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岑春煊回到广东对粤海关深入改革。他派人至各地，查封周荣曜等人家产。周荣曜家产极丰，在南海、广州、澳门等处广置房产，穷奢极欲，家中有姬妾四十余人。周荣曜在京师的住宅价值万余金，也被查封。周荣曜等人的财产被查抄后，被岑春煊拿来拍卖。在周荣曜家中查出多封信函，其中一部分被当时报纸获得，从中也可一窥其人脉。其中一封信中云其正妻马氏想为儿子谋取进士功名，已搞定阅卷总裁二人；又有京师中送来的小哈巴狗两只系大内赠送给某王爷，某王爷再转赠周家云云。
周荣曜长年与其妻在香港逗留，在香港所置产业值百十万银。广东官方联系驻粤英国总领事请香港总督封存，以备拍卖之后填补亏空。不过到香港办事，却不像内地这么简单，广东官方聘请了律师在港办理交涉事宜。周荣曜看着情势不好，急派人到广州联络岑春煊，表示愿意报效朝廷三十万两白银，条件是不再追究责任，并将其在广州城内的房子解封。周荣曜长子周正锵系候选员外郎，次子周正本钦赐举人候选员外郎，三子周正贤系候选同知。其他涉案人员，均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此次案发之后，涉案众人功名均被革去，永远不准复职。周荣曜与子侄挟万贯家财在香港逍遥度日，又遣人至广东省内四处运动，以图复其功名。
岑春煊号为“官屠”，对于周家根本不放在心上，一手打压这群书吏，一手大力推动粤海关的改革。此次粤海关改革涉及内容颇多。首先，取消了粤海关监督，另设关务处，为粤海关大小各关总汇处，一切关务改由两广总督兼管。另外设置总办，由广东藩司充当，以协助总督，同时负有监督使命。藩司兼管关务，办公费每月定为一千两，由关税下支出。其次，削减口卡二十余处，以惠及商民，另在要道设置稽查，以增加海关税收。再次，整顿奏销制度。粤海关的奏销历来混乱，各关所收洋药厘金，九龙、拱北两关所征洋药税、百货税，只造册报户部，却不奏销。此次改革，将税务司所收洋税、九拱二关所有税收合并为一，其收数必须与总税务司所报之数相同，其支数必须依照符合实际开销只数。此外，给予海关工作人员丰厚薪资，以高薪养廉。以往海关人员，薪金微薄，只能通过舞弊来赚钱。此次大幅提高待遇，如粤海关提调每月二百两银，坐办每月一百六十两银，司事每月二十四两银，一般护勇每月也能有四两二钱银。
取消变相的包税制后，粤海关收入激增，归公银增加四十万两，摊还外债银增加五十万两。据岑春煊自称，整顿之后当年即得银六百六十万两，以五百八十万两解部，八十万两留作本省经费。粤海关的改革，在晚清系列改革措施中可以说是极为难得的，能突破利益羁绊，取得实际成效的改革。粤海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清帝国的财政压力，但无法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作为改革推行者的岑春煊，虽因改革成果而被清廷褒奖，但因得罪利益集团太多，最终黯然退出官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岑春煊入京为官，弹劾庆亲王奕劻收受粤海关书吏周荣曜贿赂甚多。慈禧太后云此事不过是传闻，岑春煊则云：“臣向不敢以风影之谈，臣固有凭据在手。”慈禧太后顾左右而言他，以袒护庆亲王奕劻。岑春煊在广州时所“屠”的官多是花钱买来的，卖官的人正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奕劻见岑春煊到处整人，断自己财路，心中嫉恨，而岑春煊与袁世凯又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号为“南岑北袁”，奕劻遂与袁世凯联合起来对付岑春煊，最终将其斗败，迫使其退出政坛。
四 崇文税关盘剥
各处榷关税课乃是大清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收入从清初百万余两白银增加到雍正末期的三百余万两，至乾隆朝中期激增至四五百万两，乾隆朝末期为七八百万两。如此重要的收入来源，清廷不放心置于汉人之手，通过内务府派员进入既可加以管控，也可为皇室谋取各种私利。在户部三十二处税关中，内务府控制了二十四处。在众多税关之中，崇文门税关收入最丰厚，盘剥最严苛，腐败最普遍。
崇文门，元代叫文明门，明代改名为崇文门，俗称哈德门。崇文门与宣武门遵循了中国古代“左文右武”的规制，一文一武对应，取“文治武安，江山永固”之意。元代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水，开凿通惠河，将大运河联通到通州。从南方运来的漕粮、货物，从此直达文明门（崇文门）东边大通桥之下，然后进城。
崇文门在明代就是重要税关之一。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顺天府于正阳门外税课司崇文门宣课分司监收商税。明弘治元年(1488)，差御史、主事各一人到崇文门宣课司监收，此后又取消御史，由主事主管。明代崇文门税关乃八关之首，“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
清入关之后，崇文门税关由户部与内务府派员管理，除了自身管辖的卢沟桥、海淀、张家口、穆家峪等处税关外，还管理左右翼税关及其他各处散税口，乃至拥有称为“海巡”的水上缉私队。
康熙年间，定下崇文门关税正额，总计为十万两千一百七十五两白银。崇文门除了正额之外，每年还有大量盈余银，“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余万两”。崇文门税关隶属于户部，“所收课税，解归户部”。崇文门所得正额，交给户部，所剩大量盈余银，按照规定，也是要解送户部的。
但清廷又规定，崇文门盈余银由该监督自行奏闻，这就有了操作的空间。当内务府急需用银时，即从崇文门盈余银中开支，如购买皇家物资、赏赐内务府官员、修补皇家园林等。崇文门税务在名义上属于户部，实际上由内务府控制，相当于部分盈余银也被移交给了内务府造办处、升平署等机构。嘉庆五年(1800)，崇文门净收盈余银十八万三千二百六十八两，除交给户部外，其额外盈余银三万零四十六两，奉旨交内务府造办处。
崇文门税关的最高职务正副监督，惯例上只用满人。正副监督任期一年，任满可连任。“京师崇文门正监督一人，以大臣简充。副监督一人，由内务府奏充。”惯例正监督由户部报呈，副监督由内务府委派，不管户部还是内务府，都由满人担任，实际上也是内务府管理。如内务府大臣宝鋆，在同治元年(1862)担任崇文门副监督，同治十年担任崇文门正监督。
监督之下，设有皇帝委任的正副总办各一人，监督委派的帮办委员二人，负责日常事务。崇文门正副监督，向例各奏派帮办委员一名，总司税务，事权既重。监督又选用心腹家人书役，加以监督，同时参与验货收税事务。因为监督并不在崇文门税务办公，故而多假手书役家丁，以致百弊丛生。
每年八月初二，为新旧监督交换工作之期。新任监督在上任当日前来，此后即不来。一切事务，由委派的正副总办及奏派的帮办委员处理。清代京师有谚语为“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崇文门税关乃最肥的差事之一。晚清时，崇彝曾担任过税关的帮办委员，据他记录：“余充崇文门帮办委员，岁可得（银）四五千金。据云奏委（奏派的正副总办）所入，视此不止倍蓰，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
清代崇文门，“五方物产，九土财货，莫不聚集于斯”。康熙六年(1667)，清廷下令“停崇文门监督出京货物税”，此后崇文门只收入城税，不收出城税。崇文门盘查严格，“凡有经过行李车辆驼驮箱只，无论有无应税之货，概行押送到务查验。有税者照例纳税，无税者即行放行，不准绕道行走，以杜偷漏”。在实际操作中，不管有税无税，只要由崇文门入城，都要被勒索盘剥。
为了躲避纳税，各路商人纷纷行贿，串通书吏，以多报少，躲避税金。据《户部则例》，崇文门征税，有衣物、食物、用物、杂贩、牲畜等，每项下又有若干类。在各项之中，酒、烟、茶、布四项是崇文门税收的重要来源。可在此一项上，崇文门税务从中捣鬼，中饱私囊。北京城外东南一带有很多酿酒作坊，所以崇文门多走运酒车。崇文门每年所收酒税，大约八九千车，每辆酒车应纳税银十两八钱（实按八折），征银十万两以上。但崇文门在征收酒税时不断加税，商人无奈，只好与崇文门差役串通以躲避重税。到了咸丰元年，官方数字只有四千余辆酒车入城，所纳税银减半，少掉的一半，自然是酒贩串通崇文门差役，将酒偷税运送入城。
在清代经过崇文门，哪怕随身行李、挑运的蔬菜，都要缴纳税收。京师外乡民贩菜入城时，惯例在鬓边插钱二文，经过时任由小内使自行摘去，彼此不发一语。清人诗云：“九门征税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为了捞取钱财，各处税关胥吏在盘查之时，格外卖力。哪怕经过卢沟桥时已经抽收，或由齐化门税关已经报过税，犹百般为难。不只是一般百姓被敲诈，就连官员、士子过税关，也要雁过拔毛。每逢士子进京参加会试，因为所携带行李较多，常有被勒索银十余两及四五两不等，怨言颇多。
嘉庆五年(1800)二月，一名监生进京，过卢沟桥时，被管税监督家人勒索钱财，到了广宁门，又被拦阻需索。这名监生此前在卢沟桥已经被勒索一光，只好绕道便门。在便门内，将行李送至崇文门税务厅查验，查看无上税之物后，方得以入城。前后耗时二日，辗转绕道，颇多不便。
道光二年(1822)，道光帝下旨，指出崇文门税关弊端：“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货物，每衣箱一只，勒索银二两、四两至八两之多。或偶然携带常用物件，不知应税科则，一经查出，辄以二十倍议罚。”皇帝训斥之后，崇文门税务照样勒索，道光十年，道光帝再次下旨训斥：“需索讹诈，以致来往官民人等视为畏途。”训斥完毕，一切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舅（照旧）”。
崇文门税关除了监督等高级官员大发其财，其家人、书役等亦通过各种手段，如指无为有、指少为多、额外横征、蒙蔽不报等捞取钱财。如崇文门查到偷税漏税，予以罚款，此中就产生了诸多弊端。根据罚税章程，崇文门商人漏税，视其价值轻重，酌加四五倍议罚款。如果遇到多次漏税惯贩，根据次数，最多加至二十倍。
在实际操作中，罚款的税额甚至增加到百倍乃至更多，“近来逐渐加增，过于百倍，名为充赏办公，实则均入私囊”。如同治二年(1863)八月间，云南武举禇凤鸣等来京会试，住在云南会馆，行李内有白皮箱一只。入场考试之前，禇凤鸣将箱子交给家人王福看管。箱子未曾纳税，其中必有蹊跷，王福动了心思，就去崇文门告发。八月二十一日，崇文门务来了十余人，将王福并箱子一并拿去，到崇文门税务开验，发现内有羽绫十六匹，为此将褚凤鸣重罚银六百两。
崇文门税务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变卖人口与财物。清代王公大臣获罪后，都要抄家，没收财物及家奴充入内务府。财物、家奴入了内务府之后，有部分被移交给崇文门变卖税务。乾隆年间定下价格：“凡年在十岁以上至六十岁者，每口作价银一十两；六十一岁以上，作价银五两；九岁以下幼丁，每一岁作银一两；未周岁者，免其作价。”
内务府广储司存放的人参、貂皮、东珠等，除了拨给两淮盐政、粤海关变卖，有时也交给崇文门税务变卖。如乾隆十四年(1749)，内务府上奏：“查得库贮无光不堪用东珠三千九百三十八颗，重七十两。请将无光不堪用东珠，交与崇文门变价处理。”有时一些与内务府关系紧密的官员，也通过崇文门税务，变卖一些皇帝赏赐或家中闲置之物。
康熙二年(1663)定下“外国人带进货物，崇文门不必收税”的规则，此后又规定，外国贡使入京，所携带的贡品不必纳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外国使团入京时，贡物自然不必纳税，但其他物品也要缴纳税收。至同光年间，西方使团驻京，各国人员来往频繁，崇文门雷打不动，照例收税。“崇文门经收税项，向例不分华洋官物，一律收税，如系奏准及各使署咨明之件，始准免收。”外国人抗议崇文门纳税，为此引发了多次外交交涉。
进入民国之后，崇文门税关隶属于财政部。1919年，北洋政府将崇文门的收税事务移交正阳门及十三门办理，“崇文门税务公署专办行政事务，不直接收税”。至此，延续了几百年，弊端丛生的崇文门税关方告终止。
五 皇庄的日常供给
唐代有庄田，宋代有官田，但都不是皇室的私产。到了明代则有了皇庄，属皇室私产。明代出现皇庄，一则是满足宫廷之中各种需要；二则是为皇室获得收入来源；三则拥有私产，日后也可以分给皇子们。
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皇室经常不顾脸面，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得土地。明武宗时，有大臣曾道：“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为至尊莫大之称。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假之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假之以阻坏盐法，则以所贩之盐名为‘皇盐’。即此三言，足以传笑天下，贻讥后世。”此外，更有民众主动将土地投献给皇室。对民众而言，将土地献给皇室，可以求得庇护；就皇室而言，则能占据民间财富，而获私利。于是皇室与民众一拍即合，皇庄日益扩大。
清室在入关之前的系列战事中，已抢掠了大量汉人，编为包衣，在关外从事耕种放牧等活计。入清之后，清皇室占有了大量土地，设置粮庄。这些包衣也被带着入关，在各地官庄上劳作，称为“盛京随来壮丁”。顺治初年，京畿一带有大量人口投充皇庄，被编入其中，称为“投充壮丁”。此后清廷陆续在长城口外、山海关外锦州地区设置了一批粮庄。
清室带入关内的都是精明能干的庄头和强壮的壮丁，这削弱了盛京粮庄，留下的庄头穷困至极。到了康熙年间，辽东一代已是地广人稀。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帝将俘获的三藩部属，送到盛京扩充粮庄。来自广东、福建的这些人，到了东北后水土不服，又未曾学过种地，死的死，逃的逃。至于各类罪犯，也被送到关外充当壮丁。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刑部奏准，将商南等处州县的叛犯“拨给各庄园，充当壮丁”。随着政局稳定，经济日益繁荣，皇庄在康熙朝获得了极大发展。
康熙年间的皇室庄园仍然被称为“皇庄”。康熙三十一年二月，直隶一带米价腾贵，康熙帝指示：“通州以东，以至山海关，此间所有皇庄及王等之庄屯米谷数目，尔等与户部会同内务府总管并办理王府事务官员等，共同查明，照时价转粜。”雍正年间，有民众在清室陵寝之中开垦荒地、砍伐木料，屡禁不止。经过钦天监会同总管内务府大臣调查，雍正帝批示，将遥远之地“或交皇庄耕种”。
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乾隆帝下令，此后禁止称“皇庄”，一律改称“官庄”。
此年，衍圣公孔昭焕的奏折中出现了“皇庄”字样。乾隆帝批复云：“想沿袭前代旧称，然亦只应称官庄，何得辄用皇字？俱着改正。”虽然乾隆帝批复，此后只得称为“官庄”，但“皇庄”的称谓一直在用。因为户部也掌握有大量官庄，为了将二者区别开来，以皇庄指称属于内务府的庄园，以官庄指称属于户部的庄园。
清代的皇庄，散布在畿辅地区与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皇庄，主要有盛京内务府所属盛京皇庄、锦州粮庄衙门所属锦州皇庄、打牲乌拉衙门所属吉林皇庄。据《皇朝通考》，顺治元年(1644)，设近畿官庄一百三十二所，“不立庄者并仍其户，计户二百八十有五，分隶内务府镶黄、正黄、正白三旗”。
在努尔哈赤时代，旧例是一个粮庄给壮丁十三，牛七，田百垧（每六亩为一垧）。康熙初年，每庄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给田一百二十垧，场园、马馆另给田四垧。
清入关后，在盛京设有包衣佐领，负责皇庄及皇陵、皇宫等事务。盛京是大清王朝入关前的政治中心，是入关后的陪都所在。清太祖努尔哈赤与原配孝慈高皇后的陵寝福陵、清太宗皇太极与后妃的陵寝昭陵皆在此地。入关之后，清廷前后有四代皇帝，十次东巡盛京，恭谒祖陵。其中康熙帝三次，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两次，道光帝一次。
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设盛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之所以设置盛京内务府，主要是盛京包衣佐领各官各自为政，无统一管领，遇事则互相推诿。乾隆帝指示：“盛京地方，最为紧要，应行设一总管内务府大臣专辖。”盛京内务府设立后，由盛京将军兼任总管大臣。盛京将军兼任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提高了盛京内务府的地位，也利于内部事务的处理及与京师内务府的沟通。
盛京内务府下属的主要机构有会计司、掌仪司、都虞司、营造司等。盛京内务府下辖的皇庄，大致可分为粮庄、豆秸庄、盐庄、棉庄、稻庄、菜园、瓜园、果园、靛庄，又有蜜户、苇户、野鸭户、狐户、水獭户、雀户等。盛京内务府下属的粮庄，每年进贡谷子、红粱、黍、麦、糜、稗、玉蜀黍、稻、大豆等粮食。靛庄主要生产靛，用来染衣服。靛接近于青色，所以又叫靛青。清代平民多以靛所染的蓝色粗布作为衣料。乾隆年间，盛京内务府所辖靛庄有十一个，生产的靛交给广储司。各皇庄缴纳各种实物，如鸡、鸭、鹅、猪、麻、扫帚、灯油等，满足了皇室日常需求。如内务府广储司每年收盛京皇庄粮两万两千四百二十七石，本色棉花一万两千斤，本色靛一千九百五十斤。每年皇庄的收支情况，盛京内务府要详细造册，送呈京师的总管内务府。稍有迟延，总管内务府就要行文催问。如果账目之中有错，则要被惩处。
清室保留了很多在关外时的习惯，如喜欢甜食和蜜制食品。为了供应宫廷日常所需蜂蜜，盛京皇庄承担了采集蜂蜜的任务。盛京皇庄每年要缴纳蘑菇、木耳、蕨菜等野菜，主要用于供奉先殿祭祀及宫中食用。当皇庄无暇派人丁入山采野菜时，就出资从他处购买。盛京皇庄每年还要定期缴纳猪、鸭、鹅等家禽。雍正三年(1725)曾有规定，各庄每年应交鹅一只，送往京师。这运鹅的费用超过了鹅本身。皇庄还要承担各种杂役，如为盛京行宫采木等。康熙帝巡视盛京时，沿途就下榻在皇庄，途中的食物也由皇庄供应。
皇庄每年为京师内务府提供各种物资，还要缴纳一定的银钱。以盛京皇庄为例，内务府广储司每年收盛京皇庄银一千二百四十五两六钱五分三厘，折色棉花银八百零六两二钱，靛银二百两九钱四分六厘，折色盐银六十六两五钱八分九厘。
各处皇庄由庄头负责管理，壮丁则在庄田中劳动。虽然说盛京内务府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涉及庄头任命、壮丁调动、地租征收等问题时仍然要向京师内务府请示。顺治初年定下规矩，各庄庄头出现空缺时，均于其子弟内选充。到了后世，如果庄头没有子弟可以接替，则在庄内择人充当。如果庄头是被革退的，虽有子嗣，也不得接替。
庄头十分重要，他们执掌差户纳粮、喂马、管理额丁（壮丁）、赡养鳏寡孤独、看守粮窖。凡遇讼案，均由庄头出具保结。如果庄头管理不好，则会贻误官差，败坏粮庄。雍正元年(1722)六月，雍正帝曾发布上谕，自山海关至广宁，皇庄头共计三百余人。这些皇庄头交结匪类，粜卖官粮，渔利入己，是故派遣内务府大臣前去调查，相机加以处理。
为了提升庄头的积极性，内务府规定，山海关内皇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康熙五十五年(1716)规定，如果有四五十年不拖欠者，赏给庄头八品顶戴；二三十年不拖欠者及年老不能当差的庄头，均给九品顶戴。到了乾隆二年(1737)，又议定：“如至二三年无欠者，给九品顶戴。”有了顶戴的庄头，更是人五人六，搜刮地方。
皇庄的庄丁，年龄在十七岁至七十岁之间者称为“壮丁”（庄内正丁），七十岁以上者称“退丁”，十七岁以下称“幼丁”，十七岁至七十岁身体残疾者称“废丁”，逃跑者称“逃丁”。康熙初年一庄十丁，后又扩充至十五丁。壮丁数目是不断变化的，数目不额定。
庄头子女的婚嫁只能在庄头之间进行。此条规定给庄头子女的婚事造成了极大影响，到底庄头数量有限，多次通婚后，彼此成了近亲，且辈分复杂，寻觅对象越来越难。到了乾隆朝时，方才放松政策，允许庄头子女和壮丁子女通婚。至于壮丁子女的婚姻，规定只能在壮丁之间进行。如果壮丁与庄外之人通婚超过五年，则不再追究，只鞭打承办人一百鞭。如果结婚未达五年，则要将夫妻拆开，将妻另嫁他人。
壮丁之女还要参加选秀，未被选中者达到一定年龄后，方可出嫁。如果违背规定婚嫁，则强行拆散婚姻，另嫁他人。壮丁的妻儿同样属于皇庄，被纳入控制之下，其繁衍的后代也留在本庄。如果缺乏壮丁，则由庄头提出申请，予以补足。为了控制好壮丁数目，每三年一次，各地皇庄清查壮丁。
清查工作，在盛京及关外、口外各庄，由总管、将军、都统等负责进行；在畿辅，则由内务府委官进行。清查之后，具册送至京师内务府，统一整理成册。凡隐匿壮丁及被隐匿者，一经查出，庄头要被鞭打八十，被隐匿的壮丁则没收安置于别庄。如果皇庄中的壮丁繁衍超过额定数目，则将这些人拨给缺乏壮丁的皇庄，或者另行编庄。
壮丁境遇悲惨，经常遭到毒打和虐待，常有出逃者。雍正二年(1724)五月谕内务府：“庄头等役使壮丁，颇多暴悍非理，嗣后如敢肆行凌虐者，许壮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实，止一二人，则另拨与别处屯庄。至四五人，即将庄头革退治罪。”
壮丁逃跑未满一年的，允许其妻等待一年。一旦壮丁逃亡超过一年，则其妻要被分配给庄内无妻的壮丁。由于诸多限制，皇庄内男女比例失调，人丁日益减少。是故庄内的年轻寡妇，都被分给了无妻的壮丁。有时京师内务府也将京师的寡妇送到各个皇庄，分给壮丁为妻。为了解决光棍的婚姻问题，京师内务府甚至会购买妇女，配给壮丁为妻。
一旦庄头名下的壮丁过多，又无法婚配繁衍，也难以建立新庄，就会造成很多问题。乾隆朝时，内务府建议将部分壮丁释放为民，得到乾隆帝同意。乾隆九年(1744)，畿辅一带的皇庄，除了因罪被发遣的壮丁外，自盛京随来或自置、投充及无罪拨遣的壮丁，可以自己谋生者，经庄头报告内务府，可脱离皇庄，载入民籍。鳏寡孤独及老病之人，可以在庄内留养。
清初从龙入关的包衣庄头及壮丁被划归到内务府会计司，此即“自盛京随从来京圈地充当庄头者”，也被称为“东来人”或“老圈庄头”。在清初，为了逃避土地被圈，获得庇护，一些地主带了土地投充到内务府，称为“投充庄头”，地位低于老圈庄头。
康熙五十五年(1716)规定，老圈庄头的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不管是清初的投充庄头，还是乾隆年间增设的盛京各皇庄庄头，均没有此项权利。老圈庄头子弟参加科举时，需要由内务府会计司进行核查，确认身份后，方可参加科举。“其旧庄头子弟，如有情愿应试者，由（会计）司核明册籍，移付掌关防内管领，转咨该处考试。”
壮丁子弟如果立下军功，则可以摆脱内务府奴仆身份。如光绪八年(1882)伊犁将军金顺奏称，所部黑龙江马队花翎佐领衔即补五品官委笔帖式常太，系齐齐哈尔官庄壮丁，自同治十一年(1872)出征，迄今十有余年，转战数省，立下军功，请照案编入汉军旗档。还有墨尔根官庄壮丁关寿、丁长春，都立有功劳，金顺同时奏请一起归入汉军旗档。
清室对于设立皇庄颇为自得，认为皇庄利处较多。如以皇庄供给皇室，不骚扰民间。有罪之人充入皇庄劳作，可以做到人尽其用。皇庄开垦荒地，可以旷土渐辟，饱腾可恃，“不特皇室之经费稍裕，且拯旗民于水火之中”。
盛京皇庄的数量与规模，在康熙朝时最多，乾隆朝后逐渐减少。嘉庆朝之后，皇庄实际上已开始衰弱，壮丁加入民籍、庄头典卖庄田等事屡见不鲜。庄头则利用手中权力控制皇庄以获取私利，壮丁实际上被庄头控制，沦为长工。
辛亥革命之后，逊清小朝廷仍然有较多的皇庄。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此时散落在各地的皇庄在名义上成为溥仪的私人财产。此年，章太炎致电冯玉祥主张将这些皇庄土地没收后分给民众：“唯是畿辅庄田，本系豪夺，非有买卖契券，不得名为（清室）私产。诸公应知阁部，举以还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