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只留下一万多两，如果动用这笔款项，曾家其他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曾国藩的遗嘱。曾国荃说，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至少要一万两才能办下来，所以，“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之类，似亦可以酌受”。
曾国藩长子曾纪泽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李鸿章带了两千两白银南下奔丧，曾纪泽坚决不要。连李鸿章的都不要，别人的更不能要了。曾国藩的丧事，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可以说曾国藩生平积蓄，基本上都花在了丧事上。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没留下遗产。
这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的心愿。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晚年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一生的信条是不留金钱给子孙。当初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搬回家中，就是因为这一点。
曾国藩一生，只留下了两项财产。一项，是那座被命名为“富厚堂”的宅第。
我们来到今天的荷叶镇，会看到一座规模很大的乡间侯府，匾额上写着“富厚堂”三个大字，这座大院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由三正六横组成，看起来很是气派。
曾国藩不是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造房起屋”吗，这座侯府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讲到曾国藩的第二项遗产，那就是书籍。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曾国藩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他多次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因为书籍属于精神财富，它对子孙后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养老。所以命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处老房子，以备告老回家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就是说，门上匾额不能写上侯府什么的，只写宫太保第四个字就可以了，不要太高调。
曾纪泽当然表示要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了。不过他又汇报说，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曾国藩的本意是花上几百两银子，修修老房子就好，不料同治六年房子修好后，曾纪泽向他汇报，说一共花了七千串铜钱，也就是大约五千两白银。曾国藩一听，远远超出他的计划，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具体办理此事的曾国潢，说：
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就是说，修个旧房子怎么能花到七千串？就是盖新房子也花不了这么多啊。我一辈子立誓不靠做官发财，认为当了官就回家广买田地建大房屋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不料我自己却就做了这样的事，报应啊！
接到曾国藩的信后，曾纪泽吓坏了，曾国潢倒不着急。他知道怎么解释才能令曾国藩满意。他回信给曾国藩说，这个房子花钱如此之多，主要都花到那个藏书楼上了，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价已占千馀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
就是说，这个书房造得很坚固，因为地基比较软，所以用石头砌了一丈深的基础，这就花了一千串。而通体用青砖，木材都用的杉木，这也花了很多钱。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处处都可节俭，只有藏书舍得花钱。所以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曾国藩的气就会消了。确实，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它的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的其他建筑。虽然贵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筑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俭省。只有这座藏书楼舍得血本，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为柱，为的是防白蚁；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都修有专用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以晒书；书室辟在三楼。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可避免藏书霉变。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批评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一座“豪华建筑”。事实上，它后来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的“天一阁”等有名，但规模则比它们还要大。里面藏书达到三十万卷，其中不乏珍本。可惜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在曾国藩身后，这些藏书及文件中最珍贵的部分，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去了台湾，现在寄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富厚堂”其他的当时认为比较珍贵的藏书，共计两百多担，一九五〇年冬被湖南省文管会运往长沙封存，侥幸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存在湖南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至于其他大部分，几十万卷当时认为没什么价值的藏书，在经历“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之后，都不知去向了。这些书在解放后被认为是废物，“土改”的时候，村民发现这些废物还有点用处，他们把曾家线装书的上下空白的部分裁掉，订成小本子，用来记账，其他的都扔掉了。今天我们到藏书楼上，看到架上还零星躺着线装书，其实这是些影印件或是从附近村民家收来的旧书，只是摆摆样子，曾家原来的藏书，一本也没有了。
这是曾国藩的遗产情况。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生活一直很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其实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当时社会上因盐票发家的太多了。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为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谁也不许买盐票。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买上一二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两万元，一二百张就是大约两百万到四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蓄包容之人。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第三编
右侧面 迷信和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