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钱”的“大帅”
一、最清廉的统帅
除了做过十二年京官，曾国藩还多年带兵打仗。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做的最主要的事是镇压太平天国，具体地说，他创建湘军，（从咸丰二年底到同治三年）和太平天国打了近十二年的仗，最终挽救大清王朝于危亡之际。那么，带兵打仗期间，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如何呢？
曾国藩的湘军大帅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从咸丰二年底到咸丰十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止，也就是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时期。为方便起见，我将这一时期称为“湘军时期”。第二阶段，则是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以两江总督身份带兵时期。
咸丰二年腊月十七，离过年只有十三天了，从北京回到湖南乡下老家正在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却在这个时候告别了老家，匆匆赶往省城长沙。原来，几天前，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下了一道上谕。因为太平军席卷了两湖地区，咸丰皇帝特别着急，命令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出山帮助湖南官员兴办“团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训练“民兵”。曾国藩从此墨绖从戎，从一位文官变成一位武官。
在京官时期，曾国藩曾经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不过作为一个穷京官说这个话，其实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京官就是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然而，从带兵打仗开始，这个誓言可就真正要受到考验了，因为在晚清时代，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换句话说，晚清军队非常腐败。
那么晚清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
我们前面讲过，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块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处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长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必然就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我们说，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薄俸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
吃了什么大亏呢？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清代中前期，军队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国家正规军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他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叫《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人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砰，大炮响了一声，炮弹根本没飞出去，就落在大炮旁边。参领放下旗子，表示射击很成功。”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和欧洲的炮兵根本没法相比，中国人打炮和欧洲人只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大炮发出的响声是一样的，其他方面都不一样。”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比试什么呢，比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唯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道光三十年，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和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
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他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人，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所以，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就向咸丰皇帝汇报说，我按您的命令，来训练民兵，不过我这支民兵，可不光是要保护乡里，我希望他们发挥比正规军还要大的作用。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我们前面说了，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因此，很多湘军军官光靠工资都发了财。比如湘军中很有名的名将李续宾，带兵六年，积攒了几万两白银。
曾国藩是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帅一万人这个级别的军官收入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也可达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比做侍郎时的五六百两，增长了八倍左右。要是这样算，他带兵十一年半，他的合法工资收入就可达六万多两。更何况曾国藩在湘军财政上，实行“一支笔”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说他对湘军的所有收入都有绝对的支配权。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没有国家拨款，军费基本上都由曾国藩自筹，那么怎么花当然也都由曾国藩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三年镇压完太平军，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如果想贪污点，搞个一二百万，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赚的钱比以前多了许多倍，但是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离家将近两年后的咸丰四年底，寄了多少呢？一百五十两。咸丰五年一年，我们查资料，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他又往家寄了一百两。我大致算了一下，曾国藩带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一百两。而他在做京官的后期，每年寄回家的，我们以前说过，是二百两，就是说，从军之后少了一半。
为什么收入高了寄回家的银子反而少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曾国藩出山打仗时发过“不要钱”的誓言。刚刚出山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曾国藩曾经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就是说，他一定要在金钱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率。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往家里头大笔寄钱，叫人家对他指指点点。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才出战斗力，所以他对军队中的廉政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对军官们反复提醒说：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有两点，一是打仗时你敢不敢冲在前面，二就是看你在钱上头，干不干净。只有你本身不贪污，士兵才服你，打仗时才听你的指挥。（“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
因为曾国藩很注重廉政，所以湘军的风气和当时的正规军完全不同。咸丰十一年，有一个叫赵烈文的文人，来到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后来这个人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日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
湘军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
他又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异：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湘军攻克武昌图
也就是说，咸丰八年，赵烈文曾经到清朝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去过一次，他发现那里的风气，与湘军这里完全不同。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这儿呢，来了客人，根本没有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这儿呢，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像农民似的。
所以赵烈文看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说曾国藩“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让人感动得要流泪。
所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是湘军和国家正规军比起来，其实是远比正规军省钱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九万多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军，两年多的时间，就花掉了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军饷，还没取得胜利。而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止，苦战近十二年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湘军人数最后发展到十二万人，那么十二年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也仅花了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是很节约的，湘军的军费利用效率比正规军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曾国藩做军官时不往家里寄钱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教育子女的考虑。
咸丰五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潢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就是说，子孙后代，有没有钱，都有定数。有的人，你不留什么私产，他一样能吃饭。有的人，你给他多少钱，他都给你败光了。我人生阅历几十年，对这个看得很透了。
这段话背后，隐藏着曾国藩独特的金钱观：曾国藩认为，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有一次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对他说，人生一世，不要给子孙们留什么遗产：“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不光不要给他们留金钱，也别留什么字画古玩之类。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才有奋斗精神，富人家的孩子往往不争气，因为富人家的孩子有依靠、有指望。我不争气，钱也够我花了。所以曾国藩说，大富之家，不利于一个人良好成长。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就是说，富人家的孩子，如果从小艰苦朴素，懂得约束自己，将来才可能成大器。如果从小锦衣玉食，肯定没大出息。所以他说他决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就是说，我这个孩子将来要是有出息，我没有遗产，他也能生活得不错。要是没出息，我给他留太多钱，反而是帮他造孽。多留一文钱，他就会多造一孽。
所以，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银子，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考虑，担心败坏了家风。
那么曾国藩带兵那么多年，积攒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儿了呢？
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了。咸丰七年曾国藩回老家时曾给曾国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
也就是说，他在江苏有一笔一万五千两的收入，本来是可以归个人支配的，他交到省财政，补充军饷了。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
还是在老家期间，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要求他把军队中多余的钱用来救济士绅百姓。因为战火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他说你遇到生活不下去的穷人，就给他们些银子。给的时候，还不要留名。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这更说明他把大量的钱财都用来施舍他人了。宁可把钱捐掉，也不寄回家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实在非常少见。
高薪政策，使除了曾国藩之外的湘军将领都发家致富了。人们说：“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一当上中级军官，家里就开始造房子了。征战十多年之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就是说有十万两家产的人可达一百人之多。特别是攻下天京城之后，大批湘军将领带着金银财宝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也就是一年内新落成的官宅达十余家之多。湘乡县的变化更大。湘乡籍将领章合才，回家后在白田一带置了六千多亩良田，又在田间建成两座大庄园。另一位将领陈湜回家的时候，运了好几十船金银财物，所以人称“陈百万”。
然而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始终保持着清贫。咸丰八年，因为曾家四兄弟当中有人已经发财致富了，曾国藩就要求家里分家。这年年底分完家后，曾国藩分到了一座叫“黄金堂”的小宅院，此外还有五十五亩地。曾国藩表示很满意。一座小宅院和五十五亩地，这就是带兵打仗多年后他在湖南乡下的全部财产。曾国藩确实做到了自己誓言的不要钱不怕死。
那么，曾家四兄弟当中，是谁发财致富了呢？又富到什么程度呢？
二、曾国荃到底赚了多少钱
上面我们讲到，曾国藩带兵之后，往家寄的钱很少。不过湘乡曾氏在咸丰八年之后，却迅速富裕起来。富裕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住房水平的变化。
在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前，曾家只有两座住房，一座就是嘉庆年间建于荷叶白杨坪的老屋，曾国藩出生在这里。它原本只是一座普通的湖南乡下宅院，在曾国藩做官之后呢，投资进行过两次改建，改建之后，变成了一座三进四横的中等规模的住宅，曾国藩的父亲给它命名叫白玉堂。另一座则是位于荷叶乡良江村的黄金堂，这是在曾国藩做京官时候建成的，但规模不大，还不及改建后的白玉堂大。所以在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前，从住宅上看，老曾家不过就是湖南乡下一个很普通的地主家庭。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就不一样了。这一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荷叶的大坪村开始建设一座庞大的宅第，叫“大夫第”。这座宅第不但和老曾家原有的白玉堂、黄金堂比起来，是一座豪宅。甚至在整个湖南省，规模也是数一数二。它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二十四个。整个建筑分成三大部分，一字排开，绵延将近一公里长。远处看去，这座“大夫第”殿阁重重，犹如王宫帝府。有些湖南老乡“讥之……以为似庙宇”。就是说曾国荃哪是建了一座房子，分明是盖了个大庙。除了规模宏大之外，这个“大夫第”用料也十分讲究。通体都是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建成，石料全部是花岗岩，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居然都是用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凿成，耗资之大可想而知。
除了曾国荃的这座“大夫第”之外，咸丰八年之后，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许多宅第，比如曾国潢所修的“修善堂”和“万宜堂”。这些宅第，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后来被人总称为曾氏“十堂”。湘乡曾氏的宅第，此时完全是大地主的规模了。
曾国藩亲笔家书，致曾国荃
那么，老曾家怎么突然暴富起来了呢？盖这些房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些主要是曾国荃的贡献。
曾国藩一共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荃，四弟曾国葆。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第九，所以人们后来都叫他曾老九。在几个弟弟中，他最聪明能干，因此从小就被曾国藩器重，曾国藩曾经有一句诗，叫“屈指老沅真白眉”，就是说，在我的几个弟弟当中，你将来肯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不过曾国荃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考了很多回，只考了一个优贡，比秀才高那么一点而已。所以后来他转而弃文从武，跟着曾国藩带兵打仗。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块带兵的料，凭借军功，很快就获得了一品顶戴，后来一直做到总督的高位。
不过曾国荃的性格和曾国藩可完全不同。曾国藩性格很内向，谨慎而持重；曾国荃却非常外向，胆子大性子急，做事大手大脚。曾国藩在金钱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曾国荃却很贪财。他第一次带兵，就发了点小财，弄到了几百两银子的外快，事后他写信给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这封信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就是说我这次投笔从戎，所作所为，确实称不是上廉洁。这说明曾国荃手脚一开始就不那么干净。那么对曾国荃这种作风，曾国藩很不高兴，当时就把曾国荃批评了一顿，要求他要向自己学习，分外的钱，一文也不能要。所以在咸丰八年之前，曾国荃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没能发什么大财。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曾国藩对弟弟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
这个变化的原因，说起来有点长。
我们以前说过，曾国藩出山创建湘军的时候，正在家里给母亲守孝。所以他不是以现任的官员身份，而是以在籍侍郎，也就是离任的副部长的身份带兵的。现官不如现管，你一个副部长，在北京部里可能说话算数，但是在湖南地方上，说话就不算数了。所以湖南地方官员在练兵的事上，不怎么配合曾国藩。再加上曾国藩这个人呢，作风清廉，一尘不染，为人强硬这种做法在官场上与别人格格不入。晚清官场很腐败，别人办点事都收钱，你曾国藩不收钱。别人处理一件事得三个月，你三天就处理完了，这不是显得别人不好吗？所以官场上大家都讨厌他。带兵打仗要招人，要花钱，可是地方官们既不给他人，也不给他钱，曾国藩处处碰钉子。所以曾国藩和皇帝要求，你得给我一个总督或者巡抚的职务，我才能带好这个兵。但是咸丰皇帝这个人心眼很小，对曾国藩这样的汉族将领很不信任，说什么也不给他督抚之职，搞得曾国藩非常郁闷。恰好咸丰七年年初，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曾国藩借这个机会，扔下军队回到乡下老家守孝去了，并且和皇帝摊了牌，你要是不给我个总督或者巡抚当当，我就不干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是所有正规军对太平军都没办法，只有湘军能顶得住。所以曾国藩以为皇帝能答应他的要求。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些年，白干了。
所以在老家守孝的曾国藩，心情非常恶劣。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为什么和官场、和皇帝的关系都处得这么差，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经过深入反省，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也不光是其他官员品质太坏。他自己的个性、脾气也有很多缺陷。他在官场上，原则性太强，说话太冲，办事太直，不按潜规则办事，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经过痛苦反思，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这片土地上的潜规则不是一两个人能扫荡的。要想做成大事，你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光同尘，与大家同流合污。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你才能团结所有能团结的人，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和你一起做事。
所以经过一年多在家守孝，曾国藩发生了很大变化。咸丰八年，因为军事上吃紧，咸丰皇帝不得不又一次命令曾国藩出山，这一次，官场上的人发现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对人更客气了，更有礼貌了，做事也开始注意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了。遵守潜规则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对部下们在金钱上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了。他反省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就是说我以前做事，不随便提拔人，也不敢放手花钱，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追随他。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部下在金钱方面的要求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他说：“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就是说，现在带兵的人，都难免有点发财的想法。对别人弄些钱，我不再管了，但是我自己还是一文钱也不装入私囊。
曾国藩这种对金钱态度上的变化，也反映到自己家庭里，那就是对曾国荃的约束，也比以前宽松多了。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在家里给在军队中的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这些人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等于放开了曾国荃身上的缰绳，让他在发财致富之路上一路向前驰骋。所以曾国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当时军队打仗有一个惯例，就是攻下一个城市，是要放手抢上一阵战利品的。过去，曾国藩对于这种做法一直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对这个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荃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发了财。在曾国藩写了这封信后几个月，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荃攻克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吉安府。仗刚打完，曾国荃就派人往家里送了一笔银子。这笔钱，显然就是战利品。第一次弄到这么多钱的曾国荃还有些不好意思，怕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责备他，专门给曾国潢写了封信，封中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就是说，我这几年啊，攒了些银子，送到家里，供家里花用吧！我这种做法，实在是辜负了咱们大哥平时对我的教诲。二哥你就别责备我了！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什么：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
二竿之数，就是两千两。就是说，这次一共送回家两千三百两白银。两千两家里公用，三百两给自己的妻子。此外还有衣服、布料什么的。
曾国荃在信中还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就是说搬银子时，自己家人搬，别让别人知道。可见，曾国荃头一次往家里运这么多战利品，自己心里还有点害怕。
开了吉安这个头之后，曾国荃以后就轻车熟路了。以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等数座名城，每攻下一座城市，他都要回家一次。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每回一次家，他都要买些田产，扩大一下家业。不过事实上，每一次曾国荃运回家中的财产，远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多，也不过就是几千两白银，处于整个湘军将领中的平均水平。曾国荃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过分，这一点我下面还要再讲。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后。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曾国荃在天京是不是发过一笔大财。有一种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也就是说，曾国荃这一战，收获上千万两白银，除了给上级送点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经过分析比较史料，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是大大地夸张了。曾国荃在天京城破后，并没有捞多少钱。
确实，同治三年，曾国荃经过多年艰苦的攻城战，终于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夺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
“天京”是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人们传说城中金银如山，财货似海。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士们都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发财机会，大家都想最后再发一笔横财。所以在先头部队把天京城城墙炸开一道口子后，湘军士兵不听号令，争先恐后杀进城里，奔着金银财宝去了。史料记载：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
就是说，连曾国荃的亲兵卫队都不听指挥了。曾国荃想让他们六成人进城杀敌，四成留下来看守大本营。结果，城墙一破，所有人都跑进城里去了。
曾国荃对部下的心理状态心知肚明。他清楚，大家如此争先恐后，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发财。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约束措施，因为曾国荃这个人以护犊子闻名。湘军多年来，欠士兵的军饷非常多，曾国荃想通过这种方式，对部下进行点弥补。曾国藩此时已经派他的幕僚赵烈文到曾国荃这里指导军务。赵烈文一看这个情况啊，劝曾国荃管管士兵，不要让他们抢得太狠，曾国荃居然发了脾气。
赵烈文说：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就是说，他劝曾国荃进城维持纪律，曾国荃冲他发了火。他再劝，曾国荃干脆不理他了。
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曾国荃部下的每个无名小卒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房子里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来，用船一船船运回湖南。时人记载说：“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就是说，城门太挤，人们就从城墙上往外吊木料、家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万只大船，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驶向湖南。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磁货尽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的大量财富，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老饕”之名。中国人爱传小道消息，而且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像今天的巨峰葡萄那样大，而且还会放光。“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获一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裂开一道缝，里面黑子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都靠不住。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传说中。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财宝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人们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一个“翡翠西瓜”。这个西瓜，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所以这类传说，我们可以置之一边不理。我们要探究的是，曾国荃在这次天京大劫掠中，到底收获多少财产，他是不是通过这次抢劫暴富的呢？
我的结论是，天京之劫虽然很惨烈，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财产。
让我们先来看曾国藩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判断，日记中记载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这样一段：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
就是说，在天京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
按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
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就是说曾国荃同治三年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三万两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五千四百两，那么六年收入就三万二千四百两。而他这次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
当然，可能还有对史料比较熟悉的读者会说，曾国荃后来的家产达到一百万，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确实，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数年可致千万也。花农兄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这说明曾国荃的家产最终达到了六千亩地，加上三处房屋。按当时物价算，不到一百万两。不过这是他最终的财富，并不是从天京抢的。在带兵六年之后，曾国荃后来再次出山，当过数任巡抚，还做过七年的两江总督。清代的总督，每年光陋规收入就有十多万两，所以他做巡抚总督期间，正常收入也会有一百多万。能捞的人，甚至能弄个千百万。所以我们说他这一百万家产完全能说清来源，我们不能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
除了以上证据，《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已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任湖北巡抚，一到湖北，就弹劾总督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寻找各种材料弹劾曾国荃，也没说过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曾国荃贪污的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财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一是以前曾国荃部下在安庆等地抢劫，知道的只是当地人和湘军内部。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湘军抢回战利品，从南京运输回湖南，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长江上下各省的人都看见了。而且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湘军的抢劫行径，一下子上达“天听”，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曾国荃做事太张扬了。赵烈文说，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派专人花八百两银子跑到北京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攻下天京后，人们都说：“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朝廷因此对他很不满意，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回家。
以上就是曾国藩及其家族在他任总督以前的经济情况。那么，后来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总督一职。当了总督之后，曾国藩的收入水平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