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年吉地工程
历史上的皇帝大都生前即为自己选好陵址，在位期间开工修造。从陵址选定起，到入葬第一个人止，称“万年吉地”。如果皇后死在皇帝之前，则先入葬，陵墓也暂时以皇后命名。待皇帝死后，入陵墓合葬，之后再正式命名。帝、后的墓地称“陵”，妃、嫔的墓称“园寝”，附葬于帝陵旁，前面冠以帝陵名号。
入关之后，在帝陵的营造上，清室也效法明朝，大搞堪舆，寻龙点穴，四处寻觅皇帝的吉地。《清史稿》中载，顺治帝在遵化游猎时，见此地风水佳绝，王气葱郁，乃取下佩鞢投掷，云“鞢落处定为穴”。
鞢落之处，即是上吉之地，遂以此为万年吉地。此段记载虽有戏说，由其中也可看出，入关之后，清室开始注重陵寝风水。顺治帝选好吉地后，还对身边大臣说，自己万年之后，尔等大臣之墓，可以在陵寝附近选择墓地。身边诸大臣一起叩谢。顺治帝希望以亲信大臣陪葬，也是效法汉唐帝陵制度，以文武大臣拱卫帝陵。不过，当日得到顺治帝承诺的可以陪葬的大臣，最后一个也没葬在顺治帝孝陵附近。
陵寝尚未开工，顺治帝就驾崩了，死后依照满洲风俗，在景山万皇殿进行了火化。顺治帝之后，清皇室都采取土葬。顺治帝帝陵是由皇帝钦定的，尚未选用堪舆风水家。至顺治帝去世，工程开展后，以风水家杜如预、杨宏量参与建设。此二人后来涉及政治纷争，本要被处死，但因为勘察风水有功，得免一死。
雍正帝登基后，亦开始安排陵寝选址事宜。以怡亲王允祥为主，钦天监官员及精通堪舆之人配合。初选遵化九凤朝阳山为“万年吉地”。此地风水被描述为：“龙身长远，地势雄伟，能增万年寿数，能衍广运无穷。”
帝王陵寝有“三年选址，十年定穴”之说。风水术以山形地势，龙穴砂水来测定吉凶。风水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即寻龙点穴。龙脉，指山川的走势、气象、脉络。龙脉位于陵墓后方，称“玄武”。寻龙时，首先要看远山，远山要高大；次看较远的山，要厚实；最后看眼前的山。寻找到龙脉，然后就是点穴。穴与龙脉之间要保持连接，地势应较为平坦。点穴要查看草木泥土，“裁肪切玉，备具五色”的泥土最佳。
九凤朝阳山陵墓的点穴，当时有很多分歧。南方著名的风水大师管志宁也被召入京派去相度九凤朝阳山。精通堪舆术的闽浙总督高其倬也被调入京师判断九凤朝阳山是否适合作帝陵。在高其倬的建议下，雍正帝最终放弃了九凤朝阳山，另觅他处，最终选定易县永宁山太平峪作为万年吉地。
在选址的过程中，允祥往来审视，不辞辛苦，“常至昏夜始进一餐”。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的万年吉地工程开工建设，在选址中立下功劳的怡亲王允祥、高其倬，得到雍正帝的重奖。
雍正帝将帝陵选在西陵，他打破了“子随父葬”的制度，却想让儿子随他一起入葬西陵。乾隆帝登基后，初期也想将自己的万年吉地定在易县，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清东陵。
乾隆七年(1742)三月十七日，乾隆帝将万年吉地定在东陵胜水峪。到了晚年，他又定下规制，帝陵“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即父子皇帝之间的帝陵要错开，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以此类推。
此后，清代陵寝形成东西二陵的格局。关内陵寝，一在河北遵化马兰峪昌瑞山，称东陵；另一在河北易县永宁山，称西陵。二陵以北京为中心，形成对称之势。嘉庆帝的陵寝在西陵，这是乾隆帝禅位给他后，亲自为他选定的。
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亲政后，特派盛住总领万年吉地事务。盛住是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帝孝淑皇后之兄。嘉庆帝亲政后，晋封他为公爵，任命他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嘉庆帝看来，赐给盛住这份恩宠，必能让他实心办事。
嘉庆五年四月，盛住办理内务府事务时出了纰漏。嘉庆帝令内务府将清初以来内务府中库存的珠玉瓷器等物，开列清单，然后招商变价。盛住罗列清单时，将玉宝（玉印）也列在其中进呈。
嘉庆帝看了大怒，责问：“此项玉宝，何人敢用？”
嘉庆帝派军机大臣去质问盛住。盛住回复称，只是将玉宝与珠玉宝件等，一起呈送给皇帝御览，然后再请旨分别办理，并不敢出卖。
在嘉庆帝看来，盛住办事不力于前，又诡辩于后，必须加以严处。此外，嘉庆帝自认为了解盛住，往昔自己做皇子时，就知道盛住“器小贪利”。自己当了皇帝后，“盛住在朕前沾沾言利，已非一次”。皇帝的大舅子，总想占点小便宜，这让小心眼的皇帝很是不快。
嘉庆帝革去了盛住的尚书等职务，改派他为西陵总管内务府大臣，办理万年吉地工程，常驻工地督办。孝淑皇后已于嘉庆二年(1797)去世，将盛住派去监督万年吉地工程，也是指望着大舅子能尽力办事，好早日奉安梓宫。嘉庆帝又许诺：“若能改过自新，俟孝淑皇后奉安后，再加恩内用尚书、侍郎，亦未可定。”
嘉庆八年七月，易州太平峪工程总算完成。此时距孝淑皇后去世已六年，梓宫一直停放在静安庄，遂预备在十月移至太平峪地宫。在皇帝活着、皇后先去世的情况下，将皇后梓宫安葬在地宫后，陵寝不封石门，只以木门暂时掩闭。待皇帝死后一起安葬时，方才闭上石门。
皇后入葬前，朝臣要写一份奏事议折。此次负责的人粗心疏忽，将“掩闭石门，大葬礼成”这八个字加进去了。嘉庆帝看了大怒，自己还没死，就要将大门封死：“若关闭石门，欲朕另卜吉地乎？”
九月时，嘉庆帝召见了内务府大臣孟住。孟住是盛住的弟弟，此时盛住在外负责晚年吉地工程，也就以他为家主了。嘉庆帝亲切地询问：“孟住啊，奉移孝淑皇后梓宫时，皇后娘家有哪些家属来恭送啊？”
不想孟住漫不经心地回复：“伊家无人恭送。”嘉庆帝心中大为不快，又继续追问。孟住才道，到时会让“伊妻前往恭送”。皇后娘家人竟如此薄情，对皇后安葬如此漫不经心，导致嘉庆帝大怒。在嘉庆帝看来，孟住“殊属无用糊涂之至”，当即革去孟住内务府大臣、管理茶膳房及崇文门税务副监督等职。孝淑皇后梓宫奉移时，令孟住必须亲自前去护送。
孟住倒霉时，哥哥盛住却得到了褒奖。嘉庆八年十月，因万年吉地工程坚固宏整，赏监工大臣盛住双眼花翎。
清代陵寝重地，严禁外人出入，以禁桩之远近，定罪名之轻重：“陵寝外围墙外，每里立红桩为界，禁止采樵耕种，距红桩四十步或二十步外设白桩，距白桩十里外设青桩，桩上悬示禁牌。凡军民人等不得于桩内取土取石设窑及采盗树木，违者按律治罪。”
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盛住被人揭发曾在永福寺西北禁地内开采石块。盛住则辩称，开采石块系在红桩以外。嘉庆帝令内务府大臣英和前去办理此案，又将盛住先行拔去双眼花翎，交给英和审讯。英和亲赴永福寺后山查勘时发现，已开挖过的石塘数处，均在白桩以外，青桩以内。而据商匠等供称，上年四月间，因修建营房需用石块，曾禀明盛住，获准就近在该处开采石块。
嘉庆帝恨恨地道：“盛住如果在红桩以内开采山石，朕必立予刑诛。”盛住在青桩以内、白桩以外采石，采石系公用，本人又是皇亲，故而免去其死罪，发往乌鲁木齐效力。
嘉庆十二年三月，嘉庆帝至太平峪阅视工程时，见地宫内土性燥洁，工程坚固，于是夸奖盛住办理工程还是比较用心。嘉庆帝开恩，将正在南疆叶尔羌任职的盛住提拔升官。盛住升官了，弟弟孟住替哥哥入宫谢恩，不想谢恩时又招惹了皇帝。
却说孟住在皇帝面前叩谢时，口中用汉语称：“跪请万安。”此前孟住已有多次因为用汉语谢恩，被嘉庆帝斥责，此次又用汉语谢恩，是不会满语之故。虽然入关之后，汉语是处理政务的主要语言，但清室还是要求满洲大臣能掌握满文。孟住是皇帝的亲戚，又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却不会满文，在嘉庆帝看来，这无疑是背宗忘祖，随即命孟住退出乾清门侍卫，在散秩大臣上行走。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在叶尔羌担任办事大臣副都统的盛住病逝，嘉庆帝依照礼制为他安排了隆重的葬礼。
到了嘉庆十三年，砖商孙兴邦揭发万年吉地工程中存在侵吞银两等弊端。嘉庆帝亲赴工地，逐一详查，结果查出工程中有各种偷工减料，仅盛住侵吞的银两就达九万两之多。嘉庆帝气得大骂这个大舅哥：“丧心昧良，不成人类，可恨已极。”嘉庆帝咬牙切齿地道：“若是盛住人还活着，朕必亲为廷讯，加以刑夹板责，立正刑诛。”一起负责万年吉地工程的内务府大臣成文，侵蚀吉地工程八千两银，按律当拟斩监候。在嘉庆帝看来，此案盛住是罪魁祸首，成文乃是从犯分肥，且年已八十七岁，大清律中有八十以上犯罪减等之条，将他改为流罪，准其照例收赎，也是法外开恩。帮助盛住贪污、藏匿银两的内务府笔帖式双福、鹤龄等人，被绑赴市曹，即行处斩。
对于内务府大臣而言，办理万年吉地工程既是皇帝恩宠的标志，也是一项天大的肥差。但这个差事是双刃剑，办得好，无疑会飞黄腾达；办得不好，脑袋落地。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突然病死，皇室一时没有准备。此时查得内务府有乾隆年间备用的楠木梓宫，立刻令从京师运来热河备用。新帝道光登基后，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兵部侍郎阿克当阿等办理万年吉地工程。
道光帝即位之初，曾将北京西南郊的王佐村定为万年吉地。道光帝当皇子时，孝穆皇后去世，葬在了王佐村。道光帝常来此祭奠亡妻，对此地的风水也很是满意，所以选择此地为万年吉地。不过皇帝的选择，明显违背了东西两陵、昭穆安葬的祖制，遭到了英和等大臣的反对。最后道光帝只好让步，放弃了王佐村，在东陵选择万年吉地。
道光帝随即命英和等大臣带领堪舆人员至东陵选择风水宝地，不久寻到了风水极佳的绕斗峪（次年改名为宝华峪）。万年吉地开工后，道光帝力倡节俭，曾下谕“节经谕令一切工程，务从朴实”“永守淳朴家风，实为我皇清万世无疆之福也”。
清代东陵总管大臣隶属于内务府，以驻扎遵化的马兰镇总兵兼任，与内务府诸总管大臣一体，只是免去轮班“陛见”之例。在万年吉地工程上，马兰镇总兵也负有监督责任。清代内务府营造司承办内工，工部营缮司负责外工。内务府掌皇室营造事务，陵寝事务虽由工部负责，但内务府也派员供役于其中。
东陵万年吉地工程开始后，身兼马兰镇总兵的继昌上奏，称工程钱粮由其他大臣负责，自己无须插手，现在大臣们都到自己这里来讨要钱粮，实在是吃不消。道光帝则表示：“你也是万年吉地工程负责人之一，工程钱粮均是应办之事，毋得偷懒。”而且，因为路程较远，戴均元、英和等监督大臣，不能经常到工地巡视。继昌在马兰镇地方，距离工地近，正当随时督办，认真稽察。
至道光七年(1827)，陵寝完工。同年九月十二日，道光帝亲自护送孝穆皇后梓宫前去安葬。道光帝与妻子感情极深，看到陵寝工程完备，大为满意，晋升督工大臣戴均元为太子太师，恢复英和一品顶戴。然而，好景不长，万年吉地工程中的问题很快暴露，负责的大臣们被牵连遭殃。
二 吉地的风水战
道光八年九月初，就在道光帝准备亲赴宝华峪时，接到报告称，地宫木门已被浸湿。在皇后先入陵寝安葬之后，地宫内的石门不能封闭，要待皇帝入葬后再永久封闭石门，临时以木门掩闭。道光帝得知地宫木门潮湿并有水痕时，忙派内务府大臣敬征去查看，以判断木门潮湿，是水浸所致，还是潮湿所致。
敬征到了宝华峪后，打开木门察看，发现地宫确实渗水，已奉安的孝穆皇后梓宫被浸透。道光帝得知后大为震怒，连发十三道上谕，斥责当初负责办理工程的大臣丧尽天良，又指责负责万年基地工程事务的英和“其罪尤重”。九月初十日，道光帝下旨，英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着即革职。一起负责万年吉地工程的庄亲王绵课、阿克当阿、嵩年、庆惠等人，此时已去世，被免予处罚，还活着的戴均元被降为三品顶戴。
九月十二日，道光帝亲自到宝华峪察看，看到墓内北面石墙全部被浸湿。虽然连日擦拭墓室，也有积水。所积水痕已逾宝床（汉白玉石台，上面停放棺椁），宝床高一尺五寸，积水一尺六七寸，孝穆皇后梓宫已被浸湿，梓宫霉湿之痕约有二寸。
道光帝大为震怒，认为此前的处理过轻，又将绵课的儿子降为郡王，将戴均元和英和的两个儿子革职。
在地宫之中常会出现积水现象，所以陵寝事先会设计排水孔（龙须沟）以排除渗水。宝华峪工程在设计之时，未考虑到设置排水沟，出现了渗水问题。当初选择勘定万年吉地时，风水先生曾认为，应依山就势，向南移十丈，定穴最佳。但督工大臣没有听从建议，只是南移了五丈，最终渗水。渗水事发后，道光帝下令逮捕内务府监督工程人员、承办工头、工匠，分别加以审讯。英和被逮捕，交给刑部审讯，道光帝特意指示：“伊现在患病，着伊子奎照、奎耀随往刑部。”
九月十七日，审讯结果出来。据负责监督工程的内务府官员供称，在进行地宫工程时，发现有石母，平时就滴下水珠，到了阴雨天气更是水滴不止，且圹底土性潮湿，其间夹杂细碎腐石，一捏即破。监督人员曾等向绵课、戴均元、英和等人报告，但几人却不改进，而是用土拦护，令水旁流。建筑工人唯恐圹内日久之后，容易霉湿，建议安置龙须沟以出水，但英和认为不用安置，是以停止。陵寝修砌的石料，取材粗，不坚固，且不能严密缝合。对于石料之间的缝隙，也没有用松香白蜡调和黏补。工程期间，英和多次催促施工人员，加快工程进度。
宝华峪开工时，道光帝曾经询问英和：“所开土性若何？有无泉石显露？”英和则回复：“土性甚纯，并无泉石。”道光帝询问是否应当安置龙须沟时，英和又回复称：“泥土干洁，不必建龙须沟。”道光帝称，自从工程开工后，从没有催促英和进度，而英和限期完工，导致工程质量粗糙，纯是英和之大罪。
至于戴均元，曾带同堪舆师宋泗相度吉地。堪舆师宋泗认为，点穴的位置太靠后，恐怕穴中有石，应前移十丈。戴均元拘泥于规制，只是前移五丈，导致北面开出山石。至地宫中浸水之后，戴均元也不敢向道光帝报告。工程问题暴露后不久，戴均元就主动请求退休。在道光帝看来，戴均元虽年届八旬，但精力尚健，主动辞职，“明系洁身远引，其居心尤为可恶”。道光帝下令，迅速将戴均元解京审讯。
九月十九日，道光帝下令查抄英和等七人家产，其余相关官员，均被罚银，以示惩儆。庄亲王绵课办理工程最久，罚赔银十万两，其他个人分别罚银四万、三万、八千、六千、两千不等。英和本拟斩刑，后改为发配黑龙江充军。戴均元因为年已八旬，免除死罪及发遣，逐回原籍。此番地宫浸水，引发对群臣的处罚，可谓是相当重。
道光九年(1829)三月，孝穆皇后梓宫被暂安在宝华峪正殿。暂安时的房屋改造及所需的一切设施，均由内务府承办。四年后，道光帝又改于西陵龙泉峪重建陵墓，至道光十六年竣工。宝华峪工程出现问题之后，道光帝不在原地改建，而是选择至西陵重建，其中的考虑主要还是风水。此前宝华峪土质不适宜建陵寝，重新选定的陵寝有“上吉佳壤”，风水更好。
乾隆帝葬在东陵、嘉庆帝葬在西陵，以此类推，则道光帝应葬在东陵，而道光帝最初也是遵循了祖制。只是当东陵宝华峪陵寝出现问题后，道光帝不再遵循祖制，选择了西陵。此外，他的父亲嘉庆帝的陵寝就在不远之处，在旁边也可一表孝心，“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
道光十一年二月，道光帝亲自巡视了新陵寝工程，并赐名“龙泉峪”。八月，工程开工，承修大臣是英和的得意门生穆彰阿。道光帝在其他方面很是节省，对自己的地宫却极其奢侈，虽然他指示万年吉地工程一切从简，不可纷繁。据军机大臣潘世恩验查，第一个地宫宝华峪，铸造的九根铜管扇就用去铜六万余斤，耗费无数。
修第二个地宫时，正是大清国财力最为窘迫的时候，不得不有所收敛，一概从简。实际上，龙泉峪陵寝工程精细无比，所用材料更是上等，如陵寝三殿的柱子全是独根楠木，牌坊的瓦垅、吻兽、椽飞等全用汉白玉石雕成。清代的独根楠木已是稀少，采办日益维艰，清廷曾禁止官民采用楠木，以供给皇室之需。修建顺治帝孝陵时，因为缺乏楠木，将明嘉靖年间修建的清馥殿金丝楠木拆下使用。此外，由于两建一拆，道光帝在陵墓上的开销实际上超过了任何一座清代帝王陵。
道光帝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在此衰败之世的表现，愧对祖宗和天下百姓。他在遗诏中下令，不得在陵墓前建造歌功颂德的圣德神功碑亭及石像生。被放弃的东陵宝华峪，拆掉后夷为平地，部分材料被运到数百里外的易县，用在了新的陵寝工程上。另一部分材料则被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用在了在东陵修建的陵寝工程上。
咸丰元年(1851)九月，咸丰帝命定郡王载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内务府大臣基溥为相度大臣，同时调精通风水的江西巡抚陆应谷入京协助。咸丰二年二月底，咸丰帝至西陵谒陵，巡视了梁各庄西北的魏家沟，备选吉地。此年九月，咸丰帝至东陵谒陵，巡视了东陵境内的几个吉地，初步定下平安峪。
咸丰九年四月十三日申时，平安峪破土兴工。咸丰帝陵寝确定在定陵，又恢复了乾隆时确定的昭穆之制。道光帝的慕陵，在建筑与布局上有很多改变，咸丰帝的陵墓则恢复了祖制。
同治帝亲政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未来得及亲自确定万年吉地。同治帝死后，慈安、慈禧为他在东陵选定了陵墓地点。实际上在西陵，同治帝已寻到了上吉之地九龙峪，但慈禧为了将自己的亲生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坚持选择风水略逊的东陵双山峪。最终，祖宗之法让给了世俗之情。至于九龙峪，后来留给了光绪帝。咸丰帝陵和同治帝陵都在东陵，打破了乾隆帝当年定下的祖制，即“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亲自确定东陵内的普祥峪、普陀峪为“万年吉地”，两陵建筑、占地面积均相同，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时竣工，普祥峪用银二百六十万两，普陀峪用银二百七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陵寝建成之后十六年，慈禧不顾当时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以“年久失修”为由，对普祥峪陵墓重新大规模修缮，将其主体建筑全部拆除重建。重建工程历时十三年之久。三殿重建之后，梁架全部改用黄梨木，彩画也改为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彩画。改造后的普祥峪，其豪奢程度在清代诸陵中当属第一。
光绪三十四年，东陵普陀峪万年吉地工程开办已十余年，用款二百万两，定于此年冬完工验收。慈禧病危之时，庆亲王于十五日紧急出京，前往东陵，十八日验收完工程，二十一日回到京师。此时，两宫违和的消息已开始传播，“因此人心惶遽，谣啄四起”。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去世，入葬东陵普陀峪。
光绪帝的崇陵是中国最后一座帝陵。崇陵位于清西陵内，原名九龙峪，被确认为万年吉地后，更名为金龙峪。当时及后世均有传言称，慈禧太后过于强势，所以光绪帝在世时，不曾营建万年吉地。在光绪帝去世后，方才急匆匆地在清西陵选择吉地，营建帝陵。
实际上，早在光绪元年，慈禧就已为年幼的光绪帝在西陵九龙峪“定立穴”。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慈禧、光绪帝巡视西陵。此次出巡中，风水大师、内务府大臣英年及相关官员均前往九龙峪相地。
内务府大臣英年，字菊侪，隶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以贡生考取笔帖式。崇彝曾记载了英年升官的原因，英年“本寒士，通风鉴之术，以夤缘李莲英辈，正值光绪十二三年，修三海、颐和园之役，为看苑中风水，盖先得内侍消息，凡宫中所欲作者，皆迎合懿旨，故得进身。数年之间，由三院卿（不记何院）骤升工部侍郎，且兼左右翼总兵”。
英年、翁同龢均认为光绪元年所点的穴不适合，另选了吉地，竖立“金星宝盖”石柱作为标志，准备回銮后，再派员会同钦天监前来勘探点穴。此次点穴之处，在英年看来，为最佳之地，“风水甚旺，龙脉萃聚于斯”。
光绪十三年勘测九龙峪后，预备在秋季兴办万年吉地工程。但由于各种原因被延误，且光绪朝又经历了如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等系列大变动，一直未曾开展。
1905年，光绪登基已经三十一年，军机处奏请钦派大臣修万年吉地，最终也未实施。至光绪帝病逝后，方才开始了崇陵的营建。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条，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大典，经费由中华民国支出。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特派赵秉钧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协商之后，拨款赶修。至1915年，工程完工。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在妙高峰七王坟选择了陵寝基址。七王坟址早在唐代就是佛家圣地，醇亲王奕生前在此养病时，看中了此地，由慈禧与光绪帝赐银五万两买山建坟，于同治七年(1868)开始筹建，光绪二十六年(1900)竣工。不想醇亲王奕的墓地，却引发了风水之争，英年也参与其中。
醇亲王墓道前，有银杏树一株，此树高数十丈，八九合抱，树龄有百余年。英年对慈禧太后云：“皇家风水，全被此枝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枝。”慈禧太后听了有所感触，终究不敢轻动，询问光绪帝。光绪帝虽然性格懦弱，听闻要破坏自己生父的风水，也勃然大怒：“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光绪帝的强硬态度，也让慈禧不满，坚定了要砍树，双方相持月余。一日，光绪帝退朝后，听太监报告，太后一早派了内务府中人，前往醇亲王奕园寝。光绪帝急带了人出京，到了妙高峰时，树已经被砍倒，树根也被掘出。光绪帝“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三年事也”。
英年初期不过是内务府中一包衣，因为精通风水，得到慈禧宠幸，升任内务府大臣。英年也以自己的风水术，为皇家效力。他至东陵巡视时，看到东陵的风水围墙坍塌甚多，树木多被虫所侵害，就此忧虑不已。因为一旦树木被侵害，守陵士兵常隐瞒不报，会造成更大范围的虫害。英年紧急上奏，请求整顿，称此“于风水大有关系”。光绪十四年冬，西苑铁路南段竣工，北段铁路则推迟到来年立春后动工，主要是英年认为本年不宜动土。
在同光年间，三海工程及帝后陵等大工程皆由英年充监工大臣，贪墨几近百万两。八国联军入京师后，英年家中被劫掠一空。其子为浙江候补道员，收拾家中残余钱财，仍得财二十余万两。
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之乱中，英年积极对外主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开出了一份必须加以惩戒的大臣名单，英年也名列其中。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六日，英年被赐自尽。京师人叹息称：“平生为他人看风水，于己身何不慎处之？妙高峰醇王园寝，亦英侍郎所定。伐树之役，或出于主张，冥冥中或亦造因也。”
皇帝的陵寝工程，乃是皇室第一等工程，为了营造帝陵，可以不惜代价，极尽奢华。皇帝登基之后，即堪舆风水，营造陵寝。通过陵寝，帝王们希望能在逝去后过上活着时一样的生活，同时也希望由风水而庇佑子孙。在陵寝中举办的祭祀典礼，以期凝聚其后世子孙，塑造皇家权威，维持王朝万载。只是奢华的帝陵，在后世常成为盗墓者们的目标。帝王的枯骸，最终也成为一堆尘埃。繁华皆空，帝陵成土。
三 样式雷家族
样式雷家族是清代著名的建筑世家。有清一代，雷家执掌样式房，皇家建筑多由雷氏家族制图设计，由此得名“样式雷”。
内务府中设有营造司，负责建筑的修缮与日常维护。营造司是清朝内务府所属七司之一，掌宫廷修缮事务，凡宫殿及庭园工程，大者会同工部办理，寻常岁修自行承办。
营造司在圆明园中设有样式房，样式房的负责人称为“掌案”。样式房负责宫廷建筑的设计图（画样）、建筑模型（烫样）、设计说明等。在修建宫殿建筑时，每座建筑都要做出烫样，呈给皇帝定夺。烫样是根据实际建筑，依照一定比例，以纸片、木条制成模型，以小烙铁烫成型，然后加上说帖，注明建筑的尺寸和形制，呈给皇帝定夺。烫样由单个建筑组成庭院，再形成建筑群，建筑群中以山水林木点缀。
除了样式房外，样式雷在内务府还有“楠木作”的工作。楠木作又称“南木作”，主要负责建筑中的硬木装修，因为质坚纹美的木材主要产自南方，故而得名。楠木作与样式房的工作完全不同，却由雷氏家族兼任，雷氏“世守之业，则圆明园楠木作与样式房掌案二职也”。
雷家之发迹，源于北迁第二代雷金玉，“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获得皇室赏识。此后皇室楠木作事务，多由雷家世代承袭。朱启钤在《样式雷考》一文中，认为雷金玉曾“投充内务府包衣旗”，实际上并没有此事。
雷氏本支系江西南康府建昌县千秋岗分支，至明末流寇四起，赋税日重，民众离散，土地荒芜。明崇祯八年(1635)，雷氏家族的雷振宙、雷振声为躲避江西建昌县的差役，迁住南京。雷振声之子雷发达拜擅长木工的叔父雷振宙为师。南京城内有各种宫殿、庙宇、园林，汇集了诸多精良匠人，为雷发达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提升了其木工技术水平。
至明清鼎革后，建昌县遭到了兵灾，族人多跑到南京避难，此后雷氏族人在金陵定居。样式雷家族的发迹始于北迁的雷发达。康熙二十二年(1683)，雷发达带领族人北上，是为供职皇家之始。自此，雷氏定居海淀，直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被焚毁，方才迁居城内。
雷发达的长子雷金玉，来京后在国子监完成学业，考取州同，候补于北京，很难得到实职，就接替父亲“领楠木作工程”，依靠技术吃饭。此时恰逢畅春园开工，雷金玉凭借家传的技术脱颖而出。畅春园效法江南园林兴建，工程全部由内务府营造司负责，不用宫外匠役。
畅春园正殿“九经三事殿”上梁时，康熙帝亲临，观摩上梁典礼。此时，突然发生变故，“金梁举起，卯榫悬而不下”，在场众人无不惊愕。技术精湛的雷金玉挺身而出，“袖斧猱升，斧落榫合”，成功上梁，得到康熙帝青睐，赐内务府七品官，食七品俸。之后，雷氏开始发迹，负责承办宫殿、陵寝的图样及烫样。
圆明园的建设工程前后持续了近一百年。为了工程项目顺利进行，特意在圆明园中设置了“样式房”。雷氏家族一直供职于圆明园样式房。清代皇室的重要工程，如圆明园、颐和园、万春园、香山、景山、清东陵、清西陵、避暑山庄等建筑群中的很多建筑物，均出自样式雷家族手笔。
雷金玉七十岁时，皇子弘历曾题“古稀”二字匾额相赠。雷金玉七十一岁去世，归葬于江宁。处理好丧事后，四个成年儿子留在南方，随乃父灵柩南下江宁，此后也未服务于皇室工程。雷金玉去世时，幼子雷声澄出生仅三个月，留在北京由寡母张氏抚养。
雷金玉死后，其在样式房的掌案被人夺去。据雷氏后世子孙记载，张氏去“工部”哭诉之后，为幼子争取到了一个样式房的职位。雷氏家族一直供职于内务府样式房，而不是工部，雷氏族人也不会弄错祖先的供职单位，其中原因，在于内务府营造司也称“内工部”，简称为“工部”。雷声澄成人后，进入样式房，成为样式雷家族的第三代传人。雷声澄熟练掌握了样式房技艺，参与了乾隆中后期的工程建设。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雷声澄在承德办理差事时去世。
雷声澄有三子，分别是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他们是雷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雷家玺在乾隆朝承办了三山五园、避暑山庄、外八庙、嘉庆帝昌陵等工程。乾隆帝八旬万寿节时，雷家玺负责由圆明园至皇宫沿途的景点设计，有各种景点数百处。雷家玮曾随同乾隆帝南巡，各地官员富绅为了讨好皇帝，出巨资请雷家玮设计行宫与河堤石坝，发了大财。雷家三兄弟齐心协力，共同承办了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系列皇室工程，为雷氏家族带来了新的辉煌。
雷家玺第三子雷景修，乃是样式雷第五代传人代表。十六岁时，雷景修随父亲在圆明园样式房学习。道光五年(1825)，雷家玺去世之前，考虑到儿子缺乏经验，难以胜任掌案工作，就交给同事郭九。在郭九的指导下，雷景修苦学了二十余年的样式房手艺。
咸丰二年(1852)，郭九去世后，四十六岁的雷景修执掌样式房。雷景修一生工作最勤，家中积累了众多的图稿、烫样。雷景修虽然技艺高超，但他所处的时代，大清国已是国力枯竭，无力从事大工程，他也没有太多用武之地。
雷景修第三子雷思起为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起十六岁时即进入样式房学习，每日清晨在家打扫卫生、备好早点后，再去当差。在样式房的岁月里，雷思起刻苦学习，熟谙制作技术。但是，道光一朝，皇室没什么大规模工程，样式房差务减少，雷家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雷景修一度生活拮据，靠薪资生活。据他回忆，二十岁时，每月工钱不过四五吊而已。咸丰朝时，虽然财政开支紧张，皇室仍进行了系列工程，雷思起也忙碌了起来。除了承担皇室工程外，雷思起还为王公大臣设计宅院，引发风水之争的醇亲王西山妙高峰陵墓，即出自其手笔。妙高峰陵墓工程设计完成后，醇亲王赏给雷思起十两银子，钱虽然少，但结下的交情却深了。
同治朝时，清室曾想修复被焚毁的圆明园，雷思起与儿子雷廷昌进上图纸、烫样，多次被同治帝召见。后圆明园重修工程虽然停止，但样式雷绘制的图纸与烫样却保留了下来。雷思起为咸丰帝修建定陵，立下大功。同治十二年(1873)，雷思起随同慈安、慈禧考察万年吉地。光绪二年(1876)，雷思起因为同时负责定东陵和惠陵工程，操劳过度，病重身亡，由其子雷廷昌接手工程。
雷思起长子雷廷昌为样式雷第七代传人，曾负责西苑三海工程，扩建颐和园，修建同治帝惠陵和慈安、慈禧太后陵墓。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清漪园时，十五岁的雷廷昌目睹了这场巨变。雷家在海淀的房屋也被洗劫一空，遂迁至内城居住。因为同治帝惠陵工程，雷廷昌获得朝廷褒奖，成为样式房掌案。根据雷氏家族百年来的经验累积，雷廷昌主持了颐和园的修建工程，受到后世建筑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在雷氏家族中，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在保存下来的雷氏家族的短札中，就有一封自称“叔”者写给雷廷昌的信，信中就东陵普祥峪工程表示了竞争之意：“廷昌见字。我耳闻，此差派廷栋。又耳闻大概钱粮数六七十万两，侄赶早出去打听。见见五爷（惇亲王奕），万一派你更好，不然日后咱家差使他人当上，至嘱，至要。再启，日后如大陵下来，恐其廷栋当上，咱就将差使乏了。此时万不可乏了，恐日后差使难回来，大要紧。叔具。”
雷廷昌有叔父三人，分别是雷思振、雷思泰、雷思森，写信者乃是三人中的一人。信中所云的雷廷栋，是远房雷思跃的儿子，此时已别居。东陵普祥峪工程项目经费有六七十万两，是故雷氏家族内部为此展开了竞争。
雷廷昌的儿子雷献彩于光绪三年(1877)出生，此年乃父刚因惠陵工程而得到嘉奖。雷献彩承袭了雷家的技术，二十一岁时就担任了样式房掌案，主持了“天地一家春”等工程。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内城墙、颐和园、西苑等处遭到很大破坏。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光绪帝从西安返回京师后，开始了修复工程。在修复工程中，雷家出力颇巨，这也是晚清灭亡前雷家最后的辉煌了。
样式雷家族的收入，主要来自工程招标及采购的回扣，以及为王公大臣及富豪设计收取的费用。大清一倒，雷家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民国年间就衰败了。1932年，雷氏后人将家中的数千图样和数百烫样卖出，至1949年后又被故宫博物院收回。
四 重修圆明园风波
同治一朝在后世的标签是“中兴”，但并不是指大清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危机，进入了蒸蒸日上的时代。“中兴”的标志，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与各地的起义，二是由洋务运动开启了求富求强之路。至于同治帝，他在整个同治中兴中无足轻重，他正式当政的时间也不过两年，此间不但无所作为，还搞得鸡飞狗跳，让军机大臣们头痛不已。
同治帝长年在弘德殿读书，几个老师都是理学夫子，每日都灌输一堆圣王事迹。小皇帝读书极辛苦，每天五点就要到书房，先练弓箭，再学蒙古语、满文，再读汉书。每天的功课排得满满的，读生书、背熟书、练字、默写，日复一日。
翁同龢在日记中对同治帝亲政前的行为有较多记载，可以看到，翁同龢时常语重心长地教导小皇帝要珍惜光阴，好好读书。可小皇帝在读书时就是不认真，不是嬉戏，就是倦于思考，看到书就头痛，要逐字教导，十六岁时还“读折不成句”。
一个人如果长年累月地沉浸在说教之中，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屈服，真心地信仰并投入其中；二是叛逆，一有机会就爆发。同治帝是后一种。
陪伴在小皇帝身边的，不是迂腐的老夫子，就是残缺的小太监。老夫子们不可亲近，就转而与太监们热络。年少的皇帝对太监们充满了感情，“上用糖赏小太监”并不少于“上用糖赏师傅”。九岁时，小皇帝竟然组织小太监演戏，让帝师们惊恐不已。小皇帝用宫内库存的绸缎制作戏衣，并大方地拿出银子打赏太监。这也怪不得小皇帝，他的母亲慈禧更是戏瘾极深。
同治八年(1869)，十四岁的同治才开始升座听政，也就是开始“实习”了。同治十一年，十七岁的皇帝选择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为皇后。大婚的准备工作自同治八年开始，一直到同治十一年结束，前后持续了三年。大婚的礼仪也从十一年七月纳彩礼至九月筵宴礼，持续了三个月。举办如此隆重的婚礼，也是希望借助喜气洗洗过去几十年大清国的晦气，进入一个繁盛时代。重担压在了在同治帝身上。
此次婚礼，耗费甚巨，内务府屡屡请户部拨银，户部也无银可拨，叫苦连连：“此次内务府请于四、五、六等月。共拨银一百八十万两。既据户部奏称，部库现仅存银一百一万余两，势难周转。”可开销还是不能减少，“着户部就现有银两，酌量动拨，以资应用”，同时也令内务府将应办各件，权衡缓急，力求节省。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十八岁的皇帝正式亲政，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已算是晚的了，顺治帝、康熙帝都是十四岁开始亲政。虽然如此，可他那野心勃勃、权力欲旺盛的母后慈禧，此年不过三十九岁，怎肯退居幕后？慈禧指示，同治要不时去弘德殿读书，帝师们也照常入值，在重大场合必须有母后坐镇。
正式当皇帝没多久，同治帝准备雄心勃勃地做件大事，既让老娘慈禧开心，也让自己的精力有地方去发泄。
紫禁城内房屋结构严谨，山色水路不能与圆明园相比，素有“红墙绿瓦黑阴沟”的恶评，久住让人生厌。慈禧对圆明园有着诸多美好的回忆，希望能重修圆明园，但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曾一度表示“养心殿地太迫窄”。儿子明白老娘的心思。次年是慈禧的四十岁生日，为了让老娘安心退休，找个地方快活养老，不要过度干涉儿子的事情，同治帝决定重修圆明园。
重修圆明园的计划，皇帝说得冠冕堂皇，既为了让两宫皇太后养老，也与内务府官员的鼓噪有关。
内务府负责管理皇家财产及经费，每年由户部拨出经费作为皇室开支。凡大的项目，内务府官员侵吞虚报，捞得盆满钵满。咸丰时期，军费上的开销将大清国库存银吸空，内务府也跟着过起穷日子，每年支出仅四十余万两。
到了同治时期，随着战事平息，内务府经费也宽松了，每年能有百万两。对内务府官员而言，最快捷的捞钱方式就是上马大工程，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侍读王庆祺等人一起鼓动同治帝重修圆明园，好发一笔横财。
同治帝不可能将内务府每年一百万两银子的经费全部挪去重修圆明园，遂决定“择要兴修”，重修圆明园的三分之二，同时另谋修园经费。为了筹出修园的钱，同治帝下令京内外官员捐钱。
修园的钱还没有筹到多少，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上奏，请暂缓重修圆明园。同治帝看了大怒，将沈淮召过来骂了一顿，并告诉他，朕修园是为了尽孝，你想阻止吗？
十月初八日，内务府雇了工人开始着手清理圆明园中的断壁残垣与渣土废料。
十月初九日，恭亲王捐了二万两银子，同治帝大喜，到底还是叔叔够意思。不想此时又有多嘴的御史游百川上奏，请停修圆明园，反对理由却极其苍白：自公使驻京之后，一些洋人时常到圆明园遗址游玩，如果重修之后，吸引洋人在附近修建房屋，“听之不可，阻之不能”。
同治帝一看又是勃然大怒，大骂游百川，你阻止朕尽孝之心，天良何在？立刻将游百川革职，同时警告群臣不准再上奏劝阻。
就一个刚登基的皇帝而言，年少气盛，精力无穷，实希望能有天下瞩目之举。搞大工程、大活动、大项目，自然能吸引民众关注，并作为功业点缀，此点古今中外一律。同治帝将重修圆明园视为登基之后的第一得意杰作，雄心壮志沸腾，已是迫不及待，哪里能容忍别人阻挠！
慈禧对于圆明园也是充满了念想，看到皇帝送上的旧居“天地一家春”“万春园”装修图样，竟然亲自操笔，加以修改。母子一心，其利断金，臣子们也没法阻挡了。同治十三年(1874)一月十九日，重修圆明园工程正式开工。
咸丰十年圆明园被火焚烧后，尚有多处保存完好的建筑。此后内务府也派出太监看守，不准外人出入。不过各种盗窃事件屡屡发生，防不胜防，不但外人来偷，负责看守的太监也监守自盗，甚至有洋人想摸进园内。重修之前，同治帝让负责皇家工程的“样式雷”雷氏家族做了调查，圆明园尚存有十三处建筑。
处理政务极其懒惰的同治帝，对重修圆明园却无比积极，行事更是雷厉风行，他想赶在十月初十慈禧的生日之前完工。“样式雷”家族所保存的同治帝发来的旨意中，有大量“赶紧办”“速进园”的字样，可见同治帝何等心急火燎。
可开工之后，却发现问题百出，不单缺钱，更缺少原料。早年修建圆明园时，所使用的都是巨木，采购运输，耗时甚久。内务府行文两广、两湖、川、闽、浙等省，要求每省采办巨木三千根，在三月之前送到京师。突然之间，让各省献上巨木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此事是皇帝所要办的，各省督抚只能硬起头皮，组织民众进山伐树，民众被骚扰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至于修建园子的经费，内务府几年来入不敷出，屡屡向户部要，美其名曰“借”。此年正月，同治帝曾特意颁发谕旨，今后内务府钱不够时，不得再向户部“借”钱。既然不能向户部要钱，那就得另辟财源。
