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一、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一｜
曾国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说过：“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 [1]
他在家书中谈及风水时说：“我平日最不信风水。” [2]
他还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术：“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3]
｜二｜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
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
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
他相信托梦。
曾国藩长子曾桢第夭折后，欧阳夫人梦见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曾家九世祖孟学公的夫人屈氏，诉说她的坟墓多年无人打扫。曾国藩夫妇因此认为这是导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曾国藩于是将屈氏之墓迁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还相信扶乩。
曾国藩像
咸丰八年四月，曾国藩乡居期间，家里请人扶了一次乩，预测曾家家运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预言说不久曾家将遭大难。半年后，六弟曾国华果然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晚年经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4] 。
他禳过灾。
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因各营患病者太多，且乡间居民亦病，斋醮三日，禳灾祈福。余亦诣坛拈香。 [5]
他信关公。
湘军攻下天京不久，曾国藩一边忙着为诸将请功，一边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请皇帝给关帝庙赐以匾额。据他折中所说，天京之役的军功章中有关老爷的一半。原来，曾国荃率部攻城之际，天气酷热，人不能堪，太平军趁势对攻城的湘军“屡掷火桶”，采用火攻。曾国荃乃向关公求雨，而据说关公亦欣然出手，扫去暑热，帮助湘军成此大功。曾国藩在《奏请钦颁金陵及湘乡县关帝庙匾额折》详述其过程说：
本年六月初间，（曾国荃）督率诸军在龙膊子开挖地道，修筑炮垒，逼城猛攻。时值酷暑，烈日如焚，城贼屡掷火桶，几欲延烧。国荃因肉薄攻城，恐致贻误，乃望空长跪，虔祷关圣大帝速降雨泽，以代贼谋，十二日果得大雨一次，而数里之外亦皆无寸。特别是登城之日，酷热尤甚，国荃祷祝如前，并默许奏请钦颁金陵及湘乡县关帝庙匾额。午时火发之后，有阴云自钟山覆日而来，凉风习习，拥护兵勇登城，得以竟此全功。……恳请御颁匾额，以答神庥。 [6]
他还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幼子纪鸿得了痘症，一时病势颇为凶险。曾国藩心为之悬悬，“乃打扫屋宇，择花园中厅净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灯后拈香行礼”。纪鸿病愈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原因，将功劳一分为二，归之于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
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佑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 [7]
他于四月初八日亲作祭文送痘神，还给“痘娘娘”扎了状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纸伞、纸旗十把，燃爆竹十余万。过后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水无病灾”。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庙完工，他不仅亲至庙内拈香礼拜，还特地为此庙撰联一对：“善果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香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至于祈雨敬神之类的清代地方官员公务范围内的正常举动，在他的年谱中更是多见。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连日步出祷雨”。“十九日，公（指曾）诣灵谷寺取水。廿日，大雨。公筹银四千两，修复灵谷神祠。” [8]
｜三｜
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间，曾国藩对风水曾经“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 [9] 。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的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 [10] 。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 [11] 。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的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12]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言余现所居棉花六条胡同房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 [13] 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 [14] ，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衷，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过，曾国藩任京官期间穷心竭力精研理学，发誓“学做圣人”，并没有多少余力研究风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虽然识字不多，却颇有些高明的见识。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了风水。
｜四｜
许多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于自身经验。祖母之丧，使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国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余岁高龄去世。对于祖母的葬地，曾家发生了激烈争论。祖父星冈公执意将老妻葬于自己他很喜欢的木斗冲，而其他人认为木斗冲地方狭隘，且风水不佳，都不赞同。弟弟们还特意写信到京，让曾国藩劝说祖父。
曾国藩也不赞成祖父的主张。他知道祖父不信风水，因此另选角度来进行劝说。他说自己身为翰林，祖母也得以荣封，因此选择坟地必须“面前宏敞”，有足够的地方树立牌坊，而“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何如” [15] ？
但是性格强硬的祖父固执已见，毫不动摇。对风水本不那么在意的曾国藩也就不再坚持，转而写信劝弟弟们听祖父的话。服膺理学的他以“天理说”来说服弟弟们：
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亦未可尽信。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或吉或凶，听天由命。 [16]
也就是说，风水吉凶之说，是“地理”；而孙子听从爷爷的话，是“天理”。当“地理”与“天理”发生冲突时，作为程朱信徒，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何况爷爷此时还在病中，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惹他生气。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后不久，曾国藩家里喜事连连：“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 [17] 祖父痊愈了，困扰曾国藩多时的病好了，且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这种好运仍然持续：家里添了三个男丁，九弟曾国荃也进了学成了秀才。当然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本人升任实职侍郎。
以前虽然听惯了风水发家的故事，但曾国藩对风水之说一直“存而不论”。但这次“亲身经历”，却让他确信风水对家运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对此事总结出了两点：第一，很显然，祖母葬地风水上佳，因此曾家家运才如此顺风顺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贺敬贺。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
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18]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19]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欲仍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藏，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不知可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断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20]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但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21]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22]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五｜
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衷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已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现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23]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24]
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前，是可以感应到子孙的祭祀的：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风水的原理，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25] 可以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宋孝宗死后，朱熹被宁宗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他说：
……葬之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26]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品格。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 [27] 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 [28] 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后代阴阳家流”的“诡异之说”。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理论支持”。
｜六｜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 [29] 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天圆地方、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在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30]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子的世界观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曾国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他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接下来还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理论。 [31]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谈论怎么样改善家中阳宅风水：
老秧田背后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大路，男（曾国藩）曾对四弟言及，要将路改于墈下，在檀山嘴那边架一小桥，由豆土排上横穿过来。其三角丘则多栽竹树，上接新塘墈大枫树，下接檀山嘴大藤包里，甚为完紧，我家之气更聚。望堂上大人细思。 [32]
这种安排依据的就是朱熹“藏风聚气”的阳宅风水原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认为附近彭姓山地内有一处吉壤，想买下来作为曾氏家族墓地。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表达意见：
前叔父信言知广彭姓山内有地有干田十亩。男思好地峰回气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树木，盖气之所积，自然丰润。若硗田童山（山无草木曰童），气本不聚，鲜有佳城，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断无吉穴矣。大抵凡至一处，觉得气势团聚山水环抱者，乃可以寻地，否则不免误认也。知广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干田十亩之说，故进此说。 [33]
这番言论所依据的是朱熹的“山环水抱”说。
传统时代的“风水先生”是分层次的，许多士大夫都基于“义理”，对风水深有研究，比如，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及他在为父亲寻找葬地时请的新宁知县许久霞等人。在京城时，他之所以相信帮他看房子的王继贤，是因为王氏学有本源，能以朱子之理解释风水，“言之成理”。所以曾国藩实际上是将风水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朱子风水理论指导下的“学术风水”。另一类则是以那些不学无术的“地仙”为代表的“愚昧风水”。他是相信前者而鄙视后者的。乡间那些专以踏看坟地为生的风水先生，多数是半文盲，画虎不成，言语鄙陋。对他们，曾国藩和他祖父一样，是看不起的。通过这样的分类，曾国藩将自己的相信风水和祖父的不信地仙调和统一起来。曾国藩的妻弟欧阳凌云对风水极感兴趣，学会了为人看地，甚至打算以此为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写信给弟弟们，嘱咐他们劝阻凌云：“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 [34]
｜七｜
曾国藩因祖母之丧对“风水说”产生的笃信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就在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湘军在三河战役中遭遇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失踪于乱军之中。事后曾国藩极力搜寻，只找回一具无头之尸。
这是几十年来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惨祸。极重手足之情的曾国藩悲痛欲绝。在接到曾国华失踪之信的当日“万感交集，彻夜不寐”。此后一连多日“心绪极恶” [35] ，“悲恸填膺，减食数日” [36] ，甚至“不能办一事” [37] 。
离家以后，曾国藩一直因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国华的死讯后，他的第一判断这是风水所致。曾国华生前曾力主为父母改葬，因此曾国藩马上写信到家里，要求尽快实施改葬：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38]
按理说这件事足以使曾国藩死心塌地迷信风水。但是静下心来，曾国藩想起这一年四月他还家居湘乡时发生的一件怪事。
当时曾国藩闲居家中，终日无事，听说曾国荃家人请人来扶乩，也步行赶去凑热闹：“闻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视之。”
扶乩和算卦一样，是旧时人们卜问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画字，据说画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指示。
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不料扶乩的结果却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间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
“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
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败”字。曾国藩大惊，以为刚刚取得九江大胜，怎么会出来一个“败”字？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与九江之胜有关。曾国藩问，九江初克，运气正好，“败”字何指？乩又判说，这个“败”字不但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
曾家人“又问仙何人何职位今欲何往”？也就是问降下这一预言的这是哪路神仙？“仙自称名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时官都司，死于咸丰年固始之难。现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过云云。”仙人自称叫彭某某，是何南固始人，生前是咸丰年间的一个都司，死于战乱，刚被上天任命为云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过湖南，所以下来降言。
当时曾国藩听了之后，虽然“凛然神悚”，然终不解其故，也就只好将神仙的预言置于半信半疑之间。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之后，和赵烈文谈起此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其效验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39]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天”及“天命”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早自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孔子却信天命。他三番五次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伦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伦语·尧曰》）
所谓“命由前定”，天之崇高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求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风水”与“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 [40]
也就是说，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一直蒸蒸日上，而自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为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声望达于顶峰，紧接着就遇到水师大败。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今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当初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以家中会屡次出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则即使在其后移动父母坟茔，也必无济于事。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定和改变？如果那样，上天岂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肃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说：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睪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甫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 [41]
“天命”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八｜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论。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朱熹说，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命运，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气决定的。“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 [42] 。以孔子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禀之气十分清明，所以做得圣人，但禀得的气又很低很薄，所以生来地位不高，终生也没有做太大的官。至于他的学生颜回禀的气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学家之外，历代名人热衷谈命的还有不少。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命运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43]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向上的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44]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45] “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46] 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47] 。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凭借超人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48] 。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49] 。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50]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皇帝，奋斗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散，自然心不能平。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进取心极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常人。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51] 。
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极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他再一次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命运的不平并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声；或瑰材而蒙诟；或佳恶同、时同、位同，而显晦迥别；或覃思孤诣而终古无人省录。彼各有幸有不幸，于来者何与？” [52] 也就是说，有的人庸碌无才，却获得美名。有的人才华横溢，却受尽屈辱。有的人，一辈子苦心钻研，学有所成，最终成果却被世界埋没。有些人，素质、能力、时代、地位都差不多，但一生命运却迥不相同。
而揆诸自身，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可谓命运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际，他怎么也料想不到从二十八岁起，自己的命运又变得出奇地顺利。
二十八岁那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不过，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来没什么希望进入翰林院。据说是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朝考成绩却出奇地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已经是梦想不到之事了。谁又能知道，他在此后的京官生涯中，仅仅靠动动笔头，写写文章，就十年七迁，从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他第二个想不到。
当年的同学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和自己的朋友比起来，自己也算不上多么杰出。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而没有上天的安排吗？
离开北京后，他又遇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的。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 [53]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着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54]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着于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 [55]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加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56]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唯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