20] 。
宋代采取高级官员厚禄而低级官员薄俸的矛盾制度，也自有其不得已，这就是宋代官吏数量过多。宋代以文官治国，大力推行科举，中者无不授官。据统计，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通过科举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单由进士一科得官的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两宋官吏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这些一方面造成人浮于事，文牍主义盛行，“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21] ，另一方面造成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财政不胜负担，“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十分突出。《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代“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 [22] ，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吏员无薪的怪异制度设计。这种情况对国家来说当然也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这种低薪制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很多人视州县官员为畏途。宋代尚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些地方，比如广南西路等地，多次出现县令缺员现象，“县令有阙，十占六七”。咸平三年（1000年）六月诏，“如今州县阙员甚多，可选朝官有清望者，不限员数，令各举所知以补员阙”。 [23] 绍兴二年（1132年）诏，“二广州县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县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榷货务及吏部勘当”。可见这并非偶然现象。
另一后果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分州县官员的贪污不法。
宋代州县等基层官员，不但承受着低俸禄的经济压力，更承受着官僚体系层层传导下来的财政压力。两宋军费开支巨大，冗费沉重，所以财政常年紧张，不得不拼命压榨地方。以“上供钱物”为例，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右承议郎鲁冲上书谈及宜兴县的情况：“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劵，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 [24] 可见宜兴县上供支出名目繁多，每年要三万四千余缗，但是其收入只有一万五千余缗。这其实也是南宋地方州县财政状况的常态。所以州县官员税收压力巨大。为了应对财政紧张，中央政府不得不给予基层政府一定税收自主权，只规定税目和税额，至于如何操作，不得不任由地方官“开动脑筋”，对其破格之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开启了地方官员额外征敛之途。
所以宋代中后期，地方官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的情况司空见惯，方式则五花八门。绍熙五年（1194年），户部曾说：“潼川府盐、酒为蜀重害。盐既收其土产钱给卖官引，又从而征之。矧州县额外收税，如买酒钱、到岸钱、榻地钱之类，皆是创增。” [25] “近来诸邑别欲增衍，多有出卖官纸者，吏人行遣，人户投词，非官纸不用。此本非法令所许，若县道藉此支用，已非一日……” [26] 也就是说，县政府要求本地办公用纸及百姓诉讼用的状子，必须使用官纸，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违法的。当然，地方官克扣百姓更常见的做法是在收粮的时候，在量具、价钱以及所谓的损耗上下功夫，以至南宋理宗曾诏令各路减价购买米的时候要按市价给钱，量具公平，“毋科抑，申严收租苛取之禁”。但和后世一样，当然也屡禁不止。比如饶州知州每石粮食要多加收四斗。
宋代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相同。蔡戡曾云：“臣窃见二广县尉，多是恩科出身。巡检亦有拣汰，离军使臣或老或病，或顽钝无耻，或贪黩无厌。初为此类，志在苟得，但知减剋弓兵钱粮，诛求保正常例，或收接词讼，公受贿赂。” [27] 显然，蔡氏这里所云“常例”是指“常例钱”。
从宋初开始，就屡有州县官员贪腐的记载。比如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庚子，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每年向上进贡的物品非常丰厚，“多厚敛于民” [28] 。他的亲戚、子弟之间也相互勾结，“交通贿赂”，贪污腐败，导致“二州之民甚苦之” [29]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威塞军节度使、判颍州曹翰本州政事治理不力，专务苛刻，在州内敛财，擅自动用部内衙役，“官卖盐所得钱银，民岁输租粟及丝绵、绢，翰悉取其余羡；又擅赋敛民以入己，侵官地为蔬圃果园” [30] 。官员贪腐，地方民众当然只能蹙额兴叹。有的州县官员甚至“所为贪酷，自到任数月，民之逃徙者二千余家，籍货者以数千 [31] ”。
范仲淹对于低薪与经济犯罪的关系有过具体论述，他说：
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低级官员）衣食不足，求人贷债，以苟朝夕，到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贷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既作负罪之人，不守名节，吏有奸赃而不敢发，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 [32]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州县官之贪污不法，尚不及明清两朝之普遍。上文州县官员多次缺员，就是明证。
三
与州县官员腐败比较起来，宋代吏员腐败更为严重，甚至与明清相仿。
宋代基层政府，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可见胥吏数量之庞大。但宋代官与吏的地位差别至为明显。
我们讲过，汉代吏员有机会升为高官。但是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普及，官吏渐渐分途。唐宪宗时曾有上谕禁止吏员投考进士科。不过在唐代，吏员还可以由别科（如明法科）进入官员阶层。到了宋代，官员阶层基本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垄断，吏员不论工作多么努力，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宋代虽然有胥吏出职为官的规定，但真正能出职的人数极少，且多需在官府任吏职二十年以上，而且一般只能被授县尉、县主簿、监当官之类的繁杂差遣，官阶最高也只能到八品）。
随着地位的降低，吏员阶层逐渐受到社会的鄙视，主流社会一般认为，“吏事，末也” [33] 。所以唐宋之后，称吏一般为“胥（小）吏”。宋代朝廷对官员收入考虑得还算尽心，对吏员则基本不考虑其收入。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这是因为宋代把吏员作为百姓为国家服役的方式之一，要求他们义务为国奉献。宋神宗时期虽然创立“仓法”，也称“重禄法”，提高了吏员俸禄，但是主要针对的是中央机关的吏员，地方上的情形并无很大改善。因此，宋代初年，稍有资产的人都不愿为吏。
虽然没有工资，吏员们却还要承担许多不合理的负担。比如他们要负责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玩的开支，备办官员生日的送礼等支出：“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柴薪之属；县官生辰，则欲其置备星香图彩之类；士夫经从，假寓馆舍，则轮次排办；台郡文移，专人追逮，则裒金遣发；其他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他们在各级官员眼中，就是可以任意拔毛的羊。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如果地方赋税征不上来，要由负责收税的吏员代缴。“岭南民有逋赋者，县吏或为代输，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 [34] 所以，吏员如果不营私舞弊，很容易将自己弄得倾家荡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老实的胥吏可能真的宁肯倾家荡产，也不为害百姓，绝大多数人则注定要“蚕食百姓”。而他们蚕食百姓的机会，又唾手可得。
科举时代，进士举人的腹中只有几句圣人之言，对于治理地方，并无任何专业知识，所以很多公事都要交给胥吏具体处理。正如王安石所言：“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仕，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吏员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处理的事务表面上看琐碎细小，但是关系百姓生活甚重。宋代的知县以三年为任，很多人只当了一年半载即赴他任，但是吏员却长期在本地工作，了解地方民情。所以，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赖吏员。
所以科举时代，吏员的势力往往强过主官，“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〇），甚至有人将宋代官府曹司形容为“公人世界”（叶适：《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胥吏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他们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 [35] 。“胥吏之驵侩奸黠者，多至弄权。盖彼本为赇赂以优厚其家，岂有公论？……百姓便以为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彼亦妄自夸大以骄人。往往事亡巨细，俱辐凑之，甚至其门如市，而目为立地官人者。” [36] 被称为“立地官人”“立地知县”。
具体来说，征税之吏，“户长当限，引呈催数，多寡率计于吏手，县令岂能一一悉知。往往吏得赂，则以催少为多，故侥幸免罪；不得赂，则催多为少，故枉受刑责” [37] 。处理文案的吏人盘剥百姓的机会更多，“奸民密知人有产无契，若有契未印，若界至不明，辄诈作逃绝乞佃，脱判会实，嘱里正耆邻扶同诬申，案吏利其厚赂，不问是非，遽凭偏词给据” [38] 。在普通经济纠纷案件中，谁贿赂吏人到位，谁就更有可能胜诉，“二竞者之词，悉见于亲供，或惮案牍之繁，不暇遍览，将结断时，案吏则以案具始末情节引呈，盖欲便于观览也。不知甲乙对竞，甲之赂厚，则吏具甲之词必详；乙之词虽紧要者亦且节去，以此误长官之判多矣”。 [39]
宋代史料中，关于胥吏不法行为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吏员随意下乡，剥削百姓，“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也” [40] 。吏员们经常低价买物，甚至白吃白拿，“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 [41] 。宋代乡村还活跃着一批“揽户”，他们一到征粮时节，就走乡串户，到各家收粮，再统一上交官府。揽户代纳赋税原本是利官便民之举，但是因为他们大多由地方胥吏或是胥吏的亲戚担任，仗着官府的权势，强行征税，又在计量器（斛）上大做文章，大斗改小斗，已成为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有的地方，吏员们提前把很多年的税先收了，“今闻属县，有未及省限而预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预借五年之税，五年而预借六七年之税者，民间何以堪此” [42] 。有的州县政府甚至有意识地制造冤狱，以此来满足供养吏员的经费需要。黄震记载：“县狱若不遍追一乡无辜之人，则结解时无以充计置本州公人之费，州狱若不再追本县已放之人，则圆结时无以充提刑司计置公人之费。积弊已深，有力莫救。” [43]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普遍性的现象，有人说，有宋代“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44] 。有人说，宋代“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 [45] 。陈藻甚至写了一首名为《憎吏行》的诗，诗中说：“人逢胥吏面，唾欲捣其胸。伤哉彼何罪，造化生蛇虫。”宋人说，胥吏之治，是宋代最失败的地方：“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 46]
王安石对胥吏不法的原因做过比较合理的分析。他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州县之吏，……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47] 司马光的观点大致相同：“府吏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 [48] 。国家不肯给吏员发放俸禄，实际上就是默许他们蚕食百姓，其代价就是社会底层的败坏。
为了防治胥吏不法，朝廷和官员们想了很多办法。宋代的官箴书籍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防范吏人的告诫，作者通常会建议各地地方官重视胥吏人选，“帑吏，必择信实老成人，仍召有物力者委保” [49] 。宋代政府对胥吏群体的管理和约束相当严厉，规定胥吏一旦犯罪，即处以重法。“至待贪吏则极严：应受赃者，不许堂除及亲民；犯枉法自盗者，籍其名中书，罪至徒即不叙，至死者，籍其赀。” [50] 其严厉程度超过官员阶层数倍。然而，如果收入来源不能保证，再严厉的惩罚也无法制止手握权力者枉法营私，这已经多次被历史证明了。所以，虽然国家不给工资，但是各地猾民争相做吏，很多吏人居然也能成为豪富。比如吴地一姓朱吏人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 [51] 。
四
当吏员大面积腐败并且腐败手法光怪陆离时，他们就不得不贿赂州县官员以求自保。而州县级官员大面积腐败之后，势必也得分润其直接上级。这样，腐败就从吏员到州县级一层层往上，不断蔓延。
北宋时期，贪腐一直局部存在，包拯曾对当时的吏治情况深表不满。他说：“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于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忧，不可不察。” [52]
到了北宋晚期，贪污腐败已经由下至上，遍及整个官场。高级大臣也常有沦陷者。当然，北宋晚期腐败普遍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低薪制原因，也有制度崩坏的原因。本来宋代的“祖宗家法”对各级权力，特别是皇权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制约，以至有人说宋代实行的是“儒家宪政主义”。但北宋末期诸帝，特别是宋徽宗带头破坏宋初一系列良好制度。宋代皇帝下诏，要经过中书门下诸衙门审核通过才能执行，但宋徽宗“御笔手诏”行事，既不与中书省商议，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而是亲笔书写后直接交付实行。宋徽宗本人滥用皇权，贪图享受，恣意妄为，干出不少劳民伤财之事。同时，在他的治下，对官权的约束也受到破坏。宋代本来严格限制宦官权力，但是到了北宋末期，童贯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号称“媪相”。宋朝旧制，宰相一般不是一个人，而是由参知政事和宰相组成的一个集体。而蔡京独相十三年零十一个月，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北宋末年的大面积腐败，根源在于权力的恣意滥用。宋徽宗重用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贼”，这六人公然卖官，每一个官职均有定价，甚至在科举殿试时名次亦可通过行贿而得。到了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本人也曾下诏，哀叹当时的吏治情况：“比者，士或玩法贪污，遂致小大循习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内则公卿大夫，托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将何以安！” [53]
而南宋吏治整体上又逊于北宋。南宋政治动荡，财政困难，物价不稳定，官员，特别是低级官员收入难以保障。绍兴三年（1133年）五月壬戌，宋高宗说，自元丰俸禄改革以来，物价涨了三倍，而俸禄没有增长，“自元丰增选人俸至十千二百，当时物价甚贱，今饮食衣帛之价，比宣和间犹不啻三倍，则选人何以自给？而责以廉节难矣” [54] 。然而南渡之初，为了应对财政困难，部分官员俸禄又“权减三分之一”。后来又数次减俸，连皇帝赐人的鞍马、衣服等，也减半赐予，以至于“赐目”上写道：“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 [55] 令人啼笑皆非。后来俸禄水平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总体上比北宋低了很大一截。
携带了北宋的腐败基因，收入水平相比北宋又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南宋的腐败比北宋更加普遍化、系统化。官场腐败从行政系统蔓延到了民政、军政和司法等大多数领域。北宋中早期，对腐败官员的处理是非常重的。《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56] 。宋太祖为人宽大，官员犯其他错误或可宽纵，但贪赃问题不能逃脱处分。整体上，北宋对贪腐的处理都是比较重的。但是到了南宋，因为腐败已经普遍化了，法不责众，所以，本应处以重罪者，常常轻纵。“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因此成了官场风气。南宋时期，官商勾结，举凡赈贷、盐政、漕运、专买、税关、营建、水利工程等，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
我们讲过，宋代各府州都设公使库，作为宴请、馈赠官员以及供赴任、免职官员往来的支出来源。到了南宋，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成为官场常态，公使库因此也成为各地官场贪腐的据点，每年耗费的国家钱物难以数计。“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成大）致能、胡（元质）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 [57] 一州一府的公使库成为当地长官、过往官员、朝中权贵搜刮聚敛贪污行贿的公开场所。
借公使库贪污，以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发生的唐仲友案最为典型。这一年，大儒朱熹在主持地方赈灾事务时，发现知台州的唐仲友“不公不法”之事甚多，遂上疏弹劾。唐仲友贪财黩货，可谓不择手段。按宋代国家规定，公使库不准进行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活动。而唐仲友自知台州以来，下令公使库以公家的粮食来酿酒、卖酒营利，赚钱归自己所有。“其所造酒，米麦之属，既并取于仓库羡余；而所收息钱，太半不曾收附公使库钱历，并是入己。” [58] 对于公使库原有的本钱，唐仲友也命人伪作书札，假借馈赠官员的名义支出，实际上据为己有。
公使库后来实际上成了唐仲友的私家宾馆，他的亲戚常常来台州聚会，“频作宴会”，动辄流连数月，“临行馈送，各以数百千”，皆出自公使库。唐仲友的儿子结婚，几乎一切支出，“凡供账、从人衣衫、乐妓服装的置办”，都从公使库支钱。唐仲友还从家乡自家开办的彩帛铺以高价买来各类布匹、绢帛等及各色染料，拘系当地染色工匠，在唐仲友的家里“变染红紫”，除去婚礼所用，其余运回金华本家彩帛铺货卖取利。“其子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
除了借公使库发财，唐仲友还有很多其他生财之道。比如他欺行霸市，在本地恃势低价收购水产品，运回家乡的鱼鳖铺出卖，还差遣本州士卒为他家贩运其他海产品，他还通过收取过桥费致富。唐仲友下令：“造置浮桥，破费支万余贯官钱，骚扰五县百姓，数月方就。初以济人往来为名，及桥成了，却专置一司，以收力胜为名，拦截过往舟舡，满三日一次放过，百端阻节，生出公事不可胜计。” [59]
至于在判案等事上贪赃枉法当然更不例外。唐仲友在知州任上“少曾坐厅受领词状，多是人吏应褒、林木接受财物，方得签押，无钱竟不得通。……每事皆有定价，多至数千缗，又纵狱吏百端乞觅，民间冤苦，不可胜言” [60] 。
和绝大部分贪官一样，他还有生活作风问题。他与官妓行首严蕊相狎，秽名狼藉，“虽在公宴，全无顾忌” [61] 。他还下令支用公使库钱买各类丝织品，将其分送严蕊和当地官妓四十余人，舆论哗然。
像唐仲友这样贪迹如此显著的贪官，又经朱熹这样的名臣大力弹劾，却难以受到处理。朱熹说：“伏念臣所劾赃吏，党羽众多，棋布星罗，并当要路。自其事觉以来，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 [62] 受到了朝中关系网的极大阻力。朱熹六上奏章，才使其罢官。可见南宋官场官官相护，已成习惯，也就是说，腐败已经成了系统性现象。朱熹告倒了唐仲友，本人却受到官场的集体报复，落得“怨仇当路，踪迹孤危” [63] 的下场，不得不引退。
所以在南宋官场，行贿者步步高升，坚持操守者遭受排斥，已经成为正常现象。这就导致社会公道不存，国家根本动摇。南宋一代，唯有孝宗时期曾经对贪腐进行过认真有力的治理，其他时代，已经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晚宋名儒真德秀说他所处的时代“馈赂公行，薰（熏）染成风，恬不知怪”。
五
提到中国历史上的高薪养廉，人们总是习惯以宋代为例。不过总体来说，宋朝高薪养廉是否成功，无法一言而论。
这首先是因为宋代的高薪，只局限于中高级官员。应该说，北宋中前期，在中高级官员当中，高薪养廉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这也与当时贪惩措施比较严厉密切相关。但到了北宋末期，因为腐败现象自下而上的传导，同时皇权与官权渐渐失去约束，中高级官员也出现了很多腐败现象。而宋代基层腐败的主要诱因，恰恰是因为低薪制。特别是吏员腐败与“无常禄”之间的关系至为明显。
所以宋代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薪制导致的底层官吏腐败普遍化。到了南宋，低薪状况加剧，对贪腐的惩罚力度也不断减弱。与此同时，党争越来越严重，权力约束越来越弱化，官僚体系也日益呈现整体性沦落。
很多人把宋代当成高薪不能养廉的例子，并且夸张地说，宋朝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在权力约束比较有效，腐败未从底层传导上来之前，北宋的高薪养廉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与此同时，宋代廉政建设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总体上的贪腐程度，仍然要逊于明朝和清朝中后期。
因此，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1] 邵红霞：《宋代官僚的俸禄与国家财政》，《江海学刊》1993年第3期。
[2] 赵翼：《廿二史劄记》，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3]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转引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4] 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2年，第225页。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至道二年四月戊子条，转引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
[6] 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2年，第186页。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十二月末纪事”，中华书局，1985年，转引自伍联群：《北宋文人入蜀诗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第46—47页。
[8] 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2年，第70页。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第597页。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中华书局，2004年，第597页。
[11] 脱脱等：《宋史》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2757页。
[12] 脱脱等：《宋史》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2757页。
[13]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转引自郭学信：《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
[14] 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2年，第302页。
[15] 《宋会要·职官》五十七之八十九，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07页。
[16]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24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
[17] 《夷坚丁志》卷一七《三鸦镇》。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条。
[19]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张逸传》。
[20] 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四，《陈公居仁神道碑》。
[21] 《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一。
[22] 脱脱等：《宋史》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2420页。
[2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五册），巴蜀书社，1989年，第707页。
[24] 脱脱等：《宋史》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2824页。
[25] 脱脱等：《宋史》三，中华书局，2000年，第3001页。
[26] 《昼帘绪论·理财篇第九》，转引自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中华书局，1995年，第523页。
[27] 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编第二分册（上、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418页。
[28] 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2年，第37页。
[29] 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2年，第37页。
[3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546页。
[31] 惠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至卷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3053页。
[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至卷二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3438页。
[33] 查继佐：《二十五别史（18—21）明书（1—4）》，齐鲁书社，2000年，第1097页。
[3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一至卷一六，中华书局，1979年，第282页。
[3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至卷二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4759页。
[36] 陈襄：《州县提纲》卷一。
[37] 陈襄：《州县提纲》卷一。
[38] 陈襄：《州县提纲》卷二。
[39] 陈襄：《州县提纲》卷二。
[40] 真德秀：《西山政训》。
[41] 真德秀：《西山政训》。
[42] 真德秀：《西山政训》。
[4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八零四一黄震一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44] 脱脱等：《宋史》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2920页。
[45] 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二》。
[46] 俞文豹：《吹剑录》。
[47] 王安石：《临川集》卷三十七《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48]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二十三《论财利疏》。
[49] 陈襄：《州县提纲三·帑币择人》。
[50] 脱脱等：《宋史》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3337页。
[51] 王明清：《玉照新志》。
[52] 包拯：《包拯集》卷三，张田编：《请先用举到官》。
[53]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二，中华书局，1997年。
[54] 熊克：《中兴小纪》卷十四。
[55] 庄绰：《鸡肋编》卷中。
[56] 脱脱等：《宋史》一，中华书局，2000年，第34页。
[57]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第394—395页，转引自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第五卷宋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58]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5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60]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61]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
[62]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
[63]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与赵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