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务府大臣
清代借鉴明代的经验，设置内务府，设纲定纪，各司其职，以总管大臣统领，监察御史监督。内务府大臣无定额，一般为四人至六人，最多时九人，最少时三人。如光绪元年(1875)，内务府大臣有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等六人。
内务府官员的选择，有特简缺、公缺、题缺、调缺等。“特简”是由皇帝亲自挑选、任命的重要官员，自然包括总管内务府大臣。“公缺”是每月从内务府所有机构中选举一次官员，如郎中由各司处员外郎升补，员外郎由各司、各处主事、六品司库升用。“题缺”是在有官位空缺的情况下，从内务府中挑选人员。因为内务府各个机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从本机构中选择人员，能较好地处理各种事务。“调缺”是在较大范围内，从同品级的官员中挑选官员任职。
总管内务府大臣既有满蒙八旗旗人，也有被提拔上来的内务府包衣。总管内务府大臣丁皂保即包衣出身。丁皂保一生，以“薄滋味，少愠怒”为格言，又云“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无喜神护持”，活到九十七岁高龄。不论出身高低，但凡总管内务府大臣，彼此之间地位平等，无论是皇子诸王，还是内务府包衣，“一体办事，并无区别”。在实际操作中，官职最高的大臣一般被称为内务府大臣中的“领班”，如和珅在内务府时，诸事专擅，他人莫敢争锋。再如咸丰帝死后，恭亲王奕?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三大要职，之后又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之职。奕?集大权于一身，权倾天下，自然是内务府大臣之首。
内务府大臣之间，由于缺乏明确的班次划分，常导致人事与事务混乱。为厘清关系，嘉庆帝就曾亲自给内务府大臣排序。
内务府创立初期曾有规定，如果有亲戚同在内务府工作者，官小者应回避。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下旨，此后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子弟，有在内务府担任官员者，不必回避。道光帝刚刚登基时，内务府大臣广兴提出，内务府大臣遇到应行回避之员，应该对调，但被道光帝驳回，并批评广兴“妄议更张，殊属无谓”。此后内务府大臣遇到下属官员中有亲戚之类者，仍照旧例，毋庸回避。
所谓“天下大事，不问内务府”。因为内务府负责的是皇帝的家事，所以在内务府大臣的挑选上，常选择与皇室有亲戚关系者。康熙帝选择乳母之父凌普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世家中的高斌家族，有多人出任内务府大臣，因为高斌的女儿是乾隆帝的宠妃。
对于内务府大臣的人选，道光帝曾提出自己的标准。首先，必须是翰林科甲出身。在他看来，这些人读过诗书，“无猥鄙贪浊之习”，而且没有利害关系，也可以整顿内务府。其次，内务府大臣不能用内务府司员。“盖虑其行走有年，惯习作弊。即稍知自好。而交涉事多，不得不意存回护也。”内务府司员的升迁，至武备、上驷、奉宸等院卿而止，不得升至总管大臣。道光帝的要求，后世子孙并未遵守。同治年间，内务府大臣诚明、贵宝、文锡等，均由内务府司员升任。光绪年间，有更多内务府司员升任内务府大臣。
内务府大臣之下设有内务府堂郎中，又称“坐办堂郎中”，此乃内务府中最重要的官员，“堂郎中为上下之枢纽，职任繁重”。堂郎中是内务府的主要执行官员，可以指挥群僚，查核七司等处题本、堂稿、黄蓝册、督催、文职铨选等，必要时可以代替内务府大臣处理一切事务。堂郎官的人数，自雍正十三年(1735)复置后，每名内务府大臣下属一人，始终未有增减。
内务府官员之中，侈靡成风，尤以堂郎中为甚，“其承平时，内务府堂郎中岁入可二百万金”。“岁入可二百万金”虽然夸张，也足见堂郎中所经手的钱财之巨。
乾隆年间，因为内务府中“人员习气不好”，乾隆帝特意指令，从六部中各挑选一名精干人员至内务府管理六库，与内务府堂郎中互相牵制。不过，乾隆帝认为，从六部调来的人员不能在内务府久任，不然会沾染积习，沆瀣一气。于是他定下规制，嗣后六部人员兼管六库者，三年更换一次。如果有升任调走的情况，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准奏留。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总管内务府大臣上奏，兼管茶库的兵部员外郎五十三，现升礼部郎中，请仍留在内务府兼管茶库事务。乾隆帝批复：“所奏不可行。”
堂郎中之下设主事二人，负责执行具体事务，后因主事二人不足以处理日常事务，又从笔帖式中选择优秀者作为委署主事，协助处理事务。主事之下，又设笔帖式；笔帖式之下，又设书吏、匠役等。
据戏剧家、史学家齐如山说，内务府人员的文化水平极低，可以说是没有文人，在清朝二百多年中，连一个通文字的人都很难找到。齐如山此话过于武断，并非实情。事实上，内务府中，笔帖式是初级官员。笔帖式的选拔，首先要考核武功，分为马步各三箭；其次要求满汉文兼通，优先录取咸安宫官学及景山官学学生。在补用人员时，以候补人之名，写在竹签上，置于筒内，遇缺则抽签补用，或以考中人员的名次先后选用。笔帖式满汉文兼通，怎能说内务府人员不通文墨呢？
因为满文，内务府官员中生出了不少是非。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下旨，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虽人数众多，通晓满文者却少，故而分批加以考试，以测试满文水准。考试结果让人惊愕，能通过满文考试且错误较少者，不过十之三四。到了咸丰四年(1854)，新授国子监满洲司业（系正六品）苏勒布被查出根本不会书写满文。咸丰帝得悉后大为不满，下令严查满洲大臣的满文情况。内务府大臣们心中惶恐不安，主动上奏称，内务府笔帖式公务繁忙，无暇学习满文，今后将在空余时间努力学习满文。
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皇室的大管家，负责管理内廷一切事务，享有很多特权，如有事可以随时入奏，不拘早晚，是故总管内务府大臣能有很多机会与皇帝亲近。光绪朝初期，权臣荣禄担任内务府大臣时，利用出入宫内的机会，向慈禧提出各种建议，导致军机大臣不满，引发政坛风波。
每逢喜庆节日，内务府大臣可以进宫道贺，其女性家眷可以入宫进献贡品，亲近皇室成员。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福锟之妻、荣禄之妻及大公主三人得慈禧太后欢心，常以福儿、禄儿、寿儿称呼之，赏赉无算。太监每见三人一起入宫，则云“三星照来矣”。
内务府服务于皇室，其所涉及的事务带有封闭性，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因此也有弊端。管理项目并不是特别明晰，涉及财务的内容，多无从查核。混乱的财务状况，涉及的巨大利益，为内务府官员提供了巨大的贪腐空间。而内务府贪腐案件即使被揭露，也无明确法律惩戒，是故内务府大臣侈靡成风，贪腐相袭。
咸丰朝时，内务府大臣文锡屡屡被御史弹劾，罢而复起多次。文锡义子崇光，也担任了内务府大臣。“文锡父子，专擅内务府十余年，今富可敌国。”光绪朝时，内务府大臣及司员坐拥厚资，翛然自得，服饰用度无不侈靡。内务府的其他官员也不甘落后，大肆敛财，“用项之浮冒，风气之奢华，以内务府为最。凡宫廷修造传办及一切用项，无论巨细，每用一款，皆浮开十数倍之多”。
内务府事务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监督，同时还有御史协同稽查，并可弹劾、题奏。不过两名专设御史很快就被裁撤，至于对内务府大臣的监督则形同虚设。到了乾隆三年(1738)七月，乾隆帝看内务府舞弊严重，又派出御史至内务府稽查，“现在无查察之员。着派御史恩特和穆、沈崳稽察”。
道光帝即位后，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局面，民间普遍贫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财政岌岌可危。对于铺张浪费的内务府，道光帝严加限制，要求内务府大臣，就一切宫内花销，必须事事核实，严惩虚报冒销。在道光帝的严格要求之下，内务府每年开销竟然节省下了百万两白银之巨。
总管内务府大臣大肆捞钱，对于手下的贪腐多予以纵容，每有贪腐案被揭露，总管内务府大臣往往包庇属下，使其能蒙混过关。如光绪二年 (1876)，银库司员因把持库款、克扣经费被御史弹劾。内务府大臣为之申辩，称银库放款，均由大臣酌量发放，并无司员故意延误、克扣经费之事。此案最后不了了之。
在清廷看来，内务府所负担的是皇室开销，一切用度“本非外人所得周知”，就是有贪腐这样的家丑，也不是外人可以干预的。光绪四年，御史余上华建议从王公中选派一人负责内务府用款的监督。慈禧太后却认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俱系亲信大臣，一切用款，全在该大臣等随时随事实心考核，务使属员不得稍有弊混。若另派王公一人总司查察，亦属耳目难周，无益于事。”慈禧太后本人就大力维护内务府，多次驳回了御史对内务府的弹劾。
光绪二十六年之后，裁减内务府浮员的呼声不断。光绪三十年 ，《东浙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内务府裁官事》的社论。此次舆论风波，缘起于内务府拒绝裁撤冗官。此年五月初八日，在舆论压力下，慈禧要求内务府裁汰冗员。内务府大臣则以“内务府差务较繁，额设司员亦因之较多”为由，象征性地裁汰了少量人员。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在内外压力之下，清廷开始整顿内务府。内务府所辖四十八处，酌量裁撤，如意馆、玻璃作、凿铜作、武备院、染毡等处所需物品，此后均自外间采买。各种浮冒开销，一律酌量裁汰。遇到急需物品，则由内务府自行采办，算下来一年可节省数万金。
宣统帝即位后，摄政王载沣主张节俭，并从自身做起。军机处将摄政王的经费定为每月二万两白银，载沣自减一半，改为每月一万两。所有皇室的园林工程都暂行停止，款项一律留存，不作别用。内务府进呈各项物品，向来浮报款项甚多。载沣命令内务府大臣必须实报实销，嗣后所办物件，不准浮报。此时宣统帝年幼，在服丧期间又不去颐和园，仅每年便可节省二十万两在颐和园的经费。
少了慈禧这样会花钱的主儿，内务府裁减下来的各种款项数目甚巨。载沣雄心勃勃，准备将这些款项拨为海军经费，重建海军。
辛亥革命之后，逊清小朝廷居于故宫之中，其影响力已很有限。清室覆灭了，内务府却被保留了下来，并由中华民国供给经费，继续为其小皇帝溥仪服务。
二 内务府世家
内务府包衣的选用不同于其他官僚系统，“府属文、武职官，皆不由部铨选，其不兼隶于吏、兵二部，亦不入吏、兵二部品级考”。内务府的官缺，基本上被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垄断，外人根本无法进入此系统。这种独特的设置使内务府官职成为包衣的专属，也涌现了一批在内务府任职的世家，著名者如高斌世家、法式善世家、完颜世家等。
这些世家历代在内务府任职，乃至有三代人连续担任内务府大臣的情况。乾隆初年，高斌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其子高恒也在乾隆朝中期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初年，高斌的孙子高杞一度也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最为著名的内务府世家高佳氏，在内务府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高斌、高晋、书麟、高恒、高朴、广兴、伊桑阿等都在内务府占据高位。
高佳氏的发迹，始于高斌。高斌家族本为内务府汉姓包衣，祖父子孙服务于内务府将近百年，被雍正帝视为心腹“院内奴才”。雍正帝曾亲昵地对高斌道：“不以出旗方为体面，可留在院内为院子里人表率。”也就是要高斌留在内务府，世代为臣仆之意。
高斌的女儿高氏，十五岁时嫁给了弘历，备受宠爱。弘历即位后，因为宠爱高氏，想将她晋封为贵妃，可高氏的包衣出身，却成了大问题。于是，他刚刚登基就将高斌由包衣抬入上三旗镶黄旗，又改汉姓高氏为满洲姓高佳氏。高妃虽未为乾隆帝生儿育女，却备受恩宠，是乾隆朝第一位获封贵妃、皇贵妃的女性。
虽然内务府规定“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可在现实中，内务府包衣只要得到皇帝信任，就可以外任高官，更遑论内务府世家了。如高斌外放江南，曾担任苏州织造，属内务府缺；可此后他担任的各省布政使、河道总督、直隶总督等职务，却非内务府缺。
与高佳氏家族类似的还有金佳氏。金简初隶内务府正黄旗，因其妹淑嘉皇贵妃得宠，被乾隆帝抬旗，赐姓金佳。金简由内务府笔帖式，累官至内务府总管大臣、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其家族由此发达。
乾隆十年(1745)正月，慧贤皇贵妃高氏病逝，时任直隶总督高斌回京料理丧事。高氏虽死，可高家的荣华富贵刚刚开始。此后高斌一路高升，身兼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要职。高斌之后，整个高佳氏家族在官场上飞黄腾达。
除了内务府官职之外，内务府上三旗包衣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清代旗人能科举高中者不多，如果能考中进士，必被重用。内务府镶黄旗完颜氏子弟多由科举发达。完颜氏中，如阿什坦、和素、留保、麟庆、崇实、崇厚等皆考取进士，进入仕途。同为内务府世家，高斌家族后世子孙辈考取进士者寥寥无几，有广厚在乾隆四十三年考中进士。
科举之外，内务府世家子弟还可以通过恩荫在仕途中得到大的发展。清代定下恩荫之制，“满汉京官，一品至四品文职大员，荫一子入官；在外三品以上文职，荫一子入官。”高斌官至文渊阁一品大学士自然享有恩荫，其子高恒即由恩荫而入仕途，曾担任肥差两淮盐运使。只是后来此恩荫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乾隆三十三年(1768)，尤拔世出任两淮盐运使，揭发前任普福挪用预提引款项。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查出前任两淮盐运使高恒、普福收过盐商的巨额银两。前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则令盐商代买古玩，价值一万六千余两白银。此案涉及的官员，如两淮盐运使高恒、普福、卢见曾等，皆被处死。高恒虽是慧贤皇贵妃的弟弟，也不能免死。
高斌之子高恒，因在肥缺两淮盐运使任上捞钱而丧命，但高佳氏富贵依旧。高斌侄子高晋，一度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高晋长子书麟，历任安徽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书麟历乾隆、嘉庆两朝，为人谨慎，为官清廉，深得两代帝王赏识。高晋次子成德乃书麟之弟，在官场上没什么成就，四十岁时才担任甘肃合水县知县，偏偏在任上卷入了甘肃捐监冒赈案。成德贪污四千三百余两白银，依律本要发配到极边烟瘴之地。但乾隆帝认为，成德非他人可比，身为大员子弟，更当洁己奉公，以图报效。现在不思报效，反而贪腐，昧良负恩，情罪尤重，特意下令将他处死。
高恒有四子六女，其长子高朴并未吸取其父的教训。乾隆四十三年，高朴因牵涉新疆玉石一案被杀。幼子高杞则比较谨慎，从军机章京做起，一路升迁。到了嘉庆朝，嘉庆帝再三告诫高杞，要“效法书麟之行为”，此后他历任湖北巡抚、湖南巡抚、总管内务府大臣、陕甘总督等职，得了善终。
高斌之弟高钰的孙子伊桑阿脾气暴躁，乾隆帝将他派到新疆任职之时，特意告诫他要改掉脾气。在新疆任职多年后，伊桑阿回朝，于嘉庆六年(1801)担任贵州巡抚。伊桑阿此时脾气依旧火爆，前往贵州途中，沿途州县供应不周，即破口大骂。至贵州任上后，伊桑阿纵容家人，索取属员门包，任意苛索，贪黩营私，贻累地方。在贵州铜仁松桃一带剿匪时，伊桑阿更冒领他人军功。奏报到京，嘉庆帝大喜过望，予以各类赏赐。后此事被人揭发出来，嘉庆帝大怒，下令不必将伊桑阿解京，审讯后绞立决。
高晋幼子、书麟之弟广兴曾两次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四年，他首劾和珅，立下大功，被嘉庆帝视为心腹，提拔重用，多次以钦差身份赴山东、河南等地审案。广兴一路讲究吃住，地方上的招待稍不如意，即加以刁难。两月之间，花费白银达五万两之巨。广兴与左都御史周廷栋在山东共同捞钱，山东民谣传唱“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
广兴为人骄横张狂，宫中有老太监鄂罗哩，曾与高斌论交。一次遇到广兴，鄂罗哩以长辈自居，广兴怒道：“汝辈阉人，当敬谨侍立，安得与大臣论世谊乎？”嘉庆十三年冬，广兴担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时，克扣宫女缎匹。鄂罗哩得知，当即向皇帝密报。此事查实后，广兴被革职，令居家闭门思过。
广兴去职前在山东、河南查案，勒索钱财之事被人揭发。嘉庆帝特意派人去山东、河南调查，将他的各种不法之事都查了出来。此后查抄广兴家产时，发现家中房产甚多，财货山积。广兴被抓捕入狱，本要拟绞刑。嘉庆帝念及广兴“伉爽无城府”，就亲自审讯，想要留他一命。不想审讯时，广兴丝毫不给皇帝面子，大声抗辩，声称自己无罪。嘉庆帝大怒，在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下令将广兴处死，籍没家产。
高佳氏一门，接连五人涉及大案被杀，其中四人为正二品高官。高佳氏受到挫折，但并未元气大伤。嘉庆十四年之后，高佳氏入仕者尚有高杞、素纳、长庆等人，先后官至正二品，但再无高斌、高晋时的辉煌。高佳氏族人屡屡牵涉各类大案，却能在官场上不倒，主要还是在于高佳氏与皇室的联姻关系。
有清一代，内务府世家通过联姻、恩荫、科举等途径依附皇权，掌握了织造、盐政、税关等各种肥差，大发横财，更担任各地总督、巡抚等要职，成为皇权的爪牙。在辅佐皇权，为皇帝搜刮钱财的同时，内务府世家也不可避免地腐化，而这又是皇权无法容忍的。皇权期待的是忠心能干又不过分贪图荣华富贵的奴才，这何其难。
三 改革是盘大棋
只有得到皇帝持续的信任，内务府大臣才能顺利展开日常工作。在嘉庆、道光二朝，能力卓著的英和得到两朝皇帝信任，出任内务府大臣，处理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皇室内部事务。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嘉庆四年，和珅把持军机处二十三年，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二十二年，兼管户部尚书十五年。此外还负责掌管吏部、户部、刑部，并兼管户部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等重要事务，他还控制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军权、财政权、用人权、刑法诉讼权……所有大权，和珅一把抓，权柄之重，前所未有。
虽然和珅权势熏天，也有人不愿意依附于他，比如英和之父德保。英和家族是满人中少有的书香世家，祖上属内务府正白旗，赐姓石，“为八旗士族之冠”。英和的父亲德保以进士起家，曾担任内务府大臣近三十年，历任各省总督，担任过吏部、兵部、礼部三部尚书。乾隆三十六年(1771)，德保担任广东巡抚，英和在广东出生。乾隆五十八年，二十三岁的英和考中进士。当年殿试者七十三人，补试者八十一人，而八旗入试者只有英和一人。在皇帝召见时，因为汉满分开，英和一个人站了一队，格外引人注目。
英和曾先后两次担任内务府大臣，前后长达二十年。
英和小时候长得聪慧可爱。和珅曾看中英和，想把女儿嫁给他。和珅倒台之后，嘉庆帝上朝时，还八卦地问英和：“汝之家事，朕皆深悉。唯独不知道和珅想招你做女婿这个事，你给朕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英和就跟嘉庆帝说：“在我八岁时，和珅去我家，当时我在家门口玩儿。和珅就问我几岁了，此外别无他语。等我十一岁时，和珅托人来说媒，说想把女儿嫁给我。老爹德保赶紧帮我订了个娃娃亲，推掉了这门亲事。这事还是军机大臣阿桂后来告诉我的。”随后，英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父亲生前如何受和珅欺压，最终抑郁而死的悲惨故事。
嘉庆帝听后大为感动。第二天便下旨为英和老爹赐谥号“文庄”。实际上，德保是军机大臣阿桂的亲信，阿桂与和珅是政敌，他自然不愿意投入和珅门下。后来在英和的仕途上，老臣阿桂也帮了大忙。
和珅说媒时，所请的媒人也不是一般人，而是内务府大臣金简。金简是三保之子，乾隆帝淑嘉皇贵妃之兄，初为内务府笔帖式，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吏部尚书。
和珅倒台后，英和年富力强，又曾拒绝过和珅的提亲，于是嘉庆帝将他视为亲信。三十一岁时英和就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九年(1804)，英和三十四岁，入军机处行走，被赏在紫禁城骑马。向来皇帝赏大臣在紫禁城骑马的，要年过六旬，官至一品。英和年纪轻轻就得此殊荣，是为非常之恩宠了。
嘉庆九年(1804)六月，嘉庆帝特意提拔英和：“户部侍郎英和，年富力强，人有出息，着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伊所管事务较多，又系内务府人，着不必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十年，刚担任军机大臣不久的英和因为弹劾军机大臣刘权之不成，反被连降三级，但嘉庆帝对英和还是信任有加。毕竟在满人之中，英和诗词文章出色，年纪又轻，嘉庆帝怕他重蹈和珅的覆辙，将他连降三级，也是故意磨磨他的锐气，以便今后更好地任用。对于嘉庆十年的连降三级，英和在年谱中一笔带过，称措辞不当，奉旨降为太仆寺卿。此后，英和时常被嘉庆帝派出去处理案件、查看河工、审核物价，以为锻炼。
嘉庆十一年九月，嘉庆帝又命英和兼总管内务府大臣，为皇帝效力。毕竟，嘉庆帝对英和一直信赖有加，皇室内部的很多家事，嘉庆帝都交给英和去处理。同年，考虑到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一向老实，且与和孝公主感情尚好，嘉庆帝授丰绅殷德头等侍卫、伯爵衔。但丰绅殷德身体已经衰弱，过了四年就病死了。
丰绅殷德死后，嘉庆帝派英和带领侍卫十人前去祭奠，又赏给和孝公主五千两白银。后来，和孝公主家中经济越发困窘，嘉庆帝又特意赐给白银六千两，并允许和孝公主用这笔钱去放贷收息。嘉庆帝将生息一事交给英和去处理。英和思考再三，决定将这笔钱放在长芦盐政，按照一分生息，所得利息全交给和孝公主。
清代宫廷之中，每年照例要分给皇后、妃嫔以下女子数量不等的绸缎。嘉庆十二年，内务府发给宫中女子的绸缎被内务府官员克扣。嘉庆十三年，皇后令总管太监孙进忠转告内务府，皇后所得较多，可以少分些，只是妃嫔以下女子所得不多，最好不要减少，以免宫中不敷使用。
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内务府大臣广兴弹劾太监孙进忠勾结外廷官员，但又不能指出具体是谁。嘉庆帝十分恼火，认为广兴是在构陷他人，下令将其革去顶戴，听候处分。随后在严查中发现广兴在内廷所用绸缎之中混入次品绸缎数十匹，进而嘉庆帝又指责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和等五人，明知广兴此等作为，却任由广兴一人专擅内务府，将五人一起降级留任。
虽受到广兴一案的牵连，英和却一直深受嘉庆帝的信任。到了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头目林清安排教徒混入城内，兵分两路，在太监的接应下攻入紫禁城。在京师外的嘉庆帝得知林清是主谋后，迅速派英和回京，督办抓捕林清。英和一路快马加鞭，中途马蹶，换马再奔，三个时辰疾驰一百四十里进京。
英和入京后，先到神武门附近查看，见警备森严、秩序井然，方才放心。回京之后，英和迅速挑出精干衙役张吉、高铎、徐永功三人，连夜前往宋家庄抓捕林清。张吉等三人将林清抓捕后，押上马车急赶往北京。林清的手下一路急追到南苑城门。马车入城，城门关闭，留下一路烟尘，追杀者方才绝望返回。据英和记载，张吉等人入京后仍然惊魂未定，讲述前后经过时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英和抓捕林清有功，嘉庆帝一直记在心里。英和五十岁时，儿子官也做大了，入朝时嘉庆竟然对他说：“你老爹今年五十岁，我记得他是四月十四日生日。”皇帝记住了自己生日，英和感动得老泪纵横。到了生日当天，嘉庆帝又特意赐给礼物。英和的儿子奎照极有出息，道光年间也做到了军机大臣，让英和着实得意了一场。
嘉庆帝与英和的君臣关系极为融洽。嘉庆二十四年秋，嘉庆帝骑马时马蹶，导致右腕受伤。英和上折请皇帝少批奏折，多休息。嘉庆帝回复道：“每日批折仅仅一二十字，一切留心调理，卿毋挂念。”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帝前往木兰秋狝，七月二十四日抵达热河。次日嘉庆帝照常批阅奏章，接见群臣，不料当晚在避暑山庄突然病死。随后旻宁接位，是为道光帝。
道光朝初期，英和担任内务府大臣，为皇帝效力。道光帝登基时，内务府循惯例准备了御用砚四十方，背后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以准备砚台过多为由，闲置了可惜，下令将砚台分赐给诸臣，英和也分到了一块。砚台备好后，道光帝拿着紫毫毛笔，却嫌其过硬且价格昂贵，于是将英和找来，让他去宫外买了几种毛笔进行试用，最后选了纯羊毫、兼毫两种，命内务府仿此制造，供皇帝使用。
道光帝当政之后，英和与曹振镛同入军机处，一满一汉，共主朝政。英和一入军机处，就建议将各省陋规加以清查，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可以保留的就公开明确。新皇帝登基伊始还有点锐气，立刻同意，摩拳擦掌，要大干一把。随后十几天，道光帝接连颁布谕旨，指示地方官员必须清查陋规。不想督抚们却联合起来，给了新皇帝一个下马威。
各省督抚认为，陋规这种丑事不能明确公开，一旦被民众知道，怎么进行统治？道光帝被督抚们这一将军，顿时没话说了，只好收回成命，下令停止陋规改革，并尴尬地解释：“朕刚没了老爹，心里乱糟糟，又是刚当上皇帝，没啥经验，听了英和的瞎话乱搞。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原谅。”道光帝在谕旨中还灰溜溜地说道：“为君之难，诸臣亦当谅朕之心。”为了向地方督抚表示歉意，道光帝不得不将英和作为替罪羊，赶出了军机处。两江总督孙玉庭激烈地反对废除陋规，却被赐予“公忠大臣”的匾额，于是群臣叹服，竞相赞叹道光帝为天下圣主。
英和被赶出军机处，却一直担任着内务府大臣的职务。道光八年(1828)，英和本人倒了大霉，因为监督的道光帝故皇后孝穆皇后墓地工程渗水，差点掉了脑袋。最终皇太后出面，劝告道光帝“不应以家法诛大臣”，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为孝穆皇后营造陵墓的宝华峪万年吉地工程，由庄亲王绵课、戴衢恒勘察地形，由内务府大臣英和监督施工。当得知孝穆皇后梓宫下有水渗出，道光帝大为悲恸，将负责的诸臣逮捕下狱。英和是承办陵工的主要官员，罪过尤重，与其二子奎照、奎耀一同被革职，籍没家资，临时寄居在一个古庙中。同年，英和被发往黑龙江做苦差，两个在官场上如日中天的儿子随行。英和身患重病，此时穆彰阿伸出援手，亲自前去探望英和，更每年接济他一万两银子。英和在戍所读书习字，静坐闲吟，考风问俗，过着隐居的生活。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方才被释归。
在道光朝的历史上，英和的作用被大大地限制了。道光帝对英和也有深刻的了解，认为“英和人本明白，性复敢言”。英和父子两代人担任内务府大臣长达半个世纪，可他并没有太多的世故和私心。像他这样的人物，若是碰到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则可以发挥他的才华。可英和的一生老碰上倒霉事，碰上的皇帝也非强势之主，所以一直没能得到施展身手的机会。
四 内府大印遗失
内务府执掌大内事务，一切活动均围绕皇室展开，其职责何其重要，而其大印更是深藏于宫中。不想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内务府的大印竟然丢了。内务府大臣宝鋆因此受到牵连，自以为头颅不保，不想宝鋆不但未掉脑袋，后来还继续升官。
宝鋆是吉林人，虽然隶属八旗，却出身贫寒，是故知晓民间疾苦。道光十八年(1838)，三十一岁的宝鋆考中进士，此后宦海沉浮，有升有降。咸丰八年(1858)，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宝鋆擅自做主，额外扩大名额，多录取了一名生员，为此被咸丰帝斥责。咸丰帝感到不解，认为宝鋆平日里以清廉自诩，想不到也和其他人一样营私舞弊。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皇帝逃往避暑山庄，宝鋆留守北京。此时宝鋆担任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掌管户部三库，负责管理圆明园等处。
圆明园经历了清室历代皇帝的经营，规模宏大，有各种宫殿一百四十余座，设有八旗鸟枪营守卫，有兵近万人。不想英法联军逼近时，守卫圆明园的禁卫作鸟兽散，无一卒一骑出击。
咸丰帝逃到热河后，命宝鋆从银库中提出二十万两白银，送到热河修葺行宫，却被宝鋆拒绝。宝鋆认为，此时正值国难，守城也需要银两，要节俭度日，“守城需饷，库无存储，是无京城也”。
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逼近德胜门、安定门外，并大败僧格林沁、瑞麟军，此后窜往圆明园大肆抢劫。驻园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河殉难，园内死亡的宫女和太监颇多。英法联军入园所抢劫的多是容易携行的物品，抢劫完毕后，各处乡野居民和土匪一拥而入，将园内精致陈设抢掠一空。之后，土匪欢天喜地地抬着财物撤走，不想半途又被胜保的部下拦住劫杀，所得多数落入胜保囊中。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宝鋆在城头上看着漫天火光，却无计可施。
八月二十三日，英法军队二百余人，加上不计其数的土匪，涌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劫一空。园中大件多有损伤，小件尽被抢去。清漪园主管内务府员外郎泰清全家十六口自焚而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杀入京师，一时人心惶惶。海甸街上有内务府某官员，听闻颐和园起火，也效法前辈泰清，举火全家自焚，以殉皇室，“今甸镇街石路西是其故居后人，为起大冢，且竖石表墓”。
在一片混乱之中，宝鋆将内务府大印交给大臣文丰保管。结果英军火烧圆明园，文丰投水自杀，大印丢失。咸丰帝得知之后，大骂宝鋆：“只顾一己之命，圆明园被焚毁时不前往，对于专管的三山被抢掠，也不前往，不知是何等肺肠，实我满洲之弃物也。”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后，宝鋆到园中查探存放在园中的历代皇帝画像的情况，到园时只见满地灰烬，一片狼藉。宝鋆碰到独自看守宫舍的内务府小官崇礼，两人相对而泣。此时画像已被抢走，两人骑行了十余里进行寻觅，见画像散佚在地，残破不堪，二人均惊慌无措。崇礼认为画像被毁坏至此，即使拿回去也不能保全，不如火化较为得体。二人就寻了稻草，举火跪地，泣而焚之。
崇礼此日的表现，让宝鋆大为欣赏，此后特意提拔重用，后来崇礼做到了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有人弹劾崇礼习气太重，识字不多，不配做礼部尚书，宝鋆回护道：“识字无多没关系，哪能人人都与太史公比呢？只要事理明白即可。”说起来，崇礼无特别表现，只是宝鋆丢了大印，心有戚戚，与崇礼共患难之后，自然对他要加以提拔回护。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在京者，仅宝鋆一人，其他的都随咸丰帝逃去了热河。宝鋆一人处理京内事务，焦头烂额之下，不得不恳请咸丰帝“简放一二员，分任其事，以便照料”。咸丰帝派了内务府大臣明善回京师帮忙，附带着痛骂宝鋆：“圆明园已被焚毁，你不多去探望，还有人心吗？”
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吏部曾规定，遗失印钥钥牌之案，即将遗失之员从严议处，此后三年无过方准开复。宝鋆所管辖的三山被抢劫，内务府大印丢失，宝鋆自知官帽要丢，很是无奈，自我调侃：“冠下之物且不顾，遑计冠上区区者哉。”不久果然被降为五品顶戴。然而，此时适逢乱世，还是需要用人。一个月后，宝鋆就官复原职。
咸丰帝出逃至热河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寅时驾崩。咸丰帝一生处于大清帝国国力下降曲线的最低端，他二十岁登基，也想有所作为。可祖先留给他的债务实在太多，他瘦弱的身体无力扛起这内外如山的重压。当皇帝十一年，内有各省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起义，外有英法联军的进逼，不得不仓促逃奔热河，只是在最后的岁月里，才能得享些安逸太平，这皇帝当得实在太辛苦。
咸丰帝一死，东西两位太后走上历史舞台。之所以称东、西太后，因为逃到热河行宫后，皇后钮祜禄氏居住在烟波致爽殿东间，内务府上下就私下称她为“东边的”，懿贵妃那拉氏住西间，称为“西边的”。咸丰帝一死，两宫晋封皇太后，就改称“东太后”和“西太后”。这样的称呼本是内务府官员和执事人员对两宫皇太后的简称，渐渐流传开来，成为代称。两宫皇太后回京之后，慈安住承乾宫，慈禧住储秀宫，并无东西之分，但宫廷内外及民间已经习惯称之为“东太后”和“西太后”。
辛酉政变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周祖培、沈兆霖、贾桢等大臣联合上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月初一日，授恭亲王奕?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三大要职，次日又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之职。奕?集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接着发布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之后，朝廷嘉奖群臣，宝鋆、文祥等内务府大臣在内廷行走，经理一切事务，夙夜在公，出力多年。
如同前辈英和等人一样，作为内务府大臣，宝鋆经常受命办理皇家事务。寿庄固伦公主是道光帝第九女，咸丰五年(1855)封为寿庄和硕公主，指配给德徽。同治二年(1863)，正当壮年的德徽突然染病去世，皇室惋惜不已，派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前往照料其丧事。为了鼓励宝鋆，皇帝将其“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寿庄和硕公主结婚没多久，就遭此苦劫，尤为凄怆，于是朝廷又特令内务府广储司拨银一千两，“以示笃念亲亲有加”。
宝鋆前去寿庄和硕公主府内料理丧事时，其府内首领太监张玉苍耍起了威风，认为上驷院提供的马匹不佳，要求挑换好马，向宝鋆出言挑衅，甚至有让宝鋆“亲身排车”之语。宝鋆脾气虽好，对此也没法忍受，向同治帝奏明张玉苍的行径。张玉苍当即被革去首领太监之职，交给内务府慎刑司严行审讯。
对于清室而言，宝鋆是可靠的亲信大臣，可以视为自家人。同治帝的大婚典礼，就由恭亲王弈、宝鋆会同其他总管内务府大臣，加上礼、工二部堂官一起办理。此番大婚，极尽奢靡，垂老的大清王朝想借助这场婚礼，表明自己还有些许生机。可时局的发展和国运的走向，却不是一场盛大婚礼所能左右的。
“宝鋆早岁出身寒酸，多知民间疾苦，及致身通显，最达人情。”宝鋆这样的人物，最适合作内务府大臣。他为人幽默，心胸豁达，在政治事务中，虽偏向于恭亲王，却也批评他人虽聪明，可还是有皇子的浮躁气息，不能脚踏实地。在各种势力之间，宝鋆常居中调和。
同治四年，恭亲王与慈禧爆发冲突，恭亲王被赶出军机处。四月十三日，慈禧召见宝鋆，询问他的意见。宝鋆聪明机灵，语言幽默，又会说话，哄得慈禧很开心，当日就下令让奕?入军机处。原本政治上的僵局，就这样被宝鋆打开。宝鋆的这套调和功夫，让朝中大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四月十四日，谕旨出来，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没有了议政王的名目，以示裁抑。此场持续了三十九日的政治风波，至此方告结束。
就在此月，军机大臣宝鋆、文祥一起上奏，称军机处事务繁重，恳请开去二人总管内务府大臣之职，以专一军机处事务。文祥与宝鋆年轻时都贫困不堪，都由科举出仕，是奕?的得力助手，但宝鋆与文祥却是两个极端。
宝鋆好酒、好马、好出游，酒后诗兴大发，泼墨挥毫，洋洋洒洒；文祥滴酒不沾，沉默寡言，不与人多交往，从不谈军机处中事务。文祥的诗写得极好，可是少有成集的作品；宝鋆去浙江，一路上在轿子里就吟出了一卷诗。军机处中，只要奕?与宝鋆凑在一起，就彼此挖苦，互相调侃。可只要看到文祥，这两人都表现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曾国藩认为文祥为人正派，“但心思不周详”，不会培养政治上的助手来帮助自己，靠一个人苦苦支撑却无力回天。
与文祥相比，宝鋆是个快活的人，他在塞外纵马，得意时吟诗云：“天下快事哪有此，一转瞬间百余里。”在草原上，喝着奶茶，他高呼：“穹庐雅相称，门外野风凉。”同治八年(1869)，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聘为同文馆总教习。在就职典礼上，学生们身穿长袍，头戴配有流苏的礼帽，向丁韪良行额手礼致敬。丁韪良当场用汉语发表了一番演讲，结果在一旁的宝鋆听了，诗兴大发，随即赋诗一首，抄写在一对精美的卷轴上，送给丁韪良留念。
宝鋆与曾国藩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的老相识，曾国藩评价他“不满人口”，也就是嘴巴大，喜欢胡扯。宝鋆的缺陷果然如此，他时常因为口无遮拦而招惹是非。他的幽默语言经常被人指责为不得体，不符合礼制，对此，宝鋆只能苦笑。
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朝野上下岌岌不可终日。先是大臣文庆大力提倡重用汉臣，提拔了曾国藩、胡林翼等方能平复战乱，其功甚伟。之后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方有同治中兴。在内务府和大清王朝的历史上，文祥、宝鋆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
五 内斗：虚衔换实职
同治一朝，虽有内忧外患，却终能妥善处理，不至于酿成大患。有此局面，外人只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样坐镇一方的大臣，却不知中枢之中，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的谋划之功。
沈桂芬在军机处时间最久，又兼管总理衙门，任职期间正值外交艰难之秋，其间有日本侵略琉球案、俄罗斯归还伊犁案等。沈桂芬主政，延续了文祥老成持重的风格，不轻易挑起是非。毕竟当日的局面，唯有如此才能带领大清王朝走过最艰难的时光。沈桂芬为人持躬清介，为同朝所无。他不收馈赠，所居东厂胡同府邸外狭窄，马也不能掉头。入朝时从未乘坐大轿，人称“驴车宰相”，与后来风气迥然不同。
然而，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臣，却差一点被打发到偏远的贵州担任巡抚。
光绪四年(1878)，贵州巡抚出现空缺，惯例是军机处将候选人名单递上，供两宫皇太后挑选。十月二十六日，就贵州巡抚人选，两宫皇太后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突然指示：“着沈桂芬去。”
当日沈桂芬生病，未曾入宫，其他军机大臣听后无不骇异，因为此事违背军机大臣人事任用的惯例。军机大臣中，常有外放担任督抚者，但都是平调或升调。如军机大臣本来官衔是二品、三品，外放做了督抚，则是升调。咸丰元年(1851)，军机大臣季芝昌本职是左都御史，外放为闽浙总督，这是平调；舒兴阿本职是户部左侍郎，外放为陕甘总督，这是升调。巡抚是从二品，沈桂芬此时担任兵部尚书，是从一品，又兼军机大臣，从资历、官衔上来看，外放为贵州巡抚，无异于被贬。
宝鋆与沈桂芬关系最好，当即表示此任命不妥。其他军机大臣对此也感到突兀，表示暂时不敢奉旨。两宫太后思考之后，也觉得过于草率，就命沈桂芬照常在军机处当差，另外委派人担任贵州巡抚。
当天，沈桂芬在家中得到消息后不胜惊疑，嘀咕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转而怀疑荣禄从中捣鬼。那么荣禄与沈桂芬有何恩怨，沈桂芬为什么单单怀疑荣禄呢？
荣禄出身满洲名门瓜尔佳氏，祖上尽忠捐躯者甚多。道光十年(1830)，荣禄的祖父塔斯哈在新疆平定叛乱时，因为孤军出击，被叛军包围后战死沙场。咸丰二年(1852)，荣禄的父亲长寿、伯父长瑞在广西镇压太平军时同日战死。长寿战死时，荣禄与家人尚在福建，由福建将领饶廷选抚养。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杭州时，荣禄养父饶廷选战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